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居住在韩国的外籍研究人员中，印度和中国籍研究人员占比近六成。 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政宪23日发布的法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年8月期间，在韩居住的外籍研究人员总数达4629人。 从国籍分布来看，印度籍研究人员以2262人位居首位，占总数近一半；中国籍研究人员518人，排名第二。两国研究员合计占总人数的60.1%。此外，巴基斯坦（304人）、伊朗（184人）、越南（162人）等国也是主要来源国。 分析认为，在韩外籍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些国家在信息技术、工程等理工科领域拥有人才优势。 从研究签证（E-3）发放情况来看，2020年为639人，2021年增至1059人，此后连续三年下降，2022年为1031人、2023年为835人、去年降至621人。今年截至8月，已有444人持研究签证入境。 李政宪指出，在高端海外人才持续减少的同时，特定国家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亟需缓解。由于研究签证涉及敏感技术泄露或滥用风险，政府部门需从安保角度加强应对。他建议，政府在拓展全球合作的同时，应同步建立研究安全制度，为可持续人才引进夯实基础。 在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国家竞争力核心的背景下，韩国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KIRD）近日宣布，将推进面向在韩外籍理工科研究人员的“海外研究人力全周期定居支持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约占韩国理工科硕博研究人员总数10%的外籍人才更好适应韩国生活，从日常生活到科研、职业发展、就业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支持内容包括生活指南手册、伙伴互助计划、专家咨询等服务。 今年，该项目将在韩国四大科学技术院、科学技术联合大学院大学（UST）、基础科学研究院（IBS）试点实施，计划自明年起扩大至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同时，KIRD针对硕博研究生，将提供职业探索与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韩国研发（R&D）模拟课题策划、科研实习等专项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则可获得韩国研发体系培训、领导力教育等高层次服务。

一项调查显示，在韩国研发（R&D）预算持续削减的态势下，基础研究类项目的规模显著收缩，导致本年度主要研究课题的入选率降至以往的三分之一水平。 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黄靖雅于21日从韩国研究财团获取的资料显示，优秀新进研究项目的资助入选率已从2021年的31.3%降至今年的10.2%；同期，中长期第一课题研究项目的入选率也从38.7%大幅下滑至12.7%。 2023年政府推动研发预算结构调整期间，指出原有研发项目存在“分散化、碎片化”问题，因而决定推进课题的大型化整合，并取消了此前支持“草根研究”的小规模资助项目。这一政策变动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呈下降趋势的课题入选率，使其跌落至原先三分之一的水准。 受政策与预算削减的双重影响，基础研究课题数量已从2021年的1.5183万项减少至1.1827万项。研究界普遍批评称，与预算缩减相比，课题数量的减少所带来的冲击更为严重。由于个人基础研究通常遵循“一人一课题”的原则，若小额资助项目持续缺失，未能获选的研究人员数量将逐年累积，最终将导致“研究大饥荒”。此外，用于支持国内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世宗科学奖学金”项目，其入选率也从20.6%急剧下降至9.5%。 尽管政府今年紧急追加了885个为期最长三年、每年资助7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5.6万元）的创意课题，以及400个每年1亿韩元的新进“种子研究”项目，但仍被指这些措施属于“临时补救”，并未真正纾解研究群体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创意课题的最终入选数量增至1291项，同比增长45.9%，但入选率仍仅维持在19.4%，未能恢复至以往水平。 同样，每年资助1亿韩元的短期项目“新进种子研究”入选率也仅为18.8%，远低于以往职业生涯首次研究项目约50%的资助比例。科研界指出，若缺乏稳定的入选率保障，新进研究者将难以开展独立科研工作，并对实验室后续人才的教育与科研连续性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呼吁公开相关评选数据。然而自2023年研发预算调整以来，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已不再公布该类入选率信息。 某科学技术院教授表示：“2022年时，职业生涯首次研究项目的入选率仍保持在50%以上，但随着该类项目的取消，实验室几乎无法制定长期研究计划。希望未来政策能够优化，使入选率保持在一定区间内，增强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对此，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相关人士回应称：“今后将考虑以研究者获取经费的‘受惠率’为核心指标进行管理，并计划延长短期项目的执行周期，以期提升科研工作的稳定性。”

6日，全球社区平台Exprive在首尔圣水洞KT&G想象空间顺利举办第二届“Exprive Career Exchange（Cx）”，这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外国人职业交流会。本次活动旨在为在韩外国人才和韩国企业搭建交流、招聘及网络互联平台，涵盖化妆品与美妆、时尚、娱乐、科技、市场营销、教育等八大行业小组论坛。 当天下午5点举行的专题讨论“中韩开拓者：从中国到韩国——在商业与文化中架起新桥梁”环节中，四位在韩中国人才分享了各自在电商、文化产业、影视制作和医疗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职业见解，为现场观众提供了宝贵参考。本报记者在讨论前对其中三位嘉宾进行了独家采访。此次专题不仅展示了中韩人才在各行业的实际经验，也为未来跨国合作提供了启示，助力参与者探索中韩合作的新路径。 ▲王小雨：文化产业合作与观众偏好 王小雨负责Exprive的中国业务，曾在华谊兄弟韩国分公司工作，参与韩国网剧和网漫的出口及中国影视内容引进，也曾在旅游资讯网站KONEST工作。她在韩国生活多年，经历涵盖影视制作、博主运营及广告策划等领域。 谈及参与此次交流会的契机，王小雨表示，许多在韩留学生和年轻人才希望留在韩国发展，但在获取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方面存在困难。她认为，自己和在韩多年的前辈们可以起到桥梁作用，不仅为后辈提供行业信息和机会，也帮助有需求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 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王小雨分享了自己参与的中韩项目经验。她曾负责协调由中国演员参与的影视作品制作，并统筹韩国团队提供编剧、导演、服装及后期制作支持。即便在“萨德风波”期间，中韩内容交流受限，制作团队的合作仍持续进行。她也强调，中韩文化产业合作不仅是内容交流，更涉及技术和制作层面的深度融合。 此外，王小雨谈及中韩观众在内容偏好上的差异。她引入的多部中国现代剧在韩国市场反响良好，尤其是由赵露思主演的《我，喜欢你》剧情轻松甜美、男女主角颜值高，非常符合四五十岁韩国观众的喜好。她发现，韩国观众偏爱“甜宠型”剧情，觉得观看中国剧比韩剧更轻松解压；而中国观众则更倾向节奏较快的韩剧。这种差异为中韩内容制作和选片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反映出在跨文化合作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市场观众的观看习惯。 ▲张英平：影视制作经验与中韩合作观察 张英平现任韩国影视公司Viewtyque制片人兼项目经理，专注于电视剧及短视频内容制作。曾在SBS Medianet海外业务团队工作，长期致力于推动韩国文化内容的全球化拓展。 谈及参与交流会的契机，张英平表示，自己在影视行业工作多年，与不少业内人士保持联系。她发现，许多有意进入韩国大型媒体公司的中国年轻人才对行业状况了解有限，因此希望通过分享自身经验，为有志在韩发展的后辈提供实用信息和指导。 张英平指出，韩国影视内容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受欢迎，包括电视剧、综艺和短视频。近年来短剧和短视频迅速兴起，许多海外品牌由中国资本参与出海制作，而韩国提供制作团队和演员，这种合作模式已较为普遍。她强调，中韩合作必须尊重韩国本地文化和制作体系，不能简单照搬中国模式。 谈及中韩合作的挑战，张英平表示，受“萨德风波”影响，部分合作项目受限；此外，韩国制作成本高、内容回收周期长，中国资本有限，盈利难度较大。在韩国，大公司和电视台的制作体系成熟，更注重整体质量与回报比；同时，外国投资方对内容的要求严格，这与行业规律存在差异。因此，她认为，中韩影视合作在内容制作上，需要综合考虑资本投入、制作成本和市场回报等多重因素。 ▲郑红梅：医疗观光与跨文化服务探索 现任Exprive医疗团队经理的郑红梅，曾在医疗观光公司Catch Meinv和无忧爱美网工作，具备医疗团队及跨文化医疗服务管理经验。她在韩国生活已十二年，经历涵盖导游、医院翻译及医疗观光服务等多个领域。 谈及参与交流会的契机，郑红梅表示，她希望分享自己在韩国求职过程中，作为中国人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经验，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聆听其他与会者的实践体会，实现双向交流。 郑红梅指出，尽管韩国医疗水平较高，但外国人在选择医院时仍面临信息判断的难题。“虽然医院信息可以在网上查到，但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医院仍然不易。”她强调，医疗术语的精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这也是她持续学习医疗管理的初衷。 她进一步提到，语言问题虽可通过中文翻译解决，但术后随访和康复指导仍存在盲点，患者常难以联系医院或中介，影响整体就医体验。郑红梅认为，完善服务后的信息衔接和沟通，是未来中韩医疗合作亟需改进的重点。同时，中国审美趋势变化迅速，尤其是上海、深圳的创新风格，也为韩国医疗团队提供新的参考方向。她强调，中韩在经济、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在短期学习和研修项目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尤为重要。 此次Cx活动通过专题讨论和经验分享，呈现了中韩在医疗、文化和影视领域的合作现状与实践经验。王小雨、张英平和郑红梅的分享，不仅揭示了跨文化合作的具体做法，也为人才流动、内容制作和医疗服务提供了参考。参与者通过交流获得职业启示，同时对中韩合作的可能路径和发展空间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反映出两国在多领域合作中的潜力。

全球社区平台Exprive于5日表示，将于本月6日在首尔圣水洞KT&G 想象空间举办第二届韩国最大规模的外国人职业交流会“Exprive Career Exchange”（以下简称“Cx”）。本次活动旨在为在韩外国人才和韩国企业搭建交流、招聘与网络互联平台。 大会设立化妆品及美妆、时尚、娱乐、科技、市场营销和教育等八大行业小组论坛，由40名在韩国活跃的外国专家分享经验并开展深度讨论。前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吴俊与美妆总监吴敏（音）将作为特别嘉宾，分别就“迎来光复80周年的韩国社会多样性”及“走向韩妆内容创作者之路”进行演讲。 参会企业和机构阵容同样亮眼。包括生产射频紧肤设备的Classys、韩国化妆品产业研究院旗下Beauty Play及韩国市场调研咨询机构BCC Global等，将设立招聘展位，并提供面试妆容指导及企业文化适应培训。 据悉，Exprive去年首次举办该活动时，已吸引驻韩大使馆、全球企业及外国专家参会，强调韩国社会多样性及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性。今年大会参会人数大幅增加，预计达1000余人，并通过招聘咨询、专题研讨及全球网络交流，力求带来更为实质性的成果。 Exprive代表白承敏表示：“Cx不仅是招聘会，更是外国专家与韩国企业互相学习、建立联系的平台。我们希望支持全球人才在韩国发展，同时提升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据韩国女性家族部5日消息，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对2980家提交2024年度业务报告的公示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去年男女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其中，男性平均年薪为97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女性为6773万韩元，男女之间平均工资差距为30.7%，较前一年的26.3%增加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工资均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女性降幅（-6.7%）大于男性（-0.8%），导致差距扩大。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信息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雇员较多的行业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拉大整体差距。制造业的差距从2023年的20%上升至去年的29.1%，增加9.1个百分点；信息通信业从30.3%升至34.6%，增加4.3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则从30.2%升至31.2%，增加1个百分点。 去年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行业依次为批发零售业（44.1%）、建筑业（41.6%）、信息通信业（34.6%）。差距较小的行业包括艺术体育及休闲相关服务业（15.8%）、餐饮住宿业（17.7%）、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22.5%）。此外，公示企业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1.8年，女性9.4年，性别间的在职年限差距为20.9%，较前一年的23%缩小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344家公共机构的性别工资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平均工资为7267万韩元，女性为5816万韩元，性别工资差距为20%，较前一年的22.7%缩小2.7个百分点。公共机构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0.5年、女性8.4年，性别差距为19.9%，较前一年的29%缩小9.1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在职年限差距缩小通常会带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在去年公示企业中，在职年限差距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女性家族部分析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资不仅受到在职年限影响，还与职位、雇佣形式等多种因素相关。 女性家族部表示，未来在进行性别工资差距分析时，计划纳入年龄、职位、雇佣形式、职业中断与否、职务特性等多重变量，更加精准查明差距原因。同时，女性家族部还计划通过引入“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推动企业公开薪酬信息，努力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半数儿科医生集中于首尔和京畿道地区，首都圈与地方之间的儿科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医疗水平差距高达两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3日发布的《儿童与青少年医疗体系改善方案研究》显示，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490名，其中首尔（1510人）与京畿道（1691人）合计占比达49%。相比之下，世宗（78人）和济州（71人）的儿科医生数量均不足百人。 从执业机构来看，全国53%的儿科医生（3423人）任职于一级医疗机构（即诊所），而在医院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执业的儿科医生为1808人，约占28%。以18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人口为基准，2022年全国每千人对应的儿科医生数为0.80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以每千人1.15名儿科医生居全国首位，釜山（1.01人）、大邱（1.01人）、光州（0.97人）等大城市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庆北地区最低，仅为0.52人，其余包括忠南（0.56人）、全南（0.59人）、忠北（0.62人）、蔚山（0.62人）、济州（0.65人）、世宗（0.69人）及仁川（0.70人）均低于全国均值。 地区间最大差距出现在首尔（1.15人）与忠南（0.56人）之间，相差约两倍。研究团队指出，该现象反映出儿科医生明显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了地区间儿童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均衡。同时，儿科住院医师数量持续减少。2018年，全国儿科住院医师共计816人（其中三级综合医院519人、综合医院297人），至2022年降至395人（分别为293人与102人），降幅达29.8%。 研究团队认为，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儿童与青少年人口减少，已成为威胁儿科医疗体系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近期，儿科专业医师数量缩减及医疗资源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为此，研究团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改善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强对专业医师培养与职业保障的系统支持、完善儿科医疗服务支付与补偿机制，并通过优化治理体系与推进相关立法修订，以保障儿童医疗服务的稳定供给。

Z世代的社交方式时常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此前亦因“躺平”、“回避内卷”和“悄然辞职”等现象受到诸多争议。他们似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社交“代码”，往往令外界感到新奇与难以理解。近日，全球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兴起与Z世代（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者）相关的新话题——“Z世代凝视”（Gen Z Stare），迅速登顶热搜榜。当服务人员热情询问“需要帮忙吗？”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如以往般迅速作出回应，而是选择面无表情地凝视对方片刻，随后默默移开目光，该行为引爆全球多个社交平台的热烈讨论。 所谓“Z世代凝视”，是指在人际交流中不立即以语言回应，反而出现短暂的表情空白，目光停滞、神情放空，仿佛沟通出现“卡顿”。这一现象尤其多见于与服务行业陌生人的互动，或工作环境中的日常沟通。《福布斯》将其描述为“如同公路上被车灯突然照到的鹿”，形象地捕捉了其中所呈现的怔忡与抽离感。 部分千禧一代（1983年至1995年间出生者）认为，Z世代在工作与人际交往中常常表现出令人不适的沉默和缺乏情感投入。有批评指出，这类行为是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不足的表现。在长辈眼中，这样的反应往往被视为“失礼”，甚至令人感到“被冒犯”。 然而，Z世代认为这是减少不必要客套及以最直接方式传递信息的新型沟通方式，他们提出，过度热情和冗长的社交对话实际上构成一种“社交负担”，而适当的沉默与眼神交流足以传达“我明白了”或“我不需要帮助”的含义。网络上亦有观点认为，以往必须挤出笑容以示回应，而现在只要一个眼神就够了，这是对“过度礼貌”的反击。 专家分析指出，“Z世代凝视”现象与新冠疫情和数字化成长环境密切相关。Z世代在成长的关键阶段，线上课程、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占用大量时间，虚拟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流。在屏幕背后，频繁的眼神接触不再必要，他们更习惯于借助文字和表情包完成互动。此外，疫情期间普遍佩戴口罩，致使面部表情难以识别，也在无形中促使年轻一代在现实社交中逐渐减少表情的使用。 在中国，“Z世代凝视”亦被称为“00后凝视”，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广泛关注，“社交冷感”、“懒得回复”及“拒绝内耗”等话题持续升温。许多年轻人坦言，“少说话、多沉默”已成为自我保护的策略。他们认为，疏离实则是恪守边界感的礼貌体现，通过眼神回避无效寒暄，被视为一种更为节能、高效的非语言沟通方式。Z世代的沉默，本质上传递的是“我虽没兴趣，但依然在场”的社交姿态。 中国社交平台Soul发布的《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显示，54%的年轻人将“保持经常联系，同时享有独处空间”视为理想的社交状态，而仅有12.6%的受访者选择“频繁黏在一起”。反映出亲密关系不再是年轻一代的生活刚需。他们更追求在自主性与情感联结间取得平衡，紧密的人际关系逐渐稀释，转向更为轻盈的“搭子社交”。这种保持边界感和独立性，避免过度依赖和情感黏腻的社交模式，被称为“零糖社交”，喻指年轻人致力于剥离传统社交中过度的情感绑定与社会义务，转而追求一种清爽、低负担的社交体验。 韩国名知大学青少年研究专家权日南（音）教授指出，与信息量丰富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线上沟通显著简化了情绪表达，促使Z世代更倾向于采用低能量消耗的社交模式。当这种行为习惯延伸至现实生活，便形成了“沉默+凝视”的交流风格。 “Z世代凝视”就像是弱者无声的抵抗，虽静谧且微弱，却比“以卵击石”更显稳妥，也比无动于衷、完全漠然多一丝表达。“Z世代凝视”争议背后是代际认知的割裂。每一代人均承载自己的时代印记，而隔阂往往源于不同群体在经验积累与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一味苛责年轻人缺乏礼数、社交能力不足，以批评掩饰对新社交形态的认知焦虑，未尝不是另一种出于自我维护的防御机制。

长期以来，公务员被视为稳定的“铁饭碗”，但在韩国，这一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薪资待遇相对偏低，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位的热情正在快速降温。 根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及青年层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附加调查结果，截至今年5月，在20至34岁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过去一周内备考7级、9级公务员招录考试的“考公族”人数为12.9万人，同比减少3万人，创自201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数据显示，备考一般公务员的青年人数已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从各年度来看，2017年为30.6万人，2018年和2019年降至24万人，2020年一度反弹至26.8万人，2021年更是攀升至31.3万人的峰值。但此后人数急剧下滑，2022年骤减至23.9万人，2023年降至21.4万人，去年首次跌破16万人，今年进一步减少至12.9万人。 不仅是一般公务员，其他公共部门职业也呈现类似趋势。备考包括行政高考（5级公务员）专利代理人、会计师等专业资格考试的人数从2021年的10.5万人降至今年的8.1万人。 此外，备考教师资格考试的青年人数从2020年的4万人减至去年的2.3万人，今年维持在2.4万人左右。公营企业和媒体机构的备考人数也从2020年的11.7万人降至去年的8.2万人，今年虽小幅回升至9.2万人，但仍处于低位。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选择进入民营企业就业的青年人数同比增加4.1万人，达到23万人，创下2017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薪资待遇偏低”。韩国人事革新处面向2.7万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1月发布结果显示，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与民营企业相比报酬偏低”（88.3%）。其他原因依次为“恶性投诉造成的工作压力”（39.8%）、“等级森严的组织文化”（15.9%）。 面对这一现状，韩国全国公务员工会2030青年委员会上月呼吁政府改善公务员待遇，防止人才因经济因素流失。 针对基层公务员流失加剧的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在6月国务会议上强调，必须改善初级公务员待遇。人事革新处回应称，将“重点提高低年资、一线及实务岗位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并计划在2027年前将9级公务员起薪提升至每月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21日发布的《以国民为中心医疗改革推进方案研究》报告显示，首都圈每千人拥有的重点医疗专科医生平均数量为1.86人，而非首都圈地区则仅为0.46人，不足首都圈的四分之一，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显著。 该研究基于内科、外科、产科、儿科、急诊医学科、心胸外科、神经科及神经外科等八大核心医疗专科的医生数量，并结合各区域人口规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显示，相较于皮肤科、整形外科及眼科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专科，重点医疗领域因经济回报较低、工作负荷重及医疗事故风险较高等因素，面临更为严重的医师回避现象，导致该类医疗人力严重短缺，且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圈。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每千人重点医疗专科医生数量居全国之首，达3.02人，其次依次为京畿道（2.42人）、釜山（0.81人）、大邱（0.59人）、仁川（0.55人）及庆尚南道（0.53人）。其余地区如光州、庆尚北道（0.36人）、大田、全罗北道（0.34人）、忠清南道（0.31人）、全罗南道（0.29人）、江原道（0.25人）、忠清北道（0.24人）、蔚山（0.18人）、济州（0.12人）及世宗（0.06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中指出，尽管非首都地区医生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定居条件、职业发展机会及社会资源等因素，医疗人才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仍然持续，地区间医疗人力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此外，相较于其他领域，重点医疗领域因报酬水平偏低及职业风险较高，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地区的医疗服务空白。随着医疗人力持续向首都圈集聚，未来不同专科与不同区域间的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提高重点医疗服务的报酬水平，并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医疗收费体系。 针对医学院扩招问题，报告中指出，尽管前政府先前增加2000名招生名额，后因医政争议回调至3058人，但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及慢性疾病患病率持续攀升，若维持当前招生规模，预计未来医疗供给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并预测称，截至2035年，韩国将面临约1万名医生的短缺。医疗人力不足不仅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覆盖不足，还可能加剧地区间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因此亟需确立并维持合理的医学人才培养规模。 保健社会研究院强调，关于“合理招生规模”及“扩招实施路径”的决策，政府应在与医疗界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医学教育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政策落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临床医生（含韩医）的每千人拥有量为2.6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二；若不包含韩医，则这一数字降至约2.1人，处于OECD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