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政府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拉动，韩国9月服务业就业形势显著好转，整体就业人数创下19个月来的最大增幅。然而，制造业与建筑业持续低迷，青年就业困局依然严峻，就业市场呈现冷热不均的格局。 据韩国统计厅17日发布的《9月就业动向》，上月就业总人数达2915.4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1.2万人，为时隔19个月以来的最高增幅。 今年以来，就业人数增长总体保持稳定。自2月增加32.9万人的高点后，除5月外，月度就业增幅均在10万人左右。 9月就业人数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就业人数同比增长2.8万人，增幅创下2017年11月以来的最高；住宿和餐饮业增加2.6万人，增幅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大。 韩国统计厅社会统计局长孔美淑指出，商业设施维保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就业人口的转增直接带动了9月新增就业突破30万人。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发放的“民生恢复消费券”政策。 艺术、体育、休闲服务业也实现7.5万人的显著增长，商业设施维保服务业增加1.9万人。然而，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6.1万人，已连续15个月下降；建筑业在行业低迷背景下减少8.4万人；农林渔业下降14.6万人，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降幅。 按年龄结构看，就业增长与衰退出现明显分化。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8.1万人，30至39岁增加13.3万人，但其余年龄段就业均现下降。其中，15至29岁年龄段降幅最为严重，同比下降14.6万人，成为就业市场的主要隐忧。 从总体就业率来看，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达63.7%，创下1982年7月开始统计以来的历年同月最高。15至64岁年龄段就业率为70.4%。9月失业人数为63.5万人，同比增加1.2万人；失业率维持在2.1%。

近来，部分遭遇海外诈骗陷阱的韩国年轻人被骗至柬埔寨，成为“债务免除”或“高薪工作”骗局的受害者，这一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青年经济困境的关注。数据显示，韩国20多岁群体不仅贷款逾期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甚至有不少人被迫转向非法高利贷等“灰色金融”领域，成为所谓的“边缘青年”。 据韩国五大银行（KB国民、新韩、韩亚、友利、NH农协）17日公布的《各年龄段家庭贷款现况》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20多岁借款者的家庭贷款余额达34.56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35.94亿元）。这一规模低于30多岁（195.4933万亿韩元）、40多岁（221.1409万亿韩元）、50多岁（172.2824万亿韩元）及60岁以上（132.1934万亿韩元）群体，但贷款质量最为脆弱。 20多岁群体的平均贷款逾期率（逾期1个月以上）为0.41%，在所有年龄段中位居第一，其后依次为50多岁（0.37%）、40多岁（0.35%）、60岁以上（0.32%）及30多岁（0.23%）。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数值较去年同期（0.39%）上升0.02个百分点。 一家商业银行相关人士指出，生活成本与房租保证金持续上涨，导致年轻人信用贷款和房贷规模扩大，而还款能力却难以同步提升。另据某银行数据，截至今年7月，29岁以下客户的信用贷款逾期率达0.8%，远高于30至60岁群体的0.37%，也高于60岁以上的0.62%。 失业、收入不稳定或信用受限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迫求助二级金融机构甚至非法高利贷。据韩国庶民金融振兴院去年6月发布的《低信用者问卷调查分析报告》，在1538名信用等级6至10级的低信用者中，20至30多岁受访者中有10%表示有非法金融借贷经验，这一比例较2022年的7.5%和2023年的9.8%持续上升。 国会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康一从金融监督院获取的《各金融业信用注意者现况》数据显示，截至去年7月底，登记在韩国信用信息院的20多岁信用注意者为6.5887万人，较2021年底（5.258万人）激增25.3%。同期全国信用注意者总数从54.873万人增至59.2567万人，增幅仅约8%，可见20多岁群体的信用风险上升速度远超整体平均水平。 韩国银行（央行）相关人士分析称，2013年至2019年间，30岁以下借款者在家庭贷款中的占比为29.6%；但在2020年至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8.3%。该年龄段收入基础薄弱，预计2020年以后发放的贷款中，30岁以下群体的违约率可能出现预期以上的上升。金融委员会表示，扩大青年就业与收入是缓解债务负担的根本对策，政府正在研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经济与金融教育及理财咨询的方案。

受长期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影响，韩国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规模首次被70岁以上老年群体超越。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2日发布的《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20多岁人口为630.2万人，同比减少19.3万人，降幅为各年龄层中最大。同期，10岁以下人口减少19.2万人，40多岁人口减少16.9万人。自2020年创下703万峰值以来，20多岁人口已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 尽管每年减少幅度因外国人数量变动略有波动，但整体降幅仍维持在14万至21万人之间。受此影响，去年20多岁人口规模首次低于70岁以上群体（654.3万人）。 从各年龄层分布来看，50多岁人口最多（871.3万人），其次为40多岁（780.9万人）和60多岁（779.1万人）。与30年前20多岁人口曾位居首位的时期相比，如今韩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20多岁群体并未因人口减少而获得更多机会，反而面临就业困难和岗位不足的压力。数据显示，今年8月，20多岁就业率为60.5%，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自去年8月（61.7%）以来已连续12个月保持低位。同期，失业率达到5%，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创下自2022年（5.4%）以来三年新高。 专家指出，大企业倾向优先录用有经验的员工，同时公开招聘减少，而更多岗位通过非固定或合同形式招聘，使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更难在职场站稳脚跟。韩国经济人协会对销售额排名前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去年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8.1%具备工作经验，较上年（25.8%）上升2.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导致制造业低迷，加之建筑业持续不景气等外部因素，优质岗位供给也出现紧张。 随着20多岁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逐渐削弱，外界对韩国经济活力下降的担忧也不断加剧。若这一群体难以在社会立足，结婚人数和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人口结构恶化的风险。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金光石（音）表示：“20多岁人口减少及就业困难，正直接影响韩国经济活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将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20至29岁青年层实际收入已连续10年未有明显增长。尽管就业岗位有所增加，但就业质量不断恶化，加之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使青年群体实际收入改善仍受限制。 据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29日发布的《2014至2024年分年龄层实际收入趋势分析》，青年层实际收入年均增幅仅为1.9%，在各年龄层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增速在持续放缓。数据显示，2014至2019年青年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6%，但2019至2024年仅为1.1%，明显低于同期30多岁群体（2.8%）和40多岁群体（1.4%）。 韩经协指出，就业结构与高物价是青年收入停滞的关键因素。过去十年间，青年失业率从9%降至5.8%，就业率从57.4%升至61%。表面上看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非正式员工比例却由32%攀升至43.1%，说明就业质量并未提升。 物价层面上，青年消费中外食支出占比较高，加之近年餐饮价格持续上涨，因此青年体感物价年均上涨率从2014至2019年的1.1%跃升至2019至2024年的2.8%。同期，青年名义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虽从年均3.8%升至4%，但因体感物价上涨被大幅抵消，导致实际收入改善有限。 韩经协表示，为改善青年群体收入，需制定提升就业质量的劳动市场政策与稳定外食物价的对策。就业方面，应通过强化就业培训、扩充企业优质岗位、增加正式员工就业机会等方式，稳定青年收入基础。物价方面，通过调整关税、改善农产品流通结构等措施，降低餐饮从业者的成本，从而缓解青年生活压力，提升实际收入水平。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时隔9个月再度启动降息，进一步提升韩国银行（央行）下月下调基准利率的可能性。 当地时间17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4%至4.25%。这是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当天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且略显疲软，此次降息旨在提振劳动力市场。 美联储声明称，近期数据表明美国上半年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略有上升但仍处于低位，通胀率有所上升并仍处于略高水平。美联储将继续致力于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充分就业和2%通胀目标。鉴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仍然较高，美联储密切关注其双重使命面临的风险，并判断就业形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 美联储利率点阵图显示，尽管美联储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存在较大分歧，但预测数据显示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将在今年年末降至3.6%，暗示年内可能还将降息两次。 美联储降息后，韩美利差从此前的2个百分点缩小至1.75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元贬值及外资流出的担忧。理论上，韩美利差缩小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入韩国，推动韩元升值，并对股市产生积极影响。 韩国央行在今年7月和8月连续两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央行上月28日公布的货币政策方向会议纪要显示，不少金融货币委员认为降息可能导致内外利差扩大及汇率冲击，因此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一位金融货币委员曾指出，降息可能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价格上涨，加之外汇市场波动性依然较高，利差扩大将对外资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美联储此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后，央行在下月召开的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专家普遍预计，央行在10月会议上决定降息的可能性较大。其背景在于韩国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或徘徊在0%附近，经济亟需进一步货币宽松刺激。 韩国投资证券研究员安在均（音）表示：“若追加预算执行与降息同时进行，有望放大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年内必须降息。”他预测10月将降息0.2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首尔房价上涨与家庭负债不稳两大因素仍是关键变量。据韩国房地产院数据，尽管政府出台“6·27”新贷款政策，8月首尔公寓售价环比仍上涨0.48%。虽然涨幅较6月（1.44%）、7月（1.09%）有所收窄，但依然保持上行趋势。 金融货币委员李洙炯（音）指出，首尔地区房价上涨势头及上涨预期依旧强烈，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住房供应对策效果和宽松金融环境等因素来决定降息时机。

随着韩国就业形势持续恶化，求职困境不再局限于无工作经验的青年，已扩散至有工作经验的群体。 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15日公布的数据，上月20多岁失业人数达18万人，同比增长18.5%。该年龄段失业率升至5%，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远高于韩国整体失业率增幅（0.1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青年就业率为45.1%，下降1.6个百分点，自去年5月起已连续16个月呈下降趋势。其中，无工作经验的20多岁青年失业人数达2.6万人，同比增长43.7%。这是自今年6月起连续三个月呈增长态势，创2021年4月（44.6%）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有工作经验青年的就业形势同样在恶化。20多岁有工作经验的失业人数达15.4万人，同比增长15%。其中，距离最后一次就业过去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人数达5.9万人，同比骤增51.3%。长期失业者人数自今年2月起已连续六个月增加，创2021年4月（57.8%）以来的最大增幅。 韩国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指出，20多岁青年第一份工作平均在职时长仅为一年六个月。由于工作薪资低、加班严重，近半数青年选择离职。然而，短暂的工作经验难以在招聘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 数据显示，20多岁经济活动参与率为63.6%，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放弃求职者达40.9万人，同比增加11.7%。专家分析认为，如果长期失业状态持续下去，或能导致20多岁青年层彻底脱离劳动力市场。 为扩大青年就业，韩国政府正积极推进“青年就业全方位支援平台”和“青年挑战事业”等支援项目。全方位支援平台是为大学毕业后四个月未就业青年提供定制化就业服务的制度，青年挑战事业则是面向1.2万人求职意愿低迷青年恢复就业信心的支援项目。 此外，政府本月10日还公布了“就业起步保障制度”推进方案。为促进青年就业，政府计划到2027年为离职后成功再就业的青年提供终身一次的求职补贴。同时，政府将求职促进津贴从现行的每月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60元）明年提高至60万韩元，并且推进青年未来储蓄账户与扩大中小企业新入职青年支援等政策。 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扩大青年就业关键在于减少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政府将为青年提供薪资、工作时间等精准就业信息，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增强其吸纳就业的能力。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三个月保持10万人以上的增长，其中60岁以上高龄人群就业人数增加约40万人，而15至29岁青年就业则减少约20万人。与此同时，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就业情况仍保持低迷态势。 韩国统计厅10日发布《8月就业动向》显示，上月就业人口为2896.7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6.6万人，连续三个月保持在10万人以上的增幅，但较6月（18.3万人）和7月（17.1万人）有所放缓。今年仅在5月（24.5万人）增幅突破20万，其余月份就业人口增幅基本维持在10万人左右。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6.1万人，已连续14个月下降；建筑业就业减少13.2万人，连续16个月下滑。分析认为，韩国建筑行业持续疲软，加之美国关税等外部不利因素，导致两大行业就业形势依旧严峻。 按年龄分，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40.1万人；40多岁减少7.3万人，50多岁减少3.8万人；青年（15至29岁）就业人数整体减少21.9万人。按就业形式划分，正式员工增加34.8万人，但日用工减少6.7万人。个体商户和无偿帮工等非薪资就业人员减少10.3万人。 上月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3.3%，较去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以经合组织（OECD）标准统计的15至64岁就业率为69.9%，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15至29岁青年就业率则下降1.6个百分点至45.1%，已连续16个月下滑。 统计厅社会统计局长孔美淑表示：“近期企业更倾向招聘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并增加不定期招聘比例，这对青年就业造成一定压力。” 上月失业人数为59.2万人，同比减少2.8万人，失业率为2%。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内的经济活动人口共计2955.9万人，同比增加19.4万人。非经济活动人口为1622万人，同比增加0.9万人，其中“躺平”人口增加6.9万人至264.1万人。尤其是3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32.8万人，较去年增加1.9万人，为2003年开始统计以来8月最高纪录。2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43.5万人，较去年增加0.3万人。

韩国政府预测，至2029年，保健福利领域的法定支出规模将较今年增长约30%。法定支出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安排的财政支出。 据韩国政府于7日向国会提交的《2025至2029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今年福利领域法定支出为181.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324.3亿元），预计将以年均6.8%的速度递增，至2029年将达到237万亿韩元，四年间累计增幅达30.4%。 政府去年提交的《2024至2028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中，预测2027年和2028年的福利支出分别为204.9万亿韩元和214.1万亿韩元，但今年政府将这两年的支出预期分别上调至211.2万亿韩元和224.1万亿韩元，上调幅度约为6至10万亿韩元。 福利支出快速攀升，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四大公共养老金（年金）”（包括国民、公务员、教职、军人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以及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养老金及相关基本生活保障给付水平上调等因素影响。此外，随着抚养义务标准放宽、儿童津贴覆盖年龄范围扩大等福利政策的强化，符合福利受益条件的人群持续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定支出的增加。 分项目来看，四大养老金相关法定支出预计将从今年的85.4万亿韩元增至2027年的102.8万亿韩元，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并预计在2029年达到118万亿韩元。国民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从今年的783万人增加至2029年的957万人，逼近千万规模。 老年群体相关支出，包括基础养老金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将从今年的24.3万亿韩元增至2029年的31万亿韩元；基本生活保障相关支出（涵盖生活、医疗、住房及教育补助）同期将从20.4万亿韩元增至26.3万亿韩元。 就业与劳动领域支出（包括失业补贴和工伤保险补偿等）预计从24.1万亿韩元增至29.1万亿韩元；政府对健康保险的补贴及国家负担金支出将从13.6万亿韩元增至15.6万亿韩元。儿童与育儿相关支出（如儿童津贴和父母津贴）将从4.1万亿韩元增至5.5万亿韩元，国家报勋支出则将从5.5万亿韩元增至5.8万亿韩元。 专家指出，在社会福利制度日趋成熟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福利支出的增长是必然趋势。然而，若该支出增速过快，可能削弱财政运作的灵活性，并制约政府应对新增福利需求的能力，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

韩国保健福祉部委托社会保障信息院于5日发布的《基于“孤独死”案例的原因剖析与预防体系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孤独死案例中有44.3%为基本生活保障受益人群（低保人群）。这表明，即便处于社会安全网之中，仍有人难以避免孤独死。 “孤独死”是指一个人独自生活、与家人或亲戚断绝联系、因自杀或疾病死亡，且尸体在一定时间后才被发现的情况。 研究显示，孤独死并不限于特定年龄段，其中50至60岁的中壮年男性占比超过半数。这类群体多因失业、创业失败或离婚等突发生活危机而与社会隔绝，习惯自我孤立，不轻易寻求帮助。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已超出个体脆弱的范畴，反映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还指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潜在孤独死”现象。即便与家人同住，如果失能老人因照护者意外去世而无人照料，也可能孤独死去。福利制度的盲区，使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仍在上演。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孤独死问题也日益严峻。学业和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精神健康问题交织，使部分青年在困境中选择自我孤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稳固的社会融入渠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报告通过对特定地区的“社会性尸检”发现，居住环境也是关键因素。廉价单间和考研住宿密集区人口流动性高，邻里关系疏远，匿名性强，这加剧了社会孤立，使居民在危机来临时难以获得援助。 专家呼吁，应超越零散应对，尽快建立系统化的孤独死预防机制，包括整合福利、医疗、就业、住房等信息，提前识别风险并主动干预；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避免引发家庭关系紧张；同时重建紧密的社区联系，修复社会关系网络。 报告最后强调：“孤独死并非个人过错，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倾听邻居的无声呼救，建设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韩国社会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