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

韩国迎来中秋节，全国各地洋溢着节日气氛。过节方式因时代、地域不同而各异。有人返乡与家人亲友团聚叙旧，也有人选择外出旅行，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欢度佳节。然而，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韩国民众，假期过后往往感到身心疲惫、提不起精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指节日前后出现的身体和心理不适症状。 过去，“节后综合征”被认为是需要操持家务、准备年节饭菜的主妇才会面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过节方式日趋多样化，不同年龄层都以各自的形式遭遇“节后综合征”。 每逢节日返乡探亲，中年群体不得不面对长时间驾驶和高速公路拥堵，假期大半时间消耗在路上。长时间驾驶导致肩颈和腰部疼痛。颈肩部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或固定姿势，容易出现慢性收缩并逐渐僵硬，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乳酸等代谢废物堆积，引发疲劳感与疼痛。 尤其对主妇而言，长时间弯腰或伏案准备节日餐食，同样会对肩颈和腰部造成负担。若长时间蹲坐，还会使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双脚发麻症状，同时加重肩关节或膝关节压力，甚至诱发或加剧关节疼痛。 中秋长假期间，10至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头部不自觉前倾，原本呈C形的颈椎可能因此变直，甚至出现反向C形变形。这种姿势易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增加颈椎负担，使年轻人面临颈椎病风险。 同时，亲友在节日期间对学业成绩或就业情况的关切询问，也常给年轻人带来心理压力。为预防这类“节后综合征”，建议适当控制手机使用时间，每隔两小时进行颈部伸展运动。通过合理休息与适度运动缓解学业压力，也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30多岁群体同样深受困扰。繁重的家务劳动、节日期间增加的经济支出，以及催促婚姻，都可能成为这一代人的身心负担。节日期间，还常见一种“空巢”现象。长辈与子女、家人热闹共度假期后，当子女返城离开时，容易陷入孤独感，出现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失眠等症状。这类情绪波动不仅影响心理状态，也可能对整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中秋节本是家人、亲友团圆的喜庆时刻，但其中夹杂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不仅是MZ世代（1980年至2000年出生者），几乎所有年龄层在节日期间都可能面临身心压力。如果未能及时疏解，甚至可能引发疾病。 庆熙大学韩方医院神经精神科教授金允娜（音）指出：“过去，节后综合征主要集中在中年女性身上，但近年来10至30多岁群体也出现节后综合征。加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经济负担、婚姻催促及各种社会问题，节日前后各年龄层的'火病'患者都呈增加趋势。” 她还提醒：“火病不会随节日结束而迅速好转，治疗难度较大，因此预防尤为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培养情绪和压力管理能力，改善引发火病的环境，增强自我调适能力，才能有效降低风险。”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近期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今年7月，新生儿与结婚登记数量分别创近4年及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显著。 韩国统计厅于24日发布的《7月人口动向》数据显示，7月新生儿数量为2.1803万人，同比增加1223人（5.9%）。以7月为基准，创自2021年（2.2364万人）以来的最高值，但若以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数据为基准，仍处于历史第四低的水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累计新生儿数量为14.7804万人，同比增加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自去年7月起，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结婚登记数量亦呈回升态势。7月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加1583件（8.4%），为2016年7月（2.1154万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4月起，结婚登记数量已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统计厅分析指出，结婚与出生人口的增长受到婚姻总量回升、政府多项生育育儿支持政策以及30多岁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存在明显不均衡。首都圈的新生儿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其中，首尔市增长9.7%，仁川市增长11.9%，京畿道增长7.8%，均超过全国均值。相比之下，多数非首都圈地区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增幅。蔚山、光州、全南等地的增长率介于5%至6%之间，全北、忠南、庆南及大田等地则低于5%。世宗、庆北、济州的增幅维持在1%至2%之间，而江原道更是出现0.5%的负增长。 在非首都圈地区中，仅大邱（9.8%）、忠北（9.7%）和釜山（7.7%）等少数地区的新生儿增幅接近首都圈水平。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地区年轻人口规模的不同以及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差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韩国20至39岁人口共计1325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55%（729万人）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因此，婚姻与生育呈向首都圈集中的结构性特征。 专家指出，当前数据尚不足以认定低出生率趋势已发生根本性扭转，此次增长更可能是经济回暖、适婚年龄人口增加以及政策推动共同作用下的短期反弹。尽管如此，在经历了长期下降之后，韩国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时隔10年首次出现回升，显示出相关政策已初步显现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结婚登记数量增加、政府出台各项生育补贴政策推动韩国单月新生儿数量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势头。今年7月新生儿数量创下近4年来新高，结婚登记数量则达到近9年高峰。 韩国统计厅24日发布的人口动向显示，7月新生儿总计2.1803万人，同比增长5.9%。单月新生儿数从今年1月起维持在2万多人以上，虽然6月略有回落，但7月迅速实现反弹。今年前7个月，累计新生儿人数达14.7804万人，同比增长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实现增长，增幅创下实施此项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自去年7月起，韩国单月新生儿人数已连续13个月增长。统计厅分析称，这一趋势与整体婚姻数量增长、政府各项生育鼓励政策，以及30岁出头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有关。 7月的总和生育率为0.8，较1年前增长0.04，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从地区来看，首尔、釜山等13座城市的新生儿数量增长，光州、世宗等4座城市减少。 7月婚姻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长8.4%。创下自2016年7月（2.1154万件）后近9年最低水平，自去年4月后连续1年4个月增长。 7月死亡人数为2.7979万人，同比下降0.7%。离婚数量为7862件，同比减少1.4%。

随着秋风渐起，韩国婚礼的季节再次来临。近几年，一种名为“请柬聚餐”的婚前惯例在年轻一代之间盛行，并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所谓“请柬聚餐”，就是新人在婚礼前请客吃饭并亲手交付请柬。原本这一做法是出于礼貌考量，而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为几乎不可或缺的社会条约。 调查显示，八成未婚男女表示结婚时会进行“请柬聚餐”，其中大多数人认为亲手递交才算礼貌，这也正是不少人回忆称没见过不进行“请柬聚餐”就办婚礼的原因。然而，这份“礼数”背后，却是不小的经济压力。网上常见新人为“请柬聚餐”花费上百万甚至数百万韩元的案例。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一惯例无疑是婚礼筹备中的一大沉重开支。 更尴尬的是，参加聚餐的亲友也对此感到负担。不少人表示，如果新人事先请吃饭，则自己在婚礼当天给出的礼金也必须相应提高。因此，一场原本温馨的见面，反而演变成为双方的“人情债”。 “请柬聚餐”的流行，折射出韩国社会对礼仪与人情的重视，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就会丧失本质。有专家指出，这并非全新习俗，却在年轻一代的社交文化中逐渐成为“规范”，甚至是必做之事。 我们不能否认“请柬聚餐”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毕竟亲手递交要比一键群发的电子请柬更具有人情味。然而，任何习俗如果变成强制，就可能成为形式主义。新人花费巨大，宾客也倍感压力，这明显已经偏离表达祝福的初衷。 韩国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新人应该拥有更多选择，可以是电子请柬，也可以是小型聚会，而不是动辄数十人、花费数百万的宴席。公众心态也需要转变，不应该以是否进行请柬聚餐来判断礼貌与否。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机构在推动婚姻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如何营造出减少新人结婚额外经济负担的社会氛围。 婚姻的价值在于承诺与结合，而不是繁琐的礼节与支出。“请柬聚餐”是温情还是负担，最终取决于社会能否让这一习俗回归“选择”而非“强制”。唯有如此，“请柬聚餐”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祝福，而不是沉重的包袱。

首尔市基于统计厅人口普查、人口动向调查等统计数据，对婚姻与离婚趋势、家庭价值观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并于15日发布的《首尔市民婚姻与家庭形态变化》报告显示，自2023年新冠疫情趋缓以来，首尔市民结婚数量连续两年呈增长态势，而离婚数量则持续下降。 自2000年（7.8745万件）以来，结婚数量长期处于下行通道，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急剧减少，从2020年的4.4746万件下降至2022年的3.5752万件。然而，这一趋势自2023年起出现逆转。尽管2022年结婚数量创下历史新低，但2024年回升至4.2471万件，较2023年（3.5324万件）增长16.9%，实现连续两年正增长。同时，初婚平均年龄进一步推迟，男性为34.3岁，女性为32.4岁。 国际婚姻在整体婚姻中占比约10%。2024年首尔市登记的国际婚姻共计4006件，其中韩国丈夫与外籍妻子的组合为2633件，外籍丈夫与韩国妻子的组合为1373件。目前，多元文化家庭总数约7.8万户，家庭成员人数超过20万。外籍配偶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日本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比例亦呈上升趋势。 离婚方面，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2000年离婚件数达3.2499万件，自2010年代中期起降至2万件以下，2024年进一步减少至1.2154万件。此外，离婚平均年龄显著提高。2024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为51.9岁，女性为49.4岁，较2000年（男性40.8岁，女性37.4岁）上升超过10岁。60岁以上“黄昏离婚”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上升至2024年的25%左右。 截至2024年，在首尔所有家庭类型中，单人家庭数量约166万户，占39.9%，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两人家庭占26.2%，四人家庭占12.3%）。随着首尔于今年7月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02%），老年人家庭比例也突破30%。 “非亲属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6万余户增至2024年的12万余户，增幅超过一倍，反映出由朋友、同事、生活伴侣等非婚姻、非血缘关系构成的共同居住模式正逐渐普及，尤其在20至30岁年龄段人群中增长显著。 同时，有婴幼儿的家庭及单亲家庭数量呈减少趋势。有婴幼儿的家庭从2016年的35万余户下降至2024年的20万余户，八年间减少超过40%。同期婴幼儿人数也从44万余人降至24万余人，体现出持续的低出生率态势。单亲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32万余户减少至2024年的28万余户，其中“母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68%，“父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16%。 首尔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单人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定制化照护、居住与福利政策，并积极研究将多元文化家庭与非亲属家庭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的方案。在政策方向上，将为青年群体提供住房与就业支持，推动中年群体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并强化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首尔市数字都市局局长姜玉贤（音）表示：“通过此次分析，我们确认了新冠疫情后家庭结构与价值观正在发生迅速变化。首尔市将积极推动防止社会孤立与孤独、保障青年住房稳定、营造育儿友好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确保所有市民均不被边缘化。”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保社院”）20日公布的“国民对移民社会权与福利政策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9.7%的受访者赞同外籍人员取得韩国永居权（F-5签证）后，其子女可享受每月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6元）的儿童津贴。 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居住在韩国的移民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时，受访者普遍认为“不太尊重”或“稍微尊重”。在各项权利保障的认知评分中（满分4分），健康权保障得分最高，为2.86分，其后依次为基本人权（2.83分）、居住权（2.7分）、劳动权（2.59分）和福利领取权（2.58分）。 在“移民应何时享有与韩国民众相同的福利与权利”问题上，49.2%的受访者认为应“在韩国工作满一年并缴纳税款后享有”，其后依次是“取得韩国国籍后享有”（32.6%）、“无论在韩国有无工作经历，入境韩国满1年后享有”（9.7%）以及“入境韩国后即可享有”（3.6%）。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高学历群体比低收入、低学历群体更支持移民社会权利的保障。 关于儿童津贴政策，79.7%受访者赞同外籍子女父母取得韩国永居权后可领取津贴，74.2%同意婚姻移民的外籍子女也应享有。但对于移民劳工（45.3%）、在外同胞（45.4%）以及留学生（32.6%），赞同比例不足一半。 儿童津贴是面向八岁以下的儿童每月发放10万韩元的制度，儿童必须拥有韩国国籍方可领取。难民认定者与特别贡献者等部分特殊群体也可享受。 在是否应向移民提供生活补助金领取权的问题上，72.5%的受访者表示永住外国人应享有该权利，60.9%同意婚姻移民者也应享有，但对于在外同胞、移民劳工以及留学生群体，赞同比例仅20%至30%。 目前在韩外籍居民原则上无权领取生活补助金，例外情况仅限于与韩国人结婚，且本人或配偶处在孕期，或需抚养拥有韩国国籍的未成年子女等特殊情况。

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2日发布的《2024年养老准备现状调查及诊断指标细分方案研究》报告，韩国30至60多岁人群的养老准备水平评分为69.9分（满分100分），较2019年的67.5分提升2.4分。 本次调查由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受保健福祉部委托，于去年8月至9月期间展开，面向全国3040名30至69岁成年人，通过“健康”“财务”“人际关系”“休闲”四大领域共37项指标进行面谈评估。 从各领域来看，“健康”得分最高（74.5分），其后依次为“财务”（67.6分）、“人际关系”（64.9分）与“休闲”（60.3分）。其中，“财务”领域分数较2019年提高7.3分，而“人际关系”则下降2.4分。报告指出，该变化可能与家庭结构等社会因素有关。 此外，不同经济群体间的养老准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尤以“财务”领域最为突出，高收入群体得分为73.4分，低收入群体为64.6分，相差8.8分。“休闲”“人际关系”“健康”领域也呈现出分化，高收入群体分别得分为64.4分、68.2分、76.5分，低收入群体则为57.3分、63.4分、73.1分。 婚姻状况、家庭构成与居住地也对养老准备水平产生影响。无配偶者（65.6分）、单人家庭（65分）、农村居民（67.2分）得分均低于有配偶者（71.0分）、多人家庭（70.8分）及大城市居民（72.1分）。 从年龄段来看，40多岁群体得分最高，为71.1分；60多岁群体最低，仅为66.9分。整体来看，受访者预期从事有收入活动的平均年龄为66.5岁，其中60多岁人群预期工作至70.7岁。 在退休后生活费预期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每月需约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方可维持基本生活。对当前养老准备水平的自评分则为5.28分（满分10分）。 为提升国民养老准备能力，政府自2016年起提供多项相关公共服务。但调查显示，仅有3%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并非常了解”相关服务。对此，研究团队建议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展服务覆盖面，并提出应将更多人口统计学特征纳入评估体系，同时将调查对象范围扩大至20多岁群体，以提升服务认知度与诊断咨询的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