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青年职业选择取向呈显著差异，折射出两国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特征。韩国青年普遍倾向于选择医生、律师、公务员等需持证上岗的传统职业，或追求演艺界等短期高回报行业；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更愿意投身科技创新与创业领域，展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更高容忍度。这一现象的形成源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政策导向不同，以及对社会风险认知的根本区别。 韩国社会“医学热”现象持续升温，顶尖考生争相报考医学院，背后是医生职业稳定的高收入和崇高地位。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律师、会计师等专业领域。同时，演艺圈因其快速致富的可能性，成为年轻人实现财富梦想的新选择。 职业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严峻就业环境下的理性应对策略。面对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持续扩大的财富差距，上述职业确实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然而，当大量优秀人才过度集中于传统稳定行业时，整体社会的技术创新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新兴产业、创新企业以及新型就业机会的培育，往往依赖于创业精神和技术革命的土壤。 中国社会对传统稳定职业的热衷程度明显低于韩国。尽管医生职业收入稳定，但整体薪酬水平与韩国同行存在差距；更多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认为这些行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收益空间。然而，在中国科技行业有“35岁魔咒”的说法，折射出该领域的竞争压力和人才溢出。即便是知名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年过35岁同样面临裁员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率高达16.1%，位居各行业前列。这一现状促使从业者普遍意识到，即便是顶尖学府毕业的工程师也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铁饭碗”职业保障已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选择直面职业不确定性，将其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动力。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困难”成为青年创业者主要创业动机，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创业热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就业市场压力所驱动，而非单纯追求自我价值或财富积累的理想化创业。而这种“生存型创业”模式意外成就了中国创新的独特优势。截至2024年，中国以369家独角兽企业领跑全球，占据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数据显示，2022年新晋独角兽占比达13%。尤其在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战略领域表现突出，持续涌现的新兴产业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 北京独角兽企业超过百家，主要集中在AI、生物科技和电动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上海约60家，以金融科技和电商为主；深圳近50家，擅长硬件与芯片；广州约20家，聚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虽仅维持在15家左右，但企业质量显著。 以杭州市为例，在线医疗服务平台微医（WeDoctor）估值约70亿美元，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数字化医疗服务网络；金融科技企业同盾科技估值达13亿美元，在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领域具有领先优势；深度求索（DeepSeek）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宇树科技（Unitree Robotics）则在四足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杭州凭借在AI、机器人和医疗科技等领域的六家核心创新企业，已获得“小龙之城”的美誉。 中国创新创业生态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自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政府持续完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近年来，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20年推出的“新基建”计划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3年颁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为创新企业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创业补贴、产学研协同等多元化措施激发创新活力，同时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也在不断提升。成功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不断强化，形成了创新创业的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韩国虽然也建立了相应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但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仍倾向于追求职业稳定性。创业失败带来的社会压力、复杂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国际市场拓展支持不足等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韩国创业生态的扩展空间。 因此，韩国青年倾向于通过选择稳定性职业来规避风险，而中国青年则更善于将风险转化为创新动力。这种差异将在长期发展中深刻影响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全球竞争力。如果韩国持续维持当前的职业选择模式，创新速度将面临放缓风险；而中国通过将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正在快速扩张技术与创业生态系统。 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看，完成基础产业积累的国家应当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需要有效整合资本、人才和政策资源，重点培育高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和AI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然而，韩国经济转型面临明显滞后。主要源于产业结构转型缓慢，过度依赖半导体、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人才结构失衡，顶尖人才集中于医疗、法律等传统行业；创业环境保守，监管门槛高且社会容忍度低。若这一态势持续，在未来十年韩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竞争力或将持续削弱。 专家指出，韩国要建立更具活力的创业生态需在三个关键领域着力，包括深化全球合作网络建设，积极引入海外优质人才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和核心技术；推动创业文化转型，实现风险共担。同时，社会层面需要转变观念，将创业失败视为宝贵的经验积累而非个人污点。 青年的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当这种选择形成规模效应时，将直接塑造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未来。当前，中国正通过将发展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稳步迈向世界级技术创业强国；而韩国则需要在个人职业稳定性需求与国家创新发展要求之间，探索建立新的平衡点和发展路径。

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在韩外籍劳工发生伤亡事故的情况日益严重。去年，外籍劳工的产业灾害（工伤）申请首次突破1万件，今年上半年也同比增长约5%。在韩外籍劳工主要从事高危行业，同时面临语言障碍和社会歧视等不利条件，因此遭遇工伤的概率是本国劳工的3至4倍。 据韩国劳动福祉公团7日发布的《最近五年产业灾害遗属申请及批准现状》报告，今年上半年，外籍劳工的产业灾害申请达到5173件，较去年同期（4950件）增加4.5%。其中，事故造成的工伤为4415件，职业病工伤为758件。 此外，今年上半年共有75名外籍劳工在韩国因工丧生。其中，产业灾害死亡申请75件中已有59件获批。53件事故死亡申请中有51件获批，22件职业病死亡申请中，目前仅8件获得批准。 外籍劳工的工伤申请已经连续五年呈上升趋势。2020年为8062件，2021年为8555件，2022年为8886件，2023年为9543件，去年突破1万件，达到10161件。劳动部门预计，今年的工伤申请数量还会持续增长，或超过去年的水平。 分析显示，外籍劳工面临的死亡风险是本国劳工的3倍。以去年年底为准，常驻韩国的外籍就业人口约为100万人，在全国就业人口总数（2900万人）中占比3.4%。在每年因工丧生的人数中，外籍劳工占比稳定处于10%至15%之间。 政府方面表示，为应对人口减少问题，计划通过“雇佣许可制”等手段持续扩大外籍人力引进规模，也就是说外籍劳工产业灾害难免随之增加。为此，雇佣劳动部计划改革现行“雇佣许可制”，以便外籍劳工处于危险工作环境时，能够顺利变更工作场所。现行制度原则上限制劳工变更雇主。 韩国移民政策研究院专业研究员李容宇（音）指出，外籍劳工大多从事高危行业，同时存在语言障碍、社会歧视和就业形式多变等多重因素，导致因工死亡的风险高于整体水平。他对此提议，应该建立能够涵盖非法滞留外籍劳工产业灾害问题的保护体系，消除制度盲区。

韩国行政安全部5日公开的国务会议记录显示，总统李在明在6月19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倡扩大外籍劳工在韩国中小企业的就业范围。舆论也认为，为缓解中小企业人力短缺问题，有必要对现行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 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如果有助我国产业发展，同时也不会恶化就业形势或引发反对意见，就应该考虑向中小企业尽可能地引进外籍人力。”对于越南战争时期出生的韩越混血二代群体，李在明也指出：“不少人可能有在韩国工作的意向，对于这类人应该更加宽松接纳。是否可以让他们更轻松地进入韩国工作，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韩国中小企业的人才短缺问题已成常态。今年上半年韩国中小企业（员工不足300人）的人力短缺率为2.7%（约42万人），接近大型企业（1.6%）的两倍。与此同时，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去年韩国中小企业中50岁以上的高龄从业人员达到1236.4万人，占中小企业总体就业人数的48.6%，较2014年（38%）上升10.6个百分点，远高于大型企业的这一占比（26.4%）。 目前，韩国政府主要通过“就业许可制”引进外籍人力。该制度允许在本国难以招募人力的企业合法雇佣外籍员工，包括持非专业就业（E-9）签证的“普通就业许可”及持访问就业（H-2）签证的“特例就业许可”两种方式。 据政府主管部门雇佣劳动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获得雇佣许可的企业共6.5331万家。同期，获得E-9签证的外籍劳工达27.3139万人，H-2签证为1.222万人。持E-9签证的外籍劳工自2022年第一季度起呈持续增长趋势。 此外，自去年11月起，中小风险企业振兴公团实施“外籍专业人才（E-7-1）雇佣推荐制”，支持持有留学（D-2）或求职（D-10）签证并即将或已在韩获得专科以上学历的外国留学生顺利在中小企业就业。专家指出，为缓解中小企业人力短缺问题，还亟需对现行制度进行改善。 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金成熙（音）教授表示，对于企业来说，就业许可制度存在名额限制，以及雇佣期短、延期困难等问题；对于外籍劳工而言，工作场所变更受限、家庭团聚难度较大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他指出，政府正在尝试向技术签证方向扩大引进外籍人才，但找到既符合资格条件又愿意来韩工作的人员并不容易，制度上需要更加弹性和开放的改革。 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鲁民善（音）则强调，地方中小企业的人力短缺现象尤为严重，外籍人力的引进不可避免，短期内也势必会有所增加，但必须以“内外劳工共生”的视角来推动相关政策。他还补充道，应该通过激活职业能力开发项目，高效利用外籍人力资源，同时警惕对外籍人力的过度依赖，探索国民可以替代外籍劳工的岗位，并对相关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韩国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正在逐渐超越法律与社会制度框架层面，在就业市场上引发世代间的矛盾。青年群体认为这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而中老年人则强调稳定的就业保障，对于延迟退休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 讨论延迟退休年龄的初衷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劳动权利，但年轻一代的想法却截然不同。在现实中，青年群体认为这项制度反而对原本属于自己的就业机会造成侵犯。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23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61.2%的受访青年认为，如果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企业的员工招聘则会减少。相比之下，半数以上的中老年受访者则认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在年轻一代眼中代表“剥夺机会”，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则代表“稳定就业”，观点呈现出明显对立。 此外，调查还显示，每10名青年中就有6名担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导致组织中高龄员工比重增加，可能影响工作和运营效率。对于如何继续雇用高龄员工，青年群体倾向企业自主决定，而中老年人则更支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在解决方案上也出现分歧。 在工资体系改革方面，两个世代都认同应该从年资导向转为绩效评价方式，但在是否延迟退休这一制度框架问题上，复杂纠缠的利害关系尚存。支持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与主张灵活对策的双方之间矛盾日益突出，有意见指出，政府层面亟需构建一个调和世代利益分歧的社会讨论平台。

2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长官任命仪式，向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总统直属地方时代委员会、企划财政部、外交部、保健福祉部、行政安全部、法务部、环境部、雇佣劳动部等多个部门长官颁发任命书。

韩国雇佣劳动部14日发布《从就业行政统计看劳动市场动向》显示，6月通过韩国官方就业服务平台“雇佣24”发布的新增招聘岗位仅15.1万个，较去年同期减少11.2%（1.9万个），这是自2023年3月以来连续第28个月出现减少。 与此相反，6月新增求职人数达38.7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1.9%（4.1万人）。反映人力供需状况的求人倍率（市场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之比）为0.3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0.49。 在就业保险方面，截至6月底的常规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1559万人，同比增加1.2%（18.1万人）。其中，男性参保人数为857.8万人，增加3.6万人；女性为701.3万人，增加14.4万人。 从年龄来看，30多岁（+7.2万人）、50多岁（+4.9万人）、60岁以上（+18.6万人）的参保人数有所增加，而29岁以下（-9.3万人）与40多岁（-3.4万人）人群则呈减少趋势。 按行业划分，服务业的就业保险参保人数增加20.1万人，而制造业和建筑业参保人数分别减少1000人和1.9万人。制造业中，汽车、其他运输设备、食品和医药等领域的参保人数有所增长，但纺织、金属加工、机械设备、橡胶塑料和电气设备等领域出现下滑。 雇佣劳动部未来雇佣分析科长表示，下半年随着民间消费的扩大和追加预算带动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需求增长，服务业就业形势有望改善；制造业方面，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均为负增长，预计下半年形势或更加严峻，整体就业状况也趋于恶化。 另一方面，目前韩国经济的内外不确定性正在逐步缓解。统计厅数据显示，JobKorea平台上的招聘发布数量在6月第二与第三周略有回升，因此7月起就业形势有望出现好转。 此外，6月新增失业补助申请人数为8.6万人，同比增长2.4%（2000人）。6月失业补助领取人数为65.4万人，同比增加5%（3.1万人），补助发放金额总计1.0516万亿韩元，同比大增10.9%（1036亿韩元）。

近期，随着酷暑天气席卷韩国，全国各地因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接连发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报道，不仅温热病等健康问题频发，高温导致的死亡事故、水上游玩事故等安全隐患也在不断增加。 今年韩国正经历气象观测史上最高水平的极端高温，全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纪录。7月初，首尔气温一度飙升至37.8℃，创下自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烈日酷暑下，劳动者和农民因高温作业不幸死亡的案例持续增加，因中暑等疾病就医和死亡的人数也大幅上升。据疾病管理厅统计，今年5月中旬至7月10日，全国报告的热相关疾病患者已达1423人，死亡9人，病例数和死亡数均远超去年同期。 令人痛心的是，7月7日下午，一名23岁越南籍外国劳动者在庆尚北道龟尾市大光建英公寓工地施工时身亡。雇佣劳动部表示，当天龟尾市白天最高气温达35℃，体感温度更高，救援时该外国劳动者体温高达40度。 这起事件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面对极端高温，不同群体承受的风险并不平等。外国劳动者、建筑工人、农民等户外作业者，往往是高温天气下最脆弱的群体。他们没有选择工作环境的权利，却要承担生命风险。 此外，水上安全事故也屡见不鲜。7月9日，忠清南道锦山郡锦江上游就有4名20多岁大学生在水上游玩中溺亡。这起悲剧提醒我们，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韩国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与高温相关的各类事故和社会影响，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护。 在这个本应充满活力的夏季，极端高温带来的安全事故层出不穷。面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挑战，社会各界和每个人都应更加重视防暑降温与安全措施，以减少悲剧的发生。

韩国人口问题民间智库韩半岛未来人口研究院2日发布《2025人口报告：韩国即将迎来人口大转折》显示，如果目前韩国人口减少趋势持续发展，百年后韩国人口总数可能仅为当前的15%左右。该报告采用队列要素法对2025年至2125年百年间的人口变动进行长期推算，提出严峻的人口前景。 报告指出，最悲观的情景预测显示，2125年韩国人口或锐减至753万，仅为目前人口（5168万）的14.6%。在最乐观的情景中，2125年人口也仅为1573万，不及目前的三分之一。中位预测则为111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753万这一数字低于当前首尔常住人口（933万）。 人口减少趋势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以中位情景为准，截至2075年韩国人口或减少约30%，随后在2125年前进一步骤减至当前的一半以下。这种“加速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基数缩小后，具备生育能力的人口也随之减少，导致后续出生人口持续下滑。 报告还预测，韩国的人口金字塔会发生剧变。2075年呈“鳐鱼型”（年轻人口收缩），2125年则演变为全年龄层均现收缩的“眼镜蛇型”。人口减少的同时老龄化趋势也急剧加深。据低位情景预测，截至2100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需要供养多达140名65岁以上老人。当前，这一比例仅为每100人抚养约30名老人。 在社会心理层面，研究团队还通过分析韩国职场社交平台Blind上的约6万条帖文，探讨20至40岁人群对结婚与生育的真实想法。结果显示，相较爱情，年轻一代考虑结婚时更加注重金钱与住房等现实因素；在生育话题中，经济负担则是最核心的关键词。研究院表示，由此可见当代韩国结婚与生育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是深受经济条件制约的现实问题。 为应对这一人口危机，研究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大幅强化对生育的财政支持、实质推进“工作生活平衡”文化落地、延长退休年龄并推广持续雇佣制度、系统改革移民政策、推动生产核心经济结构转型等。研究院强调，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与社会结构，韩国则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大转折”。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面向500名40至59岁的求职者进行问卷调查，并于30日公布的《中高龄求职者再就业认知调查》结果显示，中高龄求职者在再就业考量因素方面呈显著性别差异，男性求职者最重视“薪资水平”，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关注“工作时间安排”。同时，受访者普遍期待政府增加“弹性工作制”和“非全日制”就业岗位等针对性扶持政策。 据调查，中高龄群体离职原因存在明显性别分化。男性受访者中，“企业裁员或劝退”（22.5%）以22.5%的占比成为首要原因，；而女性受访者则主要因“育儿及家庭照护责任”（43.2%）退出职场。。韩经协指出，在过去一年未参与求职活动的女性群体中，38.7%将“家庭照护责任”列为未就业主因，显示出家庭负担成为制约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认为，女性求职者为平衡家庭与职业发展，普遍更重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薪酬期望方面，中高龄群体对再就业岗位的最低年薪预期（税前）平均为414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相当于前职收入的75%水平。受访者期望的平均工作年龄上限为65.6岁。在支出负担调查中，“家庭基本生活开支”以35.7%的占比居首，其次依次为“子女教育费”（17.7%）、“家庭医疗健康支出”（16.9%）及“贷款本息偿还”（15.8%）。此外，高达76.3%的受访者表示存在“退休准备不足”的财务忧虑。 关于再就业政策需求，22.2%的受访者首选“弹性工作制与非全日制岗位扩充”，“加强职业技能培训”（22%）、“扩大公共部门中高龄就业岗位”（17.9%）、“中高龄雇佣激励措施”（15.7%）等。调查显示，女性对弹性工作制度的诉求更为强烈，选择比例达24.5%，显著高于男性的19.8%。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昊（音）强调：“作为经济主力的中高龄群体不应被就业政策边缘化，，亟需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支持体系。特别是针对女性就业者，应当着力构建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的弹性工作制度，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良性平衡。”

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以下简称“韩商会”）于24日发布的《上半年就业市场调查及启示》显示，韩国就业市场正面临结构性矛盾。大学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普遍遭遇“经验门槛”。逾半数求职者认为企业过度倾向录用有工作经验者，成为青年群体步入职场的主要障碍。 具体来看，以今年上半年为基准，各大招聘平台累计发布岗位14.4181万个，其中明确要求工作经验的岗位占比高达82%。而面向应届生的岗位仅占2.6%，同时接受应届生及有经验者的岗位占15.4%，应届生就业空间被严重挤压。 韩商会开面向1000名大学应届生开展的《大学应届生就业认知调查》结果显示，53.9%的受访者将“经验导向型招聘模式”列为首要就业障碍。企业普遍期望聘用“即战力”人才，然而53.2%的应届求职者表示在校期间未能获得与目标岗位相匹配的实践经验，直接削弱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凸显出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韩商会分析称，在全球秩序重构与人工智能（AI）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驱动下，企业用人策略正加速向“灵活用工”和“经验优先”方向转变。为应对这一趋势，韩商会建议大规模扩充校企合作实习岗位；将实习经历纳入高校学分考核；重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实务型人才培养机制，系统化解决在校生经验积累难题。 此外，劳资双方在薪酬预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期望年薪达402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8万元），较企业平均起薪（3708万韩元）高出8.5%，折射出供需双方的市场认知偏差。 据调查，求职青年对非首都圈就业接受度显著提升。居住在首尔、京畿道、仁川等首都圈的受访者中，63.4%表示“愿意为优质岗位考虑非首都圈就业岗位。在就业地域考量方面，薪酬竞争力以78.9%的占比高居首位，其次依次为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57.1%）、工作与生活平衡（55.8%）、职业稳定性（42.5%）及专业能力提升空间（29.1%）。 韩国雇佣信息院就业动向分析组长尹正惠（音）指出：“非首都圈就业意愿提升，反映出首都圈过度竞争压力下，求职者的地域偏好正趋向理性化。政府应当配套实施激励政策，重点加强AI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优质企业向地方转移，为青年群体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