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受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30多岁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就业率增长的主要群体。即便育有子女仍选择继续就业的女性规模不断扩大，低龄子女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趋于减弱。同时，韩国政府持续加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强化针对因育儿经历职业中断女性的就业支援措施。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于18日发布的《女性劳动市场主要特点及启示》报告显示，去年15至64岁女性就业率达62.1%，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具体来看，25至29岁女性就业率自2016年超越同年龄段男性以来持续保持领先，去年达74.5%；30至34岁女性就业率亦攀升至73.5%，刷新历史最高水平。35至39岁女性群体就业率自2022年起呈显著回升，去年达68.9%。该年龄段女性就业率通常呈“M型曲线”特征，即因生育和育儿等因素在30多岁期间出现回落，至40多岁再度回升。 2019至2024年间，25至39岁女性就业率累计上升7.51个百分点。其中，广播通信业（1.92%）、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6%）、公共行政（1.59%）、制造业（1.11%）、保健社会福利业（1.04%）等行业拉动整体女性就业率上升。分析指出，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受育有学前年龄（0至6岁）子女的女性比例下降、经济独立女性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高学历女性群体扩大等方面因素推动。 尽管子女因素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影响程度已有所减弱。调查显示，2016年，低年级小学生子女使母亲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为9.7%，而到2023年该比例降至9%。此外，高年级小学生子女对母亲就业已不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面影响，中学生及高中生子女亦未表现出对母亲就业的抑制作用。 韩国政府也根据劳动市场结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支持。目前，女性就业政策的主管部门已由雇佣劳动部移交至性别平等家族部（原女性家族部），旨在从性别平等角度进一步强化女性就业政策体系。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育儿假使用人数达14.1909万人，超过去年全年13.2535万人的水平。 政府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将与育儿假相关的预算同比增加1.3%，达4.7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9.14亿元）。其中，育儿假津贴预算最多，达3.3935万亿韩元，其次为产前产后休假津贴（3791亿韩元）和育儿期工时缩减津贴（2680亿韩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指出，政府应结合女性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符合长期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构建将短期育儿休假与长期育儿期工时缩减等弹性工作制度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多数父亲最为向往的形象是“像朋友的爸爸”，然而现实中，他们往往不得不扮演“忙碌的爸爸”。 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面向418名育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的“育儿前后父亲认知与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在育儿前所设想的理想父亲形象中，“像朋友的爸爸”回答最多，占19.4%，其次为陪伴孩子玩耍的爸爸（14%）、愿意共度时光的爸爸（9.9%）、温柔的爸爸（9.1%）以及善于沟通的爸爸（6.5%）等。 然而，在现实育儿生活中，父亲们认为自身最常呈现的形象则是忙碌的爸爸，占15.1%，其次是只有周末有空的爸爸（8.3%）、困倦的爸爸（7%）、疲惫的爸爸（6.5%），以及责备的爸爸（5.4%）。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受访者普遍反映，繁忙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难以全身心投入育儿；实际育儿过程比预期更为复杂，常面临各种突发状况；缺乏休息时间，心理上难以获得真正的放松。 在成为父亲之前，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的育儿活动是陪孩子玩耍，占44.3%，其次是教育（13.4%）、做饭（11.7%）以及与孩子一起运动（10.5%）。但在实际育儿过程中，他们最有信心的领域却转变为育儿以外的家务劳动，例如打扫、洗碗等，占22.5%，随后才是陪玩，（21.1%）、做饭（13.6%）和给孩子洗澡（10.7%）。 关于最具挑战的育儿活动问题，多数受访者回答教育，占32.1%，做饭（19.6%）、陪玩（17.7%）以及哄睡（10.5%）紧随其后。在育儿支持政策方面，受访者最期待经济补贴，占33.5%，其次是育儿休假等制度性支持（28.5%）、心理咨询及相关教育（20.4%）以及保育服务（16.3%）等。 人口保健福祉协会会长李三植（音）表示：“调查反映出父亲们对参与育儿抱有较高期待，但在现实中受制于时间与情绪上的压力，面临诸多困难。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相关支持体系，提升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能力与效能感，使父亲也能真正成为育儿的主体。”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归类为“休息”状态的人数为264.1万人，同比增加7.3万人。 从年龄结构来看，休息人口在70岁以上（增加4万人）、60至69岁（增加1.9万人）、50至59岁（增加1.6万人）以及30至39岁（增加1.9万人）等群体中均呈上升趋势；而在40至49岁（减少6000人）、20至29岁（减少3000人）以及15至19岁（减少1.2万人）群体中则出现下降。从性别来看，男性休息人口为621.5万人，同比增加78万人；女性则为100.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 休息人口自2023年的232.2万人、2024年的256.7万人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264.1万人，三年间激增近18%。同期，15岁以上人口仅增长1.12%，显示出休息人口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整体人口增速。 在导致休息状态的主要原因中，身体不佳占比最高，达34.9%。其次为难找到理想工作和退休后持续休息，分别占19%和18.4%。青年群体（15至29岁）中休息人口为44.7万人，占全体的16.9%。在该年龄段中，难找到理想工作被选为主要原因的比例最高，为34.1%，同比（30.8%）有所上升。 截至8月，韩国非经济活动人口规模为1622万人，同比增加9000人。在15岁以上人口中，非经济活动人口占35.4%，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非经济活动人口指年满15周岁，未就业且未处于求职状态的人群。 从具体活动状态来看，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为597.7万人，占36.9%；在校学习或接受培训者为327.1万人，占20.2%；处于休息状态者为264.1万人，占16.3%；因年老未参与经济活动者为248万人，占15.3%；照顾子女者为68.4万人，占4.2%。其中，从事家务劳动者和在校学习者分别增加1.3万人与2.1万人，而年老者与照顾子女者则分别减少5万人和4.8万人。 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表示希望在未来一年内就业或创业的人数为330.1万人，占20.4%，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求职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工作条件（31%）、收入与工资水平（27.5%）以及个人适应性及专业背景（23.8%）。 在期望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方面，43.6%的受访者选择200至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至1.5万元）区间，占比最高。其次为300万韩元以上，占27.6%，；100至200万韩元以下，占21.7%。希望就业的主要行业依次为卫生与社会福利业（16.8%）、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3.6%）、公共行政·国防·社会保障行政（11.0%）等。

近日，韩国社交媒体上由“Kopino”群体发布的“寻父启事”持续引发关注，促使社会对跨国非婚生子女遗弃问题的深思。Kopino是Korean（韩国人）与Filipino（菲律宾人）的合成词，特指韩国父亲与菲律宾母亲所生的非婚生子女。据统计，目前在菲律宾生活的Kopino已逾五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陷入“生而不养”的伦理困境。 长期协助菲籍单亲母亲追讨抚养费的民间团体负责人具本昌（音）指出，不少韩国男性在菲留学、工作或经商期间与当地女性建立亲密关系并育有子女，却在回国后彻底失联。如今，Kopino群体主动公开生父照片，既是对血缘亲情的悲情呼唤，亦是对跨国道德责任的集体拷问。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个体层面的伦理失范，更折射出国家层面的制度疏漏与社会冷漠。尽管近年来韩国社会持续倡导多元文化包容，但对于在海外遗留的“道德债务”，却始终缺乏系统性的回应与解决机制。持续发酵的Kopino问题已在菲律宾本土引发显著的反韩情绪。马尼拉街头出现“韩国人回家去”等激进标语，表面上是民族情绪的宣泄，实则反映出被伤害群体对尊严丧失的沉痛抗议。 尽管韩国政府于2019年宣布将加强跨境抚养费追索机制，但在现实中，取证困难、法律援助不足、跨国司法程序复杂等现实瓶颈，仍使多数Kopino家庭求告无门。笔者认为，当前亟需构建包括DNA跨国鉴定体系、专项法律援助基金及非政府组织协作网络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然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仍在于道德层面的觉醒。每一个跨国遗弃案例，都不应被简单视为私人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形象与现代伦理构建的公共议题。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20多岁的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表示“计划或正在准备赴海外工作”。 韩国银行（央行）面向1916名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结果显示，42.9%的受访者表示“未来3年内考虑赴海外就业”。 从年龄段来看，20多岁受访者的比例最高，达72.4%，其次是30多岁（61.1%）和40多岁（44.3%），呈现出年龄越低、海外就业意愿越强的趋势。 报告指出，赴美的韩国理工科人才规模在近10年间翻了一番。2010年在美的韩国籍理工科博士约为9000人，到2021年已增至1.8万人，每年净流出约200名理工科博士。 调查显示，“经济报酬”是最主要的出国动因，66.7%的受访者将其列为首要理由。韩国银行分析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海外研究人员入职13年时平均年薪可达36.6万美元，而韩国研究人员入职19年时的最高年薪仅为12.7万美元。 除薪酬外，科研生态与人脉网络（61.1%）、发展机会（48.8%）、子女教育（33.4%）、生活条件（26.1%）等因素也被列为促使人才流出的主要原因。 分析认为，若受访者对收入、就业稳定性及晋升机会的满意度（5个等级）各提升一个等级，其海外跳槽概率将分别下降4个、5.4个和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善工作待遇与激励机制可有效降低人才外流风险。 韩国银行宏观分析组组长崔埈（音）表示，要防止理工科人才持续外流，必须尽快建立以绩效为导向、更加灵活的薪酬体系。他还强调，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与制度支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韩国迎来中秋节，全国各地洋溢着节日气氛。过节方式因时代、地域不同而各异。有人返乡与家人亲友团聚叙旧，也有人选择外出旅行，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欢度佳节。然而，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韩国民众，假期过后往往感到身心疲惫、提不起精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指节日前后出现的身体和心理不适症状。 过去，“节后综合征”被认为是需要操持家务、准备年节饭菜的主妇才会面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过节方式日趋多样化，不同年龄层都以各自的形式遭遇“节后综合征”。 每逢节日返乡探亲，中年群体不得不面对长时间驾驶和高速公路拥堵，假期大半时间消耗在路上。长时间驾驶导致肩颈和腰部疼痛。颈肩部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或固定姿势，容易出现慢性收缩并逐渐僵硬，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乳酸等代谢废物堆积，引发疲劳感与疼痛。 尤其对主妇而言，长时间弯腰或伏案准备节日餐食，同样会对肩颈和腰部造成负担。若长时间蹲坐，还会使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双脚发麻症状，同时加重肩关节或膝关节压力，甚至诱发或加剧关节疼痛。 中秋长假期间，10至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头部不自觉前倾，原本呈C形的颈椎可能因此变直，甚至出现反向C形变形。这种姿势易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增加颈椎负担，使年轻人面临颈椎病风险。 同时，亲友在节日期间对学业成绩或就业情况的关切询问，也常给年轻人带来心理压力。为预防这类“节后综合征”，建议适当控制手机使用时间，每隔两小时进行颈部伸展运动。通过合理休息与适度运动缓解学业压力，也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30多岁群体同样深受困扰。繁重的家务劳动、节日期间增加的经济支出，以及催促婚姻，都可能成为这一代人的身心负担。节日期间，还常见一种“空巢”现象。长辈与子女、家人热闹共度假期后，当子女返城离开时，容易陷入孤独感，出现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失眠等症状。这类情绪波动不仅影响心理状态，也可能对整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中秋节本是家人、亲友团圆的喜庆时刻，但其中夹杂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不仅是MZ世代（1980年至2000年出生者），几乎所有年龄层在节日期间都可能面临身心压力。如果未能及时疏解，甚至可能引发疾病。 庆熙大学韩方医院神经精神科教授金允娜（音）指出：“过去，节后综合征主要集中在中年女性身上，但近年来10至30多岁群体也出现节后综合征。加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经济负担、婚姻催促及各种社会问题，节日前后各年龄层的'火病'患者都呈增加趋势。” 她还提醒：“火病不会随节日结束而迅速好转，治疗难度较大，因此预防尤为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培养情绪和压力管理能力，改善引发火病的环境，增强自我调适能力，才能有效降低风险。”

韩国KB金融集团旗下KB经营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养老准备”，但认为自己“准备充分”的比例不足两成。尤其是单人家庭中，六成以上自认养老准备不足。 该研究所在今年5月至6月期间，面向全国25至74岁的3000名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8%的受访者认为养老准备“必不可少”，但仅有19.1%的人认为“已经准备好”。 从家庭类型来看，夫妻共同生活的“双人家庭”中，26.6%表示已为养老做好准备；育有子女的“父母子女家庭”为18.1%；而单人家庭的比例仅为12.9%，高达61.9%的单身受访者表示养老准备不足。 调查还显示，在尚未退休的群体中，理想退休年龄为65岁，但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6岁。此外，受访者认为退休后每月约需3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生活费，但预计实际可筹措的资金仅为230万韩元。其中，夫妻家庭预期可筹资257万韩元，父母子女家庭为247万韩元，单人家庭则为165万韩元。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单人家庭数量已突破1000万户，占全体家庭比例高达4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以上传统家庭数量显著减少。 在传统韩国社会中，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是主流模式。长辈赡养、子女教育、社会关系学习等功能都在家庭内部自然实现。孩子在众多亲属的陪伴下成长，学会尊长爱幼、相互体谅的品德。尽管物质条件未必富裕，但深厚的人情味却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然而，随着单人家庭不断增加，这一传统结构逐渐瓦解，转向以父母和子女为核心家庭模式。核心家庭的优势在于父母能够集中精力给予子女关爱与教育，更好地培养其个性与能力。但另一方面，一旦父母自身存在问题或疏于家庭教育，孩子在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方面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天各一方，亲戚关系日渐疏远，老年人常常在缺乏子女陪伴的孤独中度过晚年。这带来了社会冷漠与孤立感的蔓延。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纽带的松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温情与稳定。个人主义虽然可享受更多自由，避免传统观念中的种种束缚，但却无法填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若这种趋势持续发展，韩国社会将面临更多冷漠、孤立与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 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如何重建健康的家庭文化成为值得深思的社会议题。专家建议，应当重新认识家庭的重要价值，加强代际间的沟通交流，让孩子在与亲戚的互动中感受人情温暖。哪怕每年至少一次，让亲属团聚、互致问候，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大家庭的凝聚力与文化传承，这既是对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投资。 社会的真正幸福，不仅源于个人的自由和物质富足，更来自家庭的温暖与人情的滋润。与其选择节日外出旅行，不如带着家人祭扫先人墓地，通过祭祖、探亲等方式体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怀。只有重建有温度的家庭文化，韩国社会才能在现代化浪潮中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幸福归宿。家庭纽带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福祉，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