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款名为“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的网红甜品在韩国流通业迅速兴起，热度从百货商场、便利店、外卖平台蔓延至整个餐饮行业，重塑韩国甜品市场的竞争格局。 该产品是韩国在去年流行的“迪拜巧克力”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良后的新甜品，内馅融合了中东传统甜点中常用的酥皮丝与开心果酱，外层包裹糯米糍和可可粉，口感外脆内糯、甜而不腻。独特的异国风味和新奇口感精准迎合了年轻消费者的尝鲜心理。目前，单颗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的售价在6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8元）至1万韩元以上。 据悉，去年9月，韩国人气女团IVE成员张员瑛在社交平台INS上发布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的照片，随即引发广泛关注。此后，相关话题帖子迅速增至数万条，甚至出现标注售卖该产品店铺的地图。 百货商场率先捕捉商机。首尔汝矣岛现代百货陆续推出多场迪拜巧克力糯米糍主题快闪活动，吸引大量年轻顾客。新世界百货江南店的甜品专柜迅速上架该产品，每日开业前便已排起长队。乐天百货也在全国多地同步设立快闪店，即便实施限购，备货也往往在半天内售罄，平均排队时间超过一小时成为常态。 便利店行业也快速跟进。GS25于去年12月推出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甜品后，该产品连续两个月位居搜索榜首，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四倍。同时，由于在家自制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的消费者增多，棉花糖销量一度暴涨50倍。CU便利店于去年10月推出类似产品，累计销量突破180万件。外卖平台上的热度更为显著，数据显示，“外卖的民族”在上月第一周的迪拜巧克力糯米糍订单量环比激增321%，搜索量较两个月前增长25倍。 迪拜巧克力糯米糍热潮也持续衍生出新创意产品。近期出现的“迪拜糯叽叽鲷鱼烧”单价高达7500韩元，远超普通鲷鱼烧1000至2000韩元的价位，却仍供不应求。需求激增直接冲击原材料市场，核心原料开心果的价格已从每公斤4.5万韩元上涨至10万韩元以上。在大型超市，去壳开心果每400克售价在两年内上涨超过30%。业内人士表示，相关原料已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对餐饮业而言，迪拜巧克力糯米糍被视为行业低迷期的“救命稻草”。不少汤饭店、韩餐店、日料店、中餐馆等原本与甜品无关的业态也纷纷引入该产品，并通过设置“需点正餐”“每人限购一份”等条件，将其作为吸引客流的引流商品。餐饮业相关人士指出，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态势下，该产品有助于减轻亏损压力并提升到店客流。 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消费者的微奢侈倾向与从众心理。仁荷大学消费者学教授黄珍珠（音）指出，在高物价与不确定性持续的环境下，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价格相对可承受的甜品来获取心理慰藉。加之明星与网红带来的宣传效应，从众消费心理被进一步放大。 然而，流通业界对该热潮的持续性仍持审慎态度。业界普遍认为，网红甜品本身生命周期较短，正如曾经风靡一时的糖葫芦和台湾老蛋糕，一旦出现新的热门产品，现有热潮可能迅速消退。一位流通行业相关人士表示，迪拜巧克力糯米糍仍属于内容驱动型消费，热度高度依赖消费者的新鲜感。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3%的韩国Z世代（1995至2009年间出生者）在发送电子邮件前曾借助人工智能（AI）进行文本润色，旨在在不同沟通情境中保持恰当的礼貌与正式语气。 招聘平台“Jinhaksa Catch”面向2913名Z世代群体开展关于“AI润色使用经验”问卷调查，并于19日公布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发送电子邮件或信息前，通过AI调整表达方式；从未使用过该功能的受访者仅占7%。 在有过AI润色经验的受访者中，使用频率呈明显的日常化趋势。其中，67%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24%表示偶尔使用，9%则称几乎不使用。就使用原因而言，希望根据不同情境维持正式得体的表达（41%）居于首位；其次依次为担心表达显得不够礼貌（37%）、自主构思语句较为耗时（16%）、难以依据不同对象调整语气（10%），以及曾因语气问题被他人指正（3%）等。 同时，Z世代中倾向于认为文字信息交流比面对面沟通更为轻松的比例亦较为突出。在相关偏好调查中，43%的受访者表示更偏好发送信息而非面对面交流，主要原因是文字沟通可降低失言风险（36%）。其余原因依次包括：可争取更多思考时间（31%）、便于留存对话记录（12%）、沟通心理负担较轻（9%）、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从而提升交流效率（8%），以及情绪消耗相对较少（4%）。 此外，57%的受访者更倾向直接对话。主要原因为表情与语气能够即时传达，从而减少误解（61%）、面对面交流效率更高（24%）、对话流程与语境不易被打断（7%）、能够即时确认对方反应（6%），以及认为发送信息往往耗时更长（2%）等。 Jinhaksa Catch指出，Z世代借助AI润色的行为，被视为旨在降低人际误解、选择更有效表达方式的积极尝试。然而，若过度依赖AI，反而可能削弱表达的真实性与个人色彩。因此，在最终发出信息前，仍应保持由本人进行内容确认与语气把关的习惯。

荷兰国际集团（ING）预测，在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下，今年韩国经济有望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产业间复苏节奏明显分化，“K型复苏”持续深化，内需与非制造业低迷态势制约整体景气改善效果。 ING指出，受韩元贬值影响，美元兑韩元汇率短期内或逼近1500韩元（约合人民币7元）。考虑到外汇市场波动性和首都圈住宅价格过热风险，韩国银行（央行）预测，全年基准利率将稳定在当前水平（2.5%）。 尽管今年韩国经济指标在半导体带动下有所改善，但受高汇率与内需不振影响，指标与体感景气之间的显著背离或将延续。据金融界19日消息，ING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韩国经济仍高度依赖稳健的半导体需求，而其他产业复苏仍乏力。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差异明显。上月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发布的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时隔两个月重回5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出现回暖迹象。本月制造业企业心理指数（CBSI）预期值为93.6，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包括服务业在内的非制造业仍深陷低迷。本月非制造业CBSI预期值仅为86.6，环比大幅下滑4.1个百分点。这表明，非制造业企业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明显加重。 ING还指出，制造业内部分化也持续扩大。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信息通信（IT）领域保持增长态势，但石化、钢铁、家电、电池等主要产业受全球供给过剩与需求放缓影响，依旧表现低迷。 这种产业结构不平衡也为政府宏观政策推进带来障碍。ING分析称，若实施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可能放大金融与财政不稳定风险，导致政策当局可选空间受限。未来政策判断的关键变量，将集中在汇率走势与首都圈房价。 在利率政策方面，ING认为，鉴于当前金融不稳定性与外汇市场波动，更需审慎应对。报告预测，基准利率全年维持在2.5%的可能性较高。 就外汇市场而言，ING对短期韩元走势发出警示，预计美元兑韩元汇率可能在短期内升至1500韩元区间，中期则有望回落至1450韩元左右。

去年，参加韩国“寺庙寄宿”（Templestay）体验的国内外游客数量创历史新高。韩国佛教文化事业团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158家寺院共接待寺庙寄宿体验者34.9219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5.1%，刷新历年纪录。其中，韩国游客29.3704万人次，外籍游客5.5515万人次。去年累计参与人数达62.5304万人次。 寺庙寄宿是一项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僧侣日常修行生活的传统文化体验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为“全世界最成功的五大文化旅游产品”，并在2014年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举办的国际会议上作为宗教旅游优秀案例被推介。 该项目始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当时为缓解住宿紧张问题并向海外推广韩国传统文化而推出。首年仅有33家寺院参与，韩国游客和外籍游客分别为1299人次和1259人次。经过20余年发展，参与寺院数量与体验人数持续快速增长。 在外籍游客方面，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参与人数首次突破5万，达5.3291万人次；随后因新冠疫情大幅下滑，但去年已超过2018年的纪录。分析认为，随着访韩外籍游客数量回升，加之K-POP等韩流文化带动了对韩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寺庙寄宿的海外需求显著增加。在国内，面向未婚青年开展的寺庙寄宿活动广受欢迎，也推动了参与人数增长。数据显示，从2002年至去年，寺庙寄宿累计参与人数达418.4373万人次。 曹溪宗方面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推动“停留型寺庙寄宿”，促进其与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相结合，并加强与铁路等交通旅游基础设施的合作，为地方经济和社区复苏作出贡献。同时，针对代际矛盾、社会不安以及心理压力加剧等问题，将推出更具针对性的项目，促进心理健康，并扩大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治愈型、互助型项目规模。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本月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韩中商务论坛时表示，近期周五下班后前往上海短途旅行已成为韩国年轻人的新风尚，反映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化。不少游客选择周五下班出发、周六清晨抵达，在上海停留两天后于周日晚间返回韩国，无需请假即可完成一次海外旅行。随着中方对韩国公民实施并延长免签入境政策，曾被认为入境门槛较高的中国，正在重新被视为适合周末短途出行的海外目的地。 旅游需求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数据上。据旅游业界15日消息，去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在主要短途海外旅游市场中增幅最为显著。旅游大数据分析机构Yanolja Research分析的各国出境旅游统计显示，中国超过日本、越南和泰国，成为韩国游客增速最快的目的地。 从具体旅游城市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清晰。全球在线酒店预定网站安可达（Agoda）的韩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排名显示，上海在一年内上升2位，扭转了此前中国城市长期排名靠后的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飞行时间短、机场至市区交通便利，无需额外请假周末也能来回是赴华旅游需求回升的重要原因。 作为感知旅游市场趋势最敏感的旅行社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多家旅行社表示，在最近中韩领导人实现互访后，咨询赴华旅游的韩国游客明显增加，尤其以上海为目的地的自由行产品增幅最为显著，赴华需求快速回升，这是政治与外交因素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典型案例。 赴华旅游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以张家界、长白山等自然风光线路为主的中国旅游产品，正转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短途旅游，涵盖购物、美食、观展、欣赏夜景等内容。上海正是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城市，尤其在社交平台上被评价为“性价比高”“汇率压力较小”的旅游目的地，加之地图、翻译等配套服务日益完善，语言门槛明显降低。 旅行社也在顺势调整市场战略，哈拿多乐日前在上海成立分支机构，进一步强化在华业务布局。计划加强自由行与商务出行相结合的运营方式，扩大与当地酒店、景点的合作，推出定制自由行和企业差旅服务。 哈拿多乐负责人表示，将以上海为中国市场核心基地，超越单纯输送旅客的原有业务范围，转向在当地直接策划和运营。业内认为，免签入境政策不仅简化了行政手续，也拉近了旅客的心理距离，预计赴华旅游热度还将持续上升。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编者按】韩国导演金度英执导的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Once We Were Us）于去年12月31日在韩国上映。该片翻拍自2018年由周冬雨和井柏然主演的中国同名电影，围绕一对曾经热烈相爱的恋人展开，讲述他们在分离十年后意外重逢，通过回忆交织出一段贴近现实的爱情故事。影片由文佳煐、具教焕主演。 金度英出生于1970年，是韩国著名女导演、编剧兼演员。她曾参演《绿洲》《杀人漫画》《幸存的孩子》等作品，并于2019年凭执导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获得第56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人导演奖。其作品以细腻而沉静的叙事风格著称，善于从日常细节中探讨社会议题与人物情感。《后来的我们》延续了她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同时也是她对爱情题材的一次全新尝试。近日，金度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享了将中国原作改编为韩国电影的创作背景与思路。 谈及与原作的首次相遇，金度英将其形容为“一种命运般的相遇”。她表示，自己是在2019年通过奈飞（Netflix）观看中国电影《后来的我们》，并被剧本深深吸引。 “这个故事讲的是相遇、相爱，以及在为梦想努力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波折。正因为这些经历非常贴近现实，才会引发共鸣。”金度英表示，“如果用韩国演员、以韩语重新演绎一次，同样具有意义，因此我很希望能把它做好。” 在谈及翻拍的意义时，金度英强调，关键并不在于“复制原作”。她指出：“如果只是照搬原作场景，很难真正超越它。更重要的是理解每个场景真正想传达的情感目标，在保留核心的同时，找到适合韩国语境的表达方式。”她表示，演员的参与至关重要。通过演员真诚地投入创作过程，并共同完成对角色与故事的再诠释，翻拍作品才能呈现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在改编过程中，金度英明确了必须保留的核心元素，包括原作中黑白画面与彩色画面的转换方式，以及部分关键台词与情感瞬间。她表示，自己并不刻意追求差异化，而是反复思考原作中最打动自己的部分，以及如何在韩国版本中延续这种情感。 在季节设定上，韩国版本选择了夏季的梅雨季，而非原作中的冬季雪景。金度英解释称，雨声同样能够营造丰富的氛围，漫长的梅雨、空气中的湿度以及季节的温度感，都有助于唤起观众对青春情绪的记忆。她表示，这种感官体验与原作想要传达的情感本质是一致的。 金度英还特别强调了女性角色的成长。影片中，女主角正媛与男主角恩浩在经历人生挫折后，逐渐学会放下过去，走向自我实现。为更自然地呈现人物的“漂泊感”，正媛被设定为孤儿院出身。 金度英解释称，由于韩国并不存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因此需要通过角色背景设定来体现人物没有归属的状态。她同时提到，自己曾在孤儿院工作，为孩子们进行戏剧练习，那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根源性的孤独感，也成为塑造正媛角色的重要参考。 在选角方面，金度英表示，演员本身的气质与经验是重要考量因素。文佳煐此前在电视剧《爱情的理解》中的表演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具教焕则在独立电影中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特质为男主角带来了更为开朗而灵动的气息。她认为，演员并非单纯“扮演角色”，而是以自身的温度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两位主演在影片中自然呈现出角色的内外特质，使人物更加立体。 随着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韩中两国文化交流呈现回暖趋势。金度英表示，电影是一种能够跨越国界与时代的沟通方式，让观众理解彼此、感受对方情绪，是一种自然且珍贵的交流。 她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们在年轻时为梦想努力、在现实面前受挫的经历具有普遍性，而爱情往往成为情绪的出口。她表示，如果中韩观众都能在影片中产生共鸣，对她而言便是最大的欣慰。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圆满完成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被外界普遍评价为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访问。在为期四天的日程里，他先后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并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深入交流。 两国元首在短短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释放出极为清晰的信号：韩中关系正在从修复期迈入行稳致远的新阶段。从政治、安全、经济、产业与人文交流等多个维度综合分析，李在明此访的成果已明显超出一般“改善关系”的层面，而是在为未来韩中关系走向“定型”。 ▲政治安保：重塑战略互信 政治成果是此次访华最核心的部分。李在明明确提出，要将今年作为韩中关系全面复原的元年，反复强调“长期稳定”和“不可逆”。这一表态并非外交辞令，而是通过一系列高规格会晤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 李在明用“超出预期”来评价此次访华成果，青瓦台发言人姜由桢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访华成果时表示，此访标志着李在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肯定。主要外媒普遍认为，韩中关系已进入全面恢复阶段。并将此次访问视为韩国外交摆脱“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格局，转向实用外交的重要契机。 在安全议题上，李在明延续并强化了“去阵营化、去对抗化”的表述方式。他没有重复前政府时期明显一边倒向美日安全轴心的叙事，而是反复强调韩半岛稳定与东北亚和平符合韩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这一表态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自2016年萨德事件以来，中方对韩国在安全议题上的战略自主性始终存有疑虑。此次李在明不仅未回避这一问题，反而通过高层密集沟通，向中方传递出明确而积极的信号，这也是为何中方在舆论层面明显给予积极反馈的重要原因。 ▲经济产业：从互补分工走向协同创新 在经济产业合作层间，李在明通过与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晤，重新确认了中国作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美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下，韩国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测的中国市场，而中国同样需要高端制造与技术能力突出的韩国企业。 访华期间举行的韩中商务论坛涵盖领域从传统制造扩展至人工智能（AI）、数字经济、文化内容、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显示双方已开始为未来经济合作结构铺路。尤其是在半导体、AI、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韩中不再只是简单的上下游关系，而是开始探讨联合研发、共拓市场、实现双赢的新模式。 这与李在明在上海会晤陈吉宁书记的安排高度契合。上海作为中国科技、金融与创新的核心城市，其政治地位与经济象征意义并重，显示中方也在为未来十年的中韩产业合作预留“制度接口”。 ▲人文交流：修复情感拉近心理距离 在人文交流层面，李在明此访同样具有“修复性”意义。他不仅强调议会外交、青年交流、地方合作的重要性，还主动提及反对人为制造毫无根据的对立和排斥，韩中关系是真正需要彼此的关系，不应被情绪裹挟。 近年来，韩中关系的紧张并不仅源于政策分歧，更在于民意层面的情绪对立。李在明将“修复情感”明确纳入外交议程，意味着韩中关系不再只是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试图重建社会层面的信任基础。 李在明将此次访华的最后一项日程安排为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既是对韩国独立运动先烈的缅怀，也可以唤醒韩中之间珍贵的共同历史记忆，并肩战斗的这段历史有助于增进两国民众间的感情。访华期间，李在明夫人金惠景女士亲手制作年糕饺子汤招待中国女性代表，这一道看似家常却寓意美好的菜肴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成为此访中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情场面。 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高度震荡的当下，中韩关系能否稳定发展，本身就是东北亚局势的重要变量。李在明此访彰显对华务实合作诚意，为韩中关系发展确立新坐标，确保两国在相互尊重与协同共赢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承受的冲突，即便在社会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后，仍持续对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5日在其学术期刊《育儿政策研究》最新一期刊登的报告《新冠疫情时期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子女社交媒体成瘾的纵向影响》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通过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状况，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基于《韩国儿童面板调查》第13至15轮（2020年至2022年）数据展开，分析对象为在第13轮调查中子女年满12岁、且母亲处于就业状态的726户家庭。研究在衡量工作与家庭冲突时，采用包括“工作时担心孩子安全”等在内的15项指标，并将其区分为“工作—家庭生活冲突”和“工作—子女养育冲突”两类。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态化、照料空缺等因素叠加，使职场妈妈在兼顾工作与家庭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心理负担随之加重。 在社交媒体成瘾评估方面，研究采用包含15个问题的青少年互联网成瘾量表，对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察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其子女在日常生活恢复阶段表现出的社交媒体成瘾程度也越高。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提升育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相反，家庭沟通越为活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风险则越低。不过，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沟通本身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研究团队表示，为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问题，有必要从家庭系统层面改善育儿环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家庭沟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