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韩国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和生育，数据显示，每10名产妇中就有4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上。同时，早产儿和先天性缺陷儿的医疗费用也大幅上升，截至去年已接近8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亿元）。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14日援引保健福祉部资料称，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已从2016年的32.4岁上升至去年的33.7岁，35岁及以上产妇比例也由26.4%升至35.9%。同期，双胞胎及以上多胎占比从2016年的3.9%增至5.7%。 随着高龄产妇比例不断上升，孕期不足37周或出生体重低于2.5公斤的早产儿（包括低体重儿），以及出生两年内被诊断为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其医疗费用每年持续增加。 早产儿的医疗费用从2018年的1846亿韩元增至去年的2649亿韩元，六年间增长44%。同期，先天性缺陷儿的医疗费用从3071亿韩元升至5236亿韩元，增幅达70%。早产儿与先天性缺陷儿的总医疗费用则从4917亿韩元增加至7885亿韩元，增长60%，约为原来的1.6倍。 早产、低体重等情况日益增多，原因虽来自多方面，但主要与生育年龄普遍上升、35岁及以上高龄产妇比例增加以及多胎出生增多密切相关。专家指出，随着高龄产妇数量增加，政策上应进一步强化精密检查、产前管理以及紧急分娩和产科救治的可及性。 金美爱表示：“生育年龄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保障所有产妇，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安全、健康地分娩。同时，应加快建设地区产妇与新生儿一体化治疗中心，强化产前产后健康管理，并改善地方分娩基础设施。”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韩外籍儿童接受国家婴幼儿健康检查比例不足五成。同时，韩国籍儿童的受检率也仅达到约60%，引发社会对加强婴幼儿健康检查管理体系的呼声。 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民力量党议员徐明玉于29日从保健福祉部和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获取的资料显示，截至上月，符合国家婴幼儿健康检查条件的外籍婴幼儿共计3.9520万人，其中实际接受检查的仅为1.5859万人，整体受检率为40.1%。 从国籍分布来看，在韩中国籍婴幼儿数量居首，达1.5163万人；其次分别为乌兹别克斯坦籍（5377人）及越南籍（3087人）。在受检率方面，中国籍儿童以59%的比例最高，日本籍（37.3%）与蒙古籍（37%）紧随其后，而乌兹别克斯坦籍（27%）和越南籍（29.1%）的受检率相对偏低。在纳入统计的前14个国家中，泰国籍婴幼儿的受检率最低，仅为23.9%。 数据显示，韩国籍婴幼儿的健康检查覆盖率亦不理想，未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二。截至上月，韩国籍婴幼儿中应接受健康检查的对象为180.1739万人，实际完成检查的仅为109.1979万人，整体受检率为60.6%。在韩国籍儿童受检率本就不高的背景下，外籍儿童的受检比例更显偏低。 此外，为防止因出生登记遗漏导致婴儿遭遗弃或成为“幽灵儿童”，韩国自去年开始实施医疗机构出生自动通报制度。然而，由于该制度未涵盖外籍及无国籍儿童，这些婴幼儿仍处于未登记状态，既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也无法获得健康检查引导与后续跟踪服务。 对此，徐明玉强调：“婴幼儿早期健康状况事关生命安危，然而目前有近半数外籍儿童未能接受健康检查，‘幽灵儿童’亦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政府亟需构建覆盖外籍及未登记儿童的普惠型婴幼儿健康检查管理体系。”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近期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今年7月，新生儿与结婚登记数量分别创近4年及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显著。 韩国统计厅于24日发布的《7月人口动向》数据显示，7月新生儿数量为2.1803万人，同比增加1223人（5.9%）。以7月为基准，创自2021年（2.2364万人）以来的最高值，但若以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数据为基准，仍处于历史第四低的水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累计新生儿数量为14.7804万人，同比增加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自去年7月起，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结婚登记数量亦呈回升态势。7月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加1583件（8.4%），为2016年7月（2.1154万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4月起，结婚登记数量已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统计厅分析指出，结婚与出生人口的增长受到婚姻总量回升、政府多项生育育儿支持政策以及30多岁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存在明显不均衡。首都圈的新生儿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其中，首尔市增长9.7%，仁川市增长11.9%，京畿道增长7.8%，均超过全国均值。相比之下，多数非首都圈地区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增幅。蔚山、光州、全南等地的增长率介于5%至6%之间，全北、忠南、庆南及大田等地则低于5%。世宗、庆北、济州的增幅维持在1%至2%之间，而江原道更是出现0.5%的负增长。 在非首都圈地区中，仅大邱（9.8%）、忠北（9.7%）和釜山（7.7%）等少数地区的新生儿增幅接近首都圈水平。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地区年轻人口规模的不同以及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差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韩国20至39岁人口共计1325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55%（729万人）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因此，婚姻与生育呈向首都圈集中的结构性特征。 专家指出，当前数据尚不足以认定低出生率趋势已发生根本性扭转，此次增长更可能是经济回暖、适婚年龄人口增加以及政策推动共同作用下的短期反弹。尽管如此，在经历了长期下降之后，韩国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时隔10年首次出现回升，显示出相关政策已初步显现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结婚登记数量增加、政府出台各项生育补贴政策推动韩国单月新生儿数量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势头。今年7月新生儿数量创下近4年来新高，结婚登记数量则达到近9年高峰。 韩国统计厅24日发布的人口动向显示，7月新生儿总计2.1803万人，同比增长5.9%。单月新生儿数从今年1月起维持在2万多人以上，虽然6月略有回落，但7月迅速实现反弹。今年前7个月，累计新生儿人数达14.7804万人，同比增长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实现增长，增幅创下实施此项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自去年7月起，韩国单月新生儿人数已连续13个月增长。统计厅分析称，这一趋势与整体婚姻数量增长、政府各项生育鼓励政策，以及30岁出头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有关。 7月的总和生育率为0.8，较1年前增长0.04，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从地区来看，首尔、釜山等13座城市的新生儿数量增长，光州、世宗等4座城市减少。 7月婚姻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长8.4%。创下自2016年7月（2.1154万件）后近9年最低水平，自去年4月后连续1年4个月增长。 7月死亡人数为2.7979万人，同比下降0.7%。离婚数量为7862件，同比减少1.4%。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未成年人股东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其中“零岁股东”现象尤为突出。 韩国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金荣镇从国税厅获取资料，并于23日发布数据显示，拥有股息收入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从2018年的18.23万人激增至2023年的84.77万人，五年间增长4.7倍。 其中，“零岁股东”的增长最为惊人，从2018年的373人暴增至2023年的3660人，增幅接近10倍。1岁股东也从2327人增至1.28万人，增长约5.5倍。 从年龄段来看，截至2023年，有股息收入的学龄前儿童（0至6岁）人数达19.7454万人，较2018年增长约5.9倍。同期，小学生（7至12岁）从6.2895万人增至32.5634万人，增长5.2倍；初中生和高中生（13至18岁）也从8.6157万人增至32.459万人，增长3.8倍。 数据还显示，2023年共有501万名未成年人获得股息与利息收入，总收入额达648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与2018年相比，虽然整体人数减少9.2%，但总收入大幅增加52.8%。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股息和利息收入的“零岁股东”人数从2018年的4.66万人增至6.26万人，增幅达34.4%。 此外，2023年有房地产租赁收入的未成年人达3313人，总租金收入593.7亿韩元，人均约1760万韩元。 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韩国家长的财产转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的存款储蓄转向股票投资。随着通过提前赠与和继承将股票转移给婴幼儿的做法日益普遍，社会各界开始担心可能存在避税或变相赠与问题。 金荣镇指出，未成年人股东，特别是“零岁股东”数量急剧增长，加上近期股市表现强劲，预计此类股票赠与行为还会进一步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避税或变相赠与等问题，国税厅必须加强审查和监管。

有“中国版特斯拉”之称的小鹏汽车（Xpeng）日前在韩国成立法人，成为继比亚迪、极氪后，第三家在韩国成立法人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韩国电动市场格局恐再生变。 据汽车业界23日消息，小鹏汽车于今年6月23日以“小鹏Motors Korea”的名称在韩国完成法人登记。法人地址位于首尔市阳川区银杏亭路54号的一处共享办公空间，注册资本为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出生于1984年的李亚超担任唯一董事。 业内预测，小鹏汽车完成法人注册后，即将物色并任命韩国业务负责人。通常中国企业在布局海外市场时，由中国籍高管担任法人代表，业务负责人聘用当地人员，比亚迪便是典型代表。 比亚迪在进军韩国市场时，由丁海苗担任法人代表，聘任前宝马韩国高管赵仁澈（音）担任乘用车部门代表。吉利汽车旗下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极氪今年2月在韩国成立法人后，任命奥迪韩国前代表任铉基（音）为韩国业务总负责人。 业界相关人士称，小鹏汽车从今年初起就开始物色韩国市场负责人的人选，近来更是采取一系列积极动作，预计随着法人成立，韩国市场布局将全面提速。 小鹏是中国电动汽车的后起之秀，业务范围不仅限于销售电动车，还包括自动驾驶、未来空中交通（AAM）、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AI）等移动出行解决方案。 本月初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欧洲最大车展——德国国际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IAA MOBILITY 2025）上，小鹏汽车公开了进军韩国的计划。小鹏汽车技术委员会主席顾捷在车展上对韩国媒体透露，韩国市场充满吸引力，正在制定具体的市场战略。 小鹏汽车在慕尼黑车展的展台上还用韩文打出“欢迎来到AI出行世界”的口号，十分引人注目。 业内预测，继比亚迪和极氪后，小鹏也加入韩国电动汽车赛道，市场竞争将进一步趋于白热化。中国电动汽车不仅具有性价比优势，技术水平也逐渐得到认可 ，将进一步丰富韩国消费者的选择，但同时也将给韩国本土产业生态带来挑战。 比亚迪今年1月进军韩国市场后，今年累计销量已达1947辆。继首发车型“ATTO 3”（元PLUS）4月正式交付客户后，又相继推出“Seal”（海豹）和“Sea Lion 7”（海狮07），逐渐在韩国站稳脚跟。 业内人士指出，汽车产业生态规模庞大，涵盖整车到零部件，中国企业产业链大部分由本国企业构成。中国车企在韩国市场的扩张将导致韩国本土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今年年初，韩国乐天免税店宣布全面中止与中国代购的交易，此消息一度在流通业界引发热议。过去，免税店通常以销售额的一半作为手续费支付给代购，以换取客源。然而，半年过去，情况并未如外界预期。业内人士透露，乐天免税店的部分销售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代购完成。 贝恩公司数据显示，全球奢侈品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中，约七成仍通过代购渠道完成。业内分析认为，免税店与奢侈品企业如何在与代购的复杂关系中实现“双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 所谓“代购”，是指个人或团体在海外购买商品后，再带回中国转售以赚取差价。根据中国市场研究机构Re-Hub统计，代购市场年规模约达4000亿元人民币。韩国免税业界估算，去年销售额中约有一半（约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8.4亿元）来自代购。代购经营的品类涵盖化妆品、箱包、鞋履等高利润商品，销售渠道主要依赖淘宝、微信等电商和社交平台。 代购采购行为也受汇率和政策影响。去年，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创下30年来新低，促使大量代购涌向日本购买路易威登、古驰、芬迪等奢侈品，价格较中国市场低约三成。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内需不振同样推动了代购市场扩张。例如，聚集大量年轻消费者的电商平台“得物”，已成为MZ世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获取奢侈品的新渠道。 对奢侈品企业而言，代购既是推动销量的重要动力，也可能带来风险。通过非官方进口渠道，代购在短期内可提升品牌曝光度，但长期可能损害品牌价值。瑞士媒体《Luxury Tribune》曾报道，代购市场存在假货及过期化妆品问题。 LVMH集团会长伯纳德·阿尔诺亦曾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直言：“疫情期间，机场空无一人，但免税店销售额依旧惊人，因为大量库存以折扣价流向了中国代购，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今年初，LVMH甚至向韩国主要百货发函，要求在退税活动中排除路易威登，以防代购大量采购。 在韩国免税业界看来，代购既推动了销售增长，同时也增加了利润负担。自2016年起，免税店通过与旅行社合作引入代购，并按销售额支付佣金。《观光振兴法》允许这一做法。最初佣金率仅为10%左右，但到2018至2019年间一度飙升至50%，虽带动销售额，却大幅压缩利润。业内人士指出，外国顾客中九成以上为中国人，其中代购占比最高。由于代购议价能力过强，免税店在销量增加的同时，利润却被压缩，出现“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的局面。 今年以来，乐天免税店宣布下调佣金率，以示不再参与恶性竞争，但交易仍在继续。由于本土顾客有限，海外游客更偏好欧利芙洋（Olive Young）、大创等本土连锁渠道，代购仍是免税店最稳定的消费群体。数据显示，目前主要免税店支付的佣金率仍在30%左右，代购贡献的销售额约占总额一半。 然而，受美元走强影响，本地消费者的免税购物需求下降，行业持续低迷。去年，乐天、新罗、新世界、现代四大免税店合计亏损2776亿韩元，较2022年的1395亿韩元大幅扩大，创下历史新高。为应对困境，各大免税店纷纷调整门店规模。新世界免税店釜山店已于今年1月关闭，现代免税店东大门店于7月停业。乐天免税店则缩减了世界塔店和釜山店的经营面积，现代免税店也削减了贸易中心店的楼层。

据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成训4日从国税厅获取的相关资料显示，去年韩国共计734名零岁新生婴儿接受赠与税，总额达67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人均继承财产9141万韩元。 零岁婴儿接受的赠与财产在2020年仅为91亿韩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资产升值，2021年和2022年先后大幅增至806亿韩元和825亿韩元，2023年缩水至615亿韩元后去年再次回升。 从零岁婴儿接受的赠与财产类型来看，金融资产最多为390亿韩元，较2023年增加101亿韩元。有价证券为186亿韩元，土地和建筑均为26亿韩元。 从各年龄段未成年人来看，即将成年的16-18岁人均接受赠与金额最高。其中16岁接受的人均赠与财产金额最高为1.4719亿韩元，其次依次为17岁（1.1063亿韩元）和18岁（1.11011亿韩元）。 小学毕业、初中入学的12岁和13岁人均接受赠与财产9446万韩元和9418万韩元。朴成训表示，在赠与子女财产的过程中，有必要对未切实履行正当纳税义务的“障眼法”或违规逃税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税务部门需通过积极的税务调查和追溯，对财富转移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半数儿科医生集中于首尔和京畿道地区，首都圈与地方之间的儿科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医疗水平差距高达两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3日发布的《儿童与青少年医疗体系改善方案研究》显示，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490名，其中首尔（1510人）与京畿道（1691人）合计占比达49%。相比之下，世宗（78人）和济州（71人）的儿科医生数量均不足百人。 从执业机构来看，全国53%的儿科医生（3423人）任职于一级医疗机构（即诊所），而在医院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执业的儿科医生为1808人，约占28%。以18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人口为基准，2022年全国每千人对应的儿科医生数为0.80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以每千人1.15名儿科医生居全国首位，釜山（1.01人）、大邱（1.01人）、光州（0.97人）等大城市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庆北地区最低，仅为0.52人，其余包括忠南（0.56人）、全南（0.59人）、忠北（0.62人）、蔚山（0.62人）、济州（0.65人）、世宗（0.69人）及仁川（0.70人）均低于全国均值。 地区间最大差距出现在首尔（1.15人）与忠南（0.56人）之间，相差约两倍。研究团队指出，该现象反映出儿科医生明显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了地区间儿童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均衡。同时，儿科住院医师数量持续减少。2018年，全国儿科住院医师共计816人（其中三级综合医院519人、综合医院297人），至2022年降至395人（分别为293人与102人），降幅达29.8%。 研究团队认为，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儿童与青少年人口减少，已成为威胁儿科医疗体系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近期，儿科专业医师数量缩减及医疗资源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为此，研究团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改善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强对专业医师培养与职业保障的系统支持、完善儿科医疗服务支付与补偿机制，并通过优化治理体系与推进相关立法修订，以保障儿童医疗服务的稳定供给。

Z世代的社交方式时常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此前亦因“躺平”、“回避内卷”和“悄然辞职”等现象受到诸多争议。他们似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社交“代码”，往往令外界感到新奇与难以理解。近日，全球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兴起与Z世代（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者）相关的新话题——“Z世代凝视”（Gen Z Stare），迅速登顶热搜榜。当服务人员热情询问“需要帮忙吗？”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如以往般迅速作出回应，而是选择面无表情地凝视对方片刻，随后默默移开目光，该行为引爆全球多个社交平台的热烈讨论。 所谓“Z世代凝视”，是指在人际交流中不立即以语言回应，反而出现短暂的表情空白，目光停滞、神情放空，仿佛沟通出现“卡顿”。这一现象尤其多见于与服务行业陌生人的互动，或工作环境中的日常沟通。《福布斯》将其描述为“如同公路上被车灯突然照到的鹿”，形象地捕捉了其中所呈现的怔忡与抽离感。 部分千禧一代（1983年至1995年间出生者）认为，Z世代在工作与人际交往中常常表现出令人不适的沉默和缺乏情感投入。有批评指出，这类行为是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不足的表现。在长辈眼中，这样的反应往往被视为“失礼”，甚至令人感到“被冒犯”。 然而，Z世代认为这是减少不必要客套及以最直接方式传递信息的新型沟通方式，他们提出，过度热情和冗长的社交对话实际上构成一种“社交负担”，而适当的沉默与眼神交流足以传达“我明白了”或“我不需要帮助”的含义。网络上亦有观点认为，以往必须挤出笑容以示回应，而现在只要一个眼神就够了，这是对“过度礼貌”的反击。 专家分析指出，“Z世代凝视”现象与新冠疫情和数字化成长环境密切相关。Z世代在成长的关键阶段，线上课程、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占用大量时间，虚拟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流。在屏幕背后，频繁的眼神接触不再必要，他们更习惯于借助文字和表情包完成互动。此外，疫情期间普遍佩戴口罩，致使面部表情难以识别，也在无形中促使年轻一代在现实社交中逐渐减少表情的使用。 在中国，“Z世代凝视”亦被称为“00后凝视”，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广泛关注，“社交冷感”、“懒得回复”及“拒绝内耗”等话题持续升温。许多年轻人坦言，“少说话、多沉默”已成为自我保护的策略。他们认为，疏离实则是恪守边界感的礼貌体现，通过眼神回避无效寒暄，被视为一种更为节能、高效的非语言沟通方式。Z世代的沉默，本质上传递的是“我虽没兴趣，但依然在场”的社交姿态。 中国社交平台Soul发布的《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显示，54%的年轻人将“保持经常联系，同时享有独处空间”视为理想的社交状态，而仅有12.6%的受访者选择“频繁黏在一起”。反映出亲密关系不再是年轻一代的生活刚需。他们更追求在自主性与情感联结间取得平衡，紧密的人际关系逐渐稀释，转向更为轻盈的“搭子社交”。这种保持边界感和独立性，避免过度依赖和情感黏腻的社交模式，被称为“零糖社交”，喻指年轻人致力于剥离传统社交中过度的情感绑定与社会义务，转而追求一种清爽、低负担的社交体验。 韩国名知大学青少年研究专家权日南（音）教授指出，与信息量丰富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线上沟通显著简化了情绪表达，促使Z世代更倾向于采用低能量消耗的社交模式。当这种行为习惯延伸至现实生活，便形成了“沉默+凝视”的交流风格。 “Z世代凝视”就像是弱者无声的抵抗，虽静谧且微弱，却比“以卵击石”更显稳妥，也比无动于衷、完全漠然多一丝表达。“Z世代凝视”争议背后是代际认知的割裂。每一代人均承载自己的时代印记，而隔阂往往源于不同群体在经验积累与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一味苛责年轻人缺乏礼数、社交能力不足，以批评掩饰对新社交形态的认知焦虑，未尝不是另一种出于自我维护的防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