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庆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圆满落幕。会议期间，由洋河酒厂酿造的高端白酒“梦之蓝”作为官方用酒亮相宴会。此前在韩国鲜为人知的中国白酒，借助这一国际舞台迅速进入公众视野，让韩国消费者重新认识了“白酒”这一品类。 继葡萄酒、威士忌热潮之后，韩国消费者的目光逐渐转向高端酒类。随着威士忌价格持续攀升，加之饮酒日益被视为一种文化体验，高酒精度、文化属性突出的中国白酒开始被视为替代选择。 白酒在中国具有深厚的传统与象征意义，但在韩国市场长期较为陌生。韩国消费者熟悉的多为二锅头、烟台高粱酒等入门级产品，高端白酒则仅限于小众爱好者圈层。然而，APEC国宴效应显著提升了白酒认知度，加之威士忌价格飙升，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在全球市场的稀缺性与文化价值逐渐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白酒在韩国的形象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曾被视为“中老年酒”的白酒，如今逐渐获得年轻消费者青睐。与过去偏好西方酒类不同，近年来东方酒文化开始受到关注，主力消费群体也从40至50多岁转向20至30多岁的年轻群体。 数据显示，去年1月至11月期间，GS零售旗下酒类订购平台Wine25 Plus的清酒与白酒销售额同比暴增259.8倍，相关品类在整体酒类销售中的占比也首次突破15%。其中，天之蓝、洋河大曲、舍得等酒精度相对较低、口感更柔和的产品更受欢迎。随着全球低度酒趋势兴起，白酒也逐渐摆脱“高度烈酒”的刻板印象。 GS零售相关负责人表示：“原本以40多岁以上消费者为主的清酒和白酒市场，正在迅速吸引20至30多岁年轻群体。目前年轻消费者在相关品类购买人群中的占比已超过40%。” 韩国关税厅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白酒进口额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20年的1216万美元，增至2021年的1296.3万美元，2022年进一步扩大至1754.8万美元。此后增长势头延续，2023年达到1770.3万美元，2024年增至1831.3万美元。2025年虽小幅回落至1751万美元，但整体仍维持高位。 相比之下，尽管威士忌进口规模仍明显高于白酒，但其进口额已逐步回落。数据显示，威士忌进口额从2022年的2.67亿美元高点，降至2023年的约2.6亿美元，2024年进一步回落至2.49亿美元，2025年也缩减至约2.27亿美元，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随着白酒在韩国逐渐受到关注，便利店及酒类企业纷纷加快布局。CU便利店与韩国中餐女厨师郑智善合作推出“高粱浊酒”，将马格利酒与高粱酒融合，兼具米香与白酒的淡雅风味。该产品上市后销量持续攀升，目前累计销量已超3万瓶。此外，海特真露去年5月与中国白酒品牌泸州老窖合作推出“泸州老窖黑标”，新罗免税店则于去年10月引入台湾金门高粱酒，积极抢占白酒消费增长空间。 业内普遍认为，白酒在韩国升温主要源于三大因素。首先是供给端变化。自2012年中国实施“禁酒令”限制公务消费以来，白酒行业进入调整期，2016年后产量持续下降。叠加中国年轻消费者对高度酒兴趣减弱，中国白酒企业开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对中餐文化接受度较高的韩国成为重要目标市场。 其次是消费偏好转变。在高通胀背景下，韩国市场逐渐形成“贵酒喝高度、便宜酒喝低度”的消费逻辑。高酒精度酒类以少量即可获得饮酒体验，受到年轻消费者欢迎。第三是季节因素。随着气温下降，高度酒销售普遍上升。CU方面透露，去年12月首周（1日至7日）高粱酒销售额较前月同期增长18.7%。 从国宴餐桌到便利店货架，中国白酒正以“新高端酒类”的姿态悄然进入韩国主流消费市场。这一变化不仅是酒类偏好的更替，也折射出韩国消费者对文化、体验与性价比的重新定义。

韩国跨境汇款软件企业吉米利（ GmoneyTrans）日前在首尔乐天酒店成功举办成立十周年庆典。 吉米利是韩国跨境汇款企业中的佼佼者，十年历程，不仅是吉米利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自2016年以来韩国汇款软件行业的蓬勃成长。当天各国驻韩使馆官员、金融企业负责人、客户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吉米利成立十周年。

围绕中国经济的判断，近年来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高喊“崩溃论”，另一方则强调“中国仍保持5%左右的增长，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市场”。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当前的中国，尚未走到崩溃边缘；但与此同时，也已不再是能够重新托举韩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如果不能同时认清这两点，相关政策与战略仍可能建立在错误预期之上。 从表面数据看，中国去年实现了5.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完成了既定目标。在中美关税摩擦、内需疲软以及房地产风险叠加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显示出中国国家体系在资源动员和宏观调控方面的能力。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出口与工业生产总体保持韧性。因此，简单将中国界定为“危机经济体”，显然失之偏颇。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背后的结构”。从季度走势看，增长率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年末即便加大刺激力度，也未出现实质性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这意味着，房地产与基础设施这两大传统增长支柱正同步失速。这已不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约束。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十多年前的中国。2010年代，中国对韩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器”。只要中国扩大投资、拉动需求，钢铁、化工、炼油、机械及零部件等韩国主力产业便可随之增长。然而当前，中国内需疲弱、投资收缩，过剩产能正加速向海外释放。在这一结构下，中国不再只是韩国的客户，而正在转变为直接竞争者。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对战略性产业的布局。在电动汽车、电池、光伏以及高端装备领域，中国重新启用“低价、大规模、国家支持”的组合工具，而这些领域恰恰与韩国产业竞争力高度重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大。若韩国在等待中国复苏的过程中按兵不动，产业空间反而可能被持续压缩。 尽管如此，仍有人习惯性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回暖，一切都会好转”。这是一种由过去经验造成的错觉。事实上，中国自身已明确选择了放缓增长节奏的发展路径：重稳定胜于速度，重国家导向胜于民间活力，重安全与技术自立胜于单纯规模扩张。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下，期待中国从外部支撑韩国经济增长，并不现实。 “中国并不危险”与“不能依赖中国”这两点，并不矛盾。中国正进入一个可控的低速增长阶段，这并非危机，却也难以为周边经济体提供显著机遇。对于像韩国这样出口依赖度高、产业结构与中国高度相似的国家而言，这一现实尤为严峻。 因此，真正需要转变的是认知与态度。中国经济不应再被视为“等待复苏的变量”，而应被当作一个长期存在的“常量”。与其围绕中国起伏调整策略，不如构建在中国因素之外亦可运转的增长路径。市场多元化、技术差距的持续拉开、内需基础的夯实，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课题，再次变得迫切而现实。 政策层面亦是如此。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刺激政策带动韩国出口复苏，已成为干扰判断的因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中国维持5%的增长，还是放缓至4%，其向韩国传导的红利，与过去相比都已大幅缩水。 历史或许不会简单重复，但教训始终存在。日本曾在过度依赖中国增长的阶段错失转型窗口，最终步入长期停滞，这并非遥远的他国故事。我们既无须夸大中国经济的风险，也没有时间在“等待复苏”中消耗战略耐心。 中国不会崩溃，但也不会拯救我们。唯有正视这一看似冷静却极为关键的现实，韩国经济新的出路，才可能真正进入讨论阶段。这不是期待的问题，而是战略的问题。

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型存储器铁电存储器（FRAM）领域，韩国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 韩国知识产权机构对2012至2023年近12年间，向五大知识产权机构（IP5，即韩国、美国、中国、欧盟、日本）提交的铁电存储器相关专利进行分析，并于19日发布结果显示，韩国以43.1%（395件）的专利申请，位列全球第一。在年均增长率方面，韩国亦以18.7%居首，显示出在申请规模与增长速度上的双重领先地位。 相较于其他新一代存储技术，铁电存储器能够直接沿用现有半导体生产设备，无需额外投入新设备即可实现量产。使其成为高密度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的重要技术选项，逐步确立为引领下一代人工智能存储产业的关键核心材料。 从专利申请的国家与地区分布来看，韩国以395件位居第一，占43.1%。其次依次为美国260件（28.4%）、日本170件（18.5%）、中国42件（4.6%）以及欧盟38件（4.1%）。同期，年均增长率方面，韩国以18.7%继续保持领先，其次为中国（14.7%）和美国（12.5%）。 就具体申请企业而言，三星电子以255件专利申请位居首位，占全球总量的27.8%。其后依次为英特尔（美国，193件，21%）、SK海力士（韩国，123件，13.4%）以及台积电（中国台湾，93件，10.1%）。在2021至2023年年间，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分别以139件和86件的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二位，显示出韩国在人工智能存储用铁电存储器件研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韩国知识产权机构半导体审查推进团团长金熙泰（音）表示，随着铁电存储器件技术日趋成熟，围绕商业化核心技术的专利竞争正日益激烈。今后，将通过构建跨机构协作体系、向产业界共享专利分析成果等方式，积极支持韩国企业保持在下一代人工智能存储技术领域的引领地位。

企业分析机构韩国CXO研究所19日发布报告显示，在去年新上市的121只股票中，以本月16日收盘价为基准，持股市值超过1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25万元）的个人共有119人。 从持股市值规模来看，超过1万亿韩元有1人；市值在1000亿韩元以上的共有19人。其后依次为，市值在500亿至1000亿韩元之间19人，300亿至500亿韩元14人，100亿至300亿韩元67人。此外，持股市值在10亿至100亿韩元之间的股东共有101人。 其中，持股市值唯一超过1万亿韩元的是韩国生物技术公司AimedBio的首席技术官（CTO）南道贤（音）。南道贤持有该公司股票2216.4757股，按16日收盘价每股5.49万韩元计算，其股票市值约为1.2168万亿韩元。与去年12月4日上市当日的9752亿韩元相比，市值增长约24.8%。 从出生年代来看，1960至1969年与1970至1979年出生者各有38人；出生于1980至1999年的有33人，其中30多岁的股权富豪为12人。其中，Nota AI首席技术官金泰镐（音）的股票市值最高，达到1195亿韩元。 韩国CXO研究所所长吴一善（音）表示：“去年在制药与生物行业中，随着企业集中上市，跻身百亿新兴股权富豪前列。若要保持股价持续上涨，仍需业绩改善作为支撑。”

韩国去年对华贸易出口额较前一年增长逾4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尽管近期韩中关系回暖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出口表现，但业内普遍认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OB啤酒生产的“蓝妹啤酒（Blue Girl）”流通结构的调整。 根据韩国关税厅19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截至去年11月，对中国啤酒出口累计达到1448万美元，同比增长401.3%，在全球市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去年因韩国品牌受欢迎度上升，以2167万美元、同比增长46.5%位居首位的蒙古。 从表面来看，这一增长似乎反映出自2016年以来持续的“限韩令”逐步松动、中国市场重新打开的迹象。然而，国内主要啤酒企业普遍指出，对中国的直接出口占比依然有限。 海特真露虽通过中国法人出口部分产品，但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不高。乐天七星饮料方面，由于中国本土啤酒品牌竞争力强劲，其啤酒出口业务同样未能取得明显成效。 业内认为，此次出口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OB啤酒“蓝妹啤酒”的出口路径发生调整。隶属于业内认为，此次出口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OB啤酒“蓝妹啤酒”的出口路径发生调整。的OB啤酒负责生产德国啤酒品牌“蓝妹啤酒”的，并出口至香港捷成集团。作为拉格产品，“蓝妹啤酒”自2007年以来已连续18年稳居香港市场占有率首位，被视为当地的“国民啤酒”。 OB啤酒方面表示，“Blue Girl的流通路径已调整为经由大陆运往香港”。截至去年11月，出口至香港的啤酒额为1081万美元，同比减少55.1%。若将出口至大陆和香港的金额合计，规模约为2500万美元，即便计入12月出口量，也未能超过去年大陆323万美元、香港2628万美元合计约3000万美元的水平。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啤酒市场长期由青岛、雪花、哈尔滨等本土品牌主导，其他国际品牌也大多在当地设有生产基地。不过，随着韩中首脑会谈后出口登记程序逐步简化，相关变化有望对今后的出口环境带来积极影响。

荷兰国际集团（ING）预测，在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下，今年韩国经济有望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产业间复苏节奏明显分化，“K型复苏”持续深化，内需与非制造业低迷态势制约整体景气改善效果。 ING指出，受韩元贬值影响，美元兑韩元汇率短期内或逼近1500韩元（约合人民币7元）。考虑到外汇市场波动性和首都圈住宅价格过热风险，韩国银行（央行）预测，全年基准利率将稳定在当前水平（2.5%）。 尽管今年韩国经济指标在半导体带动下有所改善，但受高汇率与内需不振影响，指标与体感景气之间的显著背离或将延续。据金融界19日消息，ING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韩国经济仍高度依赖稳健的半导体需求，而其他产业复苏仍乏力。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差异明显。上月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发布的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时隔两个月重回5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出现回暖迹象。本月制造业企业心理指数（CBSI）预期值为93.6，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包括服务业在内的非制造业仍深陷低迷。本月非制造业CBSI预期值仅为86.6，环比大幅下滑4.1个百分点。这表明，非制造业企业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明显加重。 ING还指出，制造业内部分化也持续扩大。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信息通信（IT）领域保持增长态势，但石化、钢铁、家电、电池等主要产业受全球供给过剩与需求放缓影响，依旧表现低迷。 这种产业结构不平衡也为政府宏观政策推进带来障碍。ING分析称，若实施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可能放大金融与财政不稳定风险，导致政策当局可选空间受限。未来政策判断的关键变量，将集中在汇率走势与首都圈房价。 在利率政策方面，ING认为，鉴于当前金融不稳定性与外汇市场波动，更需审慎应对。报告预测，基准利率全年维持在2.5%的可能性较高。 就外汇市场而言，ING对短期韩元走势发出警示，预计美元兑韩元汇率可能在短期内升至1500韩元区间，中期则有望回落至1450韩元左右。

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合作开设的大学“企业合同制专业”，报考人数同比大幅增长，增幅接近40%。 据钟路学院18日消息，在2026学年度大学定期招生中，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7家大型企业合作设立的16个合同制专业共吸引2478名考生报考，较上一年度的1787人增加38.7%。 随着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其竞争也日益激烈。相关专业的定期招生计划人数从2022学年度的78人，增至2023学年度的140人、2024学年度的178人、2025学年度的183人，至2026学年度进一步增至194人。 从具体专业来看，与三星电子合作的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DGIST）半导体工程系竞争最为激烈，报考竞争率高达89比1；同样与三星电子合作的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半导体工程系以59.2比1位居其后。 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火爆，与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等传统医药类专业的“降温”形成鲜明对比。钟路学院此前于本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学年度全国109所大学医药学类专业定期招生报考人数为18297人，较前一年减少24.7%。 钟路学院院长林成浩（音）表示：“随着高校持续推动设立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这类专业正逐渐在自然科学顶尖考生中形成一个独立且特殊的报考领域。未来，随着企业经营表现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理工科高分段学生的关注度可能还会进一步集中于这些专业。”

韩国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18日表示，该团体委托民意调查机构Global Research，于去年10月1日至14日对全国1000名年满19岁的上班族开展“AI技术发展与就业岗位替代”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八成受访上班族担忧，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扩散，劳动市场的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具体来看，77.9%的职场人士表示担心AI扩散会加重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差距。在AI取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方面，每两人中就有一人（48.2%）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其中，20多岁群体的忧虑最为明显，占58.1%；30多岁为49.1%，40多岁为47.3%，50多岁为43.2%。 对于AI可能取代工作的时间，41.1%的受访者预计需要五年以上，36.3%认为为三至五年。 此外，调查显示，83.3%的受访者认为，应强化社会安全网，以应对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化。约七成受访者支持，对因AI获利的企业征收税款，并将其用于公共利益。 调查总结指出，应将保障社会成员权利的讨论与AI技术的扩散同步推进，以防其成为侵犯劳动权益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8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多岁就业人数为344.2万人，同比减少17万人。该年龄段就业人数已连续3年下滑，且降幅持续扩大。 业内普遍认为，人口规模缩小是20多岁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年龄段人口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5年减少。不过，从数据对比来看，就业人数的降幅明显高于人口减幅，显示除人口因素外，就业环境等结构性影响正在加重。 数据显示，去年20多岁人口同比减少3.5%，而就业人数降幅达到4.7%。就业率同样呈现下行态势，去年20多岁人群就业率为60.2%，较前一年下降0.8个百分点。这也是自新冠疫情冲击就业市场的2020年以来，该年龄段就业率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对此，韩国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俊晳指出，尽管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但就业者数量下滑的速度更快。他表示，过去多数人在20多岁阶段完成就业，而近年来，为寻找更理想岗位而将就业时间推迟至30多岁的趋势正在增强。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中处于“休息”状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持续扩大。去年，20多岁“休息”人口增至40.8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7.1%，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30多岁人群中，“休息”人口也增至30.9万人，同样刷新统计纪录。 这一变化也可从去年8月公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补充调查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在回答“休息”的15至29岁人群中，34.1%表示因“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而选择暂时休息，反映出青年群体期望岗位供给不足的问题。30多岁人群中，32%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处于休息状态，另有27.3%同样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暂停求职。 从就业行政统计来看，对工作经验较少或缺乏经验的青年而言，大企业的就业门槛近年来并未明显放宽。2024年，大企业岗位总数为442.6万个，同比仅增加1.7万个，其中由同一劳动者持续占据的岗位比例上升0.8个百分点，达到84.4%。 相较之下，由离职或退休产生的替代性岗位占大企业岗位总数的11.5%，而因企业扩张或新设所创造的新增岗位仅占4.1%，显示面向青年群体的新增就业空间依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