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汽车圣彼得堡工厂生产车间。【图片来源 网络】 韩国汽车研究院9日发布《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市场变化与展望》报告，称近来有关俄乌战争停火的讨论持续，俄罗斯或重新对车企开放市场，有建议指出需考虑市场风险，制定周密的市场战略。 报告称，俄乌战争后，俄罗斯汽车市场以中国品牌为中心完成新一轮洗牌，韩国企业市场份额恐难恢复至战前水平。 俄乌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现代汽车以24.4%的市场份额居俄罗斯新车销量首位，俄罗斯品牌拉达（22.4%）和大众汽车（13.3%）排名第二和第三位。但去年销量排名发生显著变化，拉达（27.8%）居首，奇瑞（20.4%）、长城（14.2%）、吉利（12.3%）、长安（7%）等中国车企包揽第二至第五位。 俄罗斯汽车产业分析机构Autostat面向1000名俄罗斯消费者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3%的中国汽车车主表示满意。 报告称，俄罗斯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正在快速提升，即使全球车企重新进军当地市场，想恢复至以前的市场份额也非易事。 但报告同时指出，俄罗斯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偏好度尚显不足。Autostat面向5600名消费者实施调查结果显示，27.6%的受访者称不考虑购买中国企业，27.5%的受访者称若无其他选择会被动购买中国汽车。排斥中国汽车的理由主要为价格过高（17.8%）、品质一般（15.3%）、信任度不足（9.4%）、零部件供应不畅（9.6%）等。 俄罗斯政府对跨国车企开出严苛准入条件，令市场不确定性上升。今年2月，俄罗斯对国外汽车制造商提出的重新准入条件包括必须由俄方主导合资模式、达到严苛的当地化水平、总部所在国解除对俄制裁等。 报告称，俄罗斯产业结构可能因战局走向、政策突变及西方制裁松绑等而剧烈震荡，属于高风险市场。企业重新俄罗斯的时间和方式将对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需制定多元化战略。 分析称，受俄罗斯对进口车的限制政策影响，中国车企也面临在当地构筑生产和分销网络的压力，但市场风险导致投资意愿低迷。报告建议，应在考虑高成本、高强度监管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细化与俄罗斯企业的合作范围，积极探寻合资、代工等模式降低风险。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在3月31日至4月15日期间，以中日韩三国各自营收排名千强制造企业为总体各抽取101家进行问卷调查，并于30日发布结果显示，在美国关税政策引发中日韩制造企业对营收前景担忧之际，日本企业的忧虑相对最为严重，其次是中国和韩国。 韩国制造企业明年营收预计平均减少4%，而中国企业预期减少6.7%，日本企业预期减幅最大，达7.2%。从行业来看，韩国制造企业中预计减幅最大的为机械与工业设备行业（-12.2%），其后依次为钢铁及金属制品（-8.7%）、计算机及相关设备（-7.5%）、汽车及零部件（-7.2%）等行业。 中国企业中，预计减幅较大的行业包括钢铁及金属制品（-11.7%）、机械与工业设备（-8.3%）、生物医药与生活用品（-7.5%）、通信设备（-6.7%）、汽车及零部件（-6.6%）等。日本企业则预计钢铁及金属制品行业（-10.5%）下滑最为严重，其后为半导体及电子产品（-10.4%）、汽车及零部件（-7.6%）、计算机及相关设备（-6.3%）等。 对于是否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调整投资计划这一问题，中日韩三国多数企业均表示无变化。其中，韩国企业中74.3%表示无变化，其次为正在研讨（19.8%）、扩大投资（4%）和缩减投资（2%）。日本方面，无变化占比为61.4%，其次是正在研讨（27.7%）、缩减投资（5.9%）和扩大投资（5%）。 中国企业中无变化（38.6%）同样占比最高，但比例相对较低，同时有28.7%的企业计划扩大投资，占比排名第二，其后为正在研讨（20.8%）和缩减投资（11.9%）。韩经协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在面临美国关税压力的同时依旧考虑扩大投资，原因可能包括政府政策支援和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回升预期等。 在抵消美国关税影响的应对战略方面（多选），中日韩三国企业均把降低成本与费用列为首要应对措施，其中中国企业占比达61%，韩国为46%，日本为41%。此外，选择扩大美国本地生产与投资的韩国企业占比11%，中国为17%，日本为21%。 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地区贸易协定是否有助于企业经营的提问中，中国企业的认同度最高，达75.2%，韩国企业为38.6%，日本企业则为20.8%。在希望政府优先提供的支援方面，韩国企业为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两者占比均为58%；中国企业为新兴市场开拓（60%）和降低关税外交（58%）；日本企业则依次为降低关税外交（45%）、税收减免（41%）和财政补贴（39%）。 三星电子半导体生产车间【图片来源 韩联社】

现代汽车集团一位高管近日在非正式场合坦言，中国市场已成为现代汽车的一块“心病”。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市场在现代汽车和起亚全球销量中占比高达23%。但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骤降至3%。销售量也由2016年的180万辆降至去年约43万辆，市场占有率从接近10%滑落至1.6%。 业内普遍认为，现代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始于2017年的“萨德事件”。当时，中方对韩企在华业务设限，民间反韩情绪高涨，致使现代汽车市场份额遭受重创。随后，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中国本土车企加快了电动车转型步伐，趁机快速崛起。相较之下，外资车企全球工厂大规模停产，而中国工厂基本维持运转，加之本土消费者倾向于支持国产品牌，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迅速占领市场。2024年，现代汽车和起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降至1%。 然而，回顾历史可发现，现代汽车在华市场份额下滑的征兆早在2015年前后就已显现，并非始于“萨德事件”。分析人士指出，导致现代汽车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更为复杂多元，亟需深度剖析。 自2002年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现代汽车曾一路高歌猛进。与北京汽车集团（BAIC）成立的北京现代，持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在2013年突破年销百万辆大关，创下外资车企最快纪录。至2014年，北京现代销量一度攀升至176万辆，但2015年起出现8年来首次下滑，销量跌至167万辆，同时丢掉了中国市场前五名的位置，被长安汽车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车企自2015年起快速成长。该年中国乘用车整体市场增幅为6%，而本土品牌增长率高达15%。此后，依托政府保护政策和外资技术转移，中国车企在产品研发、制造水平、设计创新等方面迅速追赶，逐步赢得本土消费者认可，特别是在价格适中、功能丰富的SUV领域攻城略地。2015年中国最畅销的SUV前十中，有四款来自本土品牌。 反观当时的现代汽车，全球SUV布局薄弱，主力产品仍以伊兰特（朗动）、索纳塔等轿车为主，尽管也推出了ix35、ix25等本地战略型SUV，但在竞争力和价格方面，均不敌本土新兴SUV品牌。价格方面，当时现代新途胜起售价为约15万元人民币，而本土品牌SUV价格多在6万至7万元区间，优势明显。 品牌定位方面，现代汽车一度以“外资品牌中的高性价比代表”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然而，随着本土SUV品质提升，现代汽车在价格、品牌、技术等方面腹背受敌——价格上输给本土品牌，品牌力拼不过德系车，耐用性又逊于日系车，市场地位日渐尴尬。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现代汽车在华失利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本地化战略失败”。2010年代中期，现代汽车在中国大举扩张，设立五家工厂，产能达到165万辆（含起亚工厂则达250万辆）。彼时，全球销量中，中国市场占比超过23%，贡献利润更为可观。 然而，随着“萨德事件”爆发、销量急剧下滑，现代汽车依赖韩系零部件供应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由于韩国零部件供应商利润过高，北京汽车方面曾多次要求扩大本地供应链，但未获响应，最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2017年，北京汽车甚至要求韩国供应商降价20%，并拖延货款支付。 分析认为，问题根源在于现代汽车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失灵，对供应链优化与中方合资伙伴关系维护重视不足。中国市场虽讲究“关系”，但在资本利益面前，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市场结构变化也加剧了现代汽车的困境。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起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至2023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已达950万辆，占新车市场的31%。相比之下，现代汽车和起亚在电动车领域的布局明显滞后。尽管早在2015年上海车展上展示了部分新能源车型，但当时并未将电动化作为核心战略。 而中国本土企业如比亚迪（BYD）则在新能源布局上抢占先机，逐渐确立了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领先地位。面对市场剧变，现代汽车集团正加快在华业务调整和新能源转型。未来能否逆势而上，仍需观察。 【图片来源 北京现代官网】

美国商店里陈列的铜管【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政府就美国拟对进口铜产品加征关税一事表示担忧称，此举或将严重阻碍韩企在美投资布局，敦促美方审慎处理相关贸易措施。 据美国《联邦公报》13日（当地时间）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本月1日向美国商务部递交关于《贸易扩展法》第232条铜产品进口调查的官方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严正申明，韩国出口的铜产品不仅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反而为稳定美国经济及供应链体系作出重要贡献。文件特别强调，加征铜产品关税将导致美国铜价上涨，进而削弱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扰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最终反噬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 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授权美国商务部对特定产品的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该条款规定，如果商务部长认定某一物品的进口可能威胁损害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采取行动调整该项进口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已于今年3月10日应特朗普总统指示启动铜产品进口调查。鉴于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业界普遍预测美方将采取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限制性措施。 产业通商资源部指出，韩国对美出口铜产品仅占美国铜进口总量的3%左右，主要应用于建筑、市政供水、电力基础设施等非敏感民用领域，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微乎其微。还强调称，目前韩企在美累计投资规模高达465亿美元，创造了逾万个优质就业岗位，而这些企业所使用的铜箔大部分依赖韩国进口。作为动力电池生产的核心材料，铜箔的稳定供应对维系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至关重要。 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若对铜箔等关键原材料实施贸易限制，不仅将动摇企业在美长期投资的信心，更可能危及目前就业岗位的稳定性。韩方呼吁美国商务部在调查过程中，应全面评估韩国企业对美国经济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期待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在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随着围绕全球经济主导权的中美关税争端不断加剧，韩国作为高度依赖对外出口的经济体，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和间接冲击风险显著上升。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计划适用于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互征关税政策推迟90天施行，仅暂时征收10%的基础关税；而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则在此前20%的基础上进一步上调至145%。对此，中国亦宣布对美商品加征最高至125%的反制性关税，令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 分析人士指出，此轮中美关税博弈或对韩国出口形势构成复杂影响。一方面，韩国产品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背景下或可在美国市场获得部分替代效应，尤其是在汽车、电池等领域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韩国对华出口中约78.4%为中间产品，其中包括高附加值的半导体和显示面板等，若中国对美出口减少，韩国相关对华供货也可能出现同步下滑。 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出口总额达6838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1330亿美元、对美国出口1278亿美元，分别占总出口的19.5%和18.7%。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稳居韩国第一、第二大出口市场。 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通过供应链分析观察韩中贸易结构变化及启示》报告指出，韩国对华出口结构以中间投入品为主，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半导体和显示面板产品的比重超过九成。若中国终端制造业出口受阻，韩国在中间环节的需求也将大幅下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郑仁教表示，当前形势下，应密切关注中美经贸摩擦的后续动向，及时开展与美方的沟通与协商，努力降低对韩出口的间接冲击。 业内人士指出，除传统的电子、半导体领域外，韩国汽车与电池产业或将在当前格局中迎来发展契机。随着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包括电动汽车零部件、电子整机在内的部分中国产品在美市场将面临竞争力下降。韩国部分企业已建立在美生产体系，有望借此提升市场份额。 此外，美国日前宣布将智能手机、电脑、存储芯片等特定信息通信产品排除在高关税清单之外。对此，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苹果、英伟达等美企将直接受益，而三星电子、台积电等企业亦有望获得间接受益。 不过，业内也指出，尽管韩国在个别领域可能获得短期利好，但中长期来看仍需加快供应链结构调整。尤其是在电池、汽车等产业中，部分零部件依赖中国供给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专家建议，韩企应根据出口市场特点，实施“供应链双轨化”策略——对美出口尽可能规避中国原料，对其他市场则兼顾价格与竞争力。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院长张相植（音）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短期内难以消除，韩国应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加快构建多元化、稳定性的全球供应网络，提升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 【图片来源 AFP/韩联社】

美国网络安全企业CrowdStrike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利用“深度语音”（Deep Voice）技术的网络钓鱼犯罪案件从去年上半年的49起激增至下半年266起，增幅高达5倍。 “深度语音”是指人工智能（AI）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语音合成技术。犯罪分子利用该技术模仿特定人物的声音，诱骗受害者进行资金转账。 CrowdStrike在报告中警告称：“AI技术正在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新型作案工具，其速度和精密程度已远超传统犯罪模式。” 与此同时，利用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伪造人物言行视频的案例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在优兔（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音视频内容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目标。 在此背景下，AI技术也被积极应用于预防犯罪。韩国电信公司（KT）日前宣布，自AI语音钓鱼检测系统上线以来，已成功阻止约16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000万元）的潜在经济损失。 统计数据显示，该系统对标记为“注意”或“危险”级别的可疑电话进行分析后，识别准确率达90.3%。其中，部分案件涉及警方黑名单号码或冒充公检法人员。KT还向首尔警方提供了可疑通话相关网址线索，警方据此成功阻止了多起诈骗案件。 此外，韩国LG U+与首尔地方警察厅合作，开发新型AI反诈系统。目前，LG U+已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客户损害防护分析系统”，对语音钓鱼攻击进行实时监测。警方依据相关监测数据，联合金融保安院等机构开展核查，并实施上门预警。 AI语音钓鱼检测系统【图片提供 KT】

27日，博鳌亚洲论坛20205年年会中韩企业家对话会举行。【图片提供 博鳌亚洲论坛】 27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中韩企业家对话分论坛举行。对话会由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原驻韩大使程永华和潘基文基金会执行理事、韩国常驻联合国前代表金塾主持。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前副会长张少刚、海南省琼海市市长傅晟、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李仁浩、韩国经济人协会常务副会长金昌范、韩国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俞在勋、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郑银泰、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等出席对话会。 中韩企业家对话会现场。【摄影 记者 王海纳】

21日上午，中国（黑龙江）-韩国贸易促进交流会暨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铂尔曼大使酒店举行。此次交流会旨在哈尔滨和韩国两地间经贸交流与合作，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举办，并得到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韩国中小企业Ombudsman的支持。 当天，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潭百成、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国、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河市委员会党组书记姜铭、中共饶河县委常委及宣传部部长张苏、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方坤、韩国中小企业Ombudsman次官崔承宰、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研究院院长洪彰杓等嘉宾及韩国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图为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潭百成致辞【图片提供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谭百成在致辞中表示，中韩两国毗邻而居，友好佳话俯拾即是。黑龙江省始终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利用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优势特色，不断加强对韩合作交往。我们以“哈洽平台聚商机、龙江振兴邀同行”为主题，全面推介哈洽会，以龙江会展新实践为中韩经贸交流搭建新平台，以振兴发展新机遇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2025年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我们真诚欢迎韩国韩中文化友好协会在第三十四届哈洽会期间举办韩国国际文化交流专题展览，也诚挚邀请韩国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参展参会，共同夯实中韩各领域务实合作民意基础，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图为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方坤致辞【图片提供 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方坤指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更是利益交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哈洽会是中俄经贸合作第一展会，韩国企业可以通过哈洽会深入融入中国北方市场，以及对接俄罗斯及欧洲资源，从而依托黑龙江“东北亚中心腹地”区位优势，借助中俄边境口岸，实现物流、贸易等跨境联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发挥桥梁作用，推动黑龙江与韩国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韩国中小企业Ombudsman次官崔承宰表示，黑龙江省是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区，韩国在深化农业合作方面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哈洽会进一步拓展韩国与黑龙江中小企业合作，促进形成新的合作增长点。 KOTRA研究院院长洪彰杓致辞中指出，近年来，黑龙江省不仅在传统的钢铁、煤炭、化工、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保持稳定增长，在高新技术与环保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坚信本次推介会将为中韩企业合作搭建新桥梁，为双方经贸交流创造新机遇。 活动现场【摄影 记者 李雅贤】 此次交流会还专题介绍了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情况，在工业基础、多元服务业、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新机遇、新优势，在资源利用、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跨国贸易方面的合作空间和市场机遇。专题推介了黑河市的战略区位优势、开放通道优势、跨境合作优势、政策叠加优势、资源富集优势、生态有机优势、冰雪资源优势、文旅融合优势等。进一步宣传了“饶河绿色食品电商合作新蓝海”，特别是在优质农林产业跨境供应、特色产品定向采购销售等方面合作意向。 交流会上，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同韩国韩中文化友好协会、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韩国MagnaTech、黑河市贸促会与韩国叄苑红参、饶河县与韩国锦成东株式会社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经贸合作协议”。 韩国与黑龙江经贸合作交流会嘉宾合影留念【摄影 记者 李雅贤】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企业代表理事（CEO）中，有经营、财务背景的"管理型CEO"占比持续攀升，而技术、研究背景的"技术型CEO"比例则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企业数据研究所CEO Score于19日对韩国500强企业的CEO履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韩国企业高管的专业背景正发生显著变化。数据显示，技术型CEO占28.4%，生产、采购等领域的CEO占3.3%，较三年前分别减少3.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反之，管理型CEO占比从三年前的46.9%上升至49.8%，增加2.9个百分点，占全体近半数。 CEO Score表示，这一趋势与全球主要企业积极引进技术型CEO的普遍做法形成强烈反差。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等尖端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型管理人才正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 从企业规模来看，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49.39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中，管理型CEO占比高达58.6%，较三年前提升5个百分点；而技术型CEO占比仅为16.2%，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中小企业中技术型CEO占比相对较高，为39.9%，但较三年前仍下降2.1个百分点。 从教育背景分析，大学修读经营、经济学专业的CEO占比从三年前的27.3%上升至29.9%，增加2.6个百分点。而大学修读电气电子工程（7.9%→6.8%）、机械工程（4.6%→4.2%）、工业工程（3.2%→2.7%）等工科专业的CEO比例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就毕业院校而言，韩国顶尖高校在培养企业高管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6%的CEO毕业于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等SKY名校。其中，首尔大学以22.5%的占比位居榜首，延世大学（12.7%）和高丽大学（10.8%）紧随其后。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自2020年韩国正式推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体系以来，经过四年的发展，韩国大型企业在ESG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仍显不足。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销售额前500强企业中，对提交事业报告的361家公司进行了关于《ESG委员会及可持续经营委员会运营与否》调查，并于18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53.7%（194家）的受访企业设立了ESG委员会，同比（48.5%，175家）小幅增加，但增势呈放缓态势。 调查显示，设立ESG委员会的194家企业在去年共召开595次会议，平均每家企业年均仅召开3.8次，未达到每季度一次的标准。在会议审议的1361项提案中，实质性提案仅占53.7%（486件），其中与环境（E）、社会（S）、公司治理（G）核心议题直接相关的提案仅79件，占全体提案的16.3%。其余大部分提案（875件）仅为一般性报告，反映出ESG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效能仍有待提升。Leaders Index指出，这一现状引发了业界对ESG热潮可能流于形式的担忧。 从行业分布来看，ESG委员会的建设率呈显著差异。金融和通信行业表现突出，四大金融控股公司（KB、新韩、韩亚、友利）及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SK电信、KT、LG U+）的设立率达到100%，国有企业则以90%的建设率位居第二。造船、机械、设备行业ESG委员会建设率为76.2%，证券行业为70%，服务业为65.2%。反之，钢铁（21.4%）和制药（25%）行业的ESG委员会建设率不足三分之一，显示出行业间ESG治理意识的明显差距。 在委员会构成方面，194家企业的624名委员中，外部董事占比达78.4%（489名），内部董事仅占21.8%（136名）。此外，在194家企业中，超过半数企业（99家）未明确公示委员会委员长人选，在已公示的95家企业中，仅5家由内部董事担任委员长，其余91家均由外部董事出任。 Leaders Index强调，当前韩国企业的ESG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进一步加强实质性议题的审议力度，提升委员会运作效能，以实现ESG管理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