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国停业个体工商户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创历史新高。为此，韩国政府着手制定强化小商户竞争力的方案。 近日，韩国企划财政部正式启动《个体工商户竞争力提升方案研究》项目，旨在推动各行业利用地方特产开发新菜品等产品与服务创新，并制定特色商圈建设方案。同时，政府还计划引入人工智能（AI）技术，开展商圈分析和经营诊断，积极推进个体经营的智能化转型。 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此次研究的目标是提升小商工人的竞争力。政府将以规模化、智能化战略为核心，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对策。” 韩国个体工商户结构性脆弱是政府启动该研究的重要背景。2023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3.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工商户整体生产率偏低，小规模化趋势日益严重。 根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数据，65.4%的个体工商户因生存需要而选择创业，但因销售额下滑导致经营困难。数据显示，年销售额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6万元）以下的微型个体工商户占比从2019年的28.1%上升至2023年的37.8%；而年销售额2.5亿韩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占比则从25.2%降至18.4%。 各行业生产率差距同样明显。去年住宿餐饮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2740万韩元，批发零售业为6260万韩元，远低于制造业的1.528亿韩元。同时，个体工商户倒闭趋势明显。去年停业并申报倒闭的企业（个人、法人）及个体工商户达100.8282万户，同比增长2.2%，这是自2006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突破100万户。其中，申报停业的个体工商户数量为92.5万户，比新冠疫情期间增加11.7%。 延世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金正湜指出，就业机会减少迫使不少人转向自主创业，但目前面临经营困难。在此情况下，打造特色商圈和培育新业态固然必要，但随着经营活动快速从线下转向线上，必须同步完善相关教育和支持体系。

曾几何时，生产岗位并不被视为“黄金岗位”。200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几乎都不会将其纳入求职范围，身边人甚至会劝阻“不要走这条路”。 如今，这种观念早已过时。韩国大企业的生产岗位已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以现代汽车为例，2023年该公司计划招聘400名生产线工人，却吸引了12万人报名，竞争比例高达300:1。应聘者中不仅有条件优越的大学毕业生，还包括不少已在大企业任职的白领。 SK海力士的生产岗位同样备受追捧。近期，韩国职场社区最热门的话题是“SK海力士的绩效奖金”。随着薪资谈判尘埃落定，今年SK海力士员工人均将获得超过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1万元）的奖金。此外，在基本工资上调6%的基础上，公司还将继续执行“营业利润10%作为绩效奖金”的制度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绩效奖金政策涵盖了生产岗位和办公室岗位。如果高中或专科毕业生在服完兵役后直接进入SK海力士，仅今年一年就能拿到超过1亿韩元的奖金。 不仅如此，大企业生产岗位的整体待遇优势明显。生产岗位起薪一般为4500万韩元（不含绩效奖金），另有加班费、夜班津贴和周末补贴，多数员工还能稳定工作至55岁以上退休。与大企业工程师岗位相比，生产岗位的“教育投入与经济收益比”极高，工作责任压力却相对较轻，“黄金岗位”的说法确实名副其实。 近年来，韩国大型企业生产岗位的竞争比例普遍超过500:1。尽管任何岗位都有其辛苦之处，但越来越多求职者倾向于选择薪资和工作条件更优的岗位。甚至一些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也更愿意进入大企业生产线，而非到中小企业担任工程师。 生产岗位的“逆袭”，不仅仅因为待遇提升，更反映了年轻一代对职业价值的重新定义。相比体面的头衔，他们更看重收入能否支撑生活、工作能否给自己留出自由空间。这种务实转向或许正说明，在韩国社会，衡量一份工作的标准正在从“别人眼中的好工作”转向“自己认同的好工作”。

韩国经济人总协会于8日发布的《韩国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现状与启示》报告显示，2004年至2024年间，大型企业正式员工中55至59岁高龄劳动者的就业人数从4.2万人增至24.7万人，增幅达492.6%。同期，23至27岁青年就业人数则从19.6万人降至19.3万人，减少1.8%。在此期间，高龄员工占大企业正式员工的比例从2.9%升至9.3%，青年比例则由13.7%降至7.3%，高龄员工就业比例首超青年员工。 在设有工会的大型企业中，员工老龄化趋势尤为显著。数据显示，此类企业中的高龄正式员工人数从2004年的2.5万人激增至2024年的21.6万人，涨幅高达777%；而同期青年就业人数则从12.3万人降至12.1万人，降幅为1.8%。其中，高龄员工比例从2.7%攀升至10.7%，青年比例则从13.6%下滑至6%。报告指出，在约占整体就业岗位10%的工会大企业正式岗位中，高龄就业的急剧增加可能加剧代际间的岗位竞争，进一步抬高青年群体进入劳动市场的门槛。 大企业就业岗位的壁垒同样体现在平均工龄指标上。2004年，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平均工龄为10.4年，至2024年增至12.14年；同时，新入职率（即工龄不足一年的员工比例）从9.6%下降至6.5%。意味着大企业正式岗位的流入与流出之间存在明显不平衡，过去二十多年来，大企业的就业门槛显著提高。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及非正式岗位的平均工龄虽从3.82年增至5.68年，仍远低于大企业正式员工水平；新入职率由40.7%降至30.8%，维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出该类岗位人员流动性较大。 此外，大企业正式员工与中小企业及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劳动条件差距在过去二十年中并未明显改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及非正式员工的月薪收入仅相当于大企业正式员工的56.8%（2004年为14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340元），至2024年也仅微升至57.9%（288万韩元）。其社会保险覆盖率与福利受惠率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停留在60%至70%的水平。 韩国社会政策本部长任永泰（音）表示：“韩国劳动市场中，约12%的劳动者属于大企业正式员工，在劳动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下享受相对全面的福利制度；其余约88%的劳动者就业于中小企业或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这一现象不仅加剧了青年群体的挫败感，也削弱了企业整体活力。”他强调，应通过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别制定更具弹性的差异化政策，以破解当前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问题，从而建设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劳动市场。

韩国自2004年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后，时隔21年劳动市场乃至经济社会整体将迎来重大变革，应对低生育老龄化、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大势所趋，劳动界要求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将此列为重点国政课题，出于对人工成本上升和青年就业萎缩的担忧，劳动界对此虽忧心忡忡，但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变革背景下，预计相关议题讨论将持续升温。 ▲4.5天工作制+延长退休年龄=可持续就业模式 据雇佣劳动部8日消息，以2022年数据为准，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4小时，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时间1719小时高出185个小时。在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以色列五国。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面向主要31个国家实施衡量工作与生活平衡水平的“时间主权”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劳动时间高居第3位，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仅排名第20位。 随着人工智能（AI）普及，生产力创新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期劳动不仅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还导致经济丧失活力，因此对4.5天工作制的讨论应运而生。 65岁以上人口占整体人口比重已达20.3%，韩国已跑步进入超高龄社会，推迟退休年龄迫在眉睫。按照目前趋势，2030年韩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25%，2050年将超过40%，社会将面临劳动力低下、养老金及福利负担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等棘手问题。 目前讨论的基本框架是将延长退休年龄与每周4.5天工作制相结合，通过减少工作时间，保障长期雇佣和共享工作岗位，从而巩固社会经济稳定，构建可持续就业模式。 ▲“一刀切”推行或引发副作用 但在韩国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局面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贸然进行调整可能进一步扩大差距。2016年，韩国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后，引发福利集中于大企业高龄员工、提前退休增加等副作用。 韩国银行（央行）日前在与首尔大学教授金大逸的共同研究中指出，在维持现有工资与雇佣体系的前提下，仅延长退休年龄，可能反复导致青年就业萎缩、提前退休增加、劳动市场两极化加剧等问题。 根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的统计，有关工资封顶的法律诉讼在2022年为121起，去年大幅增至292起。去年提前退休人数较2013年增长87.3%，远高于同期正常退休人数增幅（69.1%）。 从企业立场来看，生产效率下降和人力成本增加是最头疼的难题。韩国经济人协会推算，延长退休年龄5年后，60-64岁的高龄劳动者雇佣成本将达到3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50亿元），这一数字可雇佣90万名25-29岁的青年劳动者。 难以实现在海外生产或自动化的中小企业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自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后，研发领域已出现成果下滑势头。 延世大学经济专业教授梁峻模称，中小企业“招工难”非一日之寒，（若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力短缺，最终不仅将令企业和员工受到损失，也将打击国家整体经济。 ▲已获社会民意广泛认同 尽管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争论不相上下，李在明政府成立后将这一议题纳入国政课题，预计相关讨论将提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韩国平均劳动时间缩短至OECD平均水平以下，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动立法并出台政府支持方案，推进每周4.5天工作制及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 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强调，在工资不减少前提下可实现每周4.5天工作制，将通过社会对话和立法推进延长退休年龄。 韩国最大工会组织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日前在李在明会面上表示，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已势在必行，必须果断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示范项目，将明年打造为缩短工作时间的历史性元年。 现代汽车工会近来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延长退休及推行4.5天工作制。全国金融产业工会也定于本月26日举行总罢工，提出同样要求。 韩国Research今年2月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赞成每周4.5天工作制，但60%受访者认为减少工时的同时工资应维持原有水平。但企业方面仍担忧生产力下降和成本上升，主张应同时调整工资与就业。预计相关讨论今后仍将面临不小阻力。

韩国政府预测，至2029年，保健福利领域的法定支出规模将较今年增长约30%。法定支出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安排的财政支出。 据韩国政府于7日向国会提交的《2025至2029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今年福利领域法定支出为181.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324.3亿元），预计将以年均6.8%的速度递增，至2029年将达到237万亿韩元，四年间累计增幅达30.4%。 政府去年提交的《2024至2028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中，预测2027年和2028年的福利支出分别为204.9万亿韩元和214.1万亿韩元，但今年政府将这两年的支出预期分别上调至211.2万亿韩元和224.1万亿韩元，上调幅度约为6至10万亿韩元。 福利支出快速攀升，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四大公共养老金（年金）”（包括国民、公务员、教职、军人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以及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养老金及相关基本生活保障给付水平上调等因素影响。此外，随着抚养义务标准放宽、儿童津贴覆盖年龄范围扩大等福利政策的强化，符合福利受益条件的人群持续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定支出的增加。 分项目来看，四大养老金相关法定支出预计将从今年的85.4万亿韩元增至2027年的102.8万亿韩元，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并预计在2029年达到118万亿韩元。国民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从今年的783万人增加至2029年的957万人，逼近千万规模。 老年群体相关支出，包括基础养老金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将从今年的24.3万亿韩元增至2029年的31万亿韩元；基本生活保障相关支出（涵盖生活、医疗、住房及教育补助）同期将从20.4万亿韩元增至26.3万亿韩元。 就业与劳动领域支出（包括失业补贴和工伤保险补偿等）预计从24.1万亿韩元增至29.1万亿韩元；政府对健康保险的补贴及国家负担金支出将从13.6万亿韩元增至15.6万亿韩元。儿童与育儿相关支出（如儿童津贴和父母津贴）将从4.1万亿韩元增至5.5万亿韩元，国家报勋支出则将从5.5万亿韩元增至5.8万亿韩元。 专家指出，在社会福利制度日趋成熟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福利支出的增长是必然趋势。然而，若该支出增速过快，可能削弱财政运作的灵活性，并制约政府应对新增福利需求的能力，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

据韩国女性家族部5日消息，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对2980家提交2024年度业务报告的公示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去年男女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其中，男性平均年薪为97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女性为6773万韩元，男女之间平均工资差距为30.7%，较前一年的26.3%增加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工资均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女性降幅（-6.7%）大于男性（-0.8%），导致差距扩大。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信息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雇员较多的行业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拉大整体差距。制造业的差距从2023年的20%上升至去年的29.1%，增加9.1个百分点；信息通信业从30.3%升至34.6%，增加4.3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则从30.2%升至31.2%，增加1个百分点。 去年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行业依次为批发零售业（44.1%）、建筑业（41.6%）、信息通信业（34.6%）。差距较小的行业包括艺术体育及休闲相关服务业（15.8%）、餐饮住宿业（17.7%）、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22.5%）。此外，公示企业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1.8年，女性9.4年，性别间的在职年限差距为20.9%，较前一年的23%缩小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344家公共机构的性别工资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平均工资为7267万韩元，女性为5816万韩元，性别工资差距为20%，较前一年的22.7%缩小2.7个百分点。公共机构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0.5年、女性8.4年，性别差距为19.9%，较前一年的29%缩小9.1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在职年限差距缩小通常会带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在去年公示企业中，在职年限差距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女性家族部分析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资不仅受到在职年限影响，还与职位、雇佣形式等多种因素相关。 女性家族部表示，未来在进行性别工资差距分析时，计划纳入年龄、职位、雇佣形式、职业中断与否、职务特性等多重变量，更加精准查明差距原因。同时，女性家族部还计划通过引入“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推动企业公开薪酬信息，努力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韩国政府明年将大幅加大对内容产业和文化领域的投入力度。文化体育观光部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部门2026年预算案为7.796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9亿元），较今年增加7290亿韩元，增幅达10.3%。 在各领域预算中，文化艺术领域为2.6388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0.8%；内容产业为1.610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6.5%；旅游领域为1.47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9.4%；体育领域则为1.6795万亿韩元，同比小幅增长0.3%。 为推动韩国内容产业发展，政府将“文化·电影投资母基金”和“战略·全球联盟基金”等韩国内容基金的出资规模从今年的2950亿韩元大幅提升至4650亿韩元，增幅达57.6%。 同时，为推动K-内容走向世界，政府计划在全球主要城市打造海外文化机构集群——“全球K-文化枢纽”，相关预算为2597亿韩元。此外，还将拨款155亿韩元建设“K-内容复合型文化空间”，投入70亿韩元支持“青年K-文化全球先锋”项目，培养青年的国际视野和能力。 在人工智能（AI）领域，政府将大幅增加相关预算投入。AI内容制作扶持资金从今年的80亿韩元激增至238亿韩元，增幅近200%。同时新设“AI特色内容学院”，投入192亿韩元。 政府对青年艺术家的支持力度也将加强，安排180亿韩元预算保障其稳定的创作活动，并投入68亿韩元用于国立艺术团团员招聘。 文学领域扶持资金预算由99亿韩元增至206亿韩元，音乐剧扶持预算从31亿韩元大幅提升至241亿韩元。此外，演出、展览等地方巡回次数由每年400次扩充至1200次，预算达1123亿韩元。 为振兴地方旅游业，政府将投入65亿韩元，新设“地方旅游支持制度”，对前往人口减少地区（20个市郡）的游客报销50%旅游费用，上限20万韩元。劳动者国内旅游补助规模也从70亿韩元增至107亿韩元。 在海外推广方面，韩国旅游海外广告预算从234亿韩元提升至345亿韩元，“全球旅游特区”预算从8亿韩元扩大至32亿韩元。同时新启动“K-地区旅游项目”（50亿韩元）和“K-美食街文化旅游振兴”项目（25亿韩元），进一步增强地方旅游吸引力。 体育领域方面，政府将投入883亿韩元用于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维修，新设75亿韩元老年人运动项目。为解决优秀运动员在高中毕业后的培养空白问题，将推出“准国家代表培养制度”，预算30亿韩元。同时，退役运动员就业支持项目预算也从50亿韩元增加至80亿韩元。

韩国保健福祉部委托社会保障信息院于5日发布的《基于“孤独死”案例的原因剖析与预防体系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孤独死案例中有44.3%为基本生活保障受益人群（低保人群）。这表明，即便处于社会安全网之中，仍有人难以避免孤独死。 “孤独死”是指一个人独自生活、与家人或亲戚断绝联系、因自杀或疾病死亡，且尸体在一定时间后才被发现的情况。 研究显示，孤独死并不限于特定年龄段，其中50至60岁的中壮年男性占比超过半数。这类群体多因失业、创业失败或离婚等突发生活危机而与社会隔绝，习惯自我孤立，不轻易寻求帮助。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已超出个体脆弱的范畴，反映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还指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潜在孤独死”现象。即便与家人同住，如果失能老人因照护者意外去世而无人照料，也可能孤独死去。福利制度的盲区，使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仍在上演。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孤独死问题也日益严峻。学业和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精神健康问题交织，使部分青年在困境中选择自我孤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稳固的社会融入渠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报告通过对特定地区的“社会性尸检”发现，居住环境也是关键因素。廉价单间和考研住宿密集区人口流动性高，邻里关系疏远，匿名性强，这加剧了社会孤立，使居民在危机来临时难以获得援助。 专家呼吁，应超越零散应对，尽快建立系统化的孤独死预防机制，包括整合福利、医疗、就业、住房等信息，提前识别风险并主动干预；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避免引发家庭关系紧张；同时重建紧密的社区联系，修复社会关系网络。 报告最后强调：“孤独死并非个人过错，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倾听邻居的无声呼救，建设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韩国社会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随着建筑业持续低迷，建筑完工额已连续14个月下滑。由于施工项目减少，建筑就业指标也持续下降逾一年。因此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等材料出货量减少，建材行业同样遭受冲击。 建筑业界指出，在行业持续低迷并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背景下，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与经济复苏，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SOC）的预算投入。 据韩国建设产业研究院（建产研）4日数据，今年6月建筑完工额为13.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12亿元），同比下降11.9%。建筑完工额是建筑企业对一定期间内实际工程业绩进行自我评估的金额。公共建筑完工额同比下降10.7%至2.9万亿韩元，民营建筑完工额为11万亿韩元，同比下降12.2%。建筑完工额自去年5月起已连续14个月下滑。另外，施工现场减少导致就业人数也呈下降趋势。6月建筑业就业人数为196万人，同比减少4.7%，已连续14个月减少。 建产研指出，由于建筑工程数量减少，企业整体施工量萎缩，导致建筑业就业人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需求下降同时也导致主要建筑材料价格下行。6月波特兰水泥物价指数同比下降1.7%，预拌混凝土物价指数下跌5.5%。高强钢筋与棒钢物价指数也分别下跌0.1%和0.6%。随着建筑业景气长期低迷，水泥、预拌混凝土、钢筋等建材行业正面临经营困境。 据韩国水泥协会数据，今年上半年韩国水泥出货量同比下降17.4%，仅为1888万吨。这是自1992年（1976万吨）以来，首次在上半年未能突破2000万吨。上半年首都圈预拌混凝土出货量也同比下降约20%。业界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建筑工程量大幅减少，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建产研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建筑完工额达70.9万亿韩元，同比减少18.8%，创下自1997年以来上半年最大降幅，对内需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韩国建设协会就政府公布的明年预算案表示，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提振建筑业景气，必须扩大已缩减的道路等领域预算，并编制充足预算金额。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