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3%的韩国Z世代（1995至2009年间出生者）在发送电子邮件前曾借助人工智能（AI）进行文本润色，旨在在不同沟通情境中保持恰当的礼貌与正式语气。 招聘平台“Jinhaksa Catch”面向2913名Z世代群体开展关于“AI润色使用经验”问卷调查，并于19日公布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发送电子邮件或信息前，通过AI调整表达方式；从未使用过该功能的受访者仅占7%。 在有过AI润色经验的受访者中，使用频率呈明显的日常化趋势。其中，67%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24%表示偶尔使用，9%则称几乎不使用。就使用原因而言，希望根据不同情境维持正式得体的表达（41%）居于首位；其次依次为担心表达显得不够礼貌（37%）、自主构思语句较为耗时（16%）、难以依据不同对象调整语气（10%），以及曾因语气问题被他人指正（3%）等。 同时，Z世代中倾向于认为文字信息交流比面对面沟通更为轻松的比例亦较为突出。在相关偏好调查中，43%的受访者表示更偏好发送信息而非面对面交流，主要原因是文字沟通可降低失言风险（36%）。其余原因依次包括：可争取更多思考时间（31%）、便于留存对话记录（12%）、沟通心理负担较轻（9%）、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从而提升交流效率（8%），以及情绪消耗相对较少（4%）。 此外，57%的受访者更倾向直接对话。主要原因为表情与语气能够即时传达，从而减少误解（61%）、面对面交流效率更高（24%）、对话流程与语境不易被打断（7%）、能够即时确认对方反应（6%），以及认为发送信息往往耗时更长（2%）等。 Jinhaksa Catch指出，Z世代借助AI润色的行为，被视为旨在降低人际误解、选择更有效表达方式的积极尝试。然而，若过度依赖AI，反而可能削弱表达的真实性与个人色彩。因此，在最终发出信息前，仍应保持由本人进行内容确认与语气把关的习惯。

在外交实践中，地点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有时，一次会晤的举办地，比联合声明更具象征意义；一处空间的选择，往往比领导人的发言更能透露真实意图。正因如此，此次韩日首脑会谈选择在日本奈良县举行，值得认真解读。 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行程安排，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韩日双方正在思考，应当把双边关系放置在怎样的历史坐标与时间维度之中。 奈良并非日本普通的地方城市。它是日本作为国家形态初步成型的起点，同时也是韩、中、日尚未走向激烈对立之前，东亚文明与制度高度交流、彼此借鉴的历史空间。如何理解奈良，也就决定了如何理解这次会谈的深层意义。 ▲日本国家形成的起点 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地 奈良是8世纪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的都城所在地——平城京。正是在这里，日本首次系统性地建立起律令制度，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框架。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起点”并非完全源自日本内部的自发演进，而是主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结果。平城京在城市规划、宫城布局、官僚体系乃至法律结构上，几乎完整借鉴了唐代长安城的模式。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尚未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文明中心，而是自觉置身于以中华文明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 因此，奈良的意义不仅在于“日本的开始”，更在于它是日本学习东亚秩序、理解区域规则并将其制度化的历史现场。此次首脑会谈选择在此举行，本身就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日本亦试图将视线从近代冲突的历史，延伸回更早的文明交流阶段。 ▲被刻意淡化却无法抹去的半岛记忆 从韩国的视角看，奈良还承载着另一层更为复杂的历史含义。 在奈良及其周边地区，至今仍保留着“高丽”“百济”等地名。日本古代文献中亦多次记载，来自韩半岛的移民群体——包括百济、新罗、高句丽系人士——在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传入、木构建筑技术、土木工程、医学、天文历法乃至金属冶炼等，日本古代国家的核心能力，大多经由韩半岛而来。这并非情绪化的历史解读，而是文献与考古共同支撑的事实。 换言之，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若脱离与韩半岛的交流与互动，几乎无法完整说明。奈良不仅是日本的起点，也是半岛文明深度参与日本国家建构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是奈良，而不是东京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地点选择并非偶然。 东京，是近代政治与殖民记忆高度集中的空间；广岛，则叠加着战争、加害与受害的多重象征。而奈良，更多保留的是近代之前、冲突之前的历史记忆。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回避历史问题，而是调整处理历史的顺序——先唤起交流的记忆，再讨论冲突的创伤；先回到共同设计的历史阶段，再面对分歧与矛盾。 从外交层面看，奈良也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空间。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也缺乏现代权力象征，因而更容易让“场景”本身成为外交语言。在这样的地方，沉默往往比宣言更有分量，布局往往比措辞更具象征意义。 ▲韩日关系应当被放置在何处 当前的韩日关系面临诸多现实议题：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安全环境等等。然而，奈良这一地点的选择，将所有问题重新引向一个更根本的提问——应当从哪里开始解题。 对韩国而言，这同样涉及外交主体性的重建。奈良提醒人们，韩国并非只能被置于“不断解释历史的受害者”位置，也曾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共同设计者。 而对日本而言，这一地点同样构成某种压力。奈良所唤起的，正是日本通过吸收外来文明而成长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举行会谈，意味着日本必须正视自身历史形成的真实过程，而非选择性叙述。 韩日关系无法仅由冲突史来定义；东亚曾经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建构的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不可能简单复原，但至少，人们仍可以选择从何处重新开始对话。 此次在奈良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其价值不在于即时成果，而在于方向的选择。而这一方向，早已由地点本身作出了提示——在冲突的历史之外，东亚曾是一段共同书写的文明经验。 奈良，正站在那段记忆之上。

【编者按】韩国导演金度英执导的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Once We Were Us）于去年12月31日在韩国上映。该片翻拍自2018年由周冬雨和井柏然主演的中国同名电影，围绕一对曾经热烈相爱的恋人展开，讲述他们在分离十年后意外重逢，通过回忆交织出一段贴近现实的爱情故事。影片由文佳煐、具教焕主演。 金度英出生于1970年，是韩国著名女导演、编剧兼演员。她曾参演《绿洲》《杀人漫画》《幸存的孩子》等作品，并于2019年凭执导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获得第56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人导演奖。其作品以细腻而沉静的叙事风格著称，善于从日常细节中探讨社会议题与人物情感。《后来的我们》延续了她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同时也是她对爱情题材的一次全新尝试。近日，金度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享了将中国原作改编为韩国电影的创作背景与思路。 谈及与原作的首次相遇，金度英将其形容为“一种命运般的相遇”。她表示，自己是在2019年通过奈飞（Netflix）观看中国电影《后来的我们》，并被剧本深深吸引。 “这个故事讲的是相遇、相爱，以及在为梦想努力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波折。正因为这些经历非常贴近现实，才会引发共鸣。”金度英表示，“如果用韩国演员、以韩语重新演绎一次，同样具有意义，因此我很希望能把它做好。” 在谈及翻拍的意义时，金度英强调，关键并不在于“复制原作”。她指出：“如果只是照搬原作场景，很难真正超越它。更重要的是理解每个场景真正想传达的情感目标，在保留核心的同时，找到适合韩国语境的表达方式。”她表示，演员的参与至关重要。通过演员真诚地投入创作过程，并共同完成对角色与故事的再诠释，翻拍作品才能呈现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在改编过程中，金度英明确了必须保留的核心元素，包括原作中黑白画面与彩色画面的转换方式，以及部分关键台词与情感瞬间。她表示，自己并不刻意追求差异化，而是反复思考原作中最打动自己的部分，以及如何在韩国版本中延续这种情感。 在季节设定上，韩国版本选择了夏季的梅雨季，而非原作中的冬季雪景。金度英解释称，雨声同样能够营造丰富的氛围，漫长的梅雨、空气中的湿度以及季节的温度感，都有助于唤起观众对青春情绪的记忆。她表示，这种感官体验与原作想要传达的情感本质是一致的。 金度英还特别强调了女性角色的成长。影片中，女主角正媛与男主角恩浩在经历人生挫折后，逐渐学会放下过去，走向自我实现。为更自然地呈现人物的“漂泊感”，正媛被设定为孤儿院出身。 金度英解释称，由于韩国并不存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因此需要通过角色背景设定来体现人物没有归属的状态。她同时提到，自己曾在孤儿院工作，为孩子们进行戏剧练习，那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根源性的孤独感，也成为塑造正媛角色的重要参考。 在选角方面，金度英表示，演员本身的气质与经验是重要考量因素。文佳煐此前在电视剧《爱情的理解》中的表演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具教焕则在独立电影中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特质为男主角带来了更为开朗而灵动的气息。她认为，演员并非单纯“扮演角色”，而是以自身的温度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两位主演在影片中自然呈现出角色的内外特质，使人物更加立体。 随着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韩中两国文化交流呈现回暖趋势。金度英表示，电影是一种能够跨越国界与时代的沟通方式，让观众理解彼此、感受对方情绪，是一种自然且珍贵的交流。 她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们在年轻时为梦想努力、在现实面前受挫的经历具有普遍性，而爱情往往成为情绪的出口。她表示，如果中韩观众都能在影片中产生共鸣，对她而言便是最大的欣慰。

LG电子首席执行官（CEO）柳在哲于当地时间5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LG World Premiere”活动上，正式发布了LG电子家居AI战略。LG World Premiere作为每年CES展会前夕的重要环节，旨在集中展示与当年展会主题相呼应的创新成果与未来发展愿景。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全球媒体、产业界人士及观众在内的约千名参与者亲临现场。 在当天的主题演讲中，柳在哲以“当具备共感能力的智能开始直接为用户采取行动，将带来何种改变”这一命题为开篇，引领观众思考。他强调，LG电子凭借卓越的产品实力、先进的共感智能技术以及成熟的互联生态体系，为全面迈入“行动中的AI（AI in Action）”新时代做好准备。 柳在哲指出，卓越的智能设备能够不断适应用户习惯，并深度学习个人偏好。当这些设备能够作为一个高度协同的整合系统运作，从而构建起真正的AI家居时，LG电子所提出的“零家务之家（Zero Labor Home）”愿景便可得以实现。该愿景旨在将日常家务劳动交由AI与机器人系统承担，从而使用户更专注于生活品质的提升。 这一核心理念同样贯彻于AI家用机器人“LG CLOi”的产品定位。LG电子并未将LG CLOi简单定义为一款家务助手，而是将其定位为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判断并主动营造最佳居家生活条件的“家庭专属智能代理”。该机器人配备双臂与五指结构，能够执行多项拟人化任务。例如，可根据预设的餐食计划，独立完成将面包放入烤箱以准备早餐的流程；或从洗衣篮中识别并取出待洗衣物，投入洗衣机并启动完整的洗涤程序。 活动期间，LG电子通过一段简短的生活情景短片，演绎了“行动中的AI”在未来如何细致关照用户的日常生活。片中，用户在回家途中通过ThinQ应用向LG CLOi发送“即将到家”的讯息，机器人随即主动响应并给出贴切建议：“天气显示即将下雨，建议您在家中进行室内锻炼。” 此外，LG电子在现场进一步阐述了以共感智能为核心的互联生态蓝图。该生态旨在实现住宅、车辆、办公场所及商业设施等多样化生活空间的无缝协同与持续演进，展现了一个全面互联、智能响应的未来生活图景。

持续的景气低迷和物价飙涨导致消费萎缩，加上近年来韩国的年末聚餐文化已悄然发生转变，曾经被视为“黄金旺季”的年末商机正在逐渐消失。尽管部分旅游商圈因游客增长迎来短暂繁荣，但多数个体商户面临连续两年的年底旺季落空。激烈的价格内卷、不断上涨的成本，以及年轻一代消费习惯的结构性变化，正重塑着韩国的年末经济版图。 ▲数据印证萧条：景气指数持续下滑 中小风险企业部日前发布的《11月小工商业者市场景气动向（BSI）调查报告》显示，以釜山为例，小工商业者体感BSI在上月为74.7，环比下降了2.1个点。BSI是反映企业对当前及未来状况主观判断的指标，低于100意味着景气恶化。 大邱地区的展望同样黯淡。根据小工商业者振兴公团发布的调查，大邱地区个体户本月展望BSI为87.3，较上月下降了7.4个点。这意味着许多大邱地区的个体户在上个月就已预感到年末景气不佳。 一位在大邱中区商业区经营了十年酒馆的个体户表示：“今年年末氛围尤其冷清，与去年相比，团体预约减少了50%左右，预计销售额至少将缩水三成。” 年末聚餐氛围的大幅降温，迫使个体户们含泪展开竞争。首尔近郊某新城餐厅甚至出现了为招揽顾客而推出的“10韩元烧酒”活动，以均价10韩元（约合人民币0.05元）的价格销售烧酒。 ▲MZ世代整顿“酒桌文化” 年底旺季的消失，除了经济不景气外，还与年末聚餐文化的降温密切相关。过去以公司为单位、把酒言欢至深夜的饮酒式聚餐，正逐渐被更简单、更短小的聚会取代。调查显示，虽然仍有近六成职场人士认为年末聚餐“有必要”，但偏好已明显转向“同部门小规模”“以用餐为主”“不饮酒或少饮酒”的形式。尤其是20至30多岁的年轻世代，更倾向于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简单聚餐，避免长时间应酬。 专家认为，除了人力成本、原材料等物价上涨，对饮酒的负面形象固化也是送年会和聚餐减少的原因之一。大邱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珍和（音）称，以新冠疫情为转折点，送年会和聚餐的概念发生巨大变化。加上最近艺人、网红等饮酒负面新闻不断曝光，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饮酒持宽容态度。 个体户应逐步摆脱对“团体聚餐旺季”的依赖，探索差异化经营，例如白天与夜间分时段经营、融合餐饮与空间体验、开发特色菜单或轻酒精产品，以适应新的消费习惯。 ▲居家派对与“女孩之夜”成新趋势 年末聚会的形式也在改变，比起去嘈杂的餐厅和酒馆，在家中度过的“女孩之夜”（Girl's Night）趋势扩散，带动了睡衣等居家派对用品的需求。 根据Kakao Style运营的时尚电商平台ZigZag数据，年末以10-39岁女性为中心，家居服及居家派对商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激增最高6倍。 具体来看，最近一个月内，睡衣套装交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0%以上，保温性强的加厚保暖家居服增长超过6倍（514%），圣诞睡衣增长114%。用于居家派对的桌游用品交易额暴增507%，“洗脸发带”增长99%，烘托氛围的“高脚杯”和“玻璃笔”交易额也有所增加，显示消费者更重视性价比与私密、轻松的体验 整体来看，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消费心理趋于保守的背景下，韩国传统意义上的“年末繁荣”正在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分散、理性且多样化的消费模式。这一转变，既给个体户带来阵痛，也迫使整个服务业重新思考生存与转型之道。

国家竞争的关键，从来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而在方向是否正确、战略是否持续。近期国际学术界发布的多项研究表明，全球科技版图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合成生物学、先进材料等多个战略性技术领域中处在明显的领先地位，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政策选择与国家能力积累的结果。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以论文引用率为基础的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技术的实际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仍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沉淀。但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研究主导权往往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实力的重要先行指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与制度设计若不能形成合力，任何国家都难以在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 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战略并非押注于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围绕未来产业体系，对多项关键技术进行长期、系统性的投入。同时，通过制度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和市场转化，逐步形成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机制。正是这种积累效应，使得中国在多个新兴技术领域中不断扩大影响力。 这一趋势并不只是中国的个例。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早已超越单一原始技术决定胜负的阶段。技术日益呈现出高度融合的特征，不同领域之间相互赋能、快速扩散。云计算与边缘计算、人工智能与产业自动化的结合，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将科研与产业、基础与应用割裂开来思考，已难以应对现实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韩国面临的课题尤为清晰。韩国拥有高水平的人才基础和科研能力，但在将科技置于长期国家战略核心位置方面，仍较为被动。过度强调短期成果的评价体系、政策连续性的不足，以及对失败缺乏包容，都会削弱科研生态的可持续性。科技竞争中最危险的，并非一时的差距，而是战略方向的迷失。 中国的发展经验所揭示的，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模式”，而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科技发展需要长期投入，需要以现实而非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国际竞争。该学习的要学习，该合作的要合作，在此基础上稳步积累自身优势。这并非选择立场的问题，而是面对变化中的世界格局，进行理性判断的问题。 历史一再证明，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国家，科技亦然。今天的科研投入与制度选择，将决定十年、二十年后的国家地位。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真正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过度焦虑，而是冷静审视现实、制定长期战略的能力。这正是科技时代国家应有的基本态度。

在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小说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胡适的短篇小说中，有一位“差不多先生”。“差不多”意指差异不大，而“差不多先生”每次在抉择时刻，甚至面对生死，都说“差不多”，糊里糊涂地生活，最终走向死亡。胡适批判说，正是这样的“差不多先生”使中国沦为贫困之国。 此后百年，世事发展却与胡适当初的喟叹不同，如今中国已跻身G2强国之列。那么，“差不多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消失了吗？并没有。即使到了2025年，“差不多先生”仍随处可见。在朋友的聚会或饭局上，酒过几巡，美食与话题都已尽兴，感觉聚会该散场时，人们会说“差不多了吧？”。这话带着些许意犹未尽，却也表示今天已度过了足够愉快的时光。 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需要经历论文资格考试、开题报告、预答辩、最终答辩等复杂而艰辛的程序。每完成一个阶段，中国人会说庆祝“阶段性成功”。这是在抵达学位获取这一最终目的地前，对顺利完成必经过程中一个节点的辛劳给予的嘉许。此时，也能从导师口中听到“差不多”这个词。弟子们的论文水平在教授们看来或许尚有不足，但导师的意思是，在当前阶段能做到这样已经可以了，现在该迈向下一阶段了。这里的“差不多”没有马虎、敷衍的含义，而是通往完成之路上一个暂时的逗号，蕴含着对过去辛勤的鼓励与对今后仍需奋斗的期许。 中国产业能在短期内飞速发展，“差不多先生”功不可没。与其制造完美无瑕的100%成品，即便是完成度仅50%左右的“差不多”产品，因为存在能够消化它的广阔内需市场，中国企业得以毫无对失败的恐惧、也无后发者的犹豫将产品推向市场。无数“差不多”的企业历经激烈竞争，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唯有强者存活下来，从而提升了产业整体的水平。“差不多”一词的模糊性、不设限的开放性、以及“更上一层楼”的意志，成为了新的动力。 胡适当年所叹息的“差不多先生”，已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我们面前重生。如今，我们正迎来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日渐“差不多”，甚至是中国反超我们的时代。胡适曾担忧的那个穷困潦倒的国家，曾以“先富论”振兴经济，如今已到了需思考共同富裕的阶段。我们对中国的最大误解之一，往往不是倾听中国的言论，而是曲解其意以迎合我们想听的内容。倘若听到中国人如今日常生活中仍常挂嘴边的“差不多”，便误判为中国人苟且偷安、从而掉以轻心，那么就在这一瞬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将超越“差不多”，变得更为悬殊。 今后，相较于竞争，我们更需思考如何与这些“差不多先生”们相互包容、填补彼此间隙，寻求互利互赢、合作共赢之路。期待与“差不多先生”们再次碰撞共生、共同前行的2026年。 作者个人简历 世宗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前律村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上海代表处代表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首尔市长吴世勋先后访问吉隆坡、布城等马来西亚城市，强调了要善用滨水资源打造创意景观，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在参观由韩国企业承建的世界第二高建筑“默迪卡118”时，他表达了支持建筑业发展、进一步弘扬K-建筑优势的坚定意志。 12月6日（周六），吴世勋市长考察了“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项目。“生命之河”项目通过对鹅唛河和巴生河滨水区域的修复，改善了周边景观，并为附近商圈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了带动旅游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水岸再生项目“生命之河”与清溪川具有相似之处，首尔将继续推动汉江及其支流水岸空间的发展 “生命之河”项目自2011年开启，历时约10年，先后推进了水质与河道生态环境改善、步行环境改善、历史与景观修复、夜景特色化等多项综合提升工程，将河流周边打造为了全长10.7公里的停留型旅游与商业中心区。 在“生命之河”，夜间的“Blue Light Fog”、建筑物媒体立面以及独具特色的夜间滨水景观，为游客呈现了全新的吉隆坡夜间游览地。尤其是清真寺、历史建筑与步行路等滨水景观要素在灯光演绎下相互映衬，进一步凸显了当地独有的风貌。 12月8日（周一）下午，吴世勋市长还访问了布城，就水岸发展和城市景观的未来方向进行了考察与思考。布城是一座按照规划建设的城市，绿化率超过30%，作为智慧型花园城市（Intelligent Garden City），与吉隆坡共同承担首都功能。 首尔市政府也以汉江及其334公里长的支流为中心，推进“伟大汉江”“支川复兴”等一系列水岸发展项目。若说过去的水岸发展重点在于水质改善与步行环境优化，那么今后将着力打造更具特色的滨水景观，使其成为具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进而带动旅游业与周边商圈发展，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首尔市政府以弘济川瀑布咖啡厅为起点，今年共建设了17处水岸发展据点，包括道林川共享滨水露台、安养川野餐花园、墨洞川玫瑰咖啡厅、牛耳川瞭望咖啡厅“在涧亭”以及旧把拨川免下车咖啡厅等。 其中，弘济川被视为水岸发展据点项目的代表性成功案例。弘济川瀑布咖啡厅累计接待约340万名游客，累计销售额超过42亿韩元，成为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景点，为周边商圈注入了新活力。 此外，值首尔市代表性河川之一——“清溪川”复原20周年之际，市政府于今年10月在五间水桥至翅膀桥（0.6公里）区段安装了景观照明。市政府计划在2027年之前，于清溪广场至五间水桥的3公里路段增设照明设施，并打造媒体艺术作品等夜间景观，为清溪川开启与市民共生的未来20年。 吴世勋市长考察“建筑设计创新”“花园城市——首尔”等政策相关现场，思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战略 吴世勋市长还结合首尔市政府正在推进的“建筑设计创新”“花园城市——首尔”等项目，考察了“默迪卡118”和“首相植物园（Perdana Botanical Gardens）”。 “默迪卡118”是一座综合性建筑，也是全球第二高的摩天大楼，高达678米（118层），其设计灵感取自马来西亚传统织物“宋吉锦（Songket）”的图案。在马来语中，“默迪卡（Merdeka）”意为“独立”，“默迪卡118”与附近的马来西亚独立宣言地“默迪卡体育场”相互呼应，承载着纪念马来西亚独立的历史意义。 首尔市政府自2023年公布“城市建筑设计创新方案”以来，通过灵活的制度运营，积极支持具有象征性和独创性的地标建筑建设。市政府计划依托今年6月发布的“K-建筑文化综合支援计划”，进一步推广韩国在建造全球第一、第二高建筑物过程中展现出的K-建筑的创新能力与卓越品质。 12月8日（周一）上午参观的“首相植物园（Perdana Botanical Gardens）”位于吉隆坡市中心，是一座大型湖滨公园，面积达92公顷（约相当于130个足球场）。在这里，吴世勋市长参观了适应马来西亚气候而形成的森林景观，并了解了公园在展览、花园、湖面等方面的整体运营方式。 目前，首尔市政府正重点推进绿地建设与生态体系复原项目，包括“绿地生态城市”“花园城市——首尔”等多项计划。尤其是自去年起通过举办“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推进涵盖汉江纛岛公园（2024年）、波拉美公园（2025年）、首尔林（2026年）等不同区域的大规模绿地建设项目。 ※ 本报道由首尔市政府提供资料，并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

韩国《教授新闻》8日公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大学教授评选出的年度四字成语为“变动不居”，意为“世界瞬息万变，永不停滞”。 该《教授新闻》面向全国766名大学教授进行的调查显示，“变动不居”以33.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教授新闻》分析称，这一成语象征韩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漩涡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思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传递出时代的信息。 推荐该成语的首尔大学自由专业学业教授梁日模（音）表示：“去年年底颁发紧急戒严令，今年春天宪法法院弹劾了总统。最终政权更迭，曾经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高层人士如今面容憔悴地出入法庭。与混乱不堪的国内政坛不同，《K-POP：猎魔女团》在全球吸引超高人气。海外高涨的韩国文化影响力，足以弥补韩国政治的失分。充满动荡的韩国现代史又翻过一页，乙巳年即将悄然而逝。” 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年度成语是“天命靡常”（26.37%），意为上天之意并非恒定不变，强调民心可贵可畏，为政者应依循民心行事，历来是执政者需警惕的训诫。 位列第三的是“趋之若鹜”（20.76%），意指如野鸭般成群追逐奔忙。《教授新闻》指出，这反映了在政治、社会、媒体及社交网络上，在对基本事实进行核查前，阵营的情绪化反应总是先于一步，舆论不时倒向一方，又反向摇摆，社会不稳定性日益加深的现象。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这句话原本是阐述人生不同阶段应当具备的品德修养，但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当代政府政策与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正如个人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而日趋成熟，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亦应在持续的改革与完善中不断进步。 韩国消费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是韩国的准政府机构，它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机构。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积极回应民意，致力于构建公平、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文拟通过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比较，分析韩国消费者院在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与启示。 一、韩国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一个专门保护社会中相对弱势消费者权益的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为设立韩国消费者保护院奠定了法律基础，该院于19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消费者保护法》修订为《消费者基本法》，机构随之更名为“韩国消费者院”。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的主要职能涵盖消费者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与安全预防、市场调查、消费者中心经营认证、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与纠纷调解等领域。自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始终秉持“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多元且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担着信息提供、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职责，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韩国消费者院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所具备的制度优势 （一） 通过确立法律地位来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规定：‘ 为有效推动消费者权益增进政策的实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韩国消费者院。’同时，对其主要职能——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信息提供、教育与救济——作出具体规定。换言之，法律通过对韩国消费者院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及组织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为其独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此基础上，韩国消费者院在财务与运营方面保持了持续性与稳定性。虽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研究与执行层面仍能维持其特殊公益性法人的独立地位。这一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政策推进的一贯性与专业性。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协会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承担社会公益职能，但其设立及运行程序尚未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因而，将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纳入相关立法，明确其独立性与稳定性，是保障机构长效运作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具备作为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的专业能力 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是消费者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该院不仅协助政府制定消费者政策基本规划，还负责开发消费者政策指标，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实施。此外，韩国消费者院还可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持续完善。尤其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依据《消费者基本法》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度改进事业业务运作指引》，韩国消费者院有权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和制度改进建议。这一规定为韩国消费者院作为具备专业能力的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表明，该机构已从单纯的政策执行机关发展成为能够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政策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其具体程序和参与范围尚未明确。为使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法律和制度改革中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相关权利和程序作进一步细化。 （三）通过常态化的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 韩国消费者院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对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开展常态化的质量与安全检测。这一机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客观的信息，也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对于涉及消费纠纷的商品，韩国消费者院还通过科学试验查明因果关系，为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韩国消费者院通过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利用自有检测设备对各类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进行常态化检测，从而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与提升社会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虽亦开展商品鉴定工作，但其范围主要限于接到质量投诉后由具备资质的鉴定人受托实施，尚缺乏独立、常态化的检测机制。鉴于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相关，有必要推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自主检测体系，持续开展试验与质量监测工作。 （四）通过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运作，实现消费者纠纷的快速与公正解决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设立并运营“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准司法性机构，旨在实现纠纷的快速与公正处理。一旦调解达成，即具有与“法院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此外，即使调解达成后，当事人未履行调解决定内容，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令，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该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程序简便、成本较低，是推动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赋予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定的纠纷调解职能，但尚未就其具体程序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以切实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体系。 三、期望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提供借鉴与助力 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作为专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政府机构，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各项政策。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韩国消费者院在确保机构独立性、强化政策制定专业性、通过常态化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以及稳定运行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展现出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组织所具备的稳健能力。这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巩固，更体现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成果。 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将为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在完善和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借鉴。 在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期待中韩两国共享制度经验与政策智慧，共同推动消费者保护事业朝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作者个人简历 现）韩国消费者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前）韩国延世大学法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访问学者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