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2日宣布，将与中小风险企业部合作，在1月6至9日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电子展“CES 2026（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上，共同打造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韩国馆。 作为引领信息技术（IT）及家电等尖端科技发展的全球代表性展会，本届CES以“创新者涌现（Innovators Show Up）”为主题，预计将在家电、移动出行、医疗健康等领域集中呈现大量融合人工智能（AI）技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本届展会吸引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0家企业参展。韩国方面，从三星、LG、现代、SK等大型企业集团，到掌握关键创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及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公司在内，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达到约1000家。本届韩国馆将以产业通商资源部主导的“综合韩国馆”与中小风险企业部主导的“韩国初创企业综合馆”为核心，联合38家机构及470家企业，统一展位设计与视觉标识，集中打造并整体运营韩国馆形象。 针对参与综合韩国馆的企业，政府将邀请当地产业专家举办专题研讨会、组织技术演示与洽谈活动，协助企业与沃尔玛、英特尔等全球重要商业伙伴进行业务对接与交流。 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宽表示，在全球围绕AI技术展开的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CES将成为展示韩国企业技术实力与发展潜力的重要平台。政府也将积极提供支持，助力企业将创新实力切实转化为出口成果。 据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TA）去年11月公布的CES创新奖首轮评选结果，在284家获奖企业中，韩国企业占据168席。今年共有约3600款产品申报该奖项，韩国连续第三年成为获奖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印证了技术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在168家获奖的韩国企业中，中小企业达137家，占比超过80%，显示出韩国创新生态的广泛活力。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

在高汇率持续的背景下，外资在韩国投资的成本相对降低，但外国人直接投资（FDI）申报金额却在去年第三季度触顶后，一直未能摆脱下降与停滞态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期韩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持续扩大，过去一年间流向海外的资金规模已超过80亿美元。尽管汇率环境对外资有利，但外国投资趋于谨慎，而本土企业资本却加速外流，外汇供需与汇率走势背后的“基本面差距”再次浮出水面。 据韩国银行30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FDI申报金额约为75.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约98.47亿美元减少22.77亿美元，降幅达23.1%。从1至3季度累计来看，今年FDI申报金额约为206.71亿美元，同比减少17.9%。 从申报件数来看，今年FDI件数分别为第一季度863件、第二季度950件、第三季度970件，高于去年平均水平（907件）。也就是说，投资项目数量有所增加，但单笔投资规模明显缩小。 FDI是指外国企业或个人持有韩国企业10%以上股份或参与经营的投资形式，被视为衡量韩国经济中长期投资吸引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汇率走高有利于FDI流入，因为外资可以用较少的美元换取更多的韩元资产和设备，从而降低初期投资成本。 当FDI规模扩大时，美元资金流入将对外汇市场形成支撑，缓解韩元外流压力，并有助于汇率稳定。然而，在高汇率环境下FDI金额反而下降，被解读为外国投资者从中长期角度对韩国经济基本面的评价趋于保守。 由于FDI往往投资周期较长、并伴随经营参与，其决策更容易受到制度环境、监管条件及中长期增长前景的影响，而非短期汇率水平。 FDI流入放缓也在外汇供需层面限制了韩元走强，并在第三季度推高了汇率上行压力。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姜成镇指出：“第三季度在半导体行业带动下，投资件数看似回升，但在美国经济增长快于韩国的情况下，美元价值明年仍可能维持高位。这种现象可能只是特定产业带来的短期错觉，难以视为长期趋势。” 另一方面，今年第三季度ODI申报金额达282.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98.7亿美元增加84.2亿美元，增幅高达42.4%。同期申报件数为3219件，与去年同期（3186件）基本持平。这与FDI在件数恢复的情况下金额依旧停滞形成鲜明对照。 ODI是指韩国企业在海外设立法人或取得外国企业10%以上股份的投资形式，反映了企业的全球生产布局和市场战略，通常基于市场进入、供应链稳定及成本控制等中长期考量。 专家分析认为，ODI增加的背后，同样是推高汇率的根本原因——经济基本面差距。税负与监管环境恶化，使得国内投资吸引力下降，促使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 姜成镇表示：“企业选择走向海外而非加大国内投资，核心原因在于基本面差异。不仅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也因继承税负担、《黄色信封法》等多重因素，开始认真考虑将业务整体迁往海外。”他补充称：“美元兑韩元汇率的长期均衡水平，最终也是由这些基本面差距所决定的。”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Naver旗下云计算和人工智能（AI）服务提供商Naver Cloud发布的高性能推理AI近日被纳入全球权威AI性能评估体系，标志着韩国本土AI技术开发能力的显著提升。 30日，全球AI性能评估机构Artificial Analysis（AA）将Naver Cloud前日公开的“HyperCLOVA X”高性能推理模型纳入大模型评测榜单Artificial Analysis Intelligence Index（AA智能指数）。Naver Cloud的推理模型以44分的综合成绩在韩国本土AI模型中排名第二位。 本次评估中，Motif Technologies发布的“Motif 12.7B”获得45分位居韩国首位。LG AI研究院的“ EXAONE 4.0”和Upstage的“Solar Pro2”分别获得43分和38分。 从全球来看，谷歌的“Gemini 3 Pro”和Open AI的“ChatGPT 5.0”同为73分并列榜首。 此外，Naver Cloud的推理模型在模拟电信运营商客户支持场景、评估AI工具使用能力的专项测试中，取得了87%的高分，创下韩国AI模型的最高纪录。 专家分析称，这一评估结果不仅体现了Naver Cloud推理模型在单纯推理上的能力，更展示了作为“全模态”（Omni-modal）助手的应用潜力。“全模态”是比现有“多模态”概念更为广泛和先进的下一代AI技术方向，能处理文本、图像、音频、数据表格等多模态数据，并生成对应输出的大规模模型，通过统一架构实现跨模态数据融合与协同推理。 Naver Cloud日前发布两款新一代全模态AI模型，一款是此次参与评估的推理模型，另一款则是在现有AI平台“HyperClovaX”基础上功能大幅扩展的“原生全模态模型”。

展望未来，2025年与2026年有望成为韩中关系的重要转折期。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后，韩中关系逐渐走出阴霾，开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2025年11月1日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韩。在持续约100分钟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就“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熟发展”达成共识。 在金融领域，两国签署了规模达70万亿韩元/4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五年。此举标志着两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延续了这一重要金融合作安排，为区域经济稳定与双边贸易投资提供了持续保障。 韩中本币互换协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当时急剧紧缩的美元流动性，两国央行于2008年12月12日首次签署协议，规模为38万亿韩元/1800亿元人民币，被视为东亚国家携手应对危机、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关键一步。 随着合作成效显现，协议规模在2011年10月首次续签时扩大一倍，达到64万亿韩元/3600亿元人民币，显示出双方深化金融合作的强烈意愿。2014年的续签实现了重要升级——双方明确约定将部分互换资金用于支持贸易结算，标志着协议功能从应对危机向服务日常贸易投资便利化拓展。 然而，该协议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10月协议到期后曾一度未能如期续签，进入“技术性延长”状态，引发市场对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的广泛关注。分析普遍认为，这一插曲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对经济合作的潜在影响。 但金融合作的务实需求最终占据上风。经过沟通协商，双方于近期成功续签。尽管规模根据当前实际需求与汇率水平进行了微调，但五年期安排给予了市场明确的长期预期，传递出两国维护金融合作基本盘的积极信号。 业界普遍认为，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稳定两国贸易、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但也有观点指出，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仍然有限，货币互换的实际效应恐难全面显现。 据韩国经济界近日消息，韩国对华贸易去年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首次出现逆差。在此背景下，韩国企业普遍期待通过本币互换在对华贸易中降低结算成本、减轻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韩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正在稳步扩大。对华出口约占韩国总出口的20%，若以美元结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而人民币结算可提升汇率稳定性。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韩中贸易规模虽下降3.3%，但人民币结算规模依然维持在141亿美元的高位，人民币结算比重也从去年的10.5%升至1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份额为7.6%，超越欧元位居第二。但美元仍以81.4%的占比绝对领先。韩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出口结算货币中美元占比高达84.5%，人民币仅为1.5%。 对此，有观点认为，除对华贸易占比较高的企业外，货币互换的直接效益可能有限。业界专家指出：“韩中货币互换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加深对中国市场与人民币结算体系的依赖。由于目前韩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比重较低，其实际收益仍需进一步评估。” 此外，另有专家指出，在美元流动性危机等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时，韩中本币互换的“实际效用”有限。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人民币在真正的危机情况下难以立即兑换成美元，且需对方央行批准，因此难以被视为有效的紧急应对手段。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姜成振（音）表示：“韩中货币互换在外交层面象征着双方互信，但人民币并非国际储备货币，且无法在短时间内直接兑换成美元，因此在流动性危机阶段，其实际应急功能相对有限。”

近来，韩国企业黑客攻击案例急剧增加，但产业界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视并不高。业界指出，近期发生的多起企业遭遇黑客攻击案例，黑客并没有采用先进技术，而是源于员工权限管理等基础安全管理措施不足所致。如果企业对信息安全投入持续不足，将导致数字服务信任减弱，人工智能（AI）转型等国家战略课题也受到影响。 据韩国信息安全界2日消息，近期黑客攻击事件频发，但信息安全专员聘用不足。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韩国信息保护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内信息保护产业现状调查》显示，信息保护企业计划招聘的信息安全人才仅为2029人，较去年减少35.77%（3159人）。 业内人士表示：“公共机构并未将安保相关系统维修管理费合理化，企业也将网络安全视为削减成本的领域。实际上，网络安全高度依赖人为管理，但目前韩国的信息安全人才生态系统并不成熟。” 一项调查显示，配备网络安全专职人员的韩国企业仅占28.6%，每10家企业只有3家设有信息安全相关人员。此外，企业即便设有安全岗位，但这类员工同时兼任其他工作，专业性并不强。数据显示，63.6%的企业让员工兼任安全业务，仅有7.8%的企业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管理信息安全。此外，相较于普通开发人员，网络安全专业人才的薪酬待遇偏低，也成制约人才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信息通信部数据显示，2023年安全从业人员中，年薪低于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2万元）的比例高达55.3%；年薪在5000万至1亿韩元之间的占40.1%，年薪超过1亿韩元者仅为4.5%。 业界普遍认为，构建良好网络安全环境需长期投入，而短期投入效果有限，因此多数企业并不重视。目前，在尚未配备网络安全人员的企业中，多达97.2%的企业认为“未来也不需要相关人员”。在网络安全领域投入的企业中，投入超过1亿韩元的企业仅占0.6%，而75.8%的企业年度预算不足500万韩元。业内人士指出：“这种轻视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最终导致信息安全专员薪资过低，进而加剧人才流失，使网络安全陷入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 专家强调，随着AI转型（AX）的推进以及黑客攻击日益专业化，未来安全事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业界在加速数字化转型（DX）和AX过程中，网络攻击面持续扩大，但企业的应对能力未能同步提升，这为黑客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加之近期朝鲜支持的黑客组织Kimsuky活动频繁，网络攻击风险进一步提升。顺天乡大学信息保护系教授廉兴烈指出：“当前韩国许多信息暴露于网络，在尚未具备良好网络安全环境的背景下，企业与政府需正视网络变化，以应对日益专业化的黑客攻击。”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此前泄漏的大量个人信息可能被黑客作为进一步渗透的工具。一旦大规模黑客事件再次发生，产业受损程度进一步加深。廉兴烈表示：“如果再次发生重大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支撑社会与经济运转的互联网信任度将急剧下降，这等同于动摇AI等电子信息产业的根基。如今正是从业人员、企业等改善政策的关键时刻。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阶段，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面临就业困难的青年群体也纷纷选择自主创业，却因经营不善迅速陷入债务困境，难以偿还贷款。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的《2024年个人经营者债务》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规模小幅下降，但贷款逾期率却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增幅显著。2019年至去年，银行贷款逾期率仅从0.12%升至0.19%，但非银行贷款逾期率却从0.91%飙升至2.1%，增幅超过一倍。 韩国银行（央行）数据显示，去年中小企业运营资金贷款的平均利率在银行为4.8%，而储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超过8%，进一步加重了个体工商户的偿债压力。 数据显示，29岁以下青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余额虽然不高，但逾期率却高于所有年龄层。去年青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达1.29%，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 从贷款逾期情况来看，整体借款人中每100人有2.32人处于逾期状态，非银行机构的这一比例为3人。青年经营者的情况更为严峻，每100名青年借款人中近4人（3.71%）出现逾期；若使用非银行贷款，逾期率更高达4.34%。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个体工商户与微型商户的财务风险被视为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去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比达22.8%，在33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七，远高于日本（9.2%）和美国（6.1%）。 随着“婴儿潮”群体进入退休阶段，未来10年韩国每年约有100万人退休，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选择经营餐厅或便利店。央行预计，60岁以上个体工商户人数将从去年的214万增至2032年的248万。 在此背景下，专家指出，应制定更加系统化和长期化的应对政策。央行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个体工商户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未能实现规模化，建议通过"服务业规模化"扩大适合高龄群体的正规就业岗位。 仁荷大学教授韩宰埈（音）指出：“债务减免政策只是常用手段之一，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振兴内需、提升整体消费与经营环境才是治本之策。” 世宗大学教授金大钟（音）则认为，韩元贬值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但个体工商户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现金流压力严重。政府应优先推出公共费用补贴、税收减免等短期措施，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持续的景气低迷和物价飙涨导致消费萎缩，加上近年来韩国的年末聚餐文化已悄然发生转变，曾经被视为“黄金旺季”的年末商机正在逐渐消失。尽管部分旅游商圈因游客增长迎来短暂繁荣，但多数个体商户面临连续两年的年底旺季落空。激烈的价格内卷、不断上涨的成本，以及年轻一代消费习惯的结构性变化，正重塑着韩国的年末经济版图。 ▲数据印证萧条：景气指数持续下滑 中小风险企业部日前发布的《11月小工商业者市场景气动向（BSI）调查报告》显示，以釜山为例，小工商业者体感BSI在上月为74.7，环比下降了2.1个点。BSI是反映企业对当前及未来状况主观判断的指标，低于100意味着景气恶化。 大邱地区的展望同样黯淡。根据小工商业者振兴公团发布的调查，大邱地区个体户本月展望BSI为87.3，较上月下降了7.4个点。这意味着许多大邱地区的个体户在上个月就已预感到年末景气不佳。 一位在大邱中区商业区经营了十年酒馆的个体户表示：“今年年末氛围尤其冷清，与去年相比，团体预约减少了50%左右，预计销售额至少将缩水三成。” 年末聚餐氛围的大幅降温，迫使个体户们含泪展开竞争。首尔近郊某新城餐厅甚至出现了为招揽顾客而推出的“10韩元烧酒”活动，以均价10韩元（约合人民币0.05元）的价格销售烧酒。 ▲MZ世代整顿“酒桌文化” 年底旺季的消失，除了经济不景气外，还与年末聚餐文化的降温密切相关。过去以公司为单位、把酒言欢至深夜的饮酒式聚餐，正逐渐被更简单、更短小的聚会取代。调查显示，虽然仍有近六成职场人士认为年末聚餐“有必要”，但偏好已明显转向“同部门小规模”“以用餐为主”“不饮酒或少饮酒”的形式。尤其是20至30多岁的年轻世代，更倾向于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简单聚餐，避免长时间应酬。 专家认为，除了人力成本、原材料等物价上涨，对饮酒的负面形象固化也是送年会和聚餐减少的原因之一。大邱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珍和（音）称，以新冠疫情为转折点，送年会和聚餐的概念发生巨大变化。加上最近艺人、网红等饮酒负面新闻不断曝光，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饮酒持宽容态度。 个体户应逐步摆脱对“团体聚餐旺季”的依赖，探索差异化经营，例如白天与夜间分时段经营、融合餐饮与空间体验、开发特色菜单或轻酒精产品，以适应新的消费习惯。 ▲居家派对与“女孩之夜”成新趋势 年末聚会的形式也在改变，比起去嘈杂的餐厅和酒馆，在家中度过的“女孩之夜”（Girl's Night）趋势扩散，带动了睡衣等居家派对用品的需求。 根据Kakao Style运营的时尚电商平台ZigZag数据，年末以10-39岁女性为中心，家居服及居家派对商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激增最高6倍。 具体来看，最近一个月内，睡衣套装交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0%以上，保温性强的加厚保暖家居服增长超过6倍（514%），圣诞睡衣增长114%。用于居家派对的桌游用品交易额暴增507%，“洗脸发带”增长99%，烘托氛围的“高脚杯”和“玻璃笔”交易额也有所增加，显示消费者更重视性价比与私密、轻松的体验 整体来看，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消费心理趋于保守的背景下，韩国传统意义上的“年末繁荣”正在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分散、理性且多样化的消费模式。这一转变，既给个体户带来阵痛，也迫使整个服务业重新思考生存与转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