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11月在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交流。在经历数年低谷后，韩中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迹象，此访因此被视为检验这一回暖势头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化与长期化的关键节点。 过去数年间，受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因素影响，韩中关系长期处于低谷，政治互信受损，经贸与民间交流明显降温。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口号，在坚持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框架的同时，主动修复对华关系，努力防止双边关系继续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之中。 去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被李在明评价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的起点”，而此次国事访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密集首脑外交释放的政治信号 从出访时间来看，此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两个月前刚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在明随即在新年伊始进行回访，并将中国定为2026年首个出访国家。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这种在较短周期内完成的互访安排并不常见，这一“亲密互动”本身就具有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误判的战略意义。 这一安排释放出三重信号：第一，双方都希望避免双边关系再度跌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第二，双方对高层沟通对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第三，双方有意将双边关系从“政治修复”推向“制度化管理”。 对韩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是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博弈持续、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稳定周边关系、尤其是与重要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保持良性互动，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经贸合作仍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去年11月韩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26—2030年经济合作规划、货币互换协议、服务与投资领域自贸谈判、创新创业合作、农产品检疫、共同打击电诈犯罪等多个领域。这些文件为韩中关系恢复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检验。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推动协议从“文本”进入“执行”阶段。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企业掌门人此次将陪同李在明出访，预计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领域，两国将探求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方可能释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信号，韩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在华韩企信心，防止投资与供应链继续外移。若能促成具体投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本次访问是否会成为“限韩令”全面松绑的转折点。若中方在文化交流、演出、文化内容引进等方面释放更明确的积极信号，不仅是文化交流层面的突破，还将具有对韩政策姿态实质性调整的重要象征意义。 ▲在有限空间内寻找半岛议题突破口 与经贸领域相比，安全与半岛问题的突破空间相对较小，但仍是李在明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谨慎，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指对朝态度偏于宽容。 李在明提出的半岛和平进程包括跨境交通、旅游、贸易等构想，试图逐步将朝鲜重新纳入地区合作框架。此次访华中，韩方将争取中方对韩国和平构想的原则性支持，在外交表述层面重新提及“半岛无核化”，保持韩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渠道顺畅。 若在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公开表达对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支持，将被视为重要政治信号。 ▲结构性约束依然存在 尽管韩中关系的回暖信号明确，复苏前景被广泛看好，但限制同样客观存在无法被忽视。首先，中美战略博弈仍是最大变量，韩中关系难以脱离这一结构背景。其次，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朝鲜的核开发等等地区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冲击。再次，西海（黄海）构筑物、中国渔船非法越境捕捞等摩擦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随时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前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1000多天里，由于奉行价值观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导致韩中关系严重受挫。李在明的此次访问难以彻底改变结构性矛盾，达成戏剧性的突破，但完全可以将韩中关系从情绪性修复转向制度化稳定。在经济上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在政治上恢复高层互信与沟通机制，在安全上维持顺畅的沟通与对话。 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虽有限但可视的进展，韩中关系将真正走出过去数年的低谷，进入稳定的新轨道。这正是此次访问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新年伊始，去年韩中关系出现多重回暖信号。从外交互动到文化交流，再到经贸合作，双方经历数年低温期后，逐步释放出“恢复沟通、稳定关系”的信号。韩中关系能否步入“可控竞争下的务实合作”新阶段，成为区域外交的重要议题。 上月18日，韩中双方在北京举行第十一次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双边关系、地区及国际形势、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应在韩中首脑会谈成果基础上，通过两国外交部门的密切沟通，切实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这一战略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中韩两国国家元首实现互访，是双方最高层级的常设外交沟通平台。本次对话距去年7月在首尔举行时隔近一年，也是两国重启首脑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进行的首次高层战略沟通，象征意义尤为突出。 ▲K-POP演唱会重回议程 文化交流迎来“试金石” 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韩中两国政治外交氛围呈现回暖迹象。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韩方已就下月在华举办演唱会事宜与中方展开协商，并向HYBE、SM、YG和JYP等四大娱乐公司询问旗下主要艺人的行程安排。韩国总统室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尚未敲定任何事项。但执政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中方立场，我方不宜率先公开日程，但中方对举办演唱会提议持积极态度。 分析认为，目前尚未有官方明确消息，但这一动向自2016年“萨德”事件导致韩流在华活动受限以来，双方首次探讨政府主导的规模化文化交流项目，显示出两国在人文交流合作的积极态度。 在去年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晚宴上，习近平主席对韩方提出的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唱会表示出兴趣，并当场对外交部长王毅做出指示。分析认为，如果韩国总统李在明新年访华行程最终敲定，韩中首脑会谈与文化交流活动有望呈现联动效果。 不过，分析指出，“限韩令”背后不仅涉及双边政治因素，也与中方近年来强化文化产业管理的政策方向有关。因此，即便K-POP演唱会顺利举行，“限韩令”能否全面解除仍不确定。但随着中日关系趋紧、日本籍艺人在中国的演出接连取消，如果韩国艺人率先重返中国市场，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经贸合作同步升温 五大集团掌门人有望七年来首次访华 在经济领域，韩中互动日益密切。据韩国经济界消息，大韩商工会议所将于下月率领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是自2019年后，大韩商工会议所时隔7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 据悉，此次访华经济代表团规模空前。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谟等韩国主要企业集团的掌门人有望悉数随行。较2019年以主要经营层员工为主的访问不同，此次“掌门人外交”被视为韩国经济界重新布局中国市场、深化对华合作的重要信号。 访问期间，代表团计划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在北京共同举办商务论坛，并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双方将重点围绕制造业创新、供应链稳定、服务与内容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将致力于构建“互补互惠、水平协作”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 ▲李在明本月访华在望 首脑外交成关键变量 在外交日程方面，李在明有望于今年年初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韩中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极大。此次访问若顺利进行，可视为就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正式回访。 韩中全球协会会长禹秀根（音）表示，中方已就此展开积极沟通，并期待李在明能成为新年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他提出，希望双方在会谈中优先聚焦“分歧较小、共识度较高”的议题，从而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力量。分析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中日关系趋紧、朝中与朝俄关系趋近的复杂格局下，韩国试图通过务实外交拓展自身战略回旋空间。 ▲韩中关系站在十字路口 稳定机制亟需构建 多位外交分析人士指出，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安全、技术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竞争预计长存。然而，在竞争中建立沟通机制、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面，成为双方面临的挑战。 今年或将成为韩中关系走向稳定的关键一年。K-POP能否促使双方关系趋稳，经济代表团访华能否转化为合作成果，韩中首脑会谈能否构建中长期稳定框架，均需时间考验。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将影响地区格局的未来走向。

30日，青瓦台发言人姜由桢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2026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17年前总统文在寅后，韩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访华距离李在明就任总统过去215天，也是继今年11月在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首次举行韩中首脑会谈后，时隔两个月再次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并出席国宾晚宴等活动，此后前往上海，展开为期两天的行程。 预计在会谈中，李在明将与习近平就韩中双边关系，以及韩半岛周边局势等展开广泛讨论，议题包括深化经济合作、西海（黄海）构造物以及朝鲜问题等。 尽管可能未被列入正式议题，但李在明可能就韩国推进建造核潜艇计划向中方进行说明，强调这一计划属防御性措施，目的在于避免加剧军事紧张关系，消除中方疑虑。 李在明还可能就“E·N·D倡议”等韩半岛和平构想争取中方的理解与支持。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此访是否将成为“限韩令”松绑的重要契机。 此前李在明在介绍与习近平首次会谈成果时曾表示，此次会谈在全面恢复韩中关系、以战略合作伙伴身份重新走上务实共赢之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鉴于习近平主席已发出访华邀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为更加紧密的近邻关系。 上海行程中预计将包括与回顾历史和未来相关合作的内容。姜由桢表示，2026年既是白凡金九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旧址成立100周年，将安排相关行程，此外还包括加强两国企业在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领域合作的行程。 关于经济使节团是否随行以及具体规模和名单，青瓦台未对外公开，但表示期待在核心矿产供应链、投资促进、数字经济及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方取得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成果。相关部门之间预计将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访是李在明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此访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于明年1月率领约200名韩国经济界人士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已超越了普通外交日程的意义，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长期处于低谷的韩中关系正在重启。 就在几年前，韩中关系仍可被形容为“虽不舒服但互相需要”。政治互信减弱，经贸合作更多依赖惯性运转，民间交流明显降温。两国关系虽未中断，却逐渐陷入一种“相互关联却缺乏对话”的状态。 然而，去年，中国对韩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访问韩国，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虽然尚难断言坚冰已经完全解冻，但可以确认的是，中韩关系已步入一个谨慎试探的“融冰期”。 外交从来都是时机的艺术，韩国此时推进总统访华，显然是对这一时机的把握与回应。 中国依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是进出口、投资与产业链，还是旅游、留学生交流，两国经济结构早已深度交织。即便政治氛围趋冷，经济合作也难以简单切割。问题在于，过去数年间，韩中关系更多停留在“相互依存而缺乏沟通”的层面。 免签政策率先在民间层面打破了这一僵局。韩国公民赴华人数回升，经贸展会、商务洽谈、学术交流逐步恢复活力。某种意义上，并非外交率先开路，而是民间往来为关系修复撬开了一道缝隙。习近平主席的访韩，则将这一缝隙拓展为更具制度性和外交意义的空间。 李在明此次访华将有200余名经济界人士随行，也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这不是一场以宣示立场为目的的访问，而是强调在一线、在具体项目中寻求成果。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生物医药、文化内容、绿色产业等领域，既是竞争前沿，也是合作交汇点。对韩国而言，既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照单全收。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亦关注此次访问中，除经贸合作外，是否涉及防务与安全领域的沟通。这表明，首尔正尝试以更立体的方式管理中韩关系，而不仅限于经济层面。 但正是在此刻，更需要保持冷静。“融冰期”意味着解冻在即，但也意味着风险。冰层最薄之时，恰恰最容易失足。对中国释放的友好信号作过度乐观解读并不理性。中国确实在释放善意，但这更像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而非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韩国，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或给予无条件信任。 经贸合作同样如此。中国的开放具有选择性。在需要合作的领域，强调互利共赢，而在涉及技术主权与安全的关键领域，门槛依旧存在。防务层面的交流，短期内更可能停留在象征与沟通层面，而非实质性突破。 历史经验值得警惕。韩国曾在双边关系升，过度依赖政治层面的乐观预期，最终遭遇现实冲击。这一经历留下的教训是：与中国的关系越是在改善之时，越需要保持理性与谨慎。 李在明此访中国，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与其任由关系僵化，不如主动管理，与其放任误解，不如保持沟通。考虑到韩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主动压缩对华合作空间并非理性选择。 但此次访问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共同声明的措辞是否华丽，也不在于签署合同的数量是否可观。真正重要的是关系运作的方式本身。以利益而非情绪为基础，以执行而非口号为核心，以可持续而非短期成果为目标——这应成为当前韩中关系重新校准的基本原则。 融冰期终将过去，河流要么重新奔流，要么再次封冻。走向何方，取决于双方的判断与姿态。此刻再次相互凝视的韩中两国，不应回到过去，而应迈向更加成熟、理性的关系。克制期待，保持警惕，同时敞开对话之门——这既是韩中关系所需的常识，也是国家外交应坚守的基本平衡。

韩中两国正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二阶段服务与投资领域的谈判进程。 30日，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在北京会晤。双方商定明年上半年再次举行贸易代表会议，共同检查自贸协定后续谈判情况。双方还对石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韩中自贸协定相关焦点议题进行讨论，并就基于韩中自贸协定深化双边合作形成共识。 韩中自贸协定于2015年生效。由于韩中当时就开放服务、投资市场达成的协议存在局限性，双方决定在自贸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完成后续谈判，但迄今未达成协议。若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谈妥，两国互相开放的市场范围将从目前的工业品、农副产品进一步扩大到金融、电信、法律、文化等服务和投资领域。 同时，外界也期待此次谈判进展可能成为“限韩令”松绑的契机。中国在2016年因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于次年对韩国文化、旅游等产业实施限制。尽管中方官方否认存在“限韩令”，但韩国文化在中国市场传播确实受到限制。 吕翰九前前日访华，先后会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部长级官员。据产业商部介绍，吕翰九与各方就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创新给产业带来的影响、韩中贸易合作方向等广泛交换意见。吕翰九将于当天结束访华行程回国。

展望未来，2025年与2026年有望成为韩中关系的重要转折期。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后，韩中关系逐渐走出阴霾，开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2025年11月1日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韩。在持续约100分钟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就“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熟发展”达成共识。 在金融领域，两国签署了规模达70万亿韩元/4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五年。此举标志着两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延续了这一重要金融合作安排，为区域经济稳定与双边贸易投资提供了持续保障。 韩中本币互换协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当时急剧紧缩的美元流动性，两国央行于2008年12月12日首次签署协议，规模为38万亿韩元/1800亿元人民币，被视为东亚国家携手应对危机、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关键一步。 随着合作成效显现，协议规模在2011年10月首次续签时扩大一倍，达到64万亿韩元/3600亿元人民币，显示出双方深化金融合作的强烈意愿。2014年的续签实现了重要升级——双方明确约定将部分互换资金用于支持贸易结算，标志着协议功能从应对危机向服务日常贸易投资便利化拓展。 然而，该协议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10月协议到期后曾一度未能如期续签，进入“技术性延长”状态，引发市场对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的广泛关注。分析普遍认为，这一插曲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对经济合作的潜在影响。 但金融合作的务实需求最终占据上风。经过沟通协商，双方于近期成功续签。尽管规模根据当前实际需求与汇率水平进行了微调，但五年期安排给予了市场明确的长期预期，传递出两国维护金融合作基本盘的积极信号。 业界普遍认为，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稳定两国贸易、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但也有观点指出，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仍然有限，货币互换的实际效应恐难全面显现。 据韩国经济界近日消息，韩国对华贸易去年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首次出现逆差。在此背景下，韩国企业普遍期待通过本币互换在对华贸易中降低结算成本、减轻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韩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正在稳步扩大。对华出口约占韩国总出口的20%，若以美元结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而人民币结算可提升汇率稳定性。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韩中贸易规模虽下降3.3%，但人民币结算规模依然维持在141亿美元的高位，人民币结算比重也从去年的10.5%升至1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份额为7.6%，超越欧元位居第二。但美元仍以81.4%的占比绝对领先。韩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出口结算货币中美元占比高达84.5%，人民币仅为1.5%。 对此，有观点认为，除对华贸易占比较高的企业外，货币互换的直接效益可能有限。业界专家指出：“韩中货币互换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加深对中国市场与人民币结算体系的依赖。由于目前韩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比重较低，其实际收益仍需进一步评估。” 此外，另有专家指出，在美元流动性危机等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时，韩中本币互换的“实际效用”有限。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人民币在真正的危机情况下难以立即兑换成美元，且需对方央行批准，因此难以被视为有效的紧急应对手段。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姜成振（音）表示：“韩中货币互换在外交层面象征着双方互信，但人民币并非国际储备货币，且无法在短时间内直接兑换成美元，因此在流动性危机阶段，其实际应急功能相对有限。”

在全球电动汽车需求放缓、中国电动车企业低价攻势持续、高利率与高成本结构重压之下，欧美日传统汽车制造商正在大幅收缩生产体系，停产与关闭海外工厂及本国工厂的案例不断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汽车、比亚迪等后发车企则加快扩张步伐，押注未来汽车产业格局的重塑。 据外媒日前报道，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本月将关闭位于德国德累斯顿的工厂。该工厂负责生产大众ID.3。这是大众成立88年来首次关闭德国本土工厂，也是其去年10月与工会达成的结构调整方案的延续举措。大众今年第三季度录得10.7亿欧元亏损，为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季度亏损。对此，大众已宣布实施关厂及裁员措施。 此外，美国通用汽车（GM）近期也采取了减产举措。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Spring Hill）的工厂已暂停生产凯迪拉克电动SUV，并计划在明年初进一步缩减产能。受美国电动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通用决定明年1月开始将底特律电动汽车工厂的生产削减至一班，并裁员1200人。日产汽车于今年5月宣布将逐步停止神奈川县追浜与湘南工厂的生产并最终关闭，此举为日产自2001年以来首次关闭日本国内工厂。 业内分析指出，传统车企相继关停生产线，主要源于两大背景：一是电动化转型步伐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二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崛起打破传统格局，导致欧美日车企在全球及本土市场份额承压。 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曾高达40%，但随着中国电动车品牌的迅速崛起，其电动车战略推进不够有力，使业绩明显承压。通用则因补贴政策变化不得不重新调整电动化投资节奏。日产在电动车与混合动力领域落后于丰田、铃木等本土竞争者，也未能抓住产业关键窗口期。 与传统车企的收缩战略相反，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与中国比亚迪等新兴领军企业正在加速海外扩张，积极布局未来市场。现代汽车集团近期宣布，2026年至2030年期间将在韩国国内投资125.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46亿元）。现代汽车正在蔚山建设电动车专用工厂，计划明年竣工，并在建设氢燃料电池新工厂，预计2027年投产。起亚则以未来核心业务专用目的型移动出行工具（PBV）为支点，在京畿道华城投入4万亿韩元，正在建设一座PBV专用工厂——“EVO工厂”。 全球电动车销量领先的比亚迪则加快布局欧洲市场，先后推动在匈牙利、土耳其、西班牙建设工厂。吉利、上汽等中国车企也在研究在欧洲设厂的可能性，显示其积极扩大全球产能的战略意图。 业内认为，尽管全球电动车市场面临阶段性“鸿沟期”，但电动化趋势不可逆转。部分传统车企在困境中选择削减投资，而韩中车企借机扩大产能，有望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重塑加速推进，大众等传统企业在收缩战线，而韩中车企持续扩大投资，其差异化策略将对未来全球汽车竞争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18日，第十一次韩中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左三）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左四）合影留念。

全球高端电视市场正迎来新一轮技术竞赛，采用RGB背光分区控制技术的液晶电视（RGB TV）异军突起，三星电子和中国海信率先发布新品，LG电子于日前发布首款RGB Mini LED电视，日本索尼也宣布将于明年推出RGB电视，一场围绕RGB电视的“三国演义”拉开帷幕。 据相关业界消息，三星电子和LG电子计划在明年1月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球最大家电IT展会“CES 2026”上公开Micro RGB电视。LG电子将公开三款型号，三星电子则将展出2026年6款新品中的部分机型。 Micro RGB电视被称为液晶电视（LCD）技术的“天花板”，与液晶电视一样采用背光源，但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将红（R）、绿（G）、蓝（B）三种LED背光进行独立、精细的本地调光控制，大幅提升色彩表现、亮度与对比度，目前由TCL等中国企业占据主导权。 即使同为RGB电视，不同国家仍存在技术差距。在今年9月举行的欧洲最大家电展会“IFA 2025”上，海信和三星电子同步公开RGB电视，但三星的Micro RGB电视LED原件尺寸仅为100微米，海信同类产品为100至500微米，韩国企业在微型技术上暂时领先。 尽管Micro RGB和Mini RGB电视画质仍不及目前公认高端的OLED电视，但市场定位十分明确，瞄准渴望高端画质，却因OLED价格过高而却步的消费者。RGB电视性能优于普及型LCD及Mini LED电视，价格则介于两者与OLED之间。面对中国品牌以Mini LED电视快速渗透中高端市场，三星和LG大力推广Micro RGB，被视为战略回应。 日本索尼也于今年10月在本国和加拿大申请“True RGB”商标，计划明年推出首款RGB电视。业界预测，若索尼在CES 2026上正式发布，将形成中、韩、日企业同台竞技RGB技术的局面。 RGB电视的崛起也伴随争议与隐忧。全球电视市场受经济放缓、移动设备及流媒体普及影响，已连续多年增长停滞。在此背景下，RGB电视可有望凭借相对亲民的价格，冲击本已稳固的OLED高端市场格局。 但更深层的挑战在于供应链，RGB电视的核心基础LCD面板目前主要由中国企业主导。LG显示器已于今年2月将广州LCD工厂出售给TCL，完全退出大型LCD业务。行业观察人士指出，一旦RGB电视成为主流，韩国和日本企业不得不依赖中国产面板生产电视，最终中国或将掌握部分高端电视市场的定价权。

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下月访问日本奈良县奈良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 据总统室日前消息，韩日两国外交部门正就李在明于下月中旬对日本奈良县进行为期两天访问的方案进行日程协调。奈良县是高市早苗的故乡和选区，在10月底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上，李在明表示，按照韩日“穿梭外交”精神，我将下次出访日本，条件允许希望访问奈良县，高市早苗对此欣然应允。 日本政府此前计划下月在日本举行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但由于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当发言引发中日关系恶化，中方拒绝参会导致会议告吹。 若李在明此次访日成行，将是其就任总统后第5次与日本首相会面。今年6月，李在明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期间，与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首次举行会谈，8月访问日本东京与石破茂再次会面，随后石破茂于9月对釜山进行回访。 高市早苗在庆州出席APEC峰会期间，曾表示将持续推进韩日两国“穿梭外交”。 此外，李在明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方案也在推进中。分析认为，韩方希望基于上月APEC峰会期间韩中首脑会谈打下的基础，加快推动改善韩中关系，同时在对华、对日外交政策上实现平衡。各界预测李在明访华可能在访日之后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