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被归入中产阶层的第三分位（收入排名40%至60%）家庭，去年收入增幅跌至统计编制以来的最低点。随着韩国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差距持续拉大，作为“经济腰部”的中产阶层也出现动摇迹象，引发社会对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扩大的担忧。 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0日通过国家统计门户（KOSIS）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分位家庭的平均收入为580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9万元），同比仅增1.8%。这是2017年建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增幅，同时也是目前以去年度为基准的最新家庭收入数据。 在所有收入分组中，中间层增速同样垫底。高收入组（第五分位）增长4.4%，低收入组（第一分位）增长3.1%，均明显高于中产阶层。 总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劳动收入增幅放缓，加之事业收入转为减少，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分析认为，经济整体放缓、就业环境恶化、内需不振等多重因素叠加，是导致这一趋势的主要背景。 从收入项目看，劳动收入为3483万韩元，同比增长1.5%，为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事业收入为1172万韩元，同比下降0.1%，2020年后首次转为负增长。 中产阶层的压力同样体现在资产与负债结构上。第三分位家庭今年的平均资产为4.2516亿韩元，同比增长3.6%，虽从去年的负增区间中恢复，但仍低于全体家庭资产平均增幅（4.9%）。 与此同时，负债规模达到8059万韩元，同比大增9.9%，增速超过资产增幅两倍。由此，其净资产（资产减负债）为3.4456亿韩元，同比增长2.2%，约为全体家庭平均水平（5%）的一半。 随着中产阶层收入与资产承受力同步走弱，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趋势可能进一步固化。去年最高收入20%家庭与最低收入20%家庭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11.2倍；劳动收入差距更是扩大至近30倍。包括债务在内的资产差距方面，高收入20%家庭的资产规模是低收入20%家庭的8.4倍。 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梁准锡教授（音）表示：“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停滞反映出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压力，长期来看恐加深两极化。政府应将中产阶层纳入主要支持对象，避免其在政策体系中被边缘化。”

自去年“12·3紧急戒严”至前总统尹锡悦遭宪法法院罢免判决的5个月里，韩国社会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接近3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38亿元），相当于每位国民承担约59.55万韩元。 《中央日报》日前委托檀国大学冲突解决研究中心进行“12·3紧急戒严及弹劾冲突成本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起，至今年4月4日尹锡悦遭宪法法院弹劾，各类社会冲突成本约48.3673万亿韩元。社会冲突类型分为意识形态、劳动、环境、地区、阶层和教育六类。 研究中心依照以下三项标准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公共冲突，分别是参与人数达500人以上、在公共空间至少进行1次100人以上的集体活动、针对同一议题的对立行为持续至少7天。冲突成本计算方式为每日参与人数×每日法定工作时间×最低时薪×冲突持续天数。 在所有冲突类型中，“关于总统弹劾的支持与反对”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成本最高，达到 30.7796万亿韩元（63.5%），其次依次为劳资冲突（31.82%）、环境冲突（2.31%）、教育冲突（2.18%）等。 研究中心称，这显示出戒严及弹劾议题如“黑洞”般吞噬其他社会矛盾，放大政治对立并挤压其他议题空间。檀国大学教授金康珉（音）称，意识形态冲突难以达成明确结论，因此往往持续时间更久、解决难度更。当普通公共议题被“意识形态化”后，原本运作良好的冲突管理系统会立即失效。 他还指出，在另一项调查中，2008年的“疯牛病示威”和2017年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事件被认为对民主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本次戒严事件未获类似评价，这说明本次事件造成的社会疲劳度更高，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反而更低。” 随着相关政治事件的余波持续，韩国社会对政治对立成本的关注预计还将持续升温。

过去五年间，劳动者薪资增长速度未能同步覆盖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及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的上涨幅度，导致收支失衡的上班族激增。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本月4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由2020年的352.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上升至2025年的415.4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为3.3%。然而，同期从工资中扣除的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从44.8万韩元增至59.6万韩元，年均增幅达5.9%。受此影响，税费及社保缴纳部分在工资中所占比例从12.7%提高至14.3%，劳动者月均实际到手收入仅从307.9万韩元增至355.8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仅为2.9%。 分项目来看，个人所得税从2020年的13.1626万韩元增至2025年的20.5138万韩元，年均增幅为9.3%；社会保险费用则由31.663万韩元上升至39.579万韩元，年均涨幅为4.3%。在社会保险各项中，雇佣保险费用涨幅最高，达5.8%（从2.8219万韩元增至3.7382万韩元）；健康保险费用上涨5.1%（从12.9696万韩元增至16.6312万韩元）；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上涨3.3%（从15.8715万韩元增至18.6885万韩元）。 同时，基本生活必需品物价自2020年以来年均上涨3.9%，进一步挤压了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水电燃气（6.1%）、食品及非酒精饮料（4.8%）、外食（4.4%）、交通（2.9%）及居住（1.2%）费用均有所上涨。在23个细分物价类别中，有17个类别的涨幅超过工资增速（3.3%），其中燃料能源（10.6%）、燃气（7.8%）、电力（6.8%）涨幅尤为突出。 为提高劳动者的体感收入，韩经协建议引入“所得税税基与物价自动联动机制”，使税率区间能够随物价变动自动调整。韩经协指出，由于当前税基未能充分反映物价上涨情况，导致劳动者被动进入更高税率区间，实际税负水平隐性上升。 针对可能出现的税收收入减少问题，韩经协表示，应推动将韩国目前33%的所得税免税人群比例逐步降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水平。此外，在社会保险领域，应通过遏制失业金重复领取、减少健康保险中的过度医疗行为等方式优化支出结构，从而缓解保险费率上调的压力。 在稳定居民基本生活物价方面，韩经协强调，目前处于试点阶段的农水产品线上批发市场具有产地直供和手续费较低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并建议通过立法手段推动该模式实现常态化运营。

一项调查显示，从事副业的在职职工人数呈上涨趋势。尤其30多岁和50至69岁人群从事副业的在职员工数量显著提高，反映出仅凭本职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的现实压力。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日数据显示，今年10月韩国从事副业人数为64.569万人，同比减少3.1%。其中，从事日工副业人数为2.19万人，同比微降0.3%；个体户副业从事者人数也减少9.2%，降至19.3797万人。 然而，在职职工中的副业从业者人数却明显上升。10月同事兼顾副业的正式员工与临时工达40.4409万人，同比增加1.6%。 从年龄上来看，30多岁、50多岁和60多岁人群成为副业人数增长主力。30多岁副业从事人数达7.9602万人，同比激增16.8%；50多岁与60多岁分别增加6.3%和7.1%。 值得注意的是，30多岁在所有雇佣形式中均呈增长趋势。正式员工同比增加29%，日工更是大增148%，个体户也增长8.3%。50多岁从事副业的正式员工人数小幅增长，但个体户则减少11.1%；60多岁正式员工副业从事者同比增长14.2%。 与此相反，40多岁与20对岁副业从业者人数均出现明显下降。40多岁同比减少13.1%，20多岁更是大幅减少25.3%。20多岁在所有职业类别中副业从业者均呈下滑趋势，包括正式员工和临时工分别减少22.8%和25%。 国家数据处相关人士分析，随着生活成本负担加重，越来越多人认为仅靠本职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尤其是30多岁，对副业的需求持续扩大。 从副业类型来看，活动及庆典协助人员占比最高，为37.2%；其次是设计、翻译、监考、授课等能力型工作（27.5%）、当天短时工（27.2%）、博客及SNS运营（20.8%）、配送（12.2%）等。副业收入占主业收入的比重中，不足10%的人群占比最高，达48.6%；其后依次为10%至40%（36.9%）、40%至70%（11.1%）、70%至100%（1.4%）。 产业劳动政策研究所所长金成熙表示，支出增长速度远超收入，使得连正式员工都不得不选择兼职。尤其是30多岁，正处于住房、育儿等必要开支集中的阶段，副业参与度因此提升更快。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上月底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各国领导汇聚一堂。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CEO黄仁勋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在首尔江南区三成洞“Kkanbu炸鸡”共进晚餐。分析认为，这一聚餐备受各界瞩目，折射出韩国对AI潜能的高度期待。 在此背景下，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的冲击日益明显。人工智能既可能替代部分岗位，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业界普遍认为，AI较易取代重复性高、标准化工作。最近韩国银行（央行）发布报告显示，这一替代效应正逐步显现。报告还指出，AI暴露指数较高的行业，如出版行业、服务业、计算机编程等，这类岗位正明显受到AI影响，让青年就业面临更大挑战。 相比之下，借助经验知识与社交技能的行业，AI则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反而带动了中高龄群体的就业。公司管理层可借助AI提升生产力，而仅执行重复性任务的工作，则面临被取代的风险。对于刚踏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如果未做好充分准备，可能会受到这一变化带来的的严重冲击。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韩国20至39岁初入职场岗位仅为240.8万个。这一数字创下自2018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同期最低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6万个就业岗位。尤其大学毕业应届生岗位仅为137万个，同比减少8.4万个，同样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近期，受韩国整体经济放缓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电子信息制造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则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相对有限。韩国银行分析指出，过去三年间减少的21.1万个青年就业岗位中，高达20.8万个岗位属于AI暴露指数较高的职业。 与此同时，青年新人岗位减少、非正式员工比例上升等问题，使青年就业困境愈发严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20至39岁的就职人数共计811万人，其中非正式员工达到257万，占比31.7%，创2004年以来最高记录。从结构上看，20至39岁青年中正式员工人数从2015年的612.8万降至今年的554.1万，减少58.7万；同期非正式员工人数则增加44.5万，反映出青年就业质量持续下降。 为应对这一趋势，分析指出，政府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青年利用AI的能力，以提升工作效率。其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青年开拓新兴市场。政策设计上也需兼顾青年就业情况。例如，关于近期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的相关争议，或导致大企业和公共机构青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制度设计必须谨慎，避免对青年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在以经验为主的招聘文化下，青年就业本已不易，若再加上AI替代效应，部分岗位可能彻底消失。韩国财政部李炯日副部长表示，将利用AI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创造青年就业岗位。同时，将大幅扩大AI教育培训，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并且积极支持AI领域的创业与风险投资，助力青年创业发展。 专家指出，在AI时代，青年就业机会日益紧张，社会各界尤其是上一代应主动退一步，为青年留出就业机会，帮助青年顺利适应新劳动环境。

曾几何时，排队等待被认为会降低消费者满意度，而如今，“排长队”已成为检验品牌人气的重要标志。许多商家借助这一趋势展开饥饿营销，赢得年轻一代的追捧。尤其在推出限量商品时，等待反而能放大产品价值，最终转化为更大的满足感。 以苹果新款手机发售为例，门店前的长队不仅凸显产品人气与稀缺性，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促使消费者更加珍视所购商品。同样，喜茶、茶颜悦色等奶茶品牌的初期营销方式为引导顾客排队，推销品牌限量周边产品。此外，近期一度火热的泡泡玛特旗下核心IP北欧森林精灵形象LABUBU，凭借其古怪且可爱的外貌与稀缺性，赢得全球粉丝热捧。 顺应这一趋势，排队购物已成为MZ世代的家常便饭。这一群体不仅偏好购买限量、独特的商品，还将排队过程视为“投入时间换来的回报”，并将等待与购买经历分享到社交媒体，使之成为展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业内人士表示，这种现象让排队本身成为传播内容，也为品牌增加了宣传效应。 然而，此类趋势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7月，一名伦敦贝果博物馆（LBM）26岁员工的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对过劳问题的强烈关注。这名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长达80小时，疑似长期过度劳累导致突发性死亡。该员工去年5月入职，仅工作14个月便不幸去世。死者在去世前一天上午9时上班，直至午夜前才离开；就在去世前五天，他还曾有一天工作长达21小时。 在职期间，该员工多次被调岗，从首尔江南店到京畿道水原店，再到仁川店，每次调动都重新签署劳动合同。尽管法律层面尚未对死因作出最终判定，但其家属透露，事发前一周平均每日工作13至16小时，仅能睡眠4小时，连用餐时间都难以保障。按韩国劳动福利公团标准，这已属于严重过劳风险范围。 “网红店”的光环背后，实则隐藏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尽管新人员工月薪约27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1万元）、烘焙师约315万韩元的待遇在业内属较高水平，但许多从业者坦言，与工作强度相比，薪酬远远不足。 伦敦贝果博物馆是韩国人气面包连锁品牌。该店于2021年9月在首尔安国洞开设首家门店，凭借高人气和排长队的“网红”效应迅速扩张，截至今年，在韩国拥有7家分店。 为应对这一风波，LBM方面于17日公布全面改善劳动环境的计划。公司表示，将围绕“提升就业稳定性”“强化法定工时遵守体系”“重整安全与健康管理系统”三大核心任务，推进制度改革。LBM计划通过将试用期合同改为一年制，改善现行的短期用工结构，并逐步提高正式员工比例。此举被视为回应近期舆论对于餐饮与服务业劳动强度过高、用工不稳等问题的批评。 韩国“Gabjil 119”组织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劳动者的超时劳动与“无偿加班”问题依然普遍存在。47.7%的受访者称“未能领取全部加班费”。在每周工时超过52小时的受访者中，更有55.7%未能获得与劳动量相符的报酬。 此外，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5年因过劳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工业灾害死亡人数已突破1000人，引发各界忧虑。专家指出，尽管政府推进缩短实际劳动时间的相关政策，但仍有大量劳动者处于制度性保护的盲区，亟需制定更具实效性的支持措施。 民主劳动党党首权英国指出：“无数青年劳动者在非法与违规之间，在恐惧中耗尽自己的青春，为打造所谓的‘热门打卡地’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再坐视雇主们荒谬的成功神话。” 民主劳动党同时呼吁韩国雇佣劳动部，对伦敦贝果博物馆及同类行业进行全面实地调查和劳动监督，并要求废除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及制定适用于5人以下企业的劳动基准法。

韩国政府正推动“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以缩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的性别薪酬差距。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9日消息，为研讨制度推进方向，政府于7日在首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劳动、经营、女性及法律领域专家出席，就制度内容提出意见。 “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是一项旨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综合性政策，计划公开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性别薪酬实际情况，也是李在明政府的核心国政课题之一。政府自2023年起已在公共部门实施“性别劳动公示制度”，以检视公共机构的性别平等就业状况，未来拟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民间企业。 推动薪酬公示制度的背景在于，尽管韩国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升，性别薪酬差距仍然显著。OECD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女性正式员工的中位收入比男性低29%，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1%），在38个成员国中差距最大。为强化就业平等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已将原由雇佣劳动部负责的部分就业相关事务移交给性别平等家庭部。 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在综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制度实施方向，并通过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或《女性经济活动法》等相关法规，加快薪酬公示制度落地。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因薪酬透明度不足阻碍性别平等文化形成，纷纷引入各类薪酬公示制度。加拿大规定，联邦政府监管的100人以上企业和机关须按雇佣形式、岗位和性别，公开招聘、晋升、解雇情况及薪酬信息。瑞典实施“企业薪酬审计制度”，要求雇佣10人以上的企业整理员工薪资并提交审计结果，劳动者可通过平等机构或工会获取相关信息。欧盟则规定，雇佣2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每年向主管机关申报薪酬信息，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提出的性别薪酬差距质询作出说明。 专家指出，各国劳动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韩国需参考海外经验，设计更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框架。同时，如何让民营企业在无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制度，将成为其能否顺利落地的关键。 性别平等家庭部相关人士表示，薪酬公示制度不应被视为对企业的惩戒措施。政府将重点强化其作为促进企业自我诊断、缩小性别雇佣差距并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作用。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之非薪资劳动者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薪资劳动者达655.4万人，同比减少10.3万人。在全体就业人口2896.7万人中，非薪资劳动者占22.6%，创自2007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受内需低迷影响，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已连续两年下降。 在非薪资劳动者中，个体工商户为567.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至2022年，个体工商户从555万人增至569万人，2023年进一步增至578.4万人，但在2024年（574.5万人）与2025年（567.5万人）连续两年出现回落。 从经营形态来看，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143.5万人，减少5000人；无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424.1万人，减少6.5万人；无薪家属劳动者为87.9万人，减少3.3万人。从年龄结构来看，60岁以上群体的非薪资劳动者增加8万人，而50至59岁（减少6.6万人）、40至49岁（减少3.1万人）、30至39岁（减少2.7万人）及15至29岁（减少5.9万人）等年龄段均出现下降。 按行业分析，住宿及餐饮业（增加3.2万人）、教育服务业（增加3.1万人）、团体协会及个人服务业（增加3.1万人）等领域的非薪资劳动者人数有所上升；而农林牧渔业（减少13.1万人）、运输及仓储业（减少4.1万人）等行业则出现明显下滑。从职业类型来看，服务从业者（增加5万人）、技术及相关技能从业者（增加1.4万人）人数有所增长，单纯劳务者（减少2.9万人）则显著减少。 关于非薪资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未来规划，86.5%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维持”，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5.3%表示“打算停止经营”，下降0.5个百分点。在计划停止经营的受访者中，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41.8%）、个人原因（41.3%）以及转向更有前途的行业（6%）等。其中，因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而计划停业的比例由去年的40.9%上升至今年的41.8%。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近日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李在明政府的劳动与就业政策方向发表演讲。 金荣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韩国劳动市场正面临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李在明政府将以“尊重劳动、促进增长”为核心方向，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劳动市场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形态变化等新课题。主题演讲结束后，金荣训就外籍劳动者的歧视、待遇及相关政策等问题回答了外媒记者提问。 关于外籍劳动者歧视问题，金荣训强调，所有劳动行为都应得到尊重，所有劳动者都应受到平等保护。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的仇恨言论都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也不应被社会容忍。 金荣训还指出，若仇恨言论源自虚假信息或针对特定国家，问题将更为严重。正如我们不能容忍韩国劳动者在他国受到歧视一样，在韩国社会发生此类歧视事件也令人深感忧虑。 就外籍劳动者人权保障问题，金荣训介绍，政府在今年8月至9月期间集中受理了外籍劳动者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案件，已对部分案件进行了处理。但他同时指出，仍存在监管盲区，部分外籍劳动者因语言、身份等原因难以主动举报不公正待遇。 金荣训表示，雇佣劳动部将与社会团体、外籍人支援中心、宗教团体等建立更紧密的协作机制，让外籍劳动者能够在安全、可信的环境下反映问题。政府还将开发多元渠道,帮助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外籍劳动者维护权益。 在被问及“反歧视法”立法进展时，金荣训指出，该法是韩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虽然多年来政策层面已有讨论，但推进立法仍存在困难。雇佣劳动部计划以“同工同酬”为核心原则推进相关研究工作，争取在2027年底前提出减少劳动领域歧视的具体方案。 针对外籍留学生签证及就业问题，金荣训透露，目前韩国约有270万名外籍人员，其中约100万人从事劳动活动。外籍留学生也占相当比例，他们希望在韩就业，但人文学科留学生在申请E-7签证或技术转型方面面临较大困难。 金荣训表示，雇佣劳动部正准备开设系统化的职业培训课程，帮助语言类或人文类专业留学生顺利转入技术岗位领域，为他们在韩国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关于无证移民劳动者问题，金荣训强调：“世界上没有‘非法的人’。如何处理未登记劳动者，是一个需要深度思考并作出重大决断的问题。这不仅是雇佣劳动部的任务，还需法务部及相关部门共同讨论。相关讨论应尽快启动，政府不会回避。”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20日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李在明政府的劳动与就业政策方向发表演讲。 金荣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韩国劳动市场正面临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李在明政府将以“尊重劳动、促进增长”为核心方向，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劳动市场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形态变化等新课题。 金荣训补充称，政府将重点推进青年、女性、中老年人及外籍劳动者等群体的就业政策，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广泛参与经济活动。 在青年就业方面，金荣训表示，政府将针对选择“躺平”的青年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同时扩大优质中小企业的岗位供给，帮助青年迈好职业第一步。在女性就业方面，金荣训称，政府将继续推进性别薪酬平等，并通过扩大制度和财政支持，让职场父母能够安心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针对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950万名“婴儿潮”一代，金荣训表示，政府计划通过职业培训和生涯规划，推动社会层面延迟退休年龄的实施。 针对外籍劳动者，金荣训强调，在劳动人口减少和地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籍劳动者是韩国社会的重要伙伴。政府将建立系统化的外籍劳动者管理和保障体系，强化劳动安全和权益保护。 金荣训还提及近期在柬埔寨发生的就业诈骗案件，表示政府将与警方密切合作，封堵非法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诈骗渠道，同时从根本上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防止求职者被虚假信息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