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与结构性增长瓶颈，李在明政府近日宣布规模高达3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74.5亿元）的追加更正预算方案，旨在通过财政刺激与结构性改革重塑韩国经济增长动能。政府指出，技术竞争力下滑与产业升级乏力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新预算案将重点加大科技创新领域投入，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以期扭转经济疲软态势，避免陷入长期低增长周期。 据业界10日消息，韩国政府正着力构建系统性政策框架，力争将跌至1%区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至总统李在明提出的3%国政目标水平。据悉，由国政企划委员、企划财政部、韩国银行（央行）等核心经济部门联合组建的专项工作组（TF）已投入运作，正在甄选提升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政策课题。政策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AI）等尖端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三大战略方向。 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央行等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纷纷下调对韩国潜在增长率的预期值。潜在增长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不引发通货膨胀前提下，通过充分动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持续下滑意味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OECD于上月最新发布报告中，将韩国今年潜在增长率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1.9%。 据悉，韩国潜在增长率从2000年的5%高位跌至2010年的2%区间，如今进一步跌落至1%区间。国会预算政策处（1.9%）与韩国开发研究院（1.8%）也分别预测今年韩国潜在增长率将跌破2%大关。特别是韩国开发研究院预测，截至2030年，韩国潜在增长率或将逼近零增长临界点。 央行于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也预测称，2024至2026年潜在增长率均值将维持在2%水平，较2016至2020年期间2.5%的中位值显著下滑。分析认为，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劳动力萎缩，叠加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导致效率提升瓶颈等，共同构成制约韩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结构性桎梏。 针对该局面，韩国政府正构建多维度政策响应体系。企划财政部拟将“AI+X战略”（AI与多元产业、技术、领域融合创新）确立为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核心支柱，计划通过AI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效率的系统性跃升。政策方向重点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并提供定向财税支持，同时构建AI高端人才培养与供给体系等。 目前，专项工作组明确将AI定位为核心生产力创新驱动力，系统性推进相关配套政策制定。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工作组已形成明确共识，认为扩大AI专业人才供给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先决条件，当前正同步推进教育体系改革、职业培训体系优化以及配套财税优惠方案的设计工作。”

近年来，韩国社会“高学历低匹配”现象愈演愈烈，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韩国职业能力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指出，韩国学历过剩比率高达31%，远超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23%）。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韩国高学历者正在从事与学历水平不符的简单工作。与此同时，近半数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岗位与专业无关，韩国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也垫底OECD。 表面上看，这是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结构错配，本质则是韩国高等教育体制在长期纵容下形成的“虚胖”病灶所致。过去几十年间，社会对学历的过度追逐和大学升学的畸形膨胀，让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全民投资的“起跑竞争”。当高等教育不再代表更高质量的知识积累与技能训练，而仅是学历标签的产线时，“泡沫”终会破裂。 回顾韩国大学扩张历史，自金泳三政府时期放宽大学设立标准以来，各类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急剧增长。在学生资源有限、教研能力不足的现实面前，不少高校陷入招生困难、质量堪忧的困境。大学扩张未能与教育质量同步提升，“学力膨胀”演变成为“学历贬值”。 与此同时，大学学费16年来几乎处于冻结状态，导致高校既难以改善教育条件，也无法吸引优质人才，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教育土壤培养出“高学历低技能”求职青年，也匹配不到足以发挥学生专长的优质岗位，同时企业又抱怨人才难觅。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之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人力资源的低效使用发生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韩国劳动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而大批青年才俊又在不相匹配的岗位上耗尽热情。这不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国家的悲哀。尤其是在即将迎来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主导的全新产业时代，教育系统如果不能完成结构革新，韩国在全球竞争中或难以立足。 教育是百年大计，更是国家命脉所在。教育改革已经不是“是否要做”，而是“如何去做”的问题。上届政府高喊教育改革口号，但终究雷声大雨点小，三年无所作为。新政府必须警醒，唯有真正提升教育的内涵，才能打破学历崇拜的虚妄，让青年学有所用、业有所成，韩国才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项调查显示，今年韩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计将首次跌破2%，分析指出，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创新动能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叠加导致经济增长引擎快速衰退。在经济体量更为庞大、发展更为成熟的美国仍能维持2%以上潜在增长率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韩国经济过早放缓。 韩国银行（央行）于7日向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杨富男提交的《主要国家GDP产出缺口现状》报告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上月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中，将韩国2025年潜在增长率预期从去年12月的2%下调至1.9%，降幅达0.1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相关统计以来首次跌破2%。 潜在增长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不引发通货膨胀前提下，通过充分动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持续下滑意味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OECD统计数据显示，韩国潜在增长率自2011年（3.8%）以来已连续14年呈下行态势，特别是在2022至2024年间维持在2.2%水平后，今年骤降0.3个百分点。央行表示：“十年前，韩国潜在增长率尚能维持在3%左右，如今已显著下滑至2%以下区间。” 此外，韩国实际经济增长表现与潜在增长水平之间的差距正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预测，韩国今年GDP缺口（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差额）将达-1.1%，这将是继2023年（-0.4%）和2024年（-0.3%）之后连续第三年呈负值，且负向缺口呈逐年扩大趋势。 分析指出，OECD此次下调韩国潜在增长率预期，既反映了人口负增长、生产率下降等长期结构性制约因素，也包含了对当前韩国经济复苏乏力的阶段性判断。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等系统性举措来重振经济活力。其中，如何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延缓劳动力规模萎缩是关键突破口。 野村证券经济学家朴正宇（音）指出：“韩国经济基础性增长机制已出现明显弱化。若被动接受2%以下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持续下行通道；但若不顾现实条件强行刺激增长，又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次生风险，最终仍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央行强调，过去三十年间（1994至2024年），韩国潜在增长率累计下降6个百分点，降速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央行指出，唯有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扭转生育率颓势、优化外籍劳动力引进政策等措施，方能遏制潜在增长率持续下滑态势。当前正处于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重新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 新政府已将提升潜在增长率列为核心施政目标，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明确提出“推动韩国进入潜在增长率3%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愿景，并着手推进相关政策的系统性制定与实施。

23日，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与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从业人员代表在首尔汝矣岛中小企业中央会就最低工资标准举行记者会，计划自本月26日起协商明年最低工资标准。韩国经济长期低迷，资方强烈呼吁明年最低工资应该维持在今年的1.00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65元），而劳方则提出最低时薪应上调14.7%至1.15万韩元。 资方在记者会上声明称，韩国最低时薪持续上涨而未考虑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资金周转，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属于偏高水平，导致多数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明年最低工资理应维持当前水平。 韩国个体工商户联合会在今年4月11日至5月6日期间面向全国千余家个体工商户进行调查，并于24日发布结果显示，个体工商户正在面临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时期更加严峻的困境。今年个体工商户月均营收为854万韩元，较2023年的1231万韩元骤减30%，营业利润则从279.5万韩元下滑25%至208.8万韩元。 半数以上（58.5%）受访商户把营收减少归因于内需低迷。此外，个体工商户贷款规模自2019年底的738万亿韩元激增50%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112万亿韩元。国税厅资料显示，2023年全国申报综合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达772万人，平均年收入为1859万韩元，折算成月薪仅为155万韩元。 个体工商户业界指出，今年停业商户数量或首破百万，如果中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持续陷入困境，就业市场也可能随之遭受冲击，因此最低工资有必要维持当前水平。 某品牌参鸡汤连锁店代表金学顺（音）表示：“像我们这样的小餐馆，如果人力成本继续上涨，经营会难以维持。已经有许多商户无力承担停业损失而沦为不良信用人员。有关部门应该对上调最低工资进行重新审视。” 另外，对于长期呼吁的“工资分级适用制度”，个体工商户业界表示，资方委员提议对部分难以承受当前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业实行工资分级，但最终未能落实。对于明年最低工资的调整，委员会还需开展专项调查并进行深入研讨。

受经济低迷影响，今年上半年通过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E-9签证）入境的外国劳动者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逾20%。 韩国雇佣劳动部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0日，持E-9签证入境的外国劳动者数量为2.852万人，较去年同期的3.6048万人减少20.9%。 E-9签证是允许外国人在韩国从事特定领域工作的签证，主要面向制造业、建筑业、渔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国技术工人。韩国政府依据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每年设定引进上限，并按行业分配发放签证。 按照今年13万人的整体配额计算，目前入境人数仅占21.9%。从行业分布来看，传统用工大户制造业的外国劳动者入境人数大幅下滑，从去年同期的2.8887万人减至今年的2.1443万人，降幅达25.8%。 其他行业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渔业入境人数从2808人减至2198人，减少21.7%；建筑业从767人降至513人，减幅高达33.1%。 相比之下，仅有农畜产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逆势增长。农畜产业入境人数从3379人增至4031人，增幅达19.3%；服务业从207人增至264人，增幅达27.5%。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韩国通过雇佣许可制度引进的外国劳动者数量曾一度锐减。2022年回升至8.8012万人，2023年进一步增至10.148万人，但去年又减至7.8025万人，未能达到全年16.5万人的配额上限。 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表示，受经济低迷影响，用工需求有所下降，今年引进外国劳动者的规模也可能维持在去年相似水平。

韩国雇佣信息院通过分析就业保险资格取得与丧失数据库，对老年及育儿相关群体的劳动现状进行探讨，并于22日发布报告显示，韩国老年群体中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依旧显著。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6月，1963年之前出生的工资劳动者共计272.9万人。其中，75%在60岁之后重新就业，75%在中小企业工作，53.9%为钟点工。 老年劳动群体主要集中在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当前工作的初始月薪为18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619元），其中男性为226万韩元，女性为133万韩元，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59%。整体而言，老年群体的工作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不稳定，工资水平也逐渐降低，老年群体内的性别工资差距也十分显著。 此外，1963年之前出生且依旧在职的劳动者中，从原单位正常退休的比例仅为9.5%，即约26万人。正常退休后重新在原单位工作的“再雇佣率”仅为37.5%，约9.4万人。报告分析指出，在制造业等部分行业中，延长退休年龄主要以再雇佣形式实现，而并非持续雇佣。 另一方面，针对育儿相关的就业保险数据分析显示，就业保险加入者在生育后也没有领取产假工资或育儿假工资等补助的比例为男性40.9%，女性3.2%。也就是说，出于职业发展等原因，大量已婚已育男性选择不休育儿假。与女性不同，男性在拥有较高工资和稳定工作的情况下，反而更倾向于不领取育儿补助。 报告指出，女性如果在劳动市场上处于稳定地位，通常会加入就业保险并领取相关补助；而男性因育儿而放弃工作的成本较高，因此工作稳定也往往选择不领取补助。生育后的男女劳动者收入模式也出现差异。育儿男性的年薪总额逐年稳步上升，而育儿女性的年薪不仅原本低于男性，更在生育当年及次年大幅下降，三年后才开始恢复。 从生育劳动者的职业类型来看，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及相关从业者、普通白领所占比例较高。与统计厅经济活动人口调查中就业者的平均职业分布相比，选择生育的父母职业集中于上述三类较为稳定的职业。报告推测，由此可见当前在韩国主要拥有相对稳定工作的群体才倾向于选择生育。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韩国劳动市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一项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群体经济活动参与率与青年群体近乎持平。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于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以今年5月为基准，6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达49.4%，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创自1999年6月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受老龄化影响，60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与青年群体（49.5%）仅相差0.1个百分点，反映出韩国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度持续攀升，代际就业格局近乎持平。 自2011年起，60岁以上群体的经济参与率加速上升。过去五年间，相关指标累计增长4.6个百分点，增幅达到全年龄段平均水平的近两倍。从地域分布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全国17个市道中，已有10个地区的老年人口就业率超过青年群体，占比逾半数。 反之，青年群体的经济活动参与率自去年5月起已连续13个月呈下滑趋势。分析指出，这主要归因于选择“休息”等非求职状态的青年人数持续增加。尽管今年5月处于待业状态的青年人数（39.6万）出现13个月来的首次下降，同比减少3000人，但整体趋势仍不容乐观。专家认为，制造业、建筑业等优质岗位短缺及大企偏好雇佣资深员工等因素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专家分析称，“银发就业”现象持续升温折射社会隐忧。截至2023年，韩国老年人贫困率高达38.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居首位。统计显示，65岁以上养老金领取者的月均收入仅为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00元），明显低于一人家庭最低生活标准134万韩元。 此外，老年就业者缺乏雇佣稳定性。截至去年8月，60岁以上非正规就业者达281.2万人，居各年龄段之首。韩国老年人由于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造成的收入空窗期等问题，迫使多数老年人不得不从事低质量工作来维持基本生活。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长金光锡（音）表示：“当前劳动市场呈代际就业机会分配失衡现象。青年群体就业意愿持续走低，而高龄劳动者市场参与度却强劲增长，这一结构性矛盾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他强调称，“银发就业潮”现象反映出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保障体系滞后问题。政府需完善养老保障体系，通过系统性改革，切实改善老年人的经济困境。

韩国雇佣劳动部和产业安全保健公团11日表示，在第11次“现场检查日”将对建筑、造船、物流等高温作业风险较高的行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五大基本防暑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所谓“五大基本防暑措施”包括：一是保障饮用水供应；二是配备电风扇和遮阳设施，并合理调整作业时段；三是设置休息场所并提供适当休息；四是为作业人员配备个人降温制冷装备；五是落实中暑应对机制，如发生异常症状及时拨打119急救电话。 此次检查将重点覆盖建筑、造船等户外作业频繁的行业，以及废弃物处理、环境清洁、物流运输等近年热射病工伤事故多发行业，同时也将涵盖外籍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农业、林业、畜牧业等领域。 检查工作由各地雇佣劳动机构负责人牵头，联合产业安全保健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劳动监察官共同开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韩国产业安全保健公团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协助企业及时整改。 劳动部在5月30日就已启动地方机构的高温专项应对小组，并自本月2日起设立为期三周的“防暑五大措施自查整改期”。自本月23日起，劳动部将正式进入集中监管阶段，对未能遵守相关规定的企业依法严肃处理。 劳动部特别指出，在五项措施中，“每工作两小时需强制安排至少20分钟休息时间”是雇主保护职工健康的基本责任，必须严格落实。 此外，考虑到近期多起因机械夹卷致死的工伤事故频发，劳动部门也将同步对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相关高危行业展开现场检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韩国劳动部产业安全保健本部长金钟润（音）表示：“希望劳资双方在一线严格落实防暑五大基本措施和机械夹卷等重点事故预防守则。我们将全力推动‘两小时工作、二十分钟休息’制度在高温作业现场落地见效。”

本月14日，距首尔瑞草区一所小学教师自杀事件发生已近两年，韩国教职员工总联合会、教师劳动工会联合会、全国教师工会等组织将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切实加强对教师权益的保护。 近期，济州岛一名中学教师因长期受到学生家属投诉而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韩国社会对教师权益遭侵犯问题的关注日益高涨。虽然政府承诺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提出多项对策，但现实中相关措施仍难以落地。 去年3月，光州广域市某中学教师在批评一名无故迟到的学生时，遭到对方暴力袭击。该学生在反抗过程中挥舞椅子，连续三次击打该教师腹部。该教师随即报警，但几天后，涉事学生家属却以“处理不当”为由，反以涉嫌虐待儿童为由举报该教师。根据韩国地方教育厅教权保护委员会的判定，涉事学生最终被勒令转学。然而，该教师在6个月期间多次往返于警局接受调查，期间因遭受精神创伤而进行多次心理治疗，相关费用均由其本人承担。 2023年7月，首尔瑞二小学教师自杀事件发生后，教育界广泛呼吁修改《儿童福利法》等相关法规，指出“情绪虐待”定义过于宽泛，致使教师频频遭遇家长恶意举报。此后，政府和国会推动修法，明确“正当的教育活动不构成虐待儿童”，并设立制度要求教育厅长在有关案件中出具意见书。 为保护教师不受部分家长的过度投诉干扰，韩国教育当局还曾出台措施，整合家长投诉渠道，由校长负责统筹应对，并推行预约制。然而一线教师反映，该制度落实不力，未能发挥实质效果。 根据本月5日中学教师劳动组合公布的调查结果，77.8%的受访中学及高中教师表示已将个人手机号告知学生或家长。该组织指出，为应对确认出勤、升学咨询、处理校园暴力等工作，教师不得不在非工作时间接听家长电话，个人联系方式也就随之泄露。 原本作为改善对策之一的“加害学生与被害教师分离制度”在实施中也面临现实困境。首尔一所小学教师表示：“要保障被分离学生的学习权益，就必须另配一名教师。而在师资紧张的小规模学校里，教师本就身兼数职，再额外承担此类任务压力极大。”韩国教职员工总联合会本部长金东锡（音）也指出：“部分教育厅安排志愿者承担分离照护任务，而另一些地区则由地方政府招聘专人，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难以统一。” 教育界普遍呼吁，应从根本上加强对侵犯教师权益的学生及家长的惩戒力度。法务法人YK律师文子媛（音）表示：“教权保护委员会的裁决应具有实效性，必须赋予其责令支付赔偿金和精神治疗费用的权力。” 目前，对学生家长的处分多为书面道歉或参加特别教育课程，但若家长拒不配合，学校方面亦缺乏强制执行手段。 此外，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也成为焦点。金东锡主张，应明确“情绪虐待行为”的定义，并修法规定教育厅长认定教师行为属正当教育活动时，涉案案件无需移交检方。现行《儿童虐待处罚法》则规定，经警方调查后，相关案件必须送交检方处理。 教师劳动工会联合会还主张，应效仿《医疗法》中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制度，将施暴学生对教师的攻击行为列为加重处罚情形。根据现行《刑法》，普通暴力行为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6535元）以下罚款，而医务人员受袭则可被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韩国总统李在明竞选期间提出推动实行“每周4.5天工作制”，但目前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政策对国民日常生活乃至国家产业影响重大，因此应该采取谨慎态度进行深入讨论。 大韩商工会议所9日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3348名受访者中，49.61%（1661人）表示应该考虑劳动者工资减少与企业成本增加的问题后，审慎评估是否实施该制度。此外，主张应该立即实施的比例为28.91%，另有21.48%的受访者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每周4.5天工作制”是李在明竞选总统的重要承诺之一，这一构想是在不削减工资的前提下，最终实现每周4天工作制。实际上，产业界普遍担忧这一政策可能削弱企业竞争力，考虑到工资减少的担忧及企业经营的困难，多数国民更倾向于保持审慎态度。 关于是否应对尖端产业研发（R&D）岗位实行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例外措施，支持者比例高于反对者。34.5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推动实行例外措施，而24.43%表示不应推动，支持与反对的差距为10.16个百分点。另有34.2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交由企业自主决定。 对于素有“黄色信封法”之称的《劳动组合法》第2·3条修订案，50.81%的受访者表示应该交由劳资双方自主决定。该法案旨在加强对外包工人的原发企业责任、扩大合法罢工范围，并限制企业对罢工工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该法案也成为可能引发产业混乱的因素之一，因此不少受访者主张应该尊重企业层面的自主决定，而非“一刀切”推进修法。支持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受访者比例为36.17%。 世宗大学经营学教授黄庸植表示，“黄色信封法”带有明显的“亲工会”色彩，而“每周4.5天工作制”在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背景下成效尚不明确，为防止产业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