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为更专业高效地运作超过12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的大规模基金，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推进内部“投资控制塔”的大规模改革。 据国民年金公团6日消息，截至今年6月，基金规模已达1269万亿韩元。此前，该基金由单一投资委员会统一管理，但由于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性质差异显著，在决策效率与风险管理方面均存在局限性。 公募基金主要包括股票与债券，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反应；而私募基金则涵盖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需要进行复杂的价值评估与长期战略规划，两类基金的投资逻辑截然不同。 根据新体制，投资委员会将分设为公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和私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公募基金投资委员会专门负责股票与债券投资，灵活应对市场波动；私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则聚焦非上市企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项目。 国民年金公团表示，此次改革对标国际大型养老基金的“全球标准”。除投资委员会双轨化外，公团还计划对整体基金运作机制展开全面诊断。 从今年年底起，公团将引入专业咨询机构，对投资组合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制定中长期改进方向，以确保基金可持续增长。目前，国民年金公团已推行“基准投资组合制度”及“智能贝塔策略”等多元化投资战略，以分散风险、提升收益。 尽管受美国关税政策等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民年金在今年上半年仍实现4.08%的收益率。自1988年制度建立以来，国民年金年均累计收益率达6.54%，累计收益规模达787.5万亿韩元，占基金总规模的62%。

负责管理韩国民众养老金的国民年金公团，其累计基金首次有超过一半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国民年金公团3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国民年金基金累计资产规模达1269.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3万亿元），其中投资于国内外股票的金额为635.5万亿韩元，占比50.1%。这是国民年金基金自成立以来，股票投资比例首次突破50%。 从过去10年的变化来看，2015年底，国民年金的资产结构中债券占比56.6%，股票仅占32.2%。但截至今年6月，债券占比已降至33%，股票填补了这一空缺。对此，业内分析认为，国民年金正从“安全的定存型投资（债券）”转向“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型投资（股票）”，其运营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专家指出，这一大胆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收益率。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出生率持续走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人数却持续减少，基金枯竭的担忧日益加深。研究表明，若投资收益率提高1个百分点，基金枯竭时间便可推迟数年。基于此，国民年金决定承担更多风险，以追求更高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股票投资的重心正逐渐从国内转向海外。在总投资额中，国内股票投资额为189万亿韩元，仅占14.9%；而海外股票投资达446万亿韩元，占比高达35.2%。 目前，国民年金的投资动向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对象。拥有逾1200万亿韩元资产的国民年金一旦调整投资方向，其影响将波及纽约、伦敦等主要金融中心。 业内人士分析称，国民年金此次“股票投资比重突破50%”不仅是数字上的里程碑，更标志着韩国养老金运营模式的重大转折。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韩国民众的退休生活、国家经济结构乃至全球资本市场格局。 韩国国民养老金由国民年金公团（NPS）进行投资管理，其主要投资对象包括海外股票、国内债券、另类投资和国内股票等金融资产。

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流向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大举买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另一方面对个股投资保持谨慎，持续减仓。 根据韩国交易所信息数据系统23日公布的数据，自今年6月KOSPI开启强劲上涨行情以来，代表个人及部分机构直接投资动向的“金融投资”部门在有价证券市场累计净买入9.4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1亿元），约为外国投资者净买入额（19.84万亿韩元）的47.7%。 其中，9月份外国投资者净买入额达3.70万亿韩元，创年内新高。同期，国内机构净买入1.79万亿韩元，但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却净卖出1.33万亿韩元。除“金融投资”部门外，其他机构投资者均呈净卖出态势。 业内分析认为，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个人投资者通过ETF入市的资金大幅增加。韩亚证券研究员李敬洙（音）表示，近期个人投资者主要通过追踪指数或主题的ETF进行投资，因此金融投资部门的净买入几乎可视为个人ETF资金流入的直接体现。 然而，在个股交易方面，个人投资者却持续减仓。自今年6月以来，个人投资者在有价证券市场累计净卖出个股25.80万亿韩元，仅9月份净卖出额就高达10.49万亿韩元。 分析人士指出，这反映出个人投资者对股市持续上涨缺乏信心，担心高位追涨后难以抽身。尽管自6月初以来，三星电子股价上涨73.6%，SK海力士上涨132%，但个人投资者仍分别净卖出16.22万亿韩元和9370亿韩元。

韩国金融信息机构FnGuide于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以下简称国民年金）持有的股票价值达208.1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3.709万亿韩元。 股票价值上涨主要受半导体大盘股强势拉动。以本月10日为基准，三星电子收盘价为9.44万韩元，较6月底上涨57.9%；同期SK海力士收盘价为42.8万韩元，上涨46.6%。 数据显示，国民年金持股5%以上的上市公司达293家。其中，国民年金持有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股份比例分别为7.75%和7.35%；两家公司股票价值涨幅分别达15.869万亿韩元和7.723万亿韩元。业内分析认为，人工智能（AI）需求增加与行业景气复苏预期推动半导体股走强。 除半导体股外，军工龙头韩华宇航股票价值同期增加1.007万亿韩元。高丽锌业新晋5%以上披露对象，对应新增9660亿韩元。此外，LG新能源（本月10日持股6.13%，增量8960亿韩元）、三星物产（8.14%，7530亿韩元）、三星电机（10.79%，6590亿韩元）等也表现稳健。 截至6月底，国民年金新纳入5%以上持股披露名单的公司共20家，包括高丽锌业、Paradise、好丽友控股、首尔保证保险等；同期Kakao Pay、OCI、LX Hausys等18家公司则退出5%以上持股披露对象行列。 韩国国民养老金由全球第三大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公团（NPS）进行投资管理。NPS主要投资金融资产，包括海外股票、国内债券、另类投资和国内股票。 韩国政府此前预测国民年金基金将于2056年耗尽，最新预测推迟至2071年，主要得益于基金收益与规模增长。然而，受低生育率、寿命延长等人口结构恶化影响，养老支出压力仍将持续上升。政府已在今年3月启动改革，拟将缴费率从现行9%分阶段提高至13%，以增强制度的中长期可持续性。

韩国政府预测，至2029年，保健福利领域的法定支出规模将较今年增长约30%。法定支出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安排的财政支出。 据韩国政府于7日向国会提交的《2025至2029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今年福利领域法定支出为181.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324.3亿元），预计将以年均6.8%的速度递增，至2029年将达到237万亿韩元，四年间累计增幅达30.4%。 政府去年提交的《2024至2028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报告中，预测2027年和2028年的福利支出分别为204.9万亿韩元和214.1万亿韩元，但今年政府将这两年的支出预期分别上调至211.2万亿韩元和224.1万亿韩元，上调幅度约为6至10万亿韩元。 福利支出快速攀升，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四大公共养老金（年金）”（包括国民、公务员、教职、军人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以及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养老金及相关基本生活保障给付水平上调等因素影响。此外，随着抚养义务标准放宽、儿童津贴覆盖年龄范围扩大等福利政策的强化，符合福利受益条件的人群持续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定支出的增加。 分项目来看，四大养老金相关法定支出预计将从今年的85.4万亿韩元增至2027年的102.8万亿韩元，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并预计在2029年达到118万亿韩元。国民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从今年的783万人增加至2029年的957万人，逼近千万规模。 老年群体相关支出，包括基础养老金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将从今年的24.3万亿韩元增至2029年的31万亿韩元；基本生活保障相关支出（涵盖生活、医疗、住房及教育补助）同期将从20.4万亿韩元增至26.3万亿韩元。 就业与劳动领域支出（包括失业补贴和工伤保险补偿等）预计从24.1万亿韩元增至29.1万亿韩元；政府对健康保险的补贴及国家负担金支出将从13.6万亿韩元增至15.6万亿韩元。儿童与育儿相关支出（如儿童津贴和父母津贴）将从4.1万亿韩元增至5.5万亿韩元，国家报勋支出则将从5.5万亿韩元增至5.8万亿韩元。 专家指出，在社会福利制度日趋成熟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福利支出的增长是必然趋势。然而，若该支出增速过快，可能削弱财政运作的灵活性，并制约政府应对新增福利需求的能力，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

韩国国民年金（养老金）研究院于27日发布题为《退休养老金制度的类型划分及类型之间的比较分析》的报告指出，当前韩国退休养老金的年金化比率偏低，难以发挥应有的收入保障功能，亟需通过制度改革提升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退休养老金参保率为53.2%。其中，选择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比例仅占2023年的10.4%，大多数参保者倾向于一次性领取，导致退休后收入保障效果明显减弱。 研究团队依据“参保义务”（强制或自愿）和“退休后收入保障水平”（风险承担主体与监管强度）两个维度，将全球养老金制度划分为A至H八种类型。鉴于部分类型在现实中缺乏具体国家实践，报告重点聚焦于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模式：A型（瑞士）、B型（荷兰）、C型（澳大利亚）和G型（英国）。 A型瑞士模式属于“国家责任-强制参保”体系。国家通过立法规定最低收益率（2024年为1.25%）和养老金转换率（2024年为6.8%），实质采用确定给付型（DB）制度，具有显著的公共养老金特征。 B型荷兰模式为“劳资共担-准强制参保”体系。该制度依托行业劳资协议，近年来因DB制度面临可持续性挑战，正逐步向集体缴费确定型（CDC）转型，强调通过设立团结基金实现风险共担与领取权益保障。 C型澳大利亚模式体现“个人责任-强制参保”特点。参保者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政府侧重监管市场环境。通过设立“默认选项”（MySuper）机制，推动市场竞争，降低费用并提升投资收益。 G型英国模式属于“个人责任—自愿参保”体系。自2012年引入自动参保机制以来，参保率显著上升，至2021年已达79%。该模式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员工和低收入群体，由国家主导运营国家职业储蓄养老金计划（NEST）。 报告指出，尽管瑞士模式在退休后收入保障方面最为完善，但其主要责任由雇主或养老金运营机构承担，在经济低增长的背景下，韩国企业难以承受类似负担，制度的社会接受度也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英国虽通过市场机制提升了参保率，但由于投资风险完全由个人承担，养老金转化率偏低，难以确保退休后收入的长期稳定。 相比之下，荷兰的CDC模式在保障缴费型制度可持续性的同时，通过设立共同基金和实施风险共担机制，兼顾了制度的稳定性。尤其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荷兰通过强制设立团结基金以保障领取者权益，并以分期领取为原则，将一次性领取比例限制在10%以内，有效维护了退休后的收入保障功能。 研究团队指出：“若以提升退休后收入保障为目标，瑞士与荷兰模式均具有参考价值。但综合制度可行性与社会接受度，荷兰式CDC模式更契合韩国国情。” 报告最后建议：“国家对退休养老金制度的基本定位，将决定其未来发展路径。韩国应将其明确为退休后收入的核心保障机制，制定中长期改革蓝图，逐步完善制度体系。”

韩国政府拟上调基础养老金（年金）领取年龄以缓解财政压力，相关政策影响引发社会关注。一项研究显示，该政策或加剧老年家庭经济风险，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尤为显著。尽管继承税等财产转移政策可部分缓解财政负担，但其作用有限。目前政府正审慎评估政策方案，寻求财政可持续与民生保障的平衡。 据国民年金公团26日消息，湖西大学在近期召开的第10届国民老年保障学术大会上发表的《上调基础养老金领取年龄与老年家庭经济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报告指出，若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1年，66岁以上老年家庭的经济不稳定性（按经常性收入计算）将上升16.9%；若推迟4年，将飙升至64.3%。研究认为，政策调整将直接冲击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政策调整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弱势群体将首当其冲承受负面效应。数据显示，收入后20%家庭在领取年龄上调4年的情况下，经济不稳定性将上升约46%，而收入前20%的家庭几乎不受影响，凸显出基础养老金改革对弱势群体的不均衡影响，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 研究还指出，政策调整或加剧老年人非自愿就业。由于养老金减少，部分老年人可能被迫重返劳动市场，但受限于年龄和技能水平，就业机会多集中于低薪、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政策调整不仅难以保障老年人的职业自主选择权，更可能迫使其在晚年阶段陷入“为生存而工作”的困境。此外，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难以有效弥补政策调整带来的保障缺口。数据显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仅能部分缓解养老金缺口，但补偿效果明显不足。 报告强调，基础养老金领取年龄上调不仅是单纯的财政优化问题，更涉及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公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建立多维评估框架，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性、代际矛盾、劳动力市场变化等衍生问题，并配套建立针对弱势老年群体的保障机制，包括就业支持计划、生活补助措施等，以缓冲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确保改革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