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去年到手分红排名韩国富豪首位。企业分析研究机构Leaders Index日前对截至本月14日公布现金及实物分红的560家企业进行调查，于18日公布结果显示，相关企业去年总分红规模为40.709万亿韩元（月约合人民币2047亿元），同比增长10.4%。 Leaders Index表示，创下历史最佳业绩的SK海力士去年分红接近翻番主导增长趋势，为配合政府价值提升（Value Up）政策的企业扩大分红也产生了影响。 调查对象企业中的285家（51%）分红同比增加，94家（16.7%）企业与上一年水平相持，另有181家（32.2%）减少了分红。 个人分红居首位的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去年共获得3465亿韩元的分红，较上一年增长228亿韩元。排名其后的是现代汽车集团名誉会长郑梦九和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分别获得分红1892亿韩元和1747亿韩元。 第4至第6位被三星家族包揽，依次为新罗酒店社长李富真、前三星Leeum美术馆馆长洪罗喜、三星物产社长李叙显，分红金额为1483亿韩元、1467亿韩元和1145亿韩元。三人为缴纳继承税出售部分股份，因此分红较前一年有所减少。 第7位为SK集团会长崔泰源（910亿韩元），第8位为LG集团会长具光谟（778亿韩元），第9位为峨山基金会理事长郑梦准（756亿韩元），第10位为DB集团会长金南豪。 去年分红规模超过1万亿韩元的企业共7家，分别是三星电子（9.8107万亿韩元）、现代汽车（3.1478万亿韩元）、起亚（2.559万亿韩元）、SK海力士（1.5195万亿韩元）、KB金融（1.2003万亿韩元）、新韩持股（1.088万亿韩元）、韩亚金融持股（1.0159万亿韩元）等。分红金额增幅最大的为SK海力士，同比增长84.1%。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31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韩国股票富豪榜前50名中“创业富豪”（通过创业积累财富的人）数量在过去10年间实现翻倍，从5人增至12人。与此同时，三星家族连续10年稳居股票富豪榜榜首，已故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长子、现任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接替父亲成为新一届首富。此外，榜单前50名中有18人是过去10年间新晋上榜者。 报告显示，与2014年12月20日相比，2024年12月27日的榜单中，创业富豪数量从5人增加至12人，领域也从过去的IT为主，扩展到娱乐、生物技术和二次电池等新兴行业。 10年前的创业富豪以IT、金融和建筑领域为主，包括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第7位）、已故乐线（Nexon）创始人金正宙（第11位）、Kakao创始人金范洙（第12位）、未来资产集团会长朴炫柱（第21位）以及NAVER创始人李海珍（第22位）。 如今，创业富豪在领域和排名上都有显著变化。生物技术领域的Alteogen代表朴淳宰位列第8，娱乐产业的HYBE理事会议长房时爀排名第10，游戏领域的魁匠团（Krafton）理事会议长张秉圭位列第13。此外，JYP娱乐创始人兼制作人朴轸永（第40位）等多位新兴行业代表人物进入榜单，展现了韩国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过去10年间，榜单前50名中共有18人新晋上榜，其中6人为创业富豪，其余12人为继承型富豪。继承型富豪的典型代表是Meritz金融会长赵正镐，他以9.92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0.8亿元）的股份价值位列榜单第2，成为继承型富豪中的领军人物。 三星家族稳居榜首已有10年之久。10年前，已故三星会长李健熙以12.0912万亿韩元高居首位。如今，其子李在镕以12.1671万亿韩元的持股价值蝉联榜首。此外，三星家族其他成员也位列榜单前列，包括前三星美术馆馆长洪罗喜（第3位，5.4824万亿韩元）、新罗酒店总裁李富真（第4位，4.9023万亿韩元）以及三星物产战略企划社长李叙显（第6位，4.2336万亿韩元）。 股票富豪榜中女性富豪共7人，均为继承型。其中包括三星家族的洪罗喜、李富真、李叙显，以及新世界集团会长李明熙、SK幸福分享基金会理事长崔基源（音）、已故LG前会长具本茂夫人金英植等。LG福利财团代表具然卿（音）是10年间新晋的女性富豪。 榜单前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从10年前的55.9岁上升至61.3岁。其中，最年轻的是42岁的HD现代副会长郑基善，最年长的是86岁的现代汽车名誉会长郑梦九。 虽然榜单前50名富豪的股票总价值从84.1235万亿韩元增至86.0798万亿韩元，但增幅仅为2.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股市整体市值同期增长了76.9%。分析认为，持股分散以及新晋创业富豪股权价值下滑，是导致增幅有限的主要原因。 当地时间9月15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出席在法国举行的“2024年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图片来源 三星电子】

一项调查显示，今年首尔联排住宅月租交易量增加10%，反之全租交易量减少13%。据分析，受全租房诈骗和贷款利率上调等影响，居民更倾向于月租。 9日，韩国房地产信息平台Dabang以国土交通部发布的租房交易价格为基础，对今年前11个月多户型和联排住宅的全月租交易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月租交易量共达6.6194万件，同比（6.0125万件）增加10.1%。全租交易量达5.7604万件，同比（6.6408万件）减少13.3%。今年月租交易量较全租交易量多14.9%，与去年（10.5%）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显示，今年8月开始，全租交易量有所减少。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为基准，全租交易量月均达5850件，但8至11月减少至4163件。上月因季节性淡季，交易量仅达3049件。韩国投资证券资产继承研究所长金圭正（音）分析称：“夏季过后，贷款政策收紧，贷款利率大幅上涨，导致全租房交易量大幅下滑。” 今年1至11月为基准，多户型和联排住宅的全租押金平均为2.317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7.4万元），同比（2.2172亿韩元）上涨3.8%（845万韩元）。同期，月租保证金平均为8920万韩元，同比（7229万韩元）增加23.4%（1691万韩元）。上月，首尔月租保证金平均为1.05亿韩元，环比（9650万韩元）上升9.1%（880万韩元），较今年1月（7585万韩元）上升38.8%（2945万韩元）。 据调查，以1000万韩元月租保证金为标准，平均月租金额为84万韩元，同比（82万韩元）上涨2万韩元，较今年1月（80万韩元）上涨4万韩元。按自治区来看，上月全租押金最贵的地区是江南区（平均3.1873亿韩元），最便宜的地区是芦原区（1.2593亿韩元）。月租押金最贵的地区是永登浦区（平均1.5193亿韩元），最便宜的地区是芦原区（5851万韩元）。

随着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弹劾争议实际“退居二线”，由政府主导的多项经济政策和关键法案陷入僵局，韩国政坛的“弹劾攻防”进一步削弱了民生与经济政策的推进动力。 在立法层面，半导体特别法、继承税制改革案等重要经济法案濒临搁浅，政府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价值提升”（Value-up）等核心政策面临流产危机。更有分析指出，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准预算”局面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加。 ▲经济法案全面受阻 据相关部门8日消息，由政府和执政党主推的半导体产业支持政策及相关法案因弹劾局势陷入不确定性。其中，旨在为半导体企业提供52小时工作制例外及财政补贴的《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强化及创新成长特别法》（简称“半导体特别法”），因朝野对立而难以实现合意通过。 此外，政府计划提高半导体企业综合投资税额抵扣率，并将国家战略技术投资抵扣范围扩大至研发设施的方案，也可能被迫延后。旨在支持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大规模用电产业的《电力网扩充特别法》同样失去推进动力。 核电出口、东海深海天然气开采项目（即“大王鲸项目”）等关键战略项目也遭遇阻碍。在资产市场领域，政府提出的一系列“价值提升”政策（如股东回报企业税额5%抵扣、降低股息税率、废除继承税制中的最大股东附加评估等）因立法停滞面临搁浅风险。 尽管国务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相穆与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多次强调“价值提升”措施将按计划实施，但涉及立法的核心任务不得不被推迟。包括降低最高税率的遗产税改革案、缩短结算周期的大规模流通业法修正案，以及提高个人综合资产管理账户（ISA）缴存限额的特别税法修正案，也难逃停滞命运。 不过，废除金融投资税和推迟虚拟资产征税等已获朝野一致的民生法案，预计有望不受弹劾风波影响，在年内顺利通过。 ▲明年预算案通过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朝野对立局势还直接影响到2025年预算案的审批进程。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以下简称“民主党”）此前单方面削减政府预算约4.1万亿韩元（约人民币209.69亿元），并强行通过“单方削减预算案”，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尹锡悦总统以“预算暴行”为由宣布紧急状态，进一步降低了朝野协商的可能性。 国会议长禹元植要求双方在10日前就预算案达成一致，但相关讨论已“无限期暂停”。民主党计划以削减版预算案为基础争取年底通过，但若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拒绝接受增额要求，“削减版预算案”可能直接在国会表决。 若2025年预算案无法在12月31日前通过，“准预算”制度将被启动。“准预算”是指以上年度预算为基准，仅维持政府最低限度运作的临时预算。除公务员工资、国债利息、养老金等基本支出外，其余社会福利和自由裁量性支出将被大幅削减。尽管朝野均否认“准预算”可能性，但在当前的弹劾局势下，这一前景正被多方提及。 ▲中长期政策全面停滞 随着总统领导力缺失和政权更替不确定性上升，韩国政府制定中长期政策路线图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由企划财政部牵头的《2025年经济政策方向》已被认为意义部分丧失。 此外，尹锡悦政府原定于明年发布的“社会差距综合解决方案”也可能胎死腹中。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小商户及青年群体推出的民生政策因政治僵局失去推动力，实际实施前景不容乐观。 国会议长禹元植在7日下午的国会全体会议上，因赞成票数不足，宣布对尹锡悦总统的弹劾案“投票不成立”。【图片来源 韩联社】

据韩亚金融集团15日消息，韩亚金融集团会长咸泳周于本月13日（当地时间）出席在香港举行的“韩国金融业界投资者关系活动”（INVEST K-FINANCE: HONG KONG IR 2024），与全球投资者进行交流活动。 此次活动由韩国金融监督院主办，韩亚金融集团担任协调机构，韩国主要金融公司、首尔市政府、釜山市政府、韩国交易所等参与。活动旨在通过圆桌讨论等多种交流形式，宣传韩国金融的竞争力与愿景。 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卜铉、韩国四家金融公司董事长以及全球投资者等23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在此活动中，咸泳周阐述了韩亚金融集团提升企业与股东价值的方案，并表明了恢复低估股价、增强股东价值的决心。 咸泳周表示：“韩国企业价值提升计划（Korea Value-up program）的核心要素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股东回报。为此，韩亚金融集团将通过确保盈利的可持续性，积极推进符合全球市场标准的股东回报政策。” 本月13日，在香港举行的“韩国金融业界投资者关系活动”上，韩亚金融集团会长咸泳周（左）与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卜铉进行交流活动。【图片提供 韩亚金融集团】 目前，韩亚金融集团已将股东回报率、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CET1）、净资产收益率（ROE）确立为企业价值提升计划的三大核心指标，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和目标。集团计划截至2027年为止实现股东回报率达到50%，并将CET1比率维持在13%至13.5%的区间。 投资者对韩国金融公司针对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所制定的应对政策展现出浓厚兴趣。对此，咸泳周介绍了韩亚金融集团今年10月推出的老年友好服务品牌“HANA THE NEXT”。该品牌为老年客户提供退休规划、遗产继承和馈赠以及医疗保健等全方位服务。咸泳周表示，我们致力于成为老年客户的金融好伙伴，帮助他们享受充实的“第二人生”。 在此次活动之前，韩亚金融集团还与全球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单独会议。在会议中，咸泳周分享了集团的财务成果、资产质量和中长期增长战略，并对企业价值提升方案彰显了信心。 李卜铉也出席此次会议，介绍了韩国金融部门在企业价值提升计划方面的支持，并对海外投资分析师提出的提问做出了回应。李卜铉强调：“为了提生金融市场信心，我们将努力打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当前，韩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足够的风险吸收能力，金融部门将确保实施符合全球标准的资本政策。” 咸泳周表示：“作为韩国金融市场的领军者，韩亚金融集团将通过多种全球交流活动，持续与海外投资者进行深入沟通，为提升韩国金融行业的价值作出不懈努力。” 本月13日，韩亚金融集团与全球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进行单独会议。【图片提供 韩亚金融集团】

韩国经济跻身全球领先行列，但内部两极分化现象愈发突显。专家分析指出，这种现象背后存在工资和资产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结构性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优化教育功能，以及稳定房地产市场。 韩国的名义工资有所上涨，但工资不平等趋势却在加剧。统计厅14日数据显示，以今年8月为准，非正式员工平均月薪为204.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6万元），同比增加9.1万韩元；正式员工平均月薪为379.6万韩元，同比增加17.3万韩元，两者相差174.8万韩元，创下历史最大差距。今年第二季度家庭收支调查也显示，收入排名前20%的第五分位工资收入同比增长8.3%，而收入排名后20%的第一分位工资收入则下降7.5%。 此外，物价上涨速度比工资更快，家庭的实际收入进一步缩水。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长金光锡（音）指出，2022至2024年间，韩国国民实际收入呈普遍下降趋势，原因在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 疫情期间的资产市场过热也加剧财富不平等现象。汉阳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俊京（音）认为，“财富继承资本主义”也对两极分化产生影响，积累资产相比劳动收入的增速更快，尤其在房地产领域，相关政策和规制通常偏向既得利益阶层。 对于缩小收入两极分化，专家认为应该从提升工资与劳动匹配度入手。高丽大学社会学教授尹麟镇表示，应当把工资收入提高至与劳动相匹配的水平，企业高管享有不受限制的津贴和奖金，而基层劳工的工资却难以跟上物价涨幅。 河俊京教授强调，应该从宏观角度着手企业生态系统和劳动市场教育，改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缩小企业间的差距。此外，还应扩大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提供适当的再教育和再培训。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目前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等劳动市场政策上的预算投入相对较少。 尹麟镇教授也指出，应该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机会，以此提高生产力，并增加公共领域的就业或实习机会，引导青年顺利进入劳动市场。此外，政府承担部分私营企业的实习生雇佣费用，也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政策设想。 另有专家表示，单靠扩大福利支出无法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安东贤（音）认为，福利支出与两极分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产两极分化最终需要通过稳定房地产价格来解决。尹麟镇教授也补充称，通过福利改善不平等可能带来“标签效应”隐患。金光锡室长提出，为消除两极分化，可能需要通过社会讨论努力引进适当的税制。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近5年间，韩国共20名未成年企业代表年薪超过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6万元），其中包括一名未满5岁儿童，引发对变相继承问题的关注。 国会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共同民主党议员陈善美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收到的《近5年间未成年事业单位代表年龄段收入分布现状》资料显示，以2024年8月为基准，全国共有360名未成年事业单位代表（包括共同代表）。 按收入来看，年薪超过1亿韩元的未成年企业代表共20名，5000万韩元以上1亿韩元以下的未成年共41名，5000万韩元以下的共299名。按年龄段来看，年薪超过1亿韩元的未成年企业代表中，11至15岁最多，共12名，其次依次为16至17岁5名、6至10岁2名、5岁以下1名。 此外，调查还分析了这些未成年企业代表所在地区的分布情况结果显示，首尔地区的未成年企业代表人数最多，达231人。其次，京畿61名、仁川22名、釜山18名、全北9名、庆南8名、大邱5名、大田和世宗各2名，江原和忠南各1名，光州、蔚山、忠北、全南、庆北、济州等地区尚未有未成年事业单位代表。 针对这一现象，陈善美强调：“变相继承现象导致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必须对此进行严格管制，防止恶意利用税法进行不正当的利益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