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二手奢侈品市场正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随着高端中古（Premium Vintage）店逐步走出“东庙”“旧货市场”等传统聚集地，进入百货店及核心商圈，其消费形态正由小众文化向主流时尚消费转变。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理性消费需求的持续提升，也凸显出时尚产业流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 百货渠道的变化尤为直观。乐天百货日前表示，已在部分门店引入高端中古品牌Bronzwick的快闪店。继京畿道富川中洞店之后，该品牌近期又在坪村店开设同类快闪空间。Bronzwick是一家位于首尔圣水洞的中古选品店，主要经营拉夫·劳伦、巴宝莉、圣罗兰等休闲及奢侈品牌。 此次快闪活动共展出约1万件复古单品，涵盖Carhartt、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等品牌，商品多为美国直邮进口，售价主要集中在5万至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8元至475元）之间。业内分析指出，百货店长期以新品销售为主，而复古及二手商品以快闪形式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反映出消费者偏好正发生结构性转变。 与此同时，二手奢侈品交易平台也在加快线下布局步伐。KREAM旗下子公司CHIC于去年12月初在首尔江南区狎鸥亭开设了重新装修后的线下门店。CHIC由奢侈品社区CHICMENT与KREAM联合打造，母公司Naver持股68.43%。自2022年正式上线以来，该平台累计交易额已突破2500亿韩元，增长势头保持稳健。 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平台GUGUS同样保持活跃。数据显示，GUGUS在2025年的交易额达到2255亿韩元，较2021年的1545亿韩元增长约46%。在线下布局方面，该公司正将战略重心由大型门店转向“小型、近距离”的门店模式。 业内普遍认为，奢侈品牌近年来每年2至3次的常态化涨价，是推动二手奢侈品需求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过去以会员制或社区为中心、相对封闭的二手交易市场，正逐步转向价格公开透明、交易流程标准化的运营模式。 市场规模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韩国互联网振兴院数据显示，韩国二手交易市场规模已由2008年的4万亿韩元扩大至2023年的26万亿韩元，此前曾被预测在2025年前后达到43万亿韩元水平，其中约5万亿韩元来自服装类交易。 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以MZ世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出生）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对“符合个人品味且更为理性”的消费方式表现出较高接受度。市场调查机构Embrain Trend Monitor面向13岁至59岁男女1000人开展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曾有过二手服装交易经历，其中20多岁占68%，30多岁占62%；同时，62%的受访者表示，“人们已逐渐习惯接受二手服装”。 对此，世宗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黄庸植指出，在经济低迷持续的背景下，线上与线下市场的边界正加速消融。企业加快布局线下二手奢侈品市场，意在通过渠道多元化分散经营风险，并稳定整体收益结构。 淑明女子大学消费者经济学系教授李洪珠（音）则表示，二手奢侈品不应被简单视为传统二手交易的下位形态，而是一个正在走向独立发展的细分市场。随着奢侈品牌价格持续上行、消费者可及性下降，理性消费意识不断增强，相关市场需求仍具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国民人均每日米饭摄入量已不足两碗。随着单人家庭增加以及面包等替代食品消费扩大，大米消费量呈现持续下滑态势。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5年粮食消费量调查》结果显示，去年韩国人均每日大米消费量为147.7克，同比减少3.4%。按一碗米饭约含100克大米计算，韩国人一天连一碗半米饭都吃不到；若以一日三餐计算，每餐的米饭摄入量甚至不足半碗。 从长期趋势看，韩国大米消费量持续走低。自1980年代以来，人均每日大米摄入量不断下降，2010年首次跌破200克，降至199.6克；2014年进一步降至178.2克，并在去年滑落至147.7克，显示出韩国饮食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数据还显示，去年韩国人均一年大米消费量为53.9公斤，仅相当于1995年（106.5公斤）的一半水平。其中，非农户家庭的人均一年大米消费量仅为52.7公斤，同比下降3.3%。国家数据处负责人解释称，单人家庭数量增加、速食食品偏好上升以及替代食品消费扩大，是导致大米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反，大麦、小麦、大豆等其他粮食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8.6公斤，环比持平。其中，土豆等薯类消费量为2.7公斤，同比减少0.1公斤；而大麦米（1.6公斤）和杂粮（1.5公斤）消费量则分别增加0.1公斤。国家数据处表示，非农户家庭的其他粮食消费量为8.5公斤，同比增长1.2%，反映出健康饮食偏好提升，带动杂粮类消费增加。 去年食品及饮料制造业的大米消费总量为93.21万吨，同比增加6.7%。其中，年糕、即食米饭等食品制造业的大米消费量为65.83万吨，同比大增12.6%；而以浊酒为主的饮料制造业大米消费量为27.38万吨，同比减少5.2%。按行业划分，年糕类制造业的大米消费量达到26.40万吨，同比增加32.1%（6.42万吨），增幅尤为明显。

一项数据显示，去年进入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合称“SKY”）的新生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首尔。 根据韩国大学信息网23日公布的数据，2025学年度，SKY三校共录取新生1.3475万人，其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4337人，占比32.2%。相比之下，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仅为16%，SKY三校的这一比例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从各校来看，首尔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最高，为36.6%，在3775名新生中有1381人来自首尔。延世大学452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358人，占比30%；高丽大学517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598人，占比30.9%。 三校中，来自首尔的新生比例较前一年均有所上升。尤其是高丽大学，从2024学年度的29.1%升至2025学年度的30.88%，首次突破30%，同比上升1.7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明显偏低。三校共有中小城市出身学生5817人，占比31.9%；乡村邑面地区学生占比11.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4和2个百分点。 在三校中，延世大学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最低，中小城市占31.1%，乡村邑面地区占10.4%；首尔大学分别为32.0%和12.1%，高丽大学为32.4%和11.5%。 从毕业高中类型来看，SKY三校新生构成与全国整体情况差异明显。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73.4%毕业于普通高中，而SKY三校中这一比例仅为58.3%。 在SKY三校的新生中，非普通高中毕业的新生里，自主型私立高中比例最高，为12.1%；其次是外国语高中与国际高中，占10.1%；科学高中占2.2%，英才学校占0.7%。

本月22日起，韩国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实施AI监管法律的国家。尽管欧盟在立法层面更早推出《人工智能法案》，但由于选择分阶段实施，全面生效时间被不断推迟，这使得韩国在落地执行层面抢得先机。 欧盟原计划自2024年8月起对“高风险AI”实施核心监管条款，但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发布包含监管放宽内容的“数字简化方案”后，外界普遍预计相关条款可能延至2027年底才正式适用。在全球各国将AI视为战略性核心资产、竞相加大财政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韩国此时率先全面实施AI监管法，引发了产业界的广泛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多数认为，过早、过严的监管可能削弱本土AI产业竞争力，支持者则指出，AI技术发展迅猛，而伦理规范与风险治理体系长期滞后，韩国若能全面落实AI基本法，将有机会成为“包容性AI治理”的示范国家。 ▲引入“高影响AI”概念 强调安全与可解释性 根据AI基本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三年制定一次《AI基本计划》，以系统性提升国家AI竞争力。法律还强化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治理效能，并将AI安全研究机构的设立正式写入法律条文，用于评估和研究AI潜在风险。 政府强调，立法宗旨并非重罚企业，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监管和更高的政策可预期性，通过AI基本法来振兴产业。然而，鉴于深度伪造内容泛滥、虚假信息操纵舆论，以及AI可能侵蚀生命权与基本权利等风险，法律引入了“高影响AI”概念。 所谓“高影响AI”，是指在医疗、能源、招聘、信贷审核等与国民生命或权利息息相关的领域中使用的AI系统。这类AI将被要求建立人工监督机制，并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即能够说明AI决策所依据的推理过程。 在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仍需人类驾驶员介入的L3级自动驾驶不被认定为高影响AI，但完全由系统自主行驶的L4级及以上则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 ▲生成式AI须标识来源 海外巨头须设立本地代理 针对生成式AI，法律规定必须通过可见或不可见水印等方式，明确标识内容为AI生成。法律义务主体主要包括AI模型开发商和AI解决方案或服务提供商，而仅使用AI生成内容的企业或普通用户不在直接监管范围内。 对于海外科技巨头，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上一年度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4亿元）、韩国AI服务营收超过100亿韩元、韩国日均用户数超过100万人，则必须在韩国设立本地代理。目前，Open AI和谷歌符合相关条件。 违反AI基本法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不过，政府明确表示，将设置至少一年的“指导与整改期”（过渡期），以减轻法律对相关产业的冲击。 ▲初创企业压力突出 政府强调“AI指南针”定位 对AI基本法实施最为担忧的是AI模型和服务开发领域的初创企业。相较大型科技公司可借助律师事务所或内部法务团队应对合规要求，资金和人力有限的初创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 初创企业联盟去年底对101家本土AI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98%的企业表示尚未建立实质性的AI基本法应对体系。尽管政府表示将谨慎行使调查权，并在过渡期内不急于处罚，但“调查权本身”仍可能对挫伤产业创新热情。 有初创企业人士呼吁，有必要效仿《重大灾害处罚法》对小规模企业设置额外宽限期的做法，对AI初创企业给予更多制度性照顾。对此，科技信息通信部回应称，AI基本法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为行业提供清晰的合规“路线图”，从长期看有助于产业稳定发展。 ▲透明性与数据安全仍待强化 随着AI在国防、医疗等高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学界与业界呼吁进一步强化“黑箱式”AI模型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开源模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内数据外流及新型网络安全威胁，被认为在现行法律中体现不足。 有观点认为，若AI基本法过度偏向监管，应通过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络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更灵活的治理体系，以防范利用AI工具实施的新型权利侵害行为。 总体而言，AI基本法的实施既是韩国AI治理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政策平衡能力的重大考验。AI基本法成效如何，不仅将影响本国产业走向，也可能为全球AI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一项研究显示，全球约六分之一的人口受到孤独影响，每年约有87万人死于孤独相关因素。以韩国为例，感到孤独的人口比例约为五分之一，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呼吁将政策关注点从减少“孤独死”现象，拓展至应对社会孤立与孤独问题，并制定长期综合对策。 据韩国社会保障情报院22日发布的相关报告，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6月公布的《从孤独到社会联系》报告中，分析了社会孤立与孤独的严重性。WHO基于对153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指出，全球约15.8%的人口正经历孤独困扰。报告将孤独定义为“个人在期望的人际关系与现实不符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从年龄层来看，13至17岁青少年孤独感比例最高，达20.9%；18至29岁为17.4%；30至59岁为15.1%；60岁以上则为11.8%。从国家层面分析，低收入国家的孤独比例最高，达24.3%，显示出贫困阻碍社会关系的建立。 此外，在人际关系和互动不足的“社会孤立”状态人群中，青少年比例约为27%，老年人则为25%至33.6%。残障人士、性少数群体及难民等特殊群体中，社会脱节问题更为显著。 WHO指出，与社会脱节不仅影响身心健康，也会对大脑认知功能造成损害。报告强调，社会脱节与身体健康存在双向影响关系。疾病或残障影响人际关系建立，进而加剧社会孤立与孤独感，而这种状态反过来恶化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与WHO报告不同，韩国呈现出年龄越高孤独感越强的趋势。在“危机情况可提供帮助的人数”调查中，60岁以上人群中同时缺乏经济条件与情感支持的比例最高。 长期以来，韩国将减少孤独死作为政策重点，但近年来政策方向正逐步转向预防社会孤立。政府自今年起，将“孤独死预防与管理项目”对象扩大至处于社会孤立状态的群体，调查其规模、特征、需求及所需服务，并提供定制化政策支持。

一项调查显示，今年超过半数韩国国民计划增加消费支出，这一比例较去年有所上升。若按收入水平划分，消费意愿呈显著分化。收入排名前60%的群体中，计划扩大消费的比例较高；而在收入排名后40%的群体中，多数人则表示将缩减消费。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上月面向1000名成年人展开《2026年国民消费支出计划调查》，并于22日公布的结果显示，54.8%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增加消费支出。其中，计划增幅在0%至5%之间的比例最高，达24.4%；计划增加5%至10%的占13.9%；计划增加10%至15%的同为13.9%。此外，45.2%的受访者计划减少消费，其中降幅在0%至5%之间的占13.7%，减少5%至10%的占9%，减少10%至15%的占7.3%。 据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计划差异明显。在收入处于下游40%（第1至第2分位）的受访者中，多数倾向于减少消费；而收入处于上游60%（第3至第5分位）的受访者则更多计划增加消费。具体来看，在表示将减少消费的群体中，收入下位20%（第1分位）比例最高，达60.3%；其次依次为第2分位（50.9%）、第3分位（40.1%）、第5分位（38.7%）和第4分位（36.5%）。 关于增加消费的原因，消费观念变化以18.7%的占比居于首位，其次是就业预期改善及劳动收入增加（14.4%）和物价趋于稳定（13.8%）。反之，计划缩减消费的主要原因包括高物价（29.2%）、对失业或劳动收入减少的担忧（21.7%）以及资产与其他收入下降（9.2%）。 关于今年影响消费活动的最大风险因素，44.1%的受访者认为是高汇率与高物价持续；此外，税收及公共费用负担加重（15.6%）以及民间债务与金融市场不稳定（12.1%）也被视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 关于消费回暖预期，超过半数（53.3%）受访者认为将在今年下半年之后。具体来看，22.4%的受访者预测在2026年下半年，19.3%认为在2027年，11.6%则认为需至2028年或更晚。尽管不少家庭有意扩大消费，但实际可支配财力仍显不足。 在涉及家庭消费能力的提问中，41.2%的受访者表示消费能力不足，认为充足的仅占8.3%。韩经协指出，若实际消费能力持续走弱，或未来消费复苏仅集中于部分收入群体，则内需刺激效果可能受限，因此亟需出台提升消费能力、改善低收入阶层消费环境的政策举措。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应在推行下调个别消费税等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支持政策基础上，通过放宽对大型超市的监管等措施推进流通结构改革，以巩固当前内需复苏的良好态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团体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判断出现变化。尽管整体预期仍偏谨慎，但对经济将出现急剧衰退的担忧较去年下半年明显缓解。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21日发布的OECD商业产业咨询委员会（BIAC）《2025经济政策调查》显示，本次调查覆盖OECD 38个成员国经济团体，其中29个国家参与回应，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OECD总体的93.5%。 调查结果显示，59.6%的受访者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放缓态势将持续，39.8%认为经济将缓慢增长，仅0.6%预计经济将出现急剧萎缩。与去年下半年认为经济将急剧衰退的比例高达49.5%相比，该比例大幅下降，显示市场对全球经济快速下行的担忧明显减弱。 在全球经营环境方面，多数受访者评价为“普通”，占57.3%；认为“良好”的占20.3%，“较差”的占16.4%。韩经协分析指出，这一谨慎判断延续，主要源于贸易、通商及地缘政治冲击正逐步由短期风险转化为中长期成本。 与此同时，投资展望则出现明显反转。去年下半年，多数受访者（74.9%）预计投资将减少，而今年上半年预计“投资增加”的比例升至78.1%。其中，人工智能（AI）、云计算及软件领域的投资预期尤为突出，多达94.2%的受访者看好相关投入增长。不过，仍有超过一半（51.6%）的成员国经济界担忧通胀回升可能对投资形成制约。 韩经协表示，这一走势与OECD的分析基本一致。OECD指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包括通胀压力回升、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财政状况恶化；与此同时，AI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被视为重要的上行因素。 在企业活动面临的制约因素中，“地缘政治风险”以85%的比例位居首位，其次为“高能源价格及供应不稳定”（81.6%）、“劳动力市场紧张及结构性错配”（78.5%）以及“贸易与投资壁垒”（74.4%）。其中，能源供应和劳动力市场相关因素较上次调查显著上升。 BIAC指出，在外贸和金融环境受限、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企业活动受到抑制，低增长态势或将长期化。各国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同时，OECD有必要发挥协调作用，营造有利于贸易与投资的环境，并推动全球监管协调。 韩经协国际本部长金奉万（音）表示：“此次调查显示，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创新领域的投资预期仍明显回升。要将其转化为实际成果，有必要推进监管改善、优化人力供给并确保稳定的能源来源。”

一项调查显示，美容美发行业被认为是“人工智能（AI）难以替代的领域”之首。美容美发店的数量不仅多于便利店，一年生存率和三年生存率也均居各行业前列。 韩国国税厅于2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以2023年为基准，美容美发店一年生存率达91.1%，三年生存率为73.4%。在新增经营主体数量较多的前20类生活服务业中，该行业的生存率位居首位。相比之下，全体100类生活相关行业的一年和三年平均生存率仅为77.9%和53.8%。 截至去年11月，全国美容美发店数量达12.9491万家，不仅是便利店数量（5.2164万家）的两倍以上，也显著高于咖啡饮品店（9.4215万家）。 尽管美容美发行业门店分布密集，但生存率仍然保持高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容美发属于AI难以替代的技术型工种。无论AI技术如何发展，每个人的头型、发质及审美需求均存在差异，机器难以完全模拟或取代人工操作。此外，美容行业不仅关乎外在形象的打理，还涉及卫生管理及情绪价值的提供，这些因素共同支撑该行业在技术革新浪潮中得以生存。 相关从业者指出，数字技术越发达，美容美发行业的独特价值反而愈加凸显。美容美发店不仅是提供技术服务的场所，更是人与人直接沟通、互动的重要社交空间。美容美发技术的入门门槛虽相对较低，但要做到精湛熟练仍需长期的经验积累与持续投入，能够在该行业长期立足的从业者往往具备较强的专业耐力与服务连续性，这也成为维持行业高生存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淑明女子大学消费者经济学系教授李洪柱（音）分析认为，这是行业特性与消费者行为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容美发属于受流行趋势影响较小、且具备定期消费特征的生活服务行业，同时其技术门槛构成了一定的市场进入壁垒。消费者一旦对某家门店的服务感到满意，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因此回头客比例较高。他还指出，由于美容美发服务具有准必需品属性，即便在经济波动期间，相关消费需求仍保持稳定，加之顾客忠诚度较高，使得该行业的停业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近期，韩国经济复苏迹象逐步显现，但青年就业前景持续走弱。韩国银行（央行）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青年群体对就业机会改善的预期已降至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青年就业困境已不只是求职周期长等问题，大量放弃求职的“休息“人口快速增加，使青年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失衡。 按照央行经济统计系统（ECOS）21日公布数据，上月就业机会展望消费者动向指数（CSI）仅为92。其中，40岁以下青年群体指数为91，与40至59岁人群（101）及50至69岁人群（102）对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形成对比。 这种悲观情绪源于一系列指标。去年青年就业率为45%，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则以30多岁群体为中心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放弃求职活动的“休息”人口迅速攀升。去年，30多岁“休息”人口达到30.9万人，创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对于青年求职中断现象，部分观点将原因归结为青年“眼光过高”，但事实并非如此。韩国银行发布的《BOK议题笔记》显示，“休息”人口所期望的最低年薪平均为3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甚至低于中型企业高中学历职员平均起薪（3200万韩元）。 分析认为，青年并非眼高手低，而是长期处在“预期与现实不符”的状态。数据显示，在“休息”人口中，回答“完全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已从2019年的28.7万人增至去年的45万人，5年间增长56%。 优质岗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与公共部门，将青年推向长期求职或彻底放弃的处境。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与短期就业体验项目相比，更应优先推进劳动市场灵活性与企业投资环境改善。 政府方面严肃看待就业率下滑及“休息”人口相关统计数据，并正着手制定对策。

韩国企业数据研究机构CEO Score面向479家上市公司进行调查，并于21日发布报告称，共有80家企业在去年实施库存股注销，注销规模合计达20.995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91亿元）。 其中，三星电子以3.0487万亿韩元的库存股注销规模位居首位，占注销总额的14.5%。HMM为提升股东价值，回购并注销了价值2.1432万亿韩元的库存股；韩国锌业也注销了此前回购的1.8156万亿韩元库存股。 此外，Meritz金融控股（1.5517万亿韩元）、KB金融（1.02万亿韩元）、三星物产（9322亿韩元）、KT&G（9263亿韩元）和现代汽车（9160亿韩元）等企业也跻身库存股注销规模前列。 同期，库存股处置规模为3.1273万亿韩元，涉及108家企业。其中，用于员工薪酬及激励的处置金额达2.0245万亿韩元，占比高达64.7%。在员工补偿用途方面，现代汽车以5302亿韩元居首，其后依次为三星电子（3429亿韩元）和SK海力士（3076亿韩元）。 以融资为目的的库存股处置规模达7295亿韩元，占比23.3%。其中，乐天控股为改善财务结构，将价值1477亿韩元的库存股出售给乐天物产。 去年实施库存股回购的企业共有102家，总规模约21万亿韩元。三星电子以8.1884万亿韩元位居首位，其后依次为HMM（2.1432万亿韩元）、KB金融（1.48万亿韩元）、Meritz金融控股（1.3173万亿韩元）和新韩金融（1.25万亿韩元）。 从库存股持有比例来看，新荣证券以51.23%居首，其后依次为富国证券（42.73%）、韩国汉森（29.46%）和SNT Dynamics（28.94%）。 CEO Score分析指出，随着以库存股注销义务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商法》修订案讨论加速推进，企业对库存股的运用明显增加。韩国国会正在推进第三次《商法》修订案审议，其中明确要求企业回购的自有股必须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