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但不少韩国朋友却表示“完全不知道冬奥会已经开始了”，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过去，奥运会几乎等同于“全民围观”的重大事件，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比赛直播、精彩集锦等。如今却成了需要主动搜索、专门寻找播放平台才能看到的内容。 本届冬奥会由JTBC电视台独家转播。地面三大电视台KBS、SBS、MBC未能拿到转播权，这在韩国还是第一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商业竞争，谁出价高，谁就拥有转播版权。但值得思考的是，奥运会究竟只是单纯的商业产品，还是具有公共意义的国际活动？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比想象中更深。体育赛事的意义，不只是奖牌数量，更在于一起观赛时的情感交流和共鸣。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大批“红魔”啦啦队涌上街头为韩国队助威，成为世界杯最具震撼力的球迷文化现象之一。这种情感共鸣也是社会凝聚力的一部分。当赛事被分散在付费平台或特定频道上，观众自然会被分流，话题热度也随之下降。对赛事的关注度下降也必将打击运动员及其他体育从业者的积极性，反过来对体育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也不能简单将责任归咎于转播机构。国际体育赛事版权费用连年攀升，电视台在投入巨资的情况下，必然要考量商业回报与经营风险。但问题在于，像奥运会、世界杯这样具有国际象征意义的重大赛事，是否应完全由市场逻辑主导？如果一切以商业收益为优先标准，公共属性势必被边缘化。 要完全回到地面电视垄断的时代并不现实，但完全可以将部分关键比赛设为强制免费转播，或建立公共频道与付费平台同时播出的机制，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方向。 媒体环境瞬息万变，但公共价值不该被削弱或消失。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是韩国媒体生态界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否则，未来我们可能会对更多的国际重要事件发出同样的疑问——“原来已经开始了吗？” 10日晚，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韩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正在黄大宪（左一）在比赛中。【图片提供 韩联社】

近年来，中韩电影交流在经历一段相对沉寂期后，正以更加现实、低调的方式重新展开。与宏观层面的政策讨论相比，近期浮现的一系列具体案例，更直观地呈现出银幕之间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虽不张扬，却已清晰释放出中韩电影交流逐步回暖的信号。 首先，中国电影在韩国市场的存在感正在增强。即将于本月25日在韩国上映的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该片在中国市场创下高票房纪录，其成功并非仅依赖题材的民族性，而是建立在成熟的动画工业体系之上。影片围绕亲情、友情等普世情感展开叙事，并邀请韩国本土明星参与配音，显示出韩国市场已开始将中国电影视为能够被本地观众接受的内容产品，而非单向的文化输出。 与此同时，韩国电影界对中国电影文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由韩国导演金度英执导的《后来的我们》翻拍自中国同名影片。她在采访中明确表示，翻拍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在韩国语境中重新构建人物关系与情绪节奏。笔者认为，这种创作取向意味着中国电影正被视为具备可持续再创作价值的文本，其文化意义开始被认真对待。 在艺术电影层面，经典作品的重新上映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以4K修复版在韩国重映，引发影迷与评论界关注。这类作品超越地域与时代限制，为中韩观众提供了共享的审美经验，也从侧面反映出东亚电影文化之间依然存在稳固的理解基础。 综合来看，从中国电影进入韩国院线，到韩国导演对中国故事的再诠释，再到观众层面的审美共鸣，中韩电影交流正在从“是否可能”逐步转向“如何推进”。尽管制度与市场层面的限制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电影或许正成为中韩文化交流中最具现实突破可能性的领域之一。韩国电影未来重返中国银幕，也已不再只是抽象期待，而更像是一个等待条件成熟、逐步展开的过程。 韩版《后来的我们》剧照【图片来源 SHOWBOX】

【图片来源 网络】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加速渗透，企业用工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新人的职业成长通道却明显收窄，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岗位整体性收缩。 在软件开发领域，这一变化尤为突出。笔者近日与开发者朋友交流发现，当前的工作模式从传统的“人编写代码”逐步转向“人审核代码”。以往需多人协作完成的编码任务，如今AI能够完成大量基础编程工作，开发者的核心职责转向质量把控与优化调试，单人效率可抵多名新手。因此，多数企业更倾向于采用AI工具而非培养新人。 招聘数据显示，市场对“即战力”的需求走高，三年经验已难满足门槛要求，五年以上资深人才更受青睐。随着AI逐步覆盖更多工作环节，企业招聘进一步向成熟人才倾斜，导致初级岗位持续萎缩，应届毕业生简历面临投递无门，发展受阻的困境。 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AI导入后，国内约13.1%、共327万个岗位面临替代风险，其中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替代比例达59.9%。生成式AI能够直接完成文案、代码、分析等知识型任务，对依赖初级岗位培养人才的行业冲击尤为突出。 同时，劳动关系也在重塑。部分企业引入AI时，缺乏与员工的充分协商，引发“无声裁员”的担忧。劳动者的话语权或面临逐步失衡，尽管AI能够“赋能”“提效”“智能化转型”，但若无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劳动价值的系统性贬值。为此，劳动界呼吁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技术落地前系统评估对岗位及技能转型等方面的潜在冲击，并为受影响劳动者提供再培训与职业过渡支持。 笔者认为，若职业起步机会也被算法接管，年轻人的职业起跑将面临更高门槛。技术革命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会创造新机会；而本轮AI变革却直接抬升入门要求，压缩成长空间。如果企业普遍追求短期成本最优，社会可能面临经验断层、技能极化、青年失业等长期风险。 AI并非洪水猛兽，但也不应被盲目神化。它理应成为辅助人类的工具，而非筛选生存与发展资格的门槛。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保障之间取得平衡，是政企面临的课题。若任由市场单向决定，技术创新的光环之下，留下的或许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风靡海外社交媒体，成为新年第一个爆红的“梗”。 如果在十多年前对一个“老外”说：“你看起来很中国”，这多半可能并不是赞美。西方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洋气和时尚的象征，而“中式”则意味着土气、保守。但近来在海外，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争相当起“精神中国人”，在网上分享着自己的“中式生活”，似乎成为了最新的时尚。 他们像模像样地拿着保温杯喝起了热水，用一碗热粥开启清晨，在室内穿起了棉拖鞋，睡前泡脚，还练上了中国传统的八段锦，一款中式盘扣的阿迪达斯外套被“老外”哄抢。一名美国健康博主称，自己坚持喝热水和姜茶，缓解了多年的胃病。“很中国”开始被赋予另一种意义，在瞬息万变，甚至有些魔幻的世界中，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蕴含秩序与智慧，保持平衡与和谐的方法。 在国外社交平台上还出现了“Chinamaxxing”这个新造词，字面上为“极致地中国化”。“You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of my life”（你在我人生中非常中国化的一个时期遇到我），这句致敬好莱坞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的对白也成为衍生梗而走红网络。 这股“成为中国人”热潮也与现实密切相关，在特朗普式话语回潮、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不少西方年轻人对本国政治感到疲惫，渴望秩序、慢节奏与可预测性，转而对中国的科技产品、生活方式等产生兴趣，以此来对抗当下西方社会的焦虑、撕裂与过度竞争。 中国的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后，前往中国旅行的外国青年明显增加。以韩国为例，不少年轻人去中国旅行，体验汉服和中式妆容，“穿越”回古代过一把“格格瘾”似乎成了旅游清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成为中国人”全球走红除了显示出中国日益上升的软实力外，更多是中外网友纯粹的文化互动。虽然各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上截然不同，但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息息相通。外国朋友对中国的好奇与探索欲，跳出了传统的文化输出框架，基于普通人生活体验的传播，正在重构对中国的认知图景。 北京街头两位身着传统服装的市民。【图片提供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