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由于韩国优质岗位不足、企业偏好录用有工作经验人才，15至29岁青年群体就业率正经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长下滑期。分析指出，短期内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案。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近日数据显示，上月青年就业率为45.1%，较去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已连续17个月同比下滑，创下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纪录。当时，受经济低迷及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等影响，青年就业率自2005年9月至2009年11月连续51个月下降。 就业率是指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与单纯反映人数增减的就业人口数据不同，这一指标排除了人口总量变动的结构性因素，是可直观衡量实际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 近期，青年就业不振主要源于优质岗位的缺乏。薪资和雇佣稳定性较高的制造业与建筑业持续低迷，导致青年就业机会减少，其就业意愿也随之下降。具体来看，由于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8月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6.1万人，已连续15个月下滑；建筑业就业人数也减少8.4万人，连续17个月呈负增长。 尽管因自上月开始发放的“民生恢复消费券”政策推动，全国就业人数增加超过30万人，但新增岗位多集中于短期或临时岗位，青年层就业人数反而减少14.6万人。同时，如今企业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者，也进一步压缩了青年求职空间。 与以往由外部冲击造成的就业下滑不同，本次青年就业寒潮主要源于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就业率随国际流动性恢复而回升；欧洲财政危机时期在15个月后实现反弹；新冠疫情时期就业率持续13个月下跌后也逐步恢复。然而，此次下滑趋势并未出现反弹迹象。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长金光锡（音）表示：“过去青年就业低迷主要由外部冲击导致，但现在则是因为现经济状况无法提供足够的新岗位。青年就业市场或难以在短期内复苏。” 首尔某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的招聘公告栏。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在求职的中国青年【图片来源 网络】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韩国统计厅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韩国20至29岁无酬家庭劳动者达4.0062万人，同比增长16.3%。无酬家庭劳动者指每周工作18小时以上，协助家人或亲属经营个体商业活动，但未获得经济报酬的就业人员。 进入今年以来，20多岁无酬家庭劳动者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1月增加9464人，2月增加4850人，3月为218人，4月为1401人，5月更是激增1.1702万人。数据显示，今年4月前该群体规模一直维持在3万人左右，自5月（4.1519万人）起已连续两个月突破4万人大关。 与青年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酬家庭劳动者总体数量却呈下降趋势。截至6月，全国无酬家庭劳动者总数为87.6万人，同比减少6.4万人，自2023年5月起已连续14个月下降。 随着青年就业困境加剧，20多岁无酬家庭劳动者数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6月份韩国15至29岁青年就业人数为362.5万人，同比减少17.3万人，已连续32个月呈下降态势。这一减幅创自2006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同月，青年就业率为45.6%，自去年5月起已连续14个月下滑。随着就业人数和就业率的双双下跌，选择“躺平”的20多岁人群也连续14个月增加。 数据还显示，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耗时11.3个月。即使成功就业，由于薪酬偏低等因素，平均在职时间缩短至1年6个月，较去年减少0.8个月。 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教授金成熙（音）指出，无酬家庭劳动者和“躺平”青年的增加，反映出年轻人正在推迟进入劳动市场。他建议，应通过提升中小企业薪资与福利水平、改善企业文化，同时扩大公共就业岗位等措施，以缓解当前青年就业困境。 求职者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提供 韩联社】

9日，在京畿道水原市举行的“水原工作岗位博览会”上。青年们在查看招聘公告栏。【图片新闻 韩联社】 今年20多岁（25至29岁）青年群体的就业人数创近12年来的最大降幅，凸显年轻人初入职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持续低迷的就业环境下，企业用人偏好明显向经验型人才倾斜，使得职场新人的就业形势更趋严峻。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于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多岁青年群体就业人数同比锐减9.8万人，降至242万人。创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减少10.3万人）以来的最大跌幅，超过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就业萎缩规模。 数据显示，20多岁的就业人数已连续9个季度呈同比下降趋势，且降幅呈持续扩大态势。具体来看，减少人数从去年第三季度的4.4万人，扩大至第四季度的6.2万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减少9.8万人。即便考虑到人口自然减少的因素，当前青年就业市场的萎缩幅度仍然超出预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多岁人口同比减少6.9万人，同期，该群体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却减少8.5万人，降幅显著大于人口减少规模。 在就业市场持续收缩的同时，青年失业问题也在加剧。统计显示，该年龄段失业人数增加1.3万人，失业率上升0.6个百分点，两项指标的增幅均较前一季度有所扩大。“就业减少、失业增加”的背离现象，反映出大量青年正被边缘化，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以今年第一季度为基准，既未就业也未求职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1.6万人，创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增幅。其中，处于完全退出状态的“休息”人群增加约1.8万人，已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增长。 行业分析指出，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传统优质就业岗位的持续萎缩是导致青年就业困境的主要因素。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1.2万人，创自2020年11月（减少11.3万人）以来的最大降幅，已连续9个月下滑；建筑业就业人数更是骤减18.5万人，创自2013年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跌幅，已连续11个约呈负增长趋势。 企业普遍倾向于招聘有经验员工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就业壁垒。韩国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在人口结构变化和企业用人偏好转变的双重影响下，青年群体就业难度持续加大。当前亟需建立更具激励性的制度体系，帮助青年群体实现首次就业和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