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会议并不是政府立法和政策的形式性程序。宪法赋予国务委员的审议责任在于筛选法案的违宪和违法可能性以及政策的副作用。尤其是如果特别检察法可能动摇国家刑事司法体系的基础,更需要严格审查。然而,此次法案在没有对核心争议进行充分解释和社会讨论的情况下,便通过了政府的最终决策程序。国务会议是否作为宪法的制衡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值得质疑。
最令人担忧的是特别检察法第26条。该条款规定,若提供对他人犯罪的重要证言或证词,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虽然可以视为引导调查合作的意图,但实际上可能诱导特定方向的证言,并提供证言翻供的诱因,预期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最重要的是,综合具体事件的责任和证据来决定刑罚是法院的固有权力。如果立法实际上限制法院的量刑判断,可能与宪法上的司法权独立发生冲突。
特别检察候选人的推荐和任命结构也不免引发公正性争议。虽然由朝野政党推荐的候选人最终由总统任命,但在调查对象中包括总统本人相关的事件时,任命权行使的中立性本身就可能受到质疑。法治不仅重视实际进行公正调查,还重视确保调查的公正性信任。如果特别检察处理的事件难以摆脱利益关系,那么其构成和任命过程应当具备更严格的独立性标准。
从检察改革的一致性来看,此次法案前后不一。民主党一直在推动缩小检察机关的直接调查权,改革刑事司法体系。然而,此次特别检察法却包含了赋予派遣检察官实质调查权的结构。如果在批评检察权集中问题的同时,仅对特定特别检察例外承认,那么改革的原则又在哪里呢?即使是亲近执政党的人士也公开对法案的调查实效性和违宪可能性表示担忧,这一点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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