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最大电商平台Coupang大规模用户个人信息遭泄露，嫌疑人被指向一名已离职的中国籍员工，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关注。尽管Coupang表示确实聘用来自多国的人才，但不便公开员工国籍分布情况。 中国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公开的信息显示，过去数年间有经Coupang员工认证的账号频繁发布招聘信息，猎头及业内人士也发帖表示可“推荐进入 Coupang”。相关内容集中于 2023 年，岗位涵盖后端工程师、数据科学家、高级产品经理、口译员等，工作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及首尔。 Coupang在招聘网站上口碑较好，部分认证账号称，Coupang上海办公室位于浦东新区的长泰广场，薪资水平接近阿里巴巴，有不少网络大厂出身员工加入，“无加班文化”是最大的吸引力。推荐帖普遍提及Coupang实施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高底薪、稳定奖金、商业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优势。尤其与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996工作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招聘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竞争也被曝光。有脉脉用户发帖称，Coupang内部存在每年淘汰“底部10%”的制度，年龄偏大而经验不足者淘汰概率更高，这被认为是持续招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内分析认为，Coupang大量招聘中国籍开发人员并非仅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更源于其技术体系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电商企业结构高度相似。不同于亚马逊的平台型结构，Coupang采用自营直采、仓储管理与物流配送一体化模式，需要复杂的供应链系统支撑，而中国在大规模物流自动化方面经验丰富，因此相关人才更容易胜任。 随着调查继续推进，Coupang海外技术团队的规模、管理方式与安全体系，预计将成为韩国舆论与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近期，韩国银行业因家庭贷款额度问题掀起波澜。主要商业银行今年获批的家庭贷款总额度基本耗尽，正陆续关闭贷款窗口，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韩国金融界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0日，KB国民银行、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友利银行四大银行的家庭贷款余额达7.895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0亿元），已较年内家庭贷款新增目标（5.9493万亿韩元）超出32.7%。 韩国金融监督院要求商业银行在年初提交年度或半年度的家庭贷款新增目标。各银行需自行测算当年或未来一段时期内家庭贷款增速规模，并向金融监督院上报。该目标成为监管部门实施贷款总量管理的重要基准。 此前，政府实施“6·27”房地产调控政策时，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业将今年下半年家庭贷款增幅目标削减至年初设定规模的约一半。虽然银行业随后重新提交了缩减后的目标值，但截至11月，银行贷款增量已超过目标的33%。 目前，四大商业银行均已超过各自设定的家庭贷款新增目标，超标比例从9.3%到59.5%不等。受此影响，各银行纷纷采取紧急措施，开始关闭新增家庭贷款通道。 KB国民银行自24日起，暂停线上线下所有购房贷款业务，同时停止受理其他银行转至该行的各类贷款，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全租房贷款、信用贷款，以及非面对面信用贷款产品“KB Star信用贷款I、II”。韩亚银行也自11月25日起停止受理今年内执行的抵押贷款和租赁贷款新增申请。 不过，新韩银行、友利银行及农协银行目前仍正常放贷。只有NH农协银行例外，其家庭贷款增量（1.8万亿韩元）尚未达到目标值（2.12万亿韩元），仍有总量管理空间。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些仍在放贷的银行中部分机构可能很快也会限制家庭贷款。新韩银行计划若贷款集中流入现象加剧，将考虑实施放贷限制；友利银行已将各分行房地产金融产品额度限制在每月10亿韩元，并考虑根据未来贷款增长情况，自行停止非面对面渠道的贷款业务。 韩国金融界普遍预计，明年贷款紧缩可能持续。据悉，金融监督院即将向各银行发送公文，要求提交明年的家庭贷款总量管理目标。金融监督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常每年12月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发布后，向银行传达相关要求。今年也将很快发送公文，旨在督促银行管理家庭贷款总量。” 韩国金融部门长期遵循的一项原则是，银行年度家庭贷款余额增速不得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并据此对银行体系实施贷款总量管理。当前政府、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以及国会预算政策处均将明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在1.8%至1.9%区间，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可能将明年的家庭贷款新增目标设定在3%左右。 业内人士分析称，如果政府继续执行今年的贷款政策，明年出现“贷款荒”的情况并非不可能。业内人士还指出，明年年初贷款可能正常受理，但随着时间推移，当贷款增量逼近监管目标时，银行可能会像今年一样暂停受理住房抵押贷款等主要贷款产品。 韩国银行业此次家庭贷款额度的紧张状况，不仅反映出市场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也凸显出金融监管政策对银行业务的重大影响。业内人士透露，尽管个人贷款申请者感受到贷款门槛提高，但李在明政府正在推动“生产性金融”政策，要求银行将重心从家庭贷款转向企业贷款，这使得银行明年难以维持今年的家庭贷款投放规模。

韩国国土交通部28日发布的《外国人土地及住房持有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外国人在韩国持有的住房共计10.4065万户，较去年底微增0.15%，占全国住房总量的0.53%。持有住房的外国人数量为10.2477万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都圈占比高达72.5%，共计7.5484万户；地方为2.8581万户，占27.5%。按市道划分，京畿道以4.0794万户（39.2%）居首，其次为首尔2.4186万户（23.2%）、仁川1.0504万户（10.1%）、忠清南道6455户（6.2%）、釜山3160户（3%）等。 按国籍来看，中国大陆持有住房数量最多，达5.8896万户，占比56.6%；其次为美国2.2455万户（21.6%）、加拿大6433户（6.2%）、中国台湾3392户（3.3%）以及澳大利亚1959户（1.9%）。 住房类型方面，公寓、联排及多户等共同住宅占绝大多数，共9.515万户；独栋住宅为8915户。在持有数量上，持有一套住房的外国人占93.4%，持有两套的占5.3%，持有三套及以上的占1.3%。 在土地持有方面，截至6月底，外国人在韩国拥有的土地总面积为2.683亿平方米，较去年底微增0.1%，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27%。土地公告地价为33.997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38.7亿元），同比上涨1.5%。 按国籍分布，美国籍持有的土地最多，占53.3%；其次为中国（8%）、欧洲（7.1%）和日本（6.1%）。从地区来看，京畿道占18.5%，全罗南道占14.7%，庆尚北道占13.5%，这些地区的外国人土地持有量相对较高。 按用途划分，林地、农地等其他用地占比最大，为67.7%；工厂用地占22.0%，休闲用地占4.4%，居住用地占4.3%。从所有者构成来看，具有外国国籍的韩侨占55.4%，外国法人占33.6%，纯外国人占10.7%，外国政府或团体占0.2%。 国土交通部表示，自8月21日起，政府已将首尔全境及京畿道23个市郡划定为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区，预计今年底前，外国人持有土地和住房的增速将有所放缓。

上月首尔公寓交易量同比激增，增幅超过两倍。然而，在建筑业景气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竣工后未售房数量再度攀升，韩国楼市呈现结构性分化。 韩国国土交通部（以下简称国土部）2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全国住宅交易量为6.9718万件，环比增长10%，同比增长23.2%。 其中，首尔住宅交易量为1.5531万件，环比增长41.3%，同比暴增116.8%。相比之下，地方住宅交易量为3.074万件，环比增长6.2%，同比仅增长4.7%。 数据显示，全国公寓交易量为5.6363万件，环比增长13.5%，同比增长31.3%。值得关注的是，首尔公寓交易量为1.1041万件，环比增长62.5%，同比飙升176%。 首都圈住宅交易量为3.9644万件，环比增长26.7%，同比增长58.5%。国土部分析指出，10月15日政府宣布将首尔全域及京畿道12个地区指定为调控区及土地交易许可区后，市场出现“抢搭末班车”式的集中交易。 10月全国全租房及月租房交易量为19.9751万件，环比减少13.4%。具体来看，全租房交易量为7.1891万件，环比减少9%，同比减少20.3%；月租房交易量为12.686万件，环比减少15.8%，同比增长5.9%。 今年前10个月月租占比为62.7%，较去年同期上升5.4个百分点，韩国住房市场“月租化”趋势加速。 截至今年10月，全国未售房为6.9069万套，环比增加3.5%。其中，首都圈为1.7551万套，环比增加14.3%；地方为5.1518万套，环比增加0.2%。 被视为市场风险指标的竣工后未售房为2.8080万套，环比增长3.1%。地方占竣工后未售房比重高达84.5%，主要集中在大邱（3394套）、庆尚南道（3326套）、庆尚北道（3236套）、釜山（2713套）、京畿道（2236套）、忠清南道（2146套）和济州（1965套）等地。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26日表示，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正式向政府提议推动实施“婴儿潮一代地方经济振兴计划”（Boom Up项目）。 韩经协指出，若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选择返乡定居，并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将有望构建“人才（婴儿潮一代）—空间（地方中小城市）—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 据统计，韩国1955年至197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规模约为1600万人。其中，55岁至64岁（1961至1970年出生者）人口约850万人，若将45岁至54岁（1971至1980年出生者）群体也纳入考量，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约1700万人陆续步入高龄阶段。 韩经协分析认为，婴儿潮一代返乡有助于缓解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同时可促进地方消费增长、拓宽地方税基。而因青年外流而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地方中小企业，则可通过吸纳具备较高学历与专业技能经验的婴儿潮一代人才，来弥补人力空缺并提升经营稳定性。 为有效推动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韩经协强调，有必要在就业、居住及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并提出跨部门协作的三大领域共八项政策任务。在就业领域，建议构建人才匹配平台、提供返乡就业激励措施以及开展定制化就业培训。在居住领域，提议推动就业与居住联动的长期住宿型住宅供应、扩大公共住房入住特例适用范围，并放宽住房年金申请条件。在生活支持方面，则提出应保障返乡人员稳定收入，并加强医疗、教育及文化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与质量。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在低生育率与高龄化加剧导致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前瞻性地应对地方衰退风险。他强调，政府应更加积极关注并支持推动首都圈退休婴儿潮一代赴地方企业就业的相关计划。

一项统计显示，去年居住在首尔的30多岁无房家庭数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一年龄段的住房拥有率则降至历史最低，仅四分之一家庭拥有自住房。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2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居住在首尔的30多岁无房家庭达52.7729万户，同比增加1.7215万户，为自2015年开展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无房家庭是指在某一地区没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在首尔地区，30多岁无房家庭数量从2015年的47.5606万户降至2018年的45.6461万户，但自2019年起呈现连续六年增长态势。 无房家庭的年度增幅从2021年的3000户扩大至2022年的1.5万户左右，2023年和2024年均在1.7万户以上。 与此同时，首尔30多岁自有住房家庭已连续三年减少。去年30多岁自有住房家庭为18.3456万户，较前一年减少7893户，创历史最低。无房家庭数量是自有住房家庭的2.9倍，差距为历史最大。 随着无房家庭增加、自有住房家庭减少，住房拥有率持续下降。去年首尔30多岁人群住房拥有率为25.8%。这一比例在2015年为33.3%，2020年降至30.9%，2021年略有回升至31.2%，此后再度下降，去年降至25%区间。 全国30多岁人群住房拥有率为36%，虽然已连续六年下降，但仍比首尔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认为，首尔人口过度集中问题、房价上涨以及供应不足等因素，进一步压缩了年轻人的购房机会。 国家数据处表示，随着晚婚趋势持续及单人家庭增加，年轻一代的购房时点普遍推迟；在单人家庭占比较高的首尔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住房拥有率因而进一步走低。

在韩国政府接连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急速降温，但房价上涨预期依然持续的态势下，以房产赠与替代市场交易的趋势正日益凸显。政府持续强化税负，若业主继续持有多套住房，将面临高额不动产税与财产税，而若选择出售房产，则需承担沉重的资本利得税。因此，“卖不如赠”的财富传承方式在加速普及。 据法院登记信息广场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高价住宅集中的江南三区（江南、瑞草、松坡）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今年1至10月，首尔地区住宅赠与登记总量为6718件。其中，江南区以572件位居首位，其次依次为阳川区（481件）、松坡区（450件）和瑞草区（430件）。江南三区合计赠与1452件，占首尔全市赠与总量的21.6%。 同时，江南三区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江南区在1月、4月、7月和10月分别登记赠与24件、49件、66件和65件；松坡区同期分别为27件、37件、47件和55件；瑞草区则为27件、32件、50件和53件，均呈逐月递增趋势。 房地产市场分析认为，随着政府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计划对多套住房持有者实施更高的资本利得税，部分业主为规避未来可能加重的高额税负，选择提前通过赠与方式将房产转移给子女。此外，在房价进一步上涨前完成赠与，减轻潜在的资本利得税负担。 汉城大学经济不动产学教授权大中（音）指出，长期积累的住房供应短缺与政府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居民对“持有核心区域优质房产”的资产配置理念进一步增强，推动核心地段房价持续走高。同时，频繁出台的调控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因此，越来越多的多套住房持有者认为，与其将房产对外出售不如以较低价格赠与子女并缴纳相对较低的赠与税，从长远来看更具经济合理性。

自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以来，已连续推出三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但首尔房价上涨态势仍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近日，政府先后发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将首都圈住房抵押贷款上限设定为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90.7万元）的“6·27对策”，计划在2030年前在首都圈新增135万套住房供应的“9·7对策”，以及将首尔全域与京畿道十二个地区指定为投机过热区并加强监管的“10·15对策”。政策从住房供应与贷款监管两方面同步收紧，市场整体交易规模出现显著萎缩，但在江南、瑞草、松坡等核心地段的部分高端住宅小区，仍持续出现高价位成交案例。 公寓成交量通常被视为房价的先行指标，成交量上升往往预示价格走高，下降则被视为市场回调。然而在本轮密集调控背景下，尽管交易量明显收缩，房价整体上涨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行业分析指出，长期积累的住房供应短缺问题导致供需失衡持续加剧，而政府侧重于抑制需求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强化了居民“持有核心区域优质房产”的资产配置理念，从而推高核心地段住宅价格。 尽管政府提出“9·7对策”，但首尔江南区、麻浦区、龙山区等高需求地段，并未被列为重点供应地区。住房供应多集中于首都圈外围地区，且从规划到实际建成预计需四至五年时间，短期内难以对稳定房价产生实质效果。此外，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共推出二十八轮房地产政策，首尔房价仍累计上涨约25%。由于存在此类政策效果不彰的先例，当前政府频繁出台调控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 数据显示，截至19日，“10·15对策”实施一个月以来，首尔地区公寓出售量降至6.2504万套，环比7.1656万套下降12.8%。上月16至31日期间，首尔公寓成交量仅为1640件，相当于上月同期（5262件）的约三分之一。 尽管首尔整体房价涨幅有所放缓，松坡区、城东区、龙山区与瑞草区等不分区域的价格涨幅反而呈扩大趋势。据韩国房地产院发布的数据，截至11月第二周（10日），首尔公寓平均售价环比上升0.17%。在“10·15对策”出台前，周均涨幅为0.54%，目前则收窄至0.19%。然而城东区涨幅从0.29%升至0.37%，龙山区从0.23%升至0.31%，松坡区从0.43%升至0.47%，瑞草区亦从0.16%升至0.20%，上述区域均在政策实施后三周内出现价格回升态势。 韩国房地产院指出，目前市场整体进入观望阶段，买方咨询量下降，交易活跃度较低，但部分热门区域成交量仍保持增长，带动首尔整体住宅价格小幅上行。由于住房供需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房价上涨压力仍将持续。

一项调查显示，若想在韩国首尔购置一套住房，普通市民需要分文不花十四年工资，方能实现。 韩国国土交通部面向全国6.1万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的《2024年住房实态调查》结果显示，首尔地区的房价收入比（PIR）中位数达13.9倍，意味着房屋总价约为家庭年收入的13.9倍。房价收入比（PIR）指购房所需时间，通常以“不吃不喝攒钱”的年数计算。 除首尔外，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地区依次为世宗（8.2倍）、京畿道（6.9倍）、大邱（6.7倍）和仁川（6.6倍）。从全体区域来看，首都圈介于8.5至8.7倍之间，道地区为3.7至4倍，广域市则为6.3倍。 在租房方面，租赁家庭的房租收入比（RIR）中位数为15.8%，与去年持平。这一指标反映了租金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意味着租房家庭每月约将16%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 此外，家庭户主在独立生活后首次购房所需的平均时间为7.9年，同比（7.7年）增加约两个月。同时，韩国家庭的住房持有率为61.4%，略高于去年的60.7%；居住在自有住房中的家庭比例，即自住率，也从去年的57.4%上升至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