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数据研究机构CEO Score于11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在韩国营收排名前500家企业中，剔除分拆、并购等结构性变动因素后，对其中476家企业的国民年金（养老金）参保人数进行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这些企业的总雇佣人数为162.55万人，较前一年同期的163.23万人减少6729人，降幅为0.4%。 从企业分布来看，雇佣人数增加的企业为222家，占比46.6%，但其中74.3%（165家）增员不足100人。相较之下，雇佣人数减少的企业达249家，占52.3%，岗位收缩企业多于扩张企业。 具体企业方面，受韩国美妆热潮带动，希杰欧利芙洋增幅最为显著，全年新增2518人，同比增长21.1%。随着消费需求扩大及门店持续扩张，公司同步增加门店及一线人力。受益于半导体景气回暖，SK海力士雇佣人数增加2188人，增幅6.9%，主要集中在新设备投资相关的研发（R&D）和制造岗位。 此外，韩国铁道公社（8.3%）、Sanggu INC（10.5%）和Coupang（9.8%）等企业增员均超过千人。Viva Republica、Asung Daiso、安靠科技、LIG Nex1及三养食品等企业也进入雇佣增长前列。 另一方面，雇佣规模明显收缩的企业数量同样较多。LG电子（-4.7%）、易买得（-5.7%）、Homeplus（-6.9%）、LG显示器（-4.9%）、乐天百货（-6.1%）以及现代汽车（-1.5%）等企业的雇佣人数均减少逾千人。DL E&C、LG化学、LG U+和乐天沃食品等企业的缩减幅度亦较为明显。 从大型企业集团层面来看，仅SK（1.1%）、韩华（1.1%）和韩进（0.6%）实现雇佣增长，其余主要集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岗位减少。其中，LG（-4.1%）和乐天（-6.5%）缩减幅度尤为突出。现代汽车、三星、浦项制铁和GS的雇佣规模亦同步下滑。

15日，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昌镛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2.5%不变，他表示汇率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但央行不会以调整利率的方式直接干预。 李昌镛表示，尽管去年底韩元汇率一度回落40韩元以上，但今年以来再次升至1美元兑1400美元中后段水平，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年初以来汇率升幅中的四分之三源于美元走强、日元走弱及地缘政治风险，其余约四分之一来自韩国自身的资金供需因素。国民年金（养老金）持续进行外汇对冲，海外投资资金回流，大企业也将部分海外持有外汇汇回国内。但同时，个人投资者在汇率回落时集中买入美元、持续向海外投资，令外汇需求居高不下。 除汇市风险外，物价走高也成为央行决定冻息的考量因素。去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继9月（2.1%）、10月（2.4%）、11月（2.4%）之后，连续第四个月保持2%以上的涨幅。其中，成品油价格上涨6.1%、进口牛肉上涨8%，涨幅尤为明显，被解读为低汇率影响逐步显现。 李昌镛否定应通过加息来降低汇率的意见，他表示若依靠利率抑制汇率，需上调2至3个百分点，这将给大量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央行的利率政策关注的是汇率对通胀的影响，而非汇率本身。 针对高汇率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担忧，李昌镛表示，韩国目前是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充足，与过去因外债负担引发危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同时反驳“经济崩溃、汇率持续暴涨”的说法，称这是过度悲观的判断。 在经济前景方面，李昌镛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持乐观看法，称无论谁将成为人工智能（AI）领域的赢家，未来至少一年内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仍向好。 李昌镛还否认货币过度宽松导致汇率上升的说法，指出央行近年一直致力于抑制家庭负债，广义货币（M2）增速已明显放缓，央行滥发货币推高汇率的说法并不属实。 当天货币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冻结利率，央行去年2月和5月两度降息，延续宽松基调。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于7月、8月、10月、11月和今年1月连续五次冻结基准利率。 此外，政府稳楼市政策、银行对居民贷款实施总量管控的作用下，首都圈地区房价上涨势头及贷款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在当前阶段央行仍有必要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并继续观察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中国人民保险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创立于1949年。作为国有大型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公司业务涵盖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资产管理、养老保险、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拥有遍及全国的服务网络和深厚的客户基础。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

过去五年间，劳动者薪资增长速度未能同步覆盖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及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的上涨幅度，导致收支失衡的上班族激增。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本月4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由2020年的352.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上升至2025年的415.4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为3.3%。然而，同期从工资中扣除的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从44.8万韩元增至59.6万韩元，年均增幅达5.9%。受此影响，税费及社保缴纳部分在工资中所占比例从12.7%提高至14.3%，劳动者月均实际到手收入仅从307.9万韩元增至355.8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仅为2.9%。 分项目来看，个人所得税从2020年的13.1626万韩元增至2025年的20.5138万韩元，年均增幅为9.3%；社会保险费用则由31.663万韩元上升至39.579万韩元，年均涨幅为4.3%。在社会保险各项中，雇佣保险费用涨幅最高，达5.8%（从2.8219万韩元增至3.7382万韩元）；健康保险费用上涨5.1%（从12.9696万韩元增至16.6312万韩元）；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上涨3.3%（从15.8715万韩元增至18.6885万韩元）。 同时，基本生活必需品物价自2020年以来年均上涨3.9%，进一步挤压了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水电燃气（6.1%）、食品及非酒精饮料（4.8%）、外食（4.4%）、交通（2.9%）及居住（1.2%）费用均有所上涨。在23个细分物价类别中，有17个类别的涨幅超过工资增速（3.3%），其中燃料能源（10.6%）、燃气（7.8%）、电力（6.8%）涨幅尤为突出。 为提高劳动者的体感收入，韩经协建议引入“所得税税基与物价自动联动机制”，使税率区间能够随物价变动自动调整。韩经协指出，由于当前税基未能充分反映物价上涨情况，导致劳动者被动进入更高税率区间，实际税负水平隐性上升。 针对可能出现的税收收入减少问题，韩经协表示，应推动将韩国目前33%的所得税免税人群比例逐步降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水平。此外，在社会保险领域，应通过遏制失业金重复领取、减少健康保险中的过度医疗行为等方式优化支出结构，从而缓解保险费率上调的压力。 在稳定居民基本生活物价方面，韩经协强调，目前处于试点阶段的农水产品线上批发市场具有产地直供和手续费较低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并建议通过立法手段推动该模式实现常态化运营。

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在1470韩元附近波动，已跌至韩国紧急戒严时期的水平，创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韩国政府认为，韩国投资者海外股票投资增加，以及国民年金公团大规模海外投资等因素，导致外汇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成为近期韩元承压的主要原因。 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外汇市场形势，韩国政府多个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稳定市场的具体措施。 26日，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允哲在世宗政府大楼举行记者座谈会上表示，政府将密切监测投机性交易及单边行情，一旦市场波动过度，将果断出手干预。他同时强调，政府将考虑所有可能的手段来稳定外汇市场。 具允哲表示：“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触及1470韩元。对此，企划财政部、保健福祉部、韩国银行（央行）和国民年金正在建立四方协商机制，讨论制定新的政策框架，以兼顾国民年金的收益性与外汇市场的稳定性。” 他补充称，新框架将在不损害国民年金收益的前提下，寻求确保养老金长期稳健发放。具允哲还指出，国民年金是全球第三大养老基金，规模已超过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其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甚至超过韩国外汇储备。 他进一步表示，若国民年金持续扩大海外投资，可能因物价上涨与购买力减弱，导致韩国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对民众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韩国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现状，并于26日在官网发布的《韩国的健康老龄化与劳动参与》（Healthy Aging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Korea）报告显示，建议将韩国现行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并将国民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提高至68岁。 IMF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指出，若在2035年前将国民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至68岁，韩国总就业人数有望增长14%。在假设高龄劳动力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改革预计将在2070年推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提升12%。分析指出，这意味着韩国需同步推进退休年龄延长与养老金制度改革，方能确保养老金体系在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此外，IMF还建议韩国对现行工资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变目前以资历为主导的薪酬晋升机制（seniority-based）。报告强调，若不能将工资体系转向以岗位价值和绩效表现为核心的架构，仅单纯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IMF就某一国家的退休制度与工资结构提出如此具体而明确的主张，在国际政策讨论中实属罕见，反映出其对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度关注。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为更专业高效地运作超过12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的大规模基金，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推进内部“投资控制塔”的大规模改革。 据国民年金公团6日消息，截至今年6月，基金规模已达1269万亿韩元。此前，该基金由单一投资委员会统一管理，但由于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性质差异显著，在决策效率与风险管理方面均存在局限性。 公募基金主要包括股票与债券，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反应；而私募基金则涵盖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需要进行复杂的价值评估与长期战略规划，两类基金的投资逻辑截然不同。 根据新体制，投资委员会将分设为公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和私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公募基金投资委员会专门负责股票与债券投资，灵活应对市场波动；私募基金投资委员会则聚焦非上市企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项目。 国民年金公团表示，此次改革对标国际大型养老基金的“全球标准”。除投资委员会双轨化外，公团还计划对整体基金运作机制展开全面诊断。 从今年年底起，公团将引入专业咨询机构，对投资组合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制定中长期改进方向，以确保基金可持续增长。目前，国民年金公团已推行“基准投资组合制度”及“智能贝塔策略”等多元化投资战略，以分散风险、提升收益。 尽管受美国关税政策等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民年金在今年上半年仍实现4.08%的收益率。自1988年制度建立以来，国民年金年均累计收益率达6.54%，累计收益规模达787.5万亿韩元，占基金总规模的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