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韩国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现状，并于26日在官网发布的《韩国的健康老龄化与劳动参与》（Healthy Aging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Korea）报告显示，建议将韩国现行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并将国民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提高至68岁。 IMF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指出，若在2035年前将国民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至68岁，韩国总就业人数有望增长14%。在假设高龄劳动力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改革预计将在2070年推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提升12%。分析指出，这意味着韩国需同步推进退休年龄延长与养老金制度改革，方能确保养老金体系在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此外，IMF还建议韩国对现行工资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变目前以资历为主导的薪酬晋升机制（seniority-based）。报告强调，若不能将工资体系转向以岗位价值和绩效表现为核心的架构，仅单纯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IMF就某一国家的退休制度与工资结构提出如此具体而明确的主张，在国际政策讨论中实属罕见，反映出其对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度关注。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负责管理韩国民众养老金的国民年金公团，其累计基金首次有超过一半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国民年金公团3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国民年金基金累计资产规模达1269.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3万亿元），其中投资于国内外股票的金额为635.5万亿韩元，占比50.1%。这是国民年金基金自成立以来，股票投资比例首次突破50%。 从过去10年的变化来看，2015年底，国民年金的资产结构中债券占比56.6%，股票仅占32.2%。但截至今年6月，债券占比已降至33%，股票填补了这一空缺。对此，业内分析认为，国民年金正从“安全的定存型投资（债券）”转向“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型投资（股票）”，其运营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专家指出，这一大胆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收益率。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出生率持续走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人数却持续减少，基金枯竭的担忧日益加深。研究表明，若投资收益率提高1个百分点，基金枯竭时间便可推迟数年。基于此，国民年金决定承担更多风险，以追求更高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股票投资的重心正逐渐从国内转向海外。在总投资额中，国内股票投资额为189万亿韩元，仅占14.9%；而海外股票投资达446万亿韩元，占比高达35.2%。 目前，国民年金的投资动向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对象。拥有逾1200万亿韩元资产的国民年金一旦调整投资方向，其影响将波及纽约、伦敦等主要金融中心。 业内人士分析称，国民年金此次“股票投资比重突破50%”不仅是数字上的里程碑，更标志着韩国养老金运营模式的重大转折。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韩国民众的退休生活、国家经济结构乃至全球资本市场格局。 韩国国民养老金由国民年金公团（NPS）进行投资管理，其主要投资对象包括海外股票、国内债券、另类投资和国内股票等金融资产。

韩国金融信息机构FnGuide于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以下简称国民年金）持有的股票价值达208.1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3.709万亿韩元。 股票价值上涨主要受半导体大盘股强势拉动。以本月10日为基准，三星电子收盘价为9.44万韩元，较6月底上涨57.9%；同期SK海力士收盘价为42.8万韩元，上涨46.6%。 数据显示，国民年金持股5%以上的上市公司达293家。其中，国民年金持有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股份比例分别为7.75%和7.35%；两家公司股票价值涨幅分别达15.869万亿韩元和7.723万亿韩元。业内分析认为，人工智能（AI）需求增加与行业景气复苏预期推动半导体股走强。 除半导体股外，军工龙头韩华宇航股票价值同期增加1.007万亿韩元。高丽锌业新晋5%以上披露对象，对应新增9660亿韩元。此外，LG新能源（本月10日持股6.13%，增量8960亿韩元）、三星物产（8.14%，7530亿韩元）、三星电机（10.79%，6590亿韩元）等也表现稳健。 截至6月底，国民年金新纳入5%以上持股披露名单的公司共20家，包括高丽锌业、Paradise、好丽友控股、首尔保证保险等；同期Kakao Pay、OCI、LX Hausys等18家公司则退出5%以上持股披露对象行列。 韩国国民养老金由全球第三大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公团（NPS）进行投资管理。NPS主要投资金融资产，包括海外股票、国内债券、另类投资和国内股票。 韩国政府此前预测国民年金基金将于2056年耗尽，最新预测推迟至2071年，主要得益于基金收益与规模增长。然而，受低生育率、寿命延长等人口结构恶化影响，养老支出压力仍将持续上升。政府已在今年3月启动改革，拟将缴费率从现行9%分阶段提高至13%，以增强制度的中长期可持续性。

韩国国民年金（养老金）研究院于27日发布题为《退休养老金制度的类型划分及类型之间的比较分析》的报告指出，当前韩国退休养老金的年金化比率偏低，难以发挥应有的收入保障功能，亟需通过制度改革提升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退休养老金参保率为53.2%。其中，选择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比例仅占2023年的10.4%，大多数参保者倾向于一次性领取，导致退休后收入保障效果明显减弱。 研究团队依据“参保义务”（强制或自愿）和“退休后收入保障水平”（风险承担主体与监管强度）两个维度，将全球养老金制度划分为A至H八种类型。鉴于部分类型在现实中缺乏具体国家实践，报告重点聚焦于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模式：A型（瑞士）、B型（荷兰）、C型（澳大利亚）和G型（英国）。 A型瑞士模式属于“国家责任-强制参保”体系。国家通过立法规定最低收益率（2024年为1.25%）和养老金转换率（2024年为6.8%），实质采用确定给付型（DB）制度，具有显著的公共养老金特征。 B型荷兰模式为“劳资共担-准强制参保”体系。该制度依托行业劳资协议，近年来因DB制度面临可持续性挑战，正逐步向集体缴费确定型（CDC）转型，强调通过设立团结基金实现风险共担与领取权益保障。 C型澳大利亚模式体现“个人责任-强制参保”特点。参保者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政府侧重监管市场环境。通过设立“默认选项”（MySuper）机制，推动市场竞争，降低费用并提升投资收益。 G型英国模式属于“个人责任—自愿参保”体系。自2012年引入自动参保机制以来，参保率显著上升，至2021年已达79%。该模式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员工和低收入群体，由国家主导运营国家职业储蓄养老金计划（NEST）。 报告指出，尽管瑞士模式在退休后收入保障方面最为完善，但其主要责任由雇主或养老金运营机构承担，在经济低增长的背景下，韩国企业难以承受类似负担，制度的社会接受度也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英国虽通过市场机制提升了参保率，但由于投资风险完全由个人承担，养老金转化率偏低，难以确保退休后收入的长期稳定。 相比之下，荷兰的CDC模式在保障缴费型制度可持续性的同时，通过设立共同基金和实施风险共担机制，兼顾了制度的稳定性。尤其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荷兰通过强制设立团结基金以保障领取者权益，并以分期领取为原则，将一次性领取比例限制在10%以内，有效维护了退休后的收入保障功能。 研究团队指出：“若以提升退休后收入保障为目标，瑞士与荷兰模式均具有参考价值。但综合制度可行性与社会接受度，荷兰式CDC模式更契合韩国国情。” 报告最后建议：“国家对退休养老金制度的基本定位，将决定其未来发展路径。韩国应将其明确为退休后收入的核心保障机制，制定中长期改革蓝图，逐步完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