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韩国多胎妊娠及出生率持续上升，且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分析认为，有必要调整政策方向，以降低其对孕妇和胎儿造成的健康风险。 报告显示，在韩国整体新生儿中，双胞胎比例从2015年的3.7%（1.6166万人）上升至去年的5.7%（1.3461万人）。同期，三胞胎及以上的多胎比例也由2.4%（392人）增至3.4%（457人）。以去年为基准，韩国每1000例分娩中双胞胎出生数达28.8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极高水平。 在世界多胎出生数据（HMBD）所包含的国家中，韩国仅次于希腊（29.5例），位居第二，几乎是HMBD国家平均水平（15.5例）的两倍。三胞胎及以上多胎出生率同样偏高，每1000例分娩中有0.67例，在HMBD国家中位居首位，是平均水平（0.2例）的约三倍。 分析指出，韩国整体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双胞胎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与国际上普遍呈现的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报告还分析，在韩国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家庭倾向于通过一次妊娠和分娩同时生育两个孩子，这种“生育便利主义”正成为韩国特有趋势。 数据显示，韩国产妇平均分娩年龄已从2015年的32.2岁升至去年的33.7岁。双胞胎产妇的平均分娩年龄更高，为35.3岁。此外，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的人数也从2018年的12.1038万人增至去年的16.1083万人，7年间增长约33%。 因此，多胎妊娠与分娩相关扶持政策不断扩展，包括对不孕夫妇医疗补助、高危孕妇医疗费用支持、早产儿支援对策等。此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向多胎家庭提供出生祝贺金、产后调理费用等补贴。然而，报告指出，韩国现有的多胎生育相关政策仍主要聚焦于妊娠期或分娩后的事后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多胎妊娠和分娩对孕妇及胎儿均伴随较高风险，并非为值得鼓励的生育选择。自2000年起，许多国家已推出预防多胎生育的相关政策，有效降低了多胎出生率。 报告强调，有关部门应在孕前阶段加强健康保障，制定并落实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政策，同时着力提升妊娠期及分娩前后相关支持措施的质量与实效性。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随之减少。 24日，受韩国企划财政部监管的非营利基金法人——Fighterch研究院发布了题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对出生率影响》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院专注于经济政策的整体研究，由资深研究员韩元石主持该项研究。 研究指出，过去10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增加了17.8%，导致出生人口减少超过3万人。报告通过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2008年至2020年的数据发现，若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增加1%，出生率将下降约0.005人。 韩元石研究员将上述分析结果应用于韩国过去10年的实际数据，通过剔除国家差异后，分析了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的纯粹效应。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15至2024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累计增加17.8%。国家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韩国出生率为1.24，出生人口为43万8420人。 基于这些数据，报告预计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17.8%后，出生率将从1.24降至1.15，减少0.09人，换算为出生人口约减少3万1467人。研究还发现，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数据显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从2011年的185万韩元增加至2024年的258万韩元；同期出生率从1.24下降至0.75。两项指标计算出的相关系数为-80%，表明工资差距越大，出生率越低。 韩元石研究员指出：“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减轻中小企业员工的育儿负担，并改善其薪资水平，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