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一位牧师与一位记者共同撰写的书籍《正义与记录的呼声》问世。该书由韩国恩光教会的制成京牧师与全北道民日报的李敏英记者共同编写。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位是手持圣经关注人类灵魂的牧师，另一位是手握笔杆追踪社会真相的记者。然而，他们最终所追求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差异：一个尊重人类尊严、保护冤屈者、在真相面前让权力谦卑的社会。牧师在上帝面前追问人类的良知，记者在历史面前追问人类的责任。牧师的讲道唤醒人心，而记者的记录则唤醒世界的记忆。若讲道无视真相，则变得空洞；若报道无视正义，则沦为冷冰冰的信息。信仰需要爱，媒体需要良知。然而，缺乏爱的正义可能变成暴力，而缺乏真相的爱也可能成为伪善。我在长期的媒体职业生涯中始终未曾放下一个问题：人类为何而工作，社会为何而存在，国家又是为谁行使权力。爱人类、文化与自然并非抽象的修辞，而是倾听冤屈者的声音、维护弱者的权利、将人类尊严作为所有制度与政策的出发点。这是我认为的真理、正义与自由的基础，也是媒体存在的理由。将制成京牧师与李敏英记者的相遇视为超越简单的共同著作的事件，正是因为如此。两人虽然起点不同，分别来自宗教与媒体两个领域，但在通过韩国现代史的痛苦记忆探讨当今良知的场合相遇。他们的相遇再次向我们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究竟从过去的痛苦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是否将这些学习付诸于今天的正义？正义消失之处，人类尊严也随之消失《正义与记录的呼声》是一本293页的书籍，于2026年10月1日出版。书中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真相站在哪一边》，第二部分《韩国为何不相信弱者的话》，第三部分《正义是否仍然存在》，第四部分《再次谈论韩国的希望》。特别是围绕兄弟福利院、仙感学园、三青教育队、益山药村五岔路事件、新安盐田奴隶事件、水原流浪少女事件、泗川河边杀人事件、三星半导体白血病、金勇均事件、龙山惨案等十个事件，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如何对待人类尊严。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背景、法律责任及受害情况各不相同，因此不应简单化地用单一标准来衡量。然而，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家名义下行使的权力何时失去正当性？以工业发展为名，工人的生命可以牺牲到何种程度？当司法制度将无辜者视为罪犯时，责任又该由谁承担？如果受害者为了揭示真相而斗争数十年，这样的社会是否可以称之为公正的社会？圣经在这些问题面前提供了明确的伦理标准。旧约圣经阿摩司书第5章第24节呼吁正义如水般奔流，公义如河流般不竭。这是对那些认为仅凭宗教仪式就履行信仰义务的人发出的严厉警告。无论多么华丽的礼拜，若无视邻里的痛苦，信仰的本质便会丧失。先知弥迦在第6章第8节中也要求人们行公义，爱怜悯，谦卑地与上帝同行。正义、爱与谦卑并非孤立的美德。缺乏正义的爱无法改变现实，而缺乏爱的正义则可能伤害人类，缺乏谦卑的正义则有可能变质为另一种专断。制成京牧师将现代史的创伤引入牧养领域的意义也可以从这一圣经传统中解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教导人们要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口渴的人水，接待陌生人，照顾病人和囚犯。将这一教导映射到今天的韩国，宗教应关注的对象不仅是教会的增长，还应扩展到劳动现场的安全、社会弱者的生存以及冤屈受害者的恢复。信仰的大小不能仅通过建筑的高度或信徒的数量来衡量。在受苦的人面前，真诚的行动才是更重要的标准。佛教的慈悲是对痛苦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我也想起了佛教的教义。基督教强调上帝的公义与爱，而佛教则直面痛苦的现实，探寻摆脱痛苦的道路。两种宗教在神与人、救赎与解脱的教义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不应忽视受苦存在的伦理要求上却可以相遇。《法句经》第129节提醒我们，所有存在都害怕暴力与死亡，教导我们要以他人为镜，不杀生或伤害他人。这意味着要将他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佛教所说的慈悲并非简单的同情，而是深刻理解他人所经历的痛苦，并努力减少这种痛苦的实践之心。在看待兄弟福利院或仙感学园等事件时，这种心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将受害者视为简单的历史人物，而应将他们视为拥有家庭、梦想与尊严的人。未被记录的痛苦容易在社会记忆中消失，而未被记住的痛苦则可能以其他形式重演。因此，媒体的记录不仅是简单事实的保存，更是实践社会慈悲的手段。佛教的缘起思想也颇具深意。人类并非独立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存在。工人的安全与企业的利益、公民的自由与国家的权力、媒体的独立与民主的健康性并非无关的问题。在一个放任一个人的尊严崩溃的社会中，最终其他人的尊严也无法得到保障。老子的上善若水，正义应如水般流向低处《道德经》第8章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上善若水”，意即最高的善如水。水滋养万物而不争，停留在人人厌恶的低处。老子通过水的这种特性阐述了真正德行的样子。我认为这一句教导对当今的权力者、媒体人和宗教人士都至关重要。权力追求高位，而正义应流向低处。媒体应倾听那些连发言机会都没有的人，而非只关注名人的言论。宗教也应停留在受苦者身边，而非追求世俗权力与名誉。《道德经》第77章解释了天道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减少剩余、补充不足，促使人类社会的失衡反思。这使我们反思财富与权力集中在一方，而风险与痛苦转嫁到另一方的社会。当然，老子的无为自然无法直接套用到现代民主的法律与制度上。然而，警惕过度欲望、反思强制统治、尊重低处生命的教导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公正的社会并非强者支配弱者的社会，而是强大的制度保护弱者的社会。制成京：从圣经到人工智能的新牧养之路制成京牧师的履历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并未止步于传统的牧养活动，而是探索信仰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在白石大学基督教专业研究生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通过《AI的DNA与牧师的DNA融合》、《超越奇点的灵性AI》、《在现场重新阅读圣经》等多部著作思考新时代的牧养与灵性。开发“讲道诊所助手AI”也是这种关注的延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量的圣经资料，帮助准备讲道，传递宗教知识。然而，承担人类的痛苦、根据良知行事、对错误负责的事情，仍然不能交给机器。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宗教的核心仍将是关于人类灵魂与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在人工智能时代，牧师更应具有人性。技术越是丰富知识，人们越需要智慧；信息越是泛滥，良知的判断越显得重要。在人工智能撰写讲道稿的时代，牧师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讲道稿的文采，而在于他有多么真诚地生活。制成京牧师通过这本书展示的方向也值得从这一角度进行评估。信仰不应局限于教会内部，而应面对历史与社会的痛苦；在接受技术进步的同时，始终将人类尊严置于首位，这是宗教界未来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李敏英：在晚起的记者生涯中发现记录的使命李敏英记者的人生同样值得关注。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和诗人，曾在全州大学的学报社和宣传部工作多年后进入媒体界。李敏英记者曾在全北道民日报、KNS新闻通讯社、全民日报等媒体工作，目前在全北道民日报担任记者，并出版了《大学，大学人》、《我生命中的风车》等著作。他还担任JD相生论坛的共同代表。我关注李记者的经历，不仅在于他进入媒体的时间，更在于他丰富的生活经验。记者并非年轻时开始就能成为优秀的记者。经历丰富的人能够记住更多人类的表情与社会的矛盾。然而，经验的深厚并不意味着自然就能写出好文章。记者必须不断提问、核实资料，并对自己想相信的事实保持怀疑。媒体的生命在于事实。以追求正义为名歪曲事实，或为了善良的目的将未经证实的主张写成报道，都是不可取的。站在受害者一边与验证事实并不冲突。相反，彻底的验证恰恰是揭示受害者冤屈的最有效方法。在本书中写推荐词的韩国记者协会秘书长金勇万对李敏英记者表示，虽然他起步较晚，但应更加努力提问，并在面对不便的真相时不退缩。 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年轻记者与资深记者。记者最危险的时刻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停止提问的瞬间，采访也会停止；采访停止后，媒体容易沦为权力发布的扩音器。孔子的正名与多石的“尔那”，人类如何才能正直在东方经典中，我们也能发现对公正社会的深刻洞察。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强调正名，意即要纠正名称。君主应当君主，臣子应当臣子，父亲应当父亲，子女应当子女。将其应用于当今社会，可以扩展为法官应当法官，检察官应当检察官，记者应当记者，牧师应当牧师。这里的“应当”并非享受职称所带来的权威，而是履行与该职业和地位相应的责任。如果法官仅仅看法律条文而不关注人性，记者只追求特稿的荣誉而忽视事实，牧师只追求教会的增长而忘记受苦的邻居，那么这些名字便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我在多石的思想中也发现了与此相通的精神。多石强调的“尔那”是超越肉体自我与世俗欲望，追求真正精神自我的思考。这引导人们超越自我利益与名誉，追求更根本的生活价值。尽管宗教不同、哲学前提各异，但人类应超越自我中心，关注他人痛苦的意识是可以相互对话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圣经、佛经与道德经视为相同的教导。每部经典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世界观。只是在不损害人类尊严的伦理反思的中心，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与对话。真正的灵性不在于抹去差异，而在于尊重差异并发现爱人类的道路。人工智能时代，正义与记录是人类的最后责任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撰写文章、生成视频与音频、辅助人类判断的时代。未来，人工智能将更深入地进入国家行政、司法、医疗、教育、媒体与宗教等领域。那么，人类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在真理、正义与自由中找到答案。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量的判例，但道德责任仍在于人类。人工智能可以整理过去的事件，但判断为何要记住这些事件则需要人类的良知。人工智能可以解释圣经、佛经与道德经，但最终在生活中实践这些教导的主体仍是人类。媒体同样如此。人工智能提高了文章写作的速度，但并不意味着记者的使命减少。相反，在真相与虚假更加精细交织的时代，验证事实、监督权力、记录社会弱者的声音变得更加重要。《正义与记录的呼声》所提出的问题意识正是与这一时代课题相连。两位作者所讨论的事件虽然发生在过去，但这些事件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实现，法律与制度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尊严的保障。揭示真相的努力总是需要勇气。然而，这种勇气并非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而是承认自己所属群体的错误的勇气。正义并非某一阵营的私有物，良知也不应随政治便利而运作。人类·文化·自然，两人的相遇留下的印记我不想仅仅因为制成京牧师与李敏英记者共同撰写了一本书而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给读者留下了怎样的问题，以及对我们社会产生了多深的反思。阅读书籍并感动并不能改变世界。只有当这种感动转化为制度的改善、被遗忘的受害者的名誉恢复，以及下一代不再经历同样悲剧的实践时，记录才真正成为活生生的历史。制成京牧师在解释书籍出版的初衷时表示，他希望通过痛苦的历史反思今天，而不是指责过去或支持特定阵营，以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温暖的社会。这一追求是珍贵的。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记录的准确性、公正的判断以及对受害者的尊重必须始终伴随。圣经的公义唤醒人类的良知，佛教的慈悲让人关注他人的痛苦，而《道德经》的上善若水则教导我们低处流淌的生活智慧。孔子的正名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名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多石的“尔那”则探讨超越世俗自我，成为真正人类的道路。如果将这一切教导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将引导我们尊重人类、热爱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人类需要食物，这是生存的基础。人类需要工作，这是实现自身能力与责任的途径。而人类需要梦想，这是超越现实、迈向更美好明天的力量。当食物、工作与梦想共同存在时，人类的生活才得以完整。一个公正的社会应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食物、尊严地工作、享有梦想自由的社会。牧师阅读圣经，记者观察世界。然而，两人最终需要阅读的，是人类。人类的眼泪与希望、绝望与勇气，以及在历史创伤中重新站起来的生命意志。在制成京牧师的圣经与李敏英记者的笔触交汇之处，我重新思考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正义并非强者胜利的宣言，而是保护弱者尊严的实践；记录并非保存过去事件的工作，而是为了阻止未来错误的人类责任。牧师的讲道唤醒良知，记者的记录唤醒历史。只有良知活着，正义才会存在；只有记录存在，真相才不会消失。这就是我在两人的相遇中发现的人类、文化与自然的精神，以及我们应当留给下一代的韩国的模样。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尼泊尔，24名韩国人因持旅游签证入境后参与宗教项目而被当地警方逮捕。 外交部于12日表示，已对该事件有所了解，并表示：“自事件发生后，我们通过驻尼泊尔大使馆与尼泊尔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同时强调：“我们正在为需要帮助的国民提供领事协助。” 外交部还指出：“由于此事件涉及个人隐私，且目前尼泊尔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因此具体情况难以透露。” 另一方面，尼泊尔在线媒体“拉托帕提”报道，尼泊尔警方近期逮捕了24名韩国人。根据报道，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入境，参与了位于东部科希州莫朗地区的基督教教育机构新约学院的宗教培训项目。他们原定在尼泊尔停留至当天。 据悉，尼泊尔警方认为这些韩国人的部分活动可能不符合旅游签证的居留条件，因此进行了逮捕。在尼泊尔，持旅游签证的外国人不得参与宗教教育或传教活动。

“不要发布讣告，不要设灵堂，不要设墓地……”遗族代表朴恩洪，成功大学名誉教授表示：“根据母亲和弟子的意愿，只留下一个名字。” 在多夕门下，像范锡轩、柳达荣、金兴浩等杰出人物中，朴英浩是将师父的教诲视为生命全部的正统继承者……从托尔斯泰到 씨알农场，从东西方宗教的融合到‘얼나’的哲学。 世上有追求名声的人，也有不愿留下名声的人。前者追逐世间的荣誉，而后者则放下荣誉。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留下什么又要如何离去？是财富、权力、学问，还是一生所坚守的精神？在这个问题面前，韩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修行者悄然关闭了生命的最后一扇门。多夕（多夕）柳永模（1890~1981）的正统弟子、领导多夕思想研究会的朴英浩先生于11日下午7时39分去世，享年91岁。 故人的最后嘱托同样特别。不要发布讣告，不要设灵堂，不要接受丧葬费，也不要设墓地。他希望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这是他希望在死后不让世人因自己而麻烦的心愿。这是他一生谦卑自己、崇尚真理的修行者的最后选择。 遗族代表、成功大学政治外交学名誉教授朴恩洪在与非常经济会长郭永吉的通话中传达了父亲的最后心愿。 “父亲希望不要发布讣告，不要设灵堂，也不要留下墓地，而是希望将骨灰撒入大海。然而，我们接受了母亲和弟子的意愿，决定在水原莲花公园内留一个小名字作为葬礼。” 故人的出殡将于13日中午12时在水原东水原医院殡仪馆进行。随后将在附近的水原莲花火化，并于同日下午安葬于莲花公园内。为了尊重故人的遗愿，不设灵堂，也不接受丧葬费。 一个小名字。这或许比许多纪念碑更具震撼力。一个人的精神可以不需要大声铭刻，也可以在世上留下痕迹，朴英浩用自己的生与死证明了这一点。 他没有追求大学文凭、博士学位或世俗的高位。然而，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东西方伟大的思想和经典依然活着。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老子、托尔斯泰和甘地，尤其是多夕柳永模。他一生耕耘土地，阅读书籍，将师父的教诲实践于自己的生活中。 多夕门下有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在韩国现代精神史上熠熠生辉。像씨알思想的范锡轩、农村与生命运动的柳达荣、宗教哲学与大学教育的金兴浩等都是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展了多夕的精神。然而，朴英浩的道路却不同。范锡轩将多夕的精神扩展到历史哲学与民主、和平思想，柳达荣则致力于农村与生命运动，金兴浩则通过宗教哲学与教育传播多夕的思想。相对而言，朴英浩将多夕本身作为一生的学习和生活的中心。 谁更伟大的弟子是无法评判的。但在多夕的教诲中，有没有像朴英浩这样彻底保留原型并将其贯穿于自己一生的弟子呢？这使得朴英浩的生活显得格外重要。他被认为是多夕思想最忠实的正统继承者之一。 在战争的死亡中遇见托尔斯泰，经过范锡轩走向多夕 朴英浩的思想旅程始于年轻时的痛苦。他在日本殖民时期出生，接受殖民地教育，经历了解放和韩国战争的动荡。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书籍。在日本统治末期，难以找到韩文书籍，只能阅读日文书籍。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深深陷入对人类生命与死亡、宗教与真理的思考中。 托尔斯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探寻生命意义的师父。人为何而生，何以而死？宗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了解真理又意味着怎样的生活？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在年轻的朴英浩内心深处久久回荡。 1956年1月，他在张俊河主办的《思想界》上读到了范锡轩的文章，标题为《韩国基督教在做什么》。文章批判了被制度和形式束缚的宗教，探讨了真正信仰的意义，他在其中发现了托尔斯泰的精神。感动之下，他给范锡轩写了信，范锡轩亲自回复了他。 两人在大邱YMCA的讲座上相遇。朴英浩向范锡轩表达了希望共同创建一个学习和工作的社区的愿望。他想在韩国实现托尔斯泰和甘地所实践的劳动与信仰的共同体。这次相遇后来引导他们走向天安씨알农场。 在씨알农场，年轻人们种植果园，种植红薯和蔬菜。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农作即是修行，学习即是生活。他们还邀请多夕柳永模、柳达荣等多位思想家进行讲座。朴英浩在后来的非常经济采访中生动回忆了这一时期。 他非常尊敬范锡轩。然而，范锡轩也有一位师父，那就是多夕柳永模。范锡轩在平安北道定州的五山学校时期向多夕学习，之后也深深敬仰他。通过范锡轩，朴英浩得以了解多夕，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959年，他开始直接聆听多夕的教诲。在首尔钟路YMCA的讲座上，每周五参加课程。尽管在京畿道义王地区务农，他仍然上京参加讲座，有时还会去师父家中提问。 多夕的讲座与一般的圣经讲解不同。他在讲述圣经时引用老子和庄子，解释佛教的觉悟时讨论孔子的仁与诚。他并不认为基督教与佛教、儒教与道教是相互排斥的宗教，而是理解为人类朝向终极真理的多条道路。 朴英浩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这些教诲中。他不仅仅是简单地背诵师父的话，而是努力按照这些话生活。正如多夕在耕作中探索真理一样，他也在耕地中学习。正如多夕希望减少人类的欲望，培养精神生命一样，他也追求内心的成熟，而非物质和名誉。 对他而言，多夕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生活的标准。这一点使得朴英浩与许多其他弟子区别开来。 师父的‘断辞’，以及世上最珍贵的毕业证书‘马心宝’ 1965年，朴英浩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件。多夕对他说了‘断辞’。这意味着不再来找师父，也不再写信。这对一位一生追随师父的弟子而言，是否有比这更严厉的命令？然而，这个命令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真正的师父不会永远将弟子留在自己的阴影下。让弟子独立思考，自主领悟真理，才是真正的教导。 朴英浩含泪离开了师父。然而，这并不是师徒关系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独自学习，整理自己的精神世界，经过五年的自学，出版了《新时代的信仰》。就在此时，他收到了来自多夕的一张封信，信中写着“马心宝”。 世上有许多毕业证书，包括名校的毕业证和博士学位证书。然而，对朴英浩而言，最珍贵的毕业证书是师父寄来的那张明信片。这是多夕对弟子精神独立的认可。 朴英浩在与非常经济的采访中回忆道，这一事实被披露后，他对其他弟子感到愧疚。他将师父的“马心宝”视为不是自己升迁的证据，而是超越肉体欲望，成为真正精神存在的“얼나”的教导。 这正是多夕思想的核心。多夕并不将人视为单纯的肉体存在。人有生物自我，追求饮食、拥有和竞争，但超越这些，还有朝向真理与生命的精神自我。这个真正的自我就是‘얼나’。 ‘얼나’是多夕在东西方宗教融合中创造的独特中文哲学核心概念。它打开了耶稣的重生、佛教的觉悟、儒教的修养、道教的无为之间的精神对话的视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除各宗教固有的教义和历史差异。它意味着通过不同的道路探索人类的终极生命与真理。 朴英浩并没有仅仅用书本来解释这个‘얼나’的哲学。他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原则。他试图在日常的劳动、节制、思考和写作中实践从师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一生从未获得学术权威，也未担任宗教机构的高职，但始终探索宗教真理。 他的人生向我们提出了明确的问题。知识的评判标准是看你知道多少，还是看你如何活出所知？学术是为了获得学位，还是为了改变人类？宗教是归属和仪式，还是重新塑造人内心的生活之道？ 朴英浩试图用自己的一生来回答这些问题。 记录多夕思想的人，守护韩国精神史的珍贵遗产 师父多夕于1981年去世后，朴英浩的生活变得更加明确。他的使命是记录师父的生平与思想，并将其传承给后代。 他早在1971年就开始准备撰写多夕的传记。他寻找并阅读师父所读的书籍，亲自向师父口述生平，并抄写师父留下的日记。他认为，理解多夕的思想不仅要了解他的话语，还要了解这些话语产生的生活背景。 准备和撰写历时14年。最终，《真理之人多夕柳永模》问世。为了记录一位思想家的生平，另一位人士奉献了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时光。 此后，朴英浩的工作并未停止。他通过《多夕柳永模语录》、《多夕柳永模冥想录》、《多夕柳永模的精神之歌》、《多夕最后的讲座》等书籍将师父的语言与精神传递给后代。通过《失落的耶稣》、《变革，脱离神话的耶稣》、《多夕柳永模眼中的耶稣与基督教》、《觉悟学习》等书籍，他对多夕的宗教观进行了现代解读。 尤其是在《文化日报》上连载多夕思想325期，并将其汇编成五卷《多夕思想全集》的工作，象征着他一生的努力。他将深奥的宗教哲学向普通读者解释，并系统整理了分散的思想记录。这些著作如今成为研究多夕的重要指南。 如果没有朴英浩，多夕思想能否像今天这样传承？当然，还有许多人研究和铭记多夕。然而，朴英浩的贡献是特别的，因为他直接记录了师父的生平与教诲，终其一生解读这一思想，并将师父的生活方式融入自己的生活。 他不仅守护多夕思想，还成为将其传递给下一代的桥梁。无法亲自见到多夕的后学们通过朴英浩留下的书籍与师父相遇，通过他的讲座学习多夕的哲学。他所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著作列表，而是韩国精神史的一条脉络。 与非常经济共同延续的多夕精神，在人工智能时代愈发深刻的问题 非常经济与朴英浩先生的缘分也颇为特别。自2021年起，非常经济策划了关于多夕生平与思想的接力采访，记录了弟子与研究者的证言。朴英浩正是其中的核心。 当时年事已高的朴英浩因新冠疫情无法亲自见面，便认真地通过邮寄的问卷作答。他的回答中包含了与托尔斯泰和范锡轩相遇的青年时代记忆、在天安씨알农场的生活、从多夕那里学到的真理，以及收到“马心宝”的感动。非常经济通过这些记录向读者传达了韩国现代精神史的重要证言。 多夕思想研究会的后学们证实，朴英浩将一生奉献给传承师父的教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试图将多夕神化。尽管尊敬师父，但并不将师父这一人绝对化，而是努力关注师父所指向的终极真理。 这种态度在当今尤为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迅速扩展人类智力的时代。机器可以写作、分析信息、辅助人类判断，有时甚至比人类更快地解决问题。然而，知识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智慧的加深。技术的发展也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成熟。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存在？科学技术应如何使人类、文化和自然更加丰盈？这些问题即使在人工智能再如何发展，也依然是人类需要自我反思的问题。 多夕柳永模的哲学与朴英浩的生活之所以在今天再次走近我们，正是因为此。多夕所说的‘얼나’展示了人类超越自我中心欲望，朝向更高精神生命的可能性。朴英浩试图用自己的生活证明这一可能性。 他的思想遗产并不仅限于过去的宗教史。在技术与资本驱动世界的时代，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内心、良知、节制与生命的价值。这是朴英浩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信息。 不设墓碑，仅留一个名字，最后放下‘제나’ 朴英浩先生的最后旅程象征性地展示了他的一生。故人留下了不要发布讣告、不要设灵堂、不要接受丧葬费、不要设墓地的心愿。他希望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这是一个一生未曾追求世俗名誉的人，在面对死亡时依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显露。 然而，遗族和弟子们决定留下一个最基本的标志以纪念故人。遗族代表朴恩洪成功大学政治外交学名誉教授表示，依据母亲和弟子的意愿，决定在水原莲花公园内留一个小名字作为葬礼。 这个名字是对故人的最基本纪念。然而，这个小标志中蕴含着他一生的哲学。人死后应留下什么？是巨大的墓碑、华丽的葬礼，还是无数人的吊唁？朴英浩似乎更珍视的是他一生所坚守的真理精神，而非外在的形式。 多夕警惕人类对肉体自我‘제나’的执着。他教导人类应超越拥有、名誉与欲望，重生为真正的精神自我‘얼나’。朴英浩一生遵循了这一教导，并在最后时刻努力放下世俗的名字。 还有比这更一致的生活吗？ 当然，仅凭他的葬礼方式无法全面评估一个人的思想深度。然而，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生与死如何连成一体的哲学。年轻时阅读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思考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在范锡轩的씨알农场学习劳动与真理，最终在多夕的教诲中探索‘얼나’，最后甚至试图将自己的名字留得最少。 他一生追求的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是自我生命的完整。他所追求的不是让自己变得伟大，而是让自己变得空灵。重要的不是在世上留下多少，而是在离去时领悟得多深。 师父虽走，精神依然存在，朴英浩在韩国精神史上留下的问题 在韩国现代精神史上，多夕柳永模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思想家。他跨越基督教、佛教、儒教与道教，探讨人类与宇宙、生命与真理。他希望将东西方宗教用韩国人的语言与精神重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夕是韩国能够向世界展示的独创性宗教哲学家之一。 而守护多夕思想一生的人正是朴英浩。他并未试图借助师父的思想获得世间的荣誉，也未试图以师父的名义提升自己的权威。相反，他谦卑地努力更准确地理解师父所指向的真理，并将其传递给后代。 他所留下的著作将继续被阅读。他记录的多夕的话语将成为新的研究资料。他一生所践行的劳动、节制、学习与思考的生活，将使新一代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多夕门下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与思想家。范锡轩在韩国民主与和平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柳达荣则致力于农村与生命运动，金兴浩通过大学教育与宗教哲学广泛传播多夕的思想。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然而，朴英浩并未走上被世人认可的其他道路。他只走了多夕的道路。他将师父的思想作为自己生活的标准，终其一生努力理解与实践这一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被评估为多夕众多弟子中最纯粹的正统继承者。 他的离世意味着直接向多夕学习的一代重要支柱的消失。然而，思想的历史并不会因一个人的去世而终止。师父传递给弟子的精神将通过弟子再次传递给下一代。多夕传授给朴英浩的‘얼나’哲学也将如此延续。 多夕给予弟子‘马心宝’。如今，朴英浩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这一‘马心宝’的意义。他将从师父那里学到的真理实践于自己的生活，并将这一真理传递给后代。 世人未曾给予他博士学位。然而，他一生都在研究真理。世人未曾给予他高位。然而，他追求的精神价值高于一切。世人未曾为他树立华丽的纪念碑。然而，他通过自己的著作与生活在韩国精神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如今，水原莲花公园的小名字将成为他最后的印记。然而，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全部。朴英浩这个名字将长久留存在多夕的书籍中、他所留下的记录中、接受过他教诲的弟子心中，以及追寻韩国精神根基的后代问题中。 人会死去，但对真理的追问不会消亡。肉体归于尘土，但一个人一生所坚守的精神可以在他人的生活中重生。如果将多夕所说的‘얼나’哲学与朴英浩的生活联系起来思考，那么他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正是这种精神生命的延续。 朴英浩先生已离去。然而，多夕的精神依然存在。 在他留下的小名字前，我们再次发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学习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什么，梦想是为了什么？在最后时刻又该留下什么？ 朴英浩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这些问题。 如果说多夕开启了真理之路，那么朴英浩就是那位终生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如今，这条路成为了剩下的人们的责任。超越保存师父的教诲，将其在今天的生活中重新赋予活力，是我们的使命。 故人不愿留下的那个小名字，或许是世上最大的墓碑。 谨祝朴英浩先生安息。※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和耶稣，再到穆罕默德，从麦加到希拉山和麦地那……“真主只有一位”，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在基督教故事的结尾，我们再次回到了加利利。经历了2000年的基督教，今天仍在问：爱是否依然存在，最终又与耶稣最初提出的问题相遇：“你爱的是谁？” 大约在600年后，远离加利利的阿拉伯沙漠中，另一种声音开始传来。这一次，它要求人类在谈论爱之前，先放下自己的傲慢。它呼吁人们超越众多偶像和部落的神，仰望唯一的真神，并关注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和弱者。 这声音的主人是穆罕默德。 他所传达的神并不是新的。在伊斯兰的视角中，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摩西的神和耶稣的神。用阿拉伯语称为“真主”（Allah）的唯一神。古兰经反复提到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是重要的先知，并教导穆罕默德自己也是这一先知传统的延续。 如果犹太教谈论契约，基督教则谈论爱，而伊斯兰则再次问： 你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沙漠、部落与麦加 宗教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但总是在地上的具体历史中诞生。伊斯兰也不例外。在穆罕默德出生的6世纪后半期，阿拉伯半岛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单一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以血缘和联盟为中心生活。部落既是保护个人的屏障，也是生存的条件，在沙漠的严酷环境中，围绕水源和草场的竞争以及部落之间的争斗和复仇不断发生。 然而，当时的阿拉伯并不是与文明隔绝的边缘地带。北方有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波斯，红海和阿拉伯连接着叙利亚、也门、东非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 而在这条贸易路线的中心就是麦加。 麦加有卡巴。今天，全球的穆斯林在祷告时都朝向这里。早在伊斯兰之前，卡巴就是阿拉伯多个部落的重要圣地，周围有许多偶像。朝圣与贸易的结合使得麦加不仅成为宗教空间，也成为商业中心。 而在这座城市中，一个孩子出生了。 那就是穆罕默德。 从孤儿到商人 穆罕默德从小就没有享受到父母的庇护。根据传说，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母亲在他幼年时也去世。之后，他在祖父和叔叔的保护下成长。 作为孤儿成长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教导有着重要的意义。古兰经中反复强调要保护孤儿和穷人、旅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并要分享自己的财产。 穆罕默德在成长过程中从事商业，与贸易有关的工作。后来，他与富有的商人哈迪贾结婚，哈迪贾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在宗教体验面前感到恐惧和困惑时，最早相信并支持他的人之一，在伊斯兰传统中被视为第一位信徒。 然而，穆罕默德在商业繁荣的麦加中开始关注另一种现实。财富在增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部落的力量和财富决定了人类的价值，而孤儿、穷人和无保护的人则容易被社会边缘化。 人类为何如此生活？如果有神，祂对人类有什么要求？财富和权力在人的生活中应当是什么？ 怀着这些问题，穆罕默德有时会独自离开麦加，进行思考。 他所去的地方是希拉山的洞穴。 “阅读吧” 约在610年，穆罕默德大约四十岁。根据伊斯兰的传说，他在希拉山的洞穴中通过天使加百列得到了第一次启示。 这一开端的象征性话语是： “阅读吧。” 这一句话在后来的伊斯兰文明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来自沙漠的启示以“阅读吧”的命令被记住，强调了文字、知识、背诵和教育的重要性。 穆罕默德并没有自称为神，也没有称自己为神之子。他理解自己是传达神之言的人，即先知和使者。 他所传达的信息简单而有力：神只有一位，真主以外没有神。人类在祂面前应放下自己的傲慢，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强大的部落成员还是弱小的部落成员，最终都站在同一位神面前。 这就是伊斯兰的起点。 真主，新的神吗 对韩国人来说，“真主”这个词有时听起来像是伊斯兰教特有的神的专有名词，但在阿拉伯语中，真主是指上帝，即唯一的神，讲阿拉伯语的基督徒也称上帝为真主。 然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上帝的理解在神学上并不相同。尤其是在对耶稣的理解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根本的分歧。基督教承认耶稣是基督和神之子，而伊斯兰则尊重耶稣为非常重要的先知和弥赛亚，但并不认为他是神或神之子。古兰经中重要提到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但对耶稣的神性和十字架死亡的理解与基督教也不同。 因此，三种宗教共享亚伯拉罕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三种宗教的神学是相同的。 同样的根源上生长出不同的枝条。 犹太教围绕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契约走自己的道路，基督教通过承认耶稣为基督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伊斯兰则有了恢复和完善亚伯拉罕纯粹的唯一神信仰的自我理解。古兰经将亚伯拉罕视为唯一神信仰的重要榜样，麦加的卡巴在伊斯兰传统中也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故事相连。 因此，从犹太教和基督教走向伊斯兰的“我们的亚西亚的灵性”之旅，并不是一次依次访问彼此无关的三种宗教的旅行。 而是沿着从亚伯拉罕这一古老的井中分流出的三条巨大水流的旅程。 古兰经，既是阅读的书也是聆听的言语 如果基督教的中心是圣经，犹太教的中心是托拉，那么伊斯兰的中心就是古兰经。然而，如果将古兰经完全理解为与基督教圣经相同的书籍，就难以充分理解伊斯兰的经典观。 对穆斯林来说，古兰经并不是穆罕默德整理自己宗教思想所写的书。根据伊斯兰信仰，古兰经是阿拉通过加百列向穆罕默德启示的话语。启示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书籍，而是在穆罕默德作为先知活动期间，在不同情况下不断延续的，这些内容被背诵、记录并传承下来，形成了古兰经。 “古兰经”（Qur'an）这个词本身也与“朗诵”或“阅读”相关。因此，古兰经既是用眼睛阅读的书，也是用耳朵聆听的言语。今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在背诵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即使母语不是阿拉伯语的人也会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的段落。翻译在理解意义上起着重要作用，但在伊斯兰传统中，阿拉伯语原文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 古兰经由114个苏拉（章）组成，每个苏拉又由称为阿亚的句子构成。其排列方式并不像我们熟悉的历史书或传记那样按时间顺序，因此初次阅读古兰经的人可能会感到陌生。 然而，其中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巨大主题：神只有一位，人类是有责任的存在，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不能忽视贫穷和弱小的人，人类必须放下自己的傲慢。 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与穆罕默德 ​​​​​​​ 在阅读古兰经时，会不断出现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熟悉的人名，如亚当、诺亚、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所罗门、施洗约翰、耶稣和玛利亚。 这里展现了伊斯兰独特的历史观。在伊斯兰的视角中，神并不是只对人类说过一次话，而是在每个时代都派遣先知，人类通过他们传达神的旨意。穆罕默德被理解为这一长长的先知谱系的最后一位先知。 因此，在伊斯兰的自我理解中，伊斯兰并不是在7世纪突然出现的全新信仰，而是重新确认和完善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所传承的唯一神信仰的原始道路。 当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完全接受这种伊斯兰的解释。 正是承认这种差异的必要性。宗教间对话的起点并不在于说所有宗教都是相同的，而在于准确了解彼此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消除差异并不是宽容。 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尊重对方的自由和尊严，这才是宽容。 麦加的反抗 ​​​​​​​ “真主只有一位”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命题，但在当时的麦加，这可能是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多个部落的偶像和传统围绕卡巴共存，这不仅与宗教有关，还与部落的荣誉、社会关系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更何况，穆罕默德的信息不仅仅停留在让人们抛弃偶像上。他教导富人不应只为自己的财富而活，而应照顾孤儿，分享给穷人，并在最后的审判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人类在神面前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么财富、部落和权力就不能决定人类的价值。 宗教信息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刻。 麦加的权贵与穆罕默德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加深，早期信徒经历了压迫和迫害。然而，信仰并没有消失。 希吉拉，离开开始的共同体 ​​​​​​​ 622年，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离开麦加，迁往雅斯里布。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先知之城”（麦地那）。 这一事件被称为希吉拉。这不仅是简单的避难，而是开启了伊斯兰历史的新纪元，今天的伊斯兰历也是以这一希吉拉为起点。 有趣的是，亚伯拉罕宗教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离开”的主题。亚伯拉罕离开了故乡，摩西和希伯来人离开了埃及，耶稣的门徒们也走出了耶路撒冷，走向世界。而穆罕默德则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 灵性的历史有时就是离开的历史。只有离开熟悉的事物，才能遇见新的世界。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不再是一个受到迫害的小信仰共同体的领导者，而是领导宗教共同体，调解社会冲突，并负责政治和军事问题的领导者。 在这里，伊斯兰走上了与早期基督教不同的历史道路。耶稣没有建立国家，也没有指挥军队，而早期基督教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家权力之外发展。相反，穆罕默德在生前领导了一个宗教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结合的社会。 这一差异成为后来基督教与伊斯兰在宗教与国家、信仰与法律、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理解方式上不同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下一个巨大的问题开始萌芽。 当遵循神的旨意的共同体获得权力时，这种权力应如何使用？ 乌玛，超越血缘的共同体 ​​​​​​​ 在麦地那，一个重要的概念逐渐形成，那就是“乌玛”（Ummah）。在部落社会中，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缘，出生于哪个部落决定了保护、荣誉和生存。 然而，伊斯兰共同体创造了一种不再仅依赖血缘的新纽带。信仰相同的人们组成共同体，形成彼此负责的关系。这在当时阿拉伯的部落秩序中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然而，乌玛也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体。共同体越大，就需要领导力，而领导力伴随着权力。权力的产生带来了谁来领导、什么是正当权力、信仰与政治应如何关系等问题。 在穆罕默德生前，他的权威是中心。然而，在他去世后，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后来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成为伊斯兰历史的重大转折。那是下一个故事。 五大支柱，将信仰融入日常生活 ​​​​​​​ 伊斯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上的宗教。信仰必须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而这通过伊斯兰的五大支柱得以象征性地展现。 第一是信仰宣言（沙哈达）。即“真主只有一位，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一简短的句子中包含了伊斯兰信仰的核心。 第二是礼拜（萨拉）。穆斯林每天五次朝麦加的卡巴方向祷告。无论是国王、富人还是工人，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俯身。这是一种身体上的行为，提醒人们无论地位多高，都有比自己更高的存在。 第三是施舍（扎卡）。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信仰中融入社会责任的义务。 第四是斋戒（索姆）。在白天禁食，克制欲望，通过饥饿来反思自己，关注贫穷者的痛苦和人类的局限。 第五是朝圣（哈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朝圣一次，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语言和阶层的人们朝着同一个圣地前进。 信仰不仅停留在思想中，而是融入时间、身体、财富、欲望、旅行和共同体的日常生活中。 在卡巴前 ​​​​​​​ 在朝圣期间，聚集在麦加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肤色、职业、国籍和财富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即卡巴。卡巴本身并不是被崇拜的神，而是象征着世界穆斯林朝向同一位神的统一性。 在这里，国王和平民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人。 在这一场景中，可以读出伊斯兰宗教的重要精神。人类渴望提升自己，但宗教却要求人们谦卑；人类希望拥有更多，但宗教却呼吁分享；人类追随欲望，但宗教却要求克制。人类希望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但伊斯兰则要求将神置于中心。 因此，“伊斯兰”（Islam）这个词的一个重要宗教意义就是将自己托付于神并服从于神。 然而，在这里需要谨慎理解“服从”这个词。这并不是说要服从独裁者，也不是说要无条件屈服于国家权力或宗教领袖。最终是在神面前放下人类自己的傲慢。 服从与自由 ​​​​​​​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在服从的同时能否保持自由？ 现代人往往认为自由是指不服从于任何事物。然而，人类真的能在生活中不服从任何事物吗？人们可能会服从金钱、权力、欲望、名誉、群体的目光，甚至自己的贪婪。表面上看似自由，实际上可能成为欲望的奴隶。 那么，伊斯兰所说的对神的服从可以从另一个方向理解。人类不将金钱视为神，不将权力视为神，更重要的是不将自己视为神。通过承认在绝对者面前自己的局限，反而从世间的众多偶像中获得自由。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的灵性与我们在“亚西亚的灵性”中走过的多条道路相遇。佛教呼吁人们摆脱执着，道教劝告人们不要强行抓住世界，儒教则提倡克制欲望，恢复人性。基督教的耶稣则教导人们谦卑自己，爱邻如己。 伊斯兰则说：在神面前放下自己。 表达和教义各不相同，但在警惕人类的傲慢和无尽欲望这一点上，彼此之间可以开始对话。 回到麦加 ​​​​​​​ 离开麦地那的穆罕默德，经过数年的冲突、战斗、谈判和权力关系的变化，于630年进入麦加。随着卡巴中的偶像被清除，卡巴成为唯一神信仰的中心圣地，而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 大约20年前，在希拉山的洞穴中独自接受启示的那个人去世时，阿拉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 然而，他的去世并不是伊斯兰历史的终结，而是另一个开始。谁来继承穆罕默德？先知不能再出现，谁来成为共同体的领导者？是血统、共识、信仰还是能力？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应如何连接？ 这些问题开启了伊斯兰的第二个伟大故事。 达塞克·柳永模，放下“我” 在这里，我们暂时离开阿拉伯沙漠，遇见20世纪韩国的一位思想家。 达塞克·柳永模。 达塞克深入研究基督教，但并不止步于简单地移植西方基督教，而是试图通过与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结合，用韩国人的语言融合东西方的灵性。他特别区分了“我”（제나）和“真我”（얼나）。 “我”是被欲望和执着所困扰，试图将自己置于世界中心的自我，而“真我”则是超越这种自我中心性，向更大生命和真理升华的真正自我。达塞克认为，人类的灵性任务并不在于不断扩大“我”，而在于超越“我”，升华为“真我”。 当然，达塞克的“一个”（하나）与伊斯兰的真主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神学概念。达塞克的“真我”和伊斯兰的服从也不是同一宗教概念。这是源于不同历史和宗教传统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差异应当受到尊重。 然而，两种思想可以相遇的问题是： 人类是否可以将自己绝对化？ 伊斯兰要求人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达塞克则呼吁人们超越被欲望所困扰的“我”，升华为“真我”。这两种语言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都对人类的自我绝对化和傲慢提出了质疑。 人类不应将自己视为偶像。或许灵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的。 真理·正义·自由，以及人类·文化·自然 我们走在“亚西亚的灵性”之路上，并不是为了劝说人们信仰某种宗教。也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宗教的优越性。 我们希望在基本原则和常识的基础上，观察事实，寻找真理，追问正义，尊重人类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寻找热爱人类、文化和自然的道路。 因此，我们也应无偏见地看待伊斯兰。仅仅将伊斯兰视为恐怖和战争的形象，并不是理解这一拥有1400年历史的伟大宗教和文明的正确方式。但也不能忽视伊斯兰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征服、宗派冲突和权力斗争。 光明应当如光明般看待，阴影也应当如阴影般看待。这是基本原则和常识。犹太教如此，基督教亦然，伊斯兰也应如此。 热爱宗教并不意味着美化该宗教的所有历史，批评宗教也并不否定信仰者的人类尊严。真理使我们诚实地看待事实，正义使我们站在弱者一边，自由则尊重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们的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 而对人类、文化和自然的热爱则要求我们在将不同宗教和文明视为敌人之前，首先要理解彼此。 人类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希拉山的洞穴。一个人独自坐着，外面是广袤的沙漠，远处是麦加的市场和卡巴。商队的骆驼来来往往，商人们在赚钱，部落们在维护自己的神和荣誉。 然而，洞穴中的一个人正面对更根本的问题。我是谁？世界的主人是谁？财富和权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照顾贫穷的人和孤儿？人类是否应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在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面前，我又是什么？ 穆罕默德传达的答案是明确的。 神只有一位。人类不是神。 这一简单的宣言开启了伊斯兰这一伟大宗教和文明的历史。 然而，当人类宣称“神只有一位”的那一刻，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解读神的旨意？谁来领导共同体？当宗教获得权力时，这种权力又将为谁服务？ 在基督教故事中，我们提出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会发生什么？ 在伊斯兰中，这样的问题则转变为： 当信仰服从于神与人类的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追随这个问题，我们将遇见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哈里发，阿里和侯赛因。经过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历史，进入乌马雅和阿巴斯的巨大帝国，在巴格达，我们将见到哲学家、医生、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看到伊斯兰文明如何吸收希腊、波斯、印度和中亚的知识，创造出新的文明。 这是从沙漠开始的信仰成为世界文明的时刻。 但今天，我们在这个门口停下。亚伯拉罕离开了，摩西走向自由，耶稣教导人们要去爱。而在阿拉伯沙漠中，穆罕默德再次呼喊人类要仰望“唯一”。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语言，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宗教之路。 然而，在他们向人类提出的问题的深处，流淌着一条紧张的线索。 人类是否可以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欲望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一切？拥有权力是否可以为所欲为？金钱和权力是否可以凌驾于人类之上？ 21世纪的人类拥有着7世纪阿拉伯人无法想象的力量。我们可以分裂原子、编辑基因、探索宇宙，甚至创造出类似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 因此，1400年前在沙漠中提出的问题，今天可能更加迫切。 人类试图坐上神的宝座的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达塞克呼吁人们超越被欲望所困扰的“我”，升华为“真我”。伊斯兰则要求人们在神面前放下自己的傲慢。尽管两条道路不同，但今天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却奇妙地交汇在一起。 我是否在绝对化自己？ 我们在基督教故事的结尾中提到，知识应转化为智慧，财富应转化为分享，权力应转化为责任，智力应转化为灵性。 而伊斯兰的第一个故事则在此之前再加一句。 从傲慢到谦卑。 人类能够做得越多，就越需要克制自己不是万物主宰的事实。智力越高，越需要智慧；财富越多，越需要分享；权力越强，越需要责任；而人类越是绝对化自己，越需要灵性。 这就是从沙漠开始的伊斯兰的第一个问题。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在下一个故事中，我们将带着这个问题走出沙漠。穆罕默德去世后，曾经统一的乌玛面临着围绕领导者的问题，哈里发、阿里、侯赛因、卡尔巴拉、逊尼派与什叶派、乌马雅与阿巴斯、巴格达与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之间展开的巨大历史将展开。 信仰成为共同体，共同体与权力相遇，权力创造帝国与文明。 而我们将再次提问。 当信仰服从于神与人类的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加利利开始的是爱。耶稣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宫殿，也没有管理帝国的官员，更没有留给后世的财富。他留下的只是与人们的几句言语，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爱上帝，爱邻居，甚至爱敌人。不要忽视最微小的人。想要升高，就要先降低；想要被服侍，就要先去服侍。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一切应该就此结束。领导者被处决，门徒们四散而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重新聚集，这个小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教会超越城市和国界。在迫害中，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成为皇帝认可的宗教，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爱成为了信仰，信仰成为了共同体，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制度，成为了文明。就在那一刻，基督教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开始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彼得与保罗，教会踏上征途耶稣离开后，初期耶路撒冷共同体的中心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在关键时刻却三次否认了他。他害怕，跌倒，失败。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教会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的，而是一个跌倒、悔恨并重新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彼得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的西方教会将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视为罗马主教和教皇职传统的重要根基。然而，要理解初期基督教如何超越耶路撒冷的围墙走向世界，还需要认识另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他在耶稣生前并不是门徒，起初反对跟随耶稣的人，但在经历了戏剧性的皈依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保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耶稣的信仰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进入异教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再到罗马，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初期共同体面临了重要的问题。跟随耶稣是否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是否也能直接成为基督共同体的一员？在初期共同体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随着外邦人传教之路的开启，耶稣运动逐渐超越了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流派，开始成长为独立的世界宗教。犹太教通过散居将书籍和问题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初期基督徒则利用罗马帝国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通用语言传播福音。传教士们走上了帝国为征服和统治而修建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悖论。 受迫害的教会与帝国相遇初期基督徒并不是强者。虽然罗马帝国在各个时代和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强度不一，但在多个皇帝和时期，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压制。拒绝皇帝崇拜和多神教公共仪式的基督徒态度，有时被视为对帝国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力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见证。人们认为可以杀死他们，但无法夺走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与无权的信仰共同体相遇。然而，历史却发生了逆转。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基督教历史的巨大转折开始了。313年，通过所谓的米兰敕令，宗教宽容制度性地扩大，基督教摆脱了长期的迫害，获得了公开信仰的机会。教会得以建立，社区得以制度性地发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解放。然而，所有的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责任。受迫害的教会开始受到皇帝的保护，教会与权力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问题。权力是保护教会，还是教会为权力辩护？皇帝的权力到哪里，主教的权威又到哪里？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共同体开始接近帝国的宫廷。基督教不再是受害者的宗教。它开始拥有自己的力量，并被问及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尼西亚，信仰成为教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了多个地区的主教，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激烈神学争论。圣子是受造物吗？与圣父的关系是什么？教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形成了后来发展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神学语言。这是信仰成为教义的时刻。为了说明共同体所信仰的内容，需要语言和标准。然而，标准一旦产生，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决定正统？谁来界定异端？为了维护真理，教会的权威可以行使到何种程度？以爱开始的共同体为了保存真理而建立了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可能再次成为权力。贯穿基督教2000年的古老紧张关系在这里开始显现。 奥古斯丁，关注人类内心要理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无法绕过奥古斯丁。他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年轻时经历了欲望与迷茫，经过漫长的智力与精神旅程后回归基督教信仰。他的关注点转向人类的内心。人类明知善却为何行恶？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何成为欲望的奴隶？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在罗马动荡的时代，他通过《上帝之城》区分了地上的国家与上帝的国度。世俗的帝国并非永恒，罗马也可能会崩溃。人类常常将眼前的权力误认为永恒，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神，这是他巨大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热爱国家与将国家神化是不同的。宗教参与社会与宗教本身成为权力也是不同的。 修道院，再次回归荒野随着教会的壮大，获得社会影响力和财富，讽刺的是，开始出现离开世俗、进入荒野的人们，那就是修道士。初期修道士们寻找沙漠和偏远之地。随着教会受到帝国的保护并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担心初期基督教的贫穷、节制、祈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能会丧失。他们减少拥有，祈祷和工作。后来的西方修道院的重要精神被概括为“祈祷与工作”。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设施。在中世纪欧洲，它成为教育、抄写、学术、农业、救助和医疗的空间，在社会动荡时保存书籍和经典，保持学习的火种。在获得权力的教会中，选择再次贫穷的人们出现了。宗教并非仅靠制度生存。总是需要那些将自己重新带回最初的人。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彼此不同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环境逐渐固化，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政治秩序动荡，罗马主教的权威进一步增强，罗马教会在宗教、社会稳定、外交、行政和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皇制度发展，拉丁语成为西方教会的语言。神学、教会法、修道院、教堂、大学和艺术结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巨大传统。“天主教”（Catholic）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普遍”的意思。然而，西方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在东罗马，即拜占庭世界，另一种巨大的基督教文明正在成长。那里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教会，在希腊语和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神学、礼仪、圣像和修道生活、教父思想得到了发展。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普遍权威得到了加强，而在东方，则发展出重视多个总主教共同性和自主性的传统。语言不同，政治利益不同，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围绕圣灵的发出，即所谓的“菲利奥克”争论等神学差异也加深了冲突。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传统就这样逐渐疏远。 1054年，东西分裂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象征之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长期冲突以相互逐出教会的形式爆发。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那一年，曾经近千年的教会就这样一朝一夕地分裂了。东西之间的差异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的，1054年之后关系仍然持续。后来十字军和政治冲突的加入，使分裂更加加深。尽管如此，1054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走上了罗马天主教的道路，而东方的主要教会则走向了今天的东正教。两者信仰同一位耶稣，阅读同一部福音书，并共享初期公会议的重要传统。然而，他们却分裂了。宗教史上的古老悖论在这里显现。为了维护真理的热情，有时转变为排斥彼此的力量。热爱真理与相信我所理解的真理就是全部是不同的。 天主教与东正教，两条古老的河流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发展。天主教在西欧中心通过教皇制度、修道院、大学、经院哲学、哥特式教堂、艺术、教育和传教等方式，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东正教则从拜占庭传播到斯拉夫世界，深深扎根于希腊、巴尔干、俄罗斯等东欧多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圣像、香火、庄严的礼仪和神秘主义的灵性，塑造了与西方教会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信仰不仅停留在逻辑命题的解释上，更有在神秘中体验的传统。东西的面貌虽然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 中世纪教会，光明愈盛，阴影愈深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国王的权威相抗衡，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财富，并在教育、学术、文化和艺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道院保存了知识，大学也逐渐兴起。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深入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方济各则通过贫穷、和平和对造物的爱，提醒富裕的教会回归福音的本初。医院和救助设施相继建立，辉煌的教堂、音乐、艺术和建筑也应运而生。然而，光明愈盛，阴影也愈深。十字军战争、宗教强制和迫害，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或勾结，出现了贩卖圣职、腐败和权力斗争。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以他名字命名的教会，有时却拥有比国王更强大的权力。因此，最初的问题又回来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权力可以用来建立学校、建造医院、救助贫困者。然而，未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以宗教的名义就自动变得善良。宗教同样在人的手中运作，而人一旦拥有权力，便总会面临节制的考验。 路德，再次质疑教会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对当时的教会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赎罪券的销售。95条论纲成为了巨大的火种。然而，宗教改革的本质并不能仅仅用赎罪券来解释。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如何得救？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与教会的权威应如何理解？信仰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制度是为了信仰而存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印刷术迅速传播了改革思想。圣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阅读圣经，问题超越了教会的围墙。再次，质疑的时代开启了。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路德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茨温利、加尔文等多位改革者相继出现，而在英国则通过另一种政治与宗教过程形成了圣公会传统。西方基督教再次开始分化，新教诞生了。然而，新教也并非一个单一的教会。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相继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浸礼宗、卫理公会等多种教派和运动。天主教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特伦特公会议，整顿了教义和制度，推动内部改革，耶稣会在教育、学术和世界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宗教地图，也对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改革并未立即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和迫害接连发生，同样信仰耶稣的人们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发生悲剧。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信仰无法让人爱他人，那么这信仰又是为了什么？ 福音从一开始就流向东方基督教容易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但它从一开始就是西亚的宗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早期便向叙利亚、波斯，甚至中亚、印度和中国传播。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道路早已存在。在大航海时代后，天主教传教士以新的方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仅传教，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制图和科学知识，并试图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话，学习中文和古典文献。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创造了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也传入了朝鲜。在朝鲜，发生了世界教会历史上罕见的事情。 朝鲜的士大夫们在书中遇见天主韩国天主教的起源非常独特。在许多国家，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们首先阅读书籍。通过研究从中国引入的西学书籍，他们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并在书中遇见了这个陌生的宗教——天主教。他们提出了问题。天主是什么？人为何平等？灵魂是什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书籍与问题。犹太教中我们所遇到的古老文明的方式在朝鲜再次重演。新的世界有时比军队更早通过书籍进入。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获得了“彼得”的洗名，返回朝鲜。他与李璧等多位知识分子分享信仰，自发形成了信仰共同体。朝鲜天主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教士并不是首先建立教会，而是平信徒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和讨论，自发建立了信仰共同体。然而，巨大的冲突很快开始。朝鲜将儒家秩序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尤其是祖先祭祀不仅是个人仪式，更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天主教信仰与祭祀问题发生了冲突，关于身份秩序和平等的新思想也与现有体制产生了紧张。国家权力开始将天主教视为不仅仅是个人信仰，而是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思想。迫害开始了。 从罗马到朝鲜，再次成为殉道者的宗教历史奇妙地重复着。从罗马受迫害的基督教在欧洲成为了巨大的权力，而当这种基督教进入朝鲜时，又变成了无权者的宗教。信友们经历了信友们的迫害，包括信友们的殉道，王权和军队都不存在，华丽的教堂建筑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信仰。2000年前罗马的初期信仰共同体与18、19世纪朝鲜的天主教共同体之间，尽管存在时间和文化的巨大距离，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无权者为了保护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不惜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奇妙循环。受迫害的宗教要求自由，而获得权力的宗教有时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都必须铭记的人类历史的古老警示。 爱与权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历史中有圣人和殉道者，也有权力者和征服者。有的人建立了医院，有的人为战争辩护，有的修道士走向贫困，有的神职人员则生活在宫廷和权力附近。有的修道院保存了书籍，而有的宗教权力则压制了不同的思想。有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徒，也有利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十字架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行为？因为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欲望会自动消失。宗教一旦进入人类的手中，就会面临权力与欲望的考验。因此，宗教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总是在教会外。有时，失去最初精神的自己才是最大的危机。 再次回归加利利天主教也始于耶稣，东正教也始于耶稣，新教同样始于耶稣。历史形成了三条大河流，但水源是一个，那就是加利利。那位与贫穷人同吃、向病人伸出援手、为门徒洗脚的耶稣。那么，天主教自我反省的最后标准也应是耶稣，东正教自我反省的标准也应是耶稣，新教同样不例外。在教皇的权威之前，有耶稣；在总主教的传统之前，有耶稣；在牧师和教派之前，也有耶稣。在教堂、教会和修道院之前，首先存在的是爱。制度是为了保护爱而存在，还是爱为了保护制度而牺牲？一旦失去这个问题，宗教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 再次回到多石的尤永模，质疑教会而非耶稣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多石尤永模。多石深刻阅读圣经，但警惕停留在制度和形式的信仰。他关注的不是多么频繁地称呼耶稣的名字，而是人如何活出耶稣的道路。自我空虚，降低自己，超越“制那”而升华为真正的“尔那”，朝向“合一”前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最终也站在这个问题面前。建立了多少教堂和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塑造了怎样的人。获得了多少信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拯救了多少生命。拥有多大的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股力量保护了谁。在犹太教故事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获得的力量，正在拯救谁？” 真理·正义·自由追求真理的热情是重要的。然而，当以真理的名义压迫他人时，真理可能变成暴力。建立正义也很重要，但如果以正义的名义为仇恨和复仇辩护，正义就会失去本来的面貌。自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信仰的自由，那么我也要尊重他人以不同方式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如果我要求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也要维护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期，渴望宗教自由。那么，当基督教拥有力量的时代，维护他人的自由，应该是对那段记忆的责任。力量在失去记忆时变得危险。 以爱开始的宗教从加利利开始的小溪流变成了巨大的河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再到全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彼得和保罗，遇见了殉道者。在君士坦丁时代，摆脱了迫害，在尼西亚将信仰整理成教义的语言。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人类内心的探讨，在修道院中遇见了那些试图从世俗权力中回归荒野的人。曾经统一的教会，经过漫长岁月，东西分裂，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西方教会再次面对路德的质疑，经过宗教改革，诞生了新教。而这条漫长河流的一条支流，经过中国流入朝鲜。朝鲜的士大夫们阅读书籍，提出问题，开始自发信仰。2000年的时间循环回归到最初。一本书和一个问题，以及人类的选择。然而，如今基督教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教会如何处理帝国的权力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如何应对成为了问题。过去，皇帝与教皇的关系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宗教、市场与宗教、科学与宗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而人类开始掌握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新力量，那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面前，它比人类记忆更多，计算更快，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智力，基督教再次面临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自由意志与责任是什么？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智力吗？如果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那么人类又是什么？而2000年前从加利利开始的最古老的问题再次回归。你能爱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将在2000年来形成的巨大文明中，再次站在耶稣面前。科学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教育与医疗、传教与殖民、战争与和平、韩国基督教的光辉与阴影、气候危机与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尊严，都将被问及。最后，将再次回到多石的“合一”和“尔那”。因为基督教2000年的最后问题，最终与最初的问题并无不同。以爱开始的宗教，今天是否仍在爱？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教会将超越权力，回归责任；超越制度，回归人；超越教义，回归生活。然后，福音将再次显现。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有很多。曾有建立帝国的国王，征服大陆的将军，以及建立新思想的哲学家和改变世界的科学家。然而，有一个人死后2000年仍对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和文明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那就是拿撒勒的耶稣。 他不是皇帝，没有指挥军队，也没有留下任何书籍。他不是在宫殿中出生，也没有在当时权力中心的罗马活动。他走遍罗马帝国边缘的巴勒斯坦小村庄，向人们讲述，接触病人和贫穷的人，与门徒们共进餐，最终以罗马帝国的刑罚——十字架的方式死去。 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他的生活是失败的。 然而，在他的死后，历史发生了变化。追随他的一个小团体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受到迫害的信仰在数百年后成为罗马帝国认可的宗教，并最终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原本统一的教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后分裂为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并在16世纪西方教会的宗教改革中，形成了新教这一庞大潮流。 今天我们所称的“基督教”就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名词。 天主教也是基督教，东正教也是基督教，新教也是基督教。尽管在教义、传统、礼拜和教会制度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起源于耶稣基督。 因此，要理解基督教，首先要回到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耶稣。 而要理解耶稣，就必须回到更早的故事。 那就是犹太教。 耶稣是犹太人在基督教历史的开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需要记住。 耶稣是犹太人。 他出生在犹太家庭，阅读犹太教的经典，了解会堂和圣殿。他遵守安息日和逾越节，并根据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进行教导。他的第一批门徒也是犹太人。 因此，基督教并不是在与犹太教毫无关系的地方突然出现的宗教。它是从亚伯拉罕、摩西、出埃及和西奈山的契约、托拉和先知的长河中出发的。 在前面的犹太教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离去。跟随摩西的出埃及，遇见自由和契约，通过托拉和塔木德探讨问题和学习。最后，我们走到爱因斯坦、诺贝尔奖、金融和企业、人工智能等领域，问道： “你所获得的力量是为了拯救谁？” 基督教的故事正是承接了这个问题。力量是为了谁而使用？耶稣所展示的答案出乎意料。并不是更强的力量，而是爱。 在罗马帝国的边缘耶稣生活的时代，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罗马的统治、税收、地方权力和宗教权威错综复杂。 犹太人们在等待。对上帝拯救以色列、恢复正义的期待，弥赛亚的渴望弥漫在时代的空气中。有些人期待政治解放者，有些人则等待宗教的更新。 就在此时，一个人出现在加利利。那就是耶稣。 他没有建立军队，也没有创建推翻罗马的政治组织。相反，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那就是上帝的国。 这个国家并不仅仅是扩大地图上的领土的帝国。它是一个爱上帝、爱邻居、不忽视贫穷和被压迫的人，从人的内心开始改变生活秩序的国家。 罗马皇帝的国家依靠军队、法律和税收维持，而耶稣所说的国家则是从爱、正义和仁慈开始的。基督教的革命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从加利利开始的革命加利利并不是帝国的中心。与耶路撒冷相比，它是边缘地区。然而，耶稣在这个边缘呼唤人们。 渔夫们跟随了他，税吏也跟随了他，许多无名之辈聚集在一起。女性们也与他同行。他走近病人，与当时被社区视为罪人的人们共进餐。 对耶稣来说，餐桌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和谁一起吃饭展示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在这样的社会中，与被排斥的人同桌就意味着对人性的全新宣言。 人是第一位的。 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规范。这也不是宣布废除律法。相反，它重新审视律法存在的意义。 人是为了安息日而存在，还是安息日是为了人而存在？宗教是为了拯救人类，还是人类是为了遵守宗教制度而存在？犹太教数千年来延续的问题传统在耶稣这里变得更加根本。 从律法到爱将耶稣的教导简单化为“抛弃律法而选择爱”并不准确。他在犹太教传统中将爱上帝和爱邻居提升为律法的核心。 问题在于停留在律法的字面上而失去其精神。没有杀人并不意味着心中的仇恨就得到正当化；没有通奸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欲望就变得纯洁；表面上虔诚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贪婪和虚伪就会消失。 耶稣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类的行为。 那就是心。 如果法律管理人类的行为，那么爱则能感动人类的心。因此，耶稣的宗教革命并不在于消除外部的规则，而在于将外部的规则带入人类的内心。 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行善；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祷告；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禁食。甚至不要将宗教作为自我炫耀的工具。 对人类来说，最困难的革命或许不是改变世界的革命，而是改变自己的革命。 山上宝训，颠覆世界的秩序耶稣的教导最集中地体现在山上宝训中。 从世俗的常识来看，幸福的人是富有的人、拥有权力的人和在战争中获胜的人。然而，耶稣呼唤的是其他人。心灵贫穷的人、悲伤的人、温柔的人、渴望公义和饥饿的人、施予仁慈的人、心灵纯洁的人、缔造和平的人。 力量的等级被颠覆。 其中，最激进的教导或许就是要爱敌人。爱朋友并不困难；对待善待自己的人也很自然。然而，要求爱那些仇恨自己的人，为迫害自己的人祈祷，这与人类的本能相悖。 因此，耶稣的爱并不是感伤的爱。 爱不是软弱，而是超越自我的力量。能够报复却不报复，明明有理由仇恨却不成为仇恨的奴隶，拥有使对方屈服的力量却承认人类的尊严。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的困难之处。 黄金法则，人际关系的一句话耶稣的教导中，有一句超越宗教而广为人知的普遍伦理，那就是黄金法则：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这看似简单，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 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和他人适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对自己的错误寻找理由，而对他人的错误则首先追究责任。对自己的痛苦敏感，而对他人的痛苦却容易麻木。 黄金法则打破了这种双重标准。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贫穷的人；如果我是生病的人；如果我是外邦人；如果我是战场上的孩子；如果我是需要请求宽恕的人。那么，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 伦理正是从这个位置的转换开始的。 “谁是我的邻居？” 耶稣的比喻中，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探讨了爱的界限。一个人遇到强盗倒下，宗教上受人尊敬的人路过却没有施以援手。反而是与当时犹太人关系紧张的撒马利亚人停下了脚步，照顾伤者并承担费用。 耶稣提出的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善待他人的教训上。谁是我的邻居？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问“谁是我的朋友”之前，我能为谁成为邻居？跨越民族的界限，跨越宗教的界限，跨越阶层的界限，能否因为人类的缘故走近受苦的人？ 即使2000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过时。 对最小的人耶稣的目光常常投向社会的底层。贫穷的人、病人、饥饿的人、被囚禁的人、外邦人、被社会排斥的人。 基督教在2000年间发展医院、学校、孤儿院、救助机构、慈善和社会福利活动，虽然有多种历史因素，但其深层原因在于耶稣留下的这一伦理。 如何对待最小的人。 这成为评估人类和共同体的一个标准。这与犹太教先知的正义相连。阿摩司谴责践踏贫穷人的权力和财富，而耶稣更进一步，教导说对最小的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宗教的中心从祭坛转向人类。爱上帝却能仇恨人吗？祷告时能无视饥饿的人吗？在礼拜时能践踏人类的尊严吗？ 这个问题将成为日后基督教历史的审判问题。 宽恕，最困难的力量与爱一样，宽恕也是基督教的一个特征。宽恕并不是将错误视为不存在，也不是放弃正义，更不是强迫受害者遗忘。 宽恕的深层意义在于让人类摆脱仇恨产生的恶性循环。复仇是容易理解的，而宽恕则是困难的。 因此，宽恕需要力量。 无能为力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忍耐与宽恕不同。能够报复却不让仇恨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宽恕。 在这里，爱与自由相遇。 即使拥有仇恨的自由，也不成为仇恨的奴隶的人，这就是耶稣所展示的自由的一种表现。 走向耶路撒冷然而，谈到爱，世界并不总是以爱来回应。耶稣离开加利利，朝耶路撒冷而去。耶路撒冷有圣殿，有宗教权威，还有罗马的政治权力。 他在圣殿中驱逐做生意的人，进行了象征性的行为，并批评宗教的虚伪。随着周围人们的聚集，他逐渐成为现有秩序的不安分子。在宗教与政治、民众的期待与罗马的统治交织的耶路撒冷，耶稣最终被捕。 在这里，基督教的悖论开始了。 一个相信自己拯救世界的人，最终却在世俗权力面前被处决。 最后的晚餐在面临死亡之际，耶稣与门徒们坐在一起，举行了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餐桌之一——最后的晚餐。在那里，耶稣展示了权力的完全不同的面貌。约翰福音记载他为门徒洗脚。 在当时，洗脚是低下的人所做的事情。然而，老师却在门徒的脚前屈身。伟大的人是站在上面的人，这一世俗秩序被颠覆。越是高位的人，越要服务更多的人。 基督教在此后的历史中是否遵循这一原则是另一个问题。教会也曾拥有权力，有时与世俗权力勾结，甚至在宗教的名义下参与暴力。然而，正因为如此，最后的晚餐的场景显得更加沉重。每当教会地位提升时，都应铭记耶稣屈膝在门徒脚前的身影。 十字架，失败还是胜利耶稣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帝国的十字架刑是残酷的公开处决。这种刑罚不仅肉体上杀死了人，还在社会上羞辱了他。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门徒们四散而去，领袖死去，组织、权力和军队都不存在。然而，基督教却将十字架视为最重要的象征。 这是为什么呢？ 基督教信仰并没有将耶稣的死仅仅视为政治处决，而是在那死亡中发现了人类的罪与救赎、上帝的爱的神学意义。不同的基督教传统用各种语言解释了十字架与救赎的关系，但有一个中心是明确的。 爱是能够付出的。世俗的力量是让对方屈服，而十字架的力量则是自我奉献。 因此，十字架是基督教所说的力量的悖论。在看似最弱的时刻，最强的爱显现出来。 复活，从绝望中重新站起然而，如果耶稣的故事在十字架上结束，基督教就不会诞生。耶稣的门徒们在他死后证实他复活了。复活是历史学与信仰以不同方式接触的领域。历史上可以确认的重要事实是，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共同体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围绕耶稣复活的信仰重新聚集，并开始传播这一信仰。 在基督教信仰中，复活宣告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 绝望不是终点，失败不是终点，死亡也不是最后的结局。十字架与复活必须同时存在，基督教的悖论才能得以完成。 跨越痛苦走向希望，跨越死亡走向生命，跨越绝望重新开始的人。因此，基督教的历史并不是在坟墓中结束，而是在坟墓中重新开始。 爱是如何成为宗教的耶稣死后，留下了一个小团体。彼得、雅各和其他门徒都在其中。不久后，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那就是保罗。 保罗并不是耶稣生前的门徒，但在将早期耶稣运动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始于耶路撒冷的信仰经过安提阿，走向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 在这里，新的问题开始了。 耶稣是犹太人，为什么基督教却走上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加利利的小运动是如何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的？受到迫害的人的宗教是如何成为后来帝国认可的宗教的？ 而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如何发展出东西方的传统，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在此之后，西方天主教会内又为何发生了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当基督教获得权力时，耶稣的爱又如何变化？ 这些问题将在基督教故事的第二部分中探讨。 爱的革命然而，在审视教会2000年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耶稣身上。他留下的是什么？并不是宏伟的教堂，也不是教皇宫，也不是神学院或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都尚未存在。留下的只有人与几句言语，以及一种生活。 爱上帝。 爱邻居。 甚至爱敌人。 宽恕。 不要忽视最小的人。 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 想要升高，就要服务。 这些话简单，但实践却困难。因此，这是一场历经2000年仍未结束的革命。 多石兀永模，重新阅读耶稣。 在这里，我想起了韩国的多石兀永模。他是基督徒，但并没有停留在简单重复西方基督教的层面。他试图在东方的思维和韩语的深度中重新阅读圣经。 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将耶稣视为崇拜的对象，而是人类如何活出耶稣所走的道路。多石所说的“一个”并不是人类可以拥有的对象，而是人类在自我空虚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尔那”同样是超越被欲望和自我束缚的“制那”，走向真实自我的道路。 耶稣的上帝与多石的“一个”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基督教神学与多石的思想也不能强行结合。然而，耶稣的自我空虚与多石的超越自我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共鸣。 只有在自我空虚时，才能为他人留出空间。只有在自我降低时，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爱最终是超越自我中心的事情。 真理·正义·自由在犹太教中，真理是通过提问来寻找的。在基督教的第一章中，真理与爱相遇。然而，爱并不是对真相的逃避。对不公沉默并不能算爱，忽视弱者的痛苦而口头上谈论爱也不行。 因此，爱需要正义。正义如果失去爱，也容易变成冷酷的审判。而爱与正义只有在自由的人身上才能真正实现。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奴隶、仇恨的奴隶的人，难以真正去爱。 真理、正义与自由最终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心是人类。最终是爱。在犹太教三部曲的最后，问道： “你所获得的力量是为了拯救谁？” 基督教的第一个故事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力量应当为爱而存在。然而，这里的爱并不是软弱的情感。 是向病人伸出援手的力量，是与被排斥者同桌的勇气，是超越仇恨本能的克制。是高位者为低位者洗脚的谦卑，是能够为他人生命付出自己所拥有的决心。 亚伯拉罕离开了。摩西走向自由。先知们呼喊正义。犹太人举起书本提问。然后，在加利利，一个人出现了，宣告： “要爱。” 不仅仅是爱最亲近的人，而是爱陌生人，爱最小的人，最终甚至爱敌人。这在2000年前就已经困难。 而今天，更加困难。 即使人工智能在知识上超越人类，判断速度更快，这仍将是最困难的事情。机器或许能够超越人类的智力。然而，机器是否能够代替人类为他人降低自己、宽恕、分享和爱，这仍然是未知。 因此，随着智能时代的深入，爱的意义反而愈加重要。仅凭知识无法完成文明。仅凭力量无法使人伟大。 没有爱的真理可能成为暴力，没有爱的正义可能成为复仇，没有爱的自由可能成为欲望的另一种名称。 耶稣没有坐上王座，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留下军队，而是留下了门徒。他没有留下财富，而是留下了问题。 “你爱谁？” 这个问题从加利利开始，经过耶路撒冷，走向罗马，跨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在这条道路上，教会有时实践了爱，有时背叛了爱。照顾贫穷的人，也曾与权力勾结。创造和平，也曾参与战争。 这2000年辉煌与阴影的历史，正等待我们去探讨。 耶稣的爱是如何成为教会的？而更困难的问题在于，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基督教故事的第二部分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从迫害到帝国，从一个教会到东西方，从天主教与东正教，再到宗教改革与新教。 当爱成为制度，信仰成为文明的那一刻，人类再次面临考验。2000年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与最痛苦的过失都在这条道路上。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耶稣留下的第一个问题。 不是你升得多高，而是你能爱到多低。 这就是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革命留给今天人类的课题。

一个民族长期学习和提问能获得什么？或许是知识。知识创造技术，技术催生产业，产业带来财富。财富又催生企业和资本，资本与技术结合，最终形成巨大的力量。那么，最后留下一个问题：这股力量该如何使用？ 在犹太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亚伯拉罕和摩西走上了离开与解放、契约的道路。亚伯拉罕离开了熟悉的土地，摩西带领奴隶们离开埃及。在漫长的旅程结束时，人类获得了自由，但也学会了自由必然伴随责任。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探讨了这一契约如何延续至《托拉》和《塔木德》，安息日与家庭教育，以及提问与讨论的文化。在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建立了言语的圣殿，尽管失去了国家，仍然阅读书籍，即使书籍被夺走，也依然铭记。父母教导子女，子女再传授给下一代。 离开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契约，契约带来了学习。数千年的学习最终化为知识，知识又带来了财富与力量。 犹太教故事的第三部分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 获得知识、财富与力量的人类，该如何使用这些？ ◆爱因斯坦，重新提问宇宙的秩序 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可或缺。1879年，他出生于德国乌尔姆的犹太家庭，他重新审视了传统物理学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时间与空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吗？空间是绝对的吗？光是什么？引力如何运作？在别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再次提出了问题。 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看待宇宙的方式。然而，他在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直接贡献并非相对论，而是光电效应法则的发现。科学的革命有时始于新的问题，而非新的答案。 爱因斯坦的生活似乎象征着犹太教悠久的提问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交汇。当然，仅用犹太教育来解释他的天才是不够的。一位科学家的伟大成就背后，个人的才能、时代条件、欧洲科学的长期积累，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制度共同发挥了作用。 重要的是，他没有接受理所当然的事物。 为什么？ 这个简短的问题改变了宇宙的面貌。《塔木德》的学习室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为什么？是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如果之前的解释是错误的，那会怎样？ 提问的人改变了世界。 ◆诺贝尔奖与犹太人的惊人比例 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犹太人或犹太裔人物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比例远高于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多项统计和研究显示，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裔人物的比例约为20%左右。考虑到全球犹太人口在全人类中所占比例远未达到1%，这一现象令人惊讶。 在物理学领域，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和理查德·费曼等人均为犹太裔，医学、化学、经济学和文学等领域也涌现出许多犹太裔获奖者。 然而，在这里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不应将其解释为血统的优越性。 某个民族在生物学上优于其他民族的说法在科学上难以成立，人类在20世纪的惨痛历史中已经经历了这种思维带来的危险后果。要理解犹太人的高学术成就，必须从历史、文化、教育和制度等多方面来看。 数千年来的文字教育、为阅读《托拉》而培养的识字能力、父母将子女教育视为宗教责任的传统、鼓励提问与讨论的学习文化、在离散生活中将教育视为最安全的流动资产的现实需求、以城市和商业为中心形成的广泛网络，以及近代以来与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科学制度结合的历史条件，共同作用于此。 天才并非某天从天而降。一个人的才能背后是发现、培养和提问的文化。 因此，犹太人的案例向人类传递的信息并非“犹太人是特别的”。 重视教育的社会才能培养出人类的潜能。 ◆知识无国界 离散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他们不得不离开故乡，新的土地上又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宗教迫害和社会歧视也从未停止。然而，历史有其悖论。无法定居的人拥有可移动的资产。 土地无法移动，建筑无法移动，但知识是可以移动的。语言可以移动，数学可以移动，医学也可以移动。计算和契约的技术也跨越国界。因此，离散的生活最终提升了知识、人际关系、信任和网络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犹太人在商业、手工业、医学、翻译、行政和金融等多个领域活跃。由于他们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生活，承担了连接不同文明的角色。 然而，这段历史也不应仅仅浪漫化。虽然有些地方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在某些地区，土地所有权、行会加入和特定职业的进入受到限制。金融业也不能简单地用“犹太人擅长处理金钱”来解释。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对利息的宗教规范、犹太人的商业网络与识字能力、契约习俗、政治权力对资金需求的复杂交织，构成了这一现象。 因此，将犹太人与金融直接等同并不符合历史和常识。这反而可能重复长期反犹太主义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历史总是比神话复杂。 ◆金融的力量，信任的技术 尽管如此，犹太裔金融家和家族在现代金融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金融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是代表之一。他们在多个欧洲城市建立了家族网络，快速传递信息，为国家和企业提供资本。在现代美国的金融、投资和企业管理中，许多犹太裔人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仅用金钱来理解金融的本质，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 金融本质上是将信任转化为时间的技术。今天拥有的人为明天需要的人提供资本。在此之间有契约、承诺和信用。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信任。 因此，当金融失去正义时，可能会变成最危险的力量。若金钱不再为人类服务，而是人类为金钱而行动，金融便不再是拯救社区的血液，而是统治社区的权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人类留下的警告，最终也与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金融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金融文明的水平也随之提高。 赚多少钱并不如使用这些钱的目的更为重要。 企业家精神与不惧失败的文化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知识与技术，犹太裔企业家和创始人的存在愈加显著。在美国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媒体与娱乐、生命科学与金融、风险投资领域，许多犹太裔人物创造了新的产业。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来自苏联移民的犹太家庭，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和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也是犹太裔背景的全球科技产业代表人物。 然而，在这里也应关注环境而非血统。鼓励提问的文化、对权威的质疑不必被视为无礼、将失败视为人生的终点的制度都至关重要。讨论、再尝试、不同领域的人相遇，资本为寻找新想法而流动，这样的环境创造了创新。 犹太人悠久的提问传统与现代风险投资生态系统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建立直接因果关系。然而，在质疑现有秩序、寻找新答案的态度中，确实可以发现文化的共鸣。 企业家或许是最先发现别人未曾看到的问题的人。 为什么非得这样做？ 这个问题的提出便孕育了新的企业。 ◆从沙漠到“创业国家” 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国土和人口并不大。仅凭自然资源并不足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战争，至今仍面临严重的安全冲突和地缘政治不安。 尽管如此，以色列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国家之一。这背后是高额的研发投资、大学与研究机构、军队积累的技术与民间产业的结合、风险投资、全球各地的离散网络、移民的经验、政府的技术政策以及全球企业的研发基地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色列至今仍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研发投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以特拉维夫和海法为中心，信息技术、半导体、网络安全、生物、医疗技术、农业技术和水管理技术生态系统不断发展，英特尔、微软、谷歌、英伟达等全球知名科技公司也与以色列的研发生态系统建立了关系。 在缺水的沙漠中，国家研究水资源；在安全不安的国家，研究安全；在国内市场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全球视为市场。 危机并不会自动催生创新。然而，能够将危机转化为问题的社会，才有创新的可能。 与其抱怨缺乏，不如提问。 如何创造出缺乏的东西？ ◆AI时代的以色列 如今，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展到人工智能和深科技领域。企业和研究者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动驾驶、网络安全、医疗AI和国防技术等领域活跃。 这个生态系统不仅仅包括大学的研究室。军队与产业的技术连接、创业者的再创业、全球资本、与美国硅谷的网络、失败企业中流出的人员再次流入其他企业的结构共同存在。 失败的经验不断积累，人们流动，知识也随之流动。这些知识又创造出新的企业。 这就是生态系统。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更难的问题也出现了。是否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技术？是否用于治疗疾病？是否用于保护公民，还是用于过度监视？是否用于寻找真相，还是用于制造假新闻和宣传？是否用于扩大人类的自由，还是用于更精细地控制人类？ 技术本身并没有自我设定目的的良知。 最终决定方向的还是人类。 ◆科学的力量属于谁 爱因斯坦的生活在这里再次具有意义。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基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与原子能时代相连。他因担心纳粹德国可能首先开发核武器而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出关于核研究必要性的信函，但他活到了核武器真正被人类使用的时代。 科学的发现并不止于一位科学家的手中。知识转化为技术，技术又成为力量。当这种力量离开科学家的实验室，进入国家、军队和企业的手中时，新的伦理问题便随之而来。 我能发现的，就一定可以制造吗？我能制造的，就一定可以使用吗？技术的可能性是否等同于伦理的正当性？ 今天，人工智能研究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创造出超越人类能力的智能，究竟应该创造到何种程度？这种智能的决策权归谁？谁来控制，谁来负责？ 科学的最终问题最终在科学之外。 我们该如何生活？ ◆成功也可能成为偶像 犹太教从一开始就警惕偶像崇拜。《出埃及记》中金牛犊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金属雕像。人类有将可见的力量视为神的古老欲望。 金钱也可能成为偶像，知识也可能成为偶像。国家也可能成为偶像，民族也可能成为偶像，技术也可能成为偶像，甚至宗教本身也可能成为偶像。 成功同样如此。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并不能证明一个共同体的道德优越性。成为世界富豪并不能为一个企业家的所有行为辩护，拥有世界顶尖技术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技术的所有方式都是正确的。 力量本身并不能证明正当性。 强大与正义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犹太教悠久的先知精神再次浮现。 ◆比王更讲正义的先知们 希伯来圣经的先知们并非为了赞美权力而存在。相反，他们在权力面前说出不便的真相。当国王犯错时，他们会斥责国王；当富人践踏穷人时，他们会要求正义。 阿摩司呼喊，即使祭祀和赞美再多，没有正义也无法完成信仰。 没有正义的宗教失去了宗教的本意。 先知米该亚用正义、仁爱和谦卑的语言概括了人类应有的生活。宗教的深度并非仅由圣殿的规模来判断，国家的伟大也不能仅由军事力量来评估。企业的伟大同样不能仅由市值来衡量。 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弱者？是否承认敌人的人性尊严？拥有力量的人能否自我克制？ 这决定了文明的水平。 犹太教与以色列并非同一概念这里必须加以区分。 犹太教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犹太人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多样共同体，而现代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的一个国家。这三者之间有深刻的联系，但并不相同。 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政策。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具体政策并不等同于批评犹太教或全球所有犹太人。相反，以批评以色列政府为名仇恨或攻击整个犹太人群体，则超出了政策批评的范围，走向反犹太主义。 这种区分在今天尤为重要。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及其后续的加沙战争和武装冲突，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许多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痛，至2026年，加沙的平民仍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困境。 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为今天某一国家的所有行为辩护。同时，批评现代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也不应为仇恨整个犹太人群体提供正当理由。 因此，原则是必要的。 无论哪个民族，平民的生命都应受到尊重。孩子的生命没有国籍，痛苦没有宗教。 正义并非我支持的阵营的有利标准，而是对所有人适用的相同标准。 ◆再次提问的达石·柳永模 犹太教故事的最后，再次回到达石·柳永模。他是一位博学的人，跨越《圣经》、《佛经》、《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然而，他的最终关注并不止于知识本身。 他所关注的是“一个”。 对达石而言，“一个”并非简单的数字1，而是存在的根源，是人类在自我谦卑和空无中所要追寻的终极境地。他所说的“尔那”也并非拥有大量财富或高位，而是超越欲望和自我的外壳，寻找真实的自我。 这就是尔那的道路。 犹太教的上帝与达石的“一个”在神学上无法等同。也不应随意将不同历史和信仰的世界混为一谈。然而，在对人类提出的终极问题上，二者可以相遇。 我们为何而活？ 知识之后应有智慧人类如今掌握的知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多。人工智能能够瞬间处理人类一生难以阅读的文献，而人类则在编辑基因、向宇宙发射探测器、甚至观察亚原子世界。 然而，知识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类变得更加智慧。信息泛滥使得区分真伪变得更加困难，世界的财富增加，但不平等依然严重。武器的精密程度超出想象，但战争并未消失。连接技术飞速发展，但人类的孤独依旧没有结束，人工智能日益聪明，但人类仍在问自己为何而活。 因此，知识之后应有智慧。 技术之后应有伦理，增长之后应有责任，财富之后应有分享，权力之后应有克制。 而且，智能之后应有灵性。 ◆从HAI到SAI 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关于人类的。最初，技术中心的人工智能占据主导地位，随后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I，HAI）理念逐渐传播。 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超越人类的便利与效率，思考人类的尊严与生命、文化与自然、地球与宇宙的和谐，提出以灵性为中心的人工智能（Spirituality-centered AI，SAI）。 这里所说的灵性并不只指特定宗教，而是人类意识到比自己更伟大的存在与世界，并能自我克制自己的欲望与力量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不一定都要去做，能够拥有的东西不一定都要去占有，能够战胜的对手不一定都要摧毁。 能够自我克制的力量，这就是灵性的开始。 如果人工智能在变得比人类更聪明的时代，人类则应变得比人工智能更具人性。 三次提问犹太教三部曲的漫长旅程现在结束。 在第一次旅程中，遇见了亚伯拉罕和摩西。在那里提问： 我们要从什么中离开？ 要离开偶像，离开奴役，走向自由。 在第二次旅程中，遇见了《托拉》和《塔木德》，安息日和犹太家庭。在那里再次提问： 我们要学习什么，如何传承给下一代？ 要阅读、提问、记忆、休息，并将所学融入生活。 在第三次旅程中，遇见了爱因斯坦、诺贝尔奖、金融与企业、以色列的创新与人工智能。最后的问题更为沉重。 获得的知识、财富与力量该如何使用？ 离开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契约，契约带来了学习。学习产生知识，知识带来财富与力量。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文明将无法完成。 力量必须回归责任。 这就是犹太教三部曲的开端与终结之间的纽带。 ◆再次回到亚伯拉罕 经过数千年的回归，再次站在亚伯拉罕的起点。上帝命令他离开。离开熟悉的事物，离开自认为安全的事物，离开偶像，走上新的道路。 21世纪的人类或许也需要同样的命令。要离开金钱能解决一切的信念，离开技术能自动带来幸福的信念，离开我民族才是对的信念，离开我宗教独占真理的傲慢，离开我有权力就能做任何事的错觉。 唯有如此，人类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摩西的出埃及并非结束。人类不断创造新的埃及，再次成为那里奴隶。 金钱的埃及、权力的埃及、民族主义的埃及、技术的埃及，以及人工智能的埃及。 我们必须再次走出那里。 ◆归根结底是人 沿着犹太教的漫长历史，最后留下的并非神秘的成功秘诀。 而是一本书和一个问题。 为孩子读书的父母，向老师提问的学生；在安息日停止工作的，和家人共坐一桌的人；在陌生土地上建立学校的共同体；最终在获得力量后不轻易使用这股力量的良知。 文明并非仅由宏伟的建筑构成。 造就人的才是文明。 诺贝尔奖最终归于人，企业由人创造，人工智能也是人创造的。推动金钱的也是人，发动战争的也是人，创造和平的也是人。 因此，所有问题最终都回归于人。 我们要造就怎样的人？ 犹太教三千年的历史也未能逃避这个问题。我们也一样。 ◆真理、正义与自由 真理向提问的人靠近。 正义在拥有力量的人自我克制时显现。 自由并非仅仅从奴役中解脱。只有当人类能够驾驭自己的欲望时，自由才得以完成。 而灵性则将真理、正义与自由结合为一体。 仅仅拥有知识并非人类的最终目的。仅仅拥有财富也不能成为目的，超越他人也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理由。 知识应当用于拯救生命。财富应当用于提升人类的尊严。力量应当成为保护弱者的力量，而非压迫弱者的力量。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自然与文明的工具，而非支配人类的存在。 这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离开到摩西的自由与契约、《托拉》的话语、《塔木德》的提问、安息日的停顿、离散的学习、爱因斯坦的科学，直至今天的人工智能所传递的长久旅程的最后问题。 在这个问题面前，无论是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甚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无一例外。 作为人类，人人都应回答这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并非关键，而是你将用这些知识做什么。 你拥有多少并非关键，而是你将与谁分享。 你有多强也并非关键，而是你将用这股力量保护谁。 亚伯拉罕离开了，摩西走向自由，而他们的后代则拿起了书籍。 数千年后，人类则握住了人工智能。 现在，选择再次回到人类手中。 从知识到智慧，从财富到分享，从力量到责任，从智能到灵性。 从“一”而来，寻找“一”，再回到“一”的道路上，犹太教跨越数千年时间，留给今天人类的最后问题或许正是这个：“你所获得的力量，拯救了谁？” 当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时，知识才会转化为智慧，财富才会遇见分享，成功才会成为文明，力量才会成为正义。 而人类也将更加自由。

郑东泳统一部部长在9日表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战争和缓解紧张局势，必须签署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协议。” 郑部长在当天于首尔中区的韩国圣公会首尔主教座堂举行的“2026世界生态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祝词时指出：“应通过落实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解决76年前开始的战争所带来的根本问题。” 郑部长强调：“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是打破在分裂体制下不断再生产的仇恨与敌意的枷锁，建立公正和平的道路。”他表示：“未结束战争的当事国应聚集在一起，画上战争的句号，建立可持续的和平体制。” 他进一步指出：“那时，仇恨与敌对、不安与危机将停止，治愈与和解的大门将会敞开。”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与实践，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体制。 郑部长还表达了对南北对话和宗教交流长期中断的遗憾。他表示：“南北对话已断绝超过7年，韩国基督教教会协会与朝鲜基督教联合会的交流也已停止。” 他表示：“将朝鲜半岛分为两半的铁丝网无法阻挡上帝的旨意，即和平、和睦与公义。”并指出：“通过我们每一步成为和平的工具，这片土地上将再次迎来和平与团结。” 郑部长还介绍了李在明总统在光复节庆祝词中提出的“包容性、稳定性、负责任的和平共处”三大蓝图。他解释道：“应洗去不信与仇恨，实践和解与合作，阻止惨烈的战争，为朝鲜半岛及东北亚乃至全球开辟和平与和谐之路。” 同时，他提到1986年在瑞士格里昂首次会面的南北基督徒，以及韩国基督教教会协会在1988年发布的“关于民族统一与和平的韩国基督教会宣言”，认为世界教会为朝鲜半岛和平与南北交流做出了贡献。 郑部长补充道：“应热切祈祷并积极实践，让朝鲜半岛的和平火花绽放，延伸至全世界的治愈、和解与和平。” 此次大会是由韩国基督教教会协会（NCCK）与世界教会协会（WCC）、亚洲基督教协会（CCA）共同举办，以纪念1986年在瑞士格里昂举行的南北教会会晤40周年。该会晤是分裂后南北基督徒首次相聚，共同举行礼拜和圣餐，此次大会旨在基于世界教会的团结，恢复长期中断的南北教会交流，并重新引发停滞的朝鲜半岛和平讨论。

信界勇果川市市长在8日强调：“宗教机构是居民日常生活中实践生命尊重与邻里关爱的社区重要资源。” 信市长正在加强市民生命保护与心理健康促进的社区关怀工作。 果川市精神健康福利中心将于12日在果川市中央公园举办“四大宗教团体联合生命尊重宣传活动”，以纪念世界自杀预防日。 此次活动将有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原教旨教等四大宗教团体参与。 活动旨在超越宗教与信仰的差异，与市民分享生命的珍贵与邻里关爱的价值。 信市长表示，此次活动将致力于推广与社区资源相结合的生命尊重文化，并加强市民的心理健康安全网。 活动现场，自杀预防中心将开展市民参与的项目，包括制作键帽钥匙扣、生命爱心环保袋、生命爱心气球发放、播放自杀预防意识提升视频、四格照片拍摄等。 四大宗教团体还将通过制作肥皂、种植斯堪的纳维亚苔藓、制作五色手链、制作圆满等体验项目，传达邻里关爱、慈悲、生命关怀以及和谐共生的意义。 特别是，活动将对市民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与自杀预防意识调查，并为需要帮助的市民提供现场咨询与专业咨询服务的联动支持。 信市长表示，将利用调查结果作为今后生命尊重与自杀预防工作的基础资料，持续加强市民心理健康的社区安全网。 信界勇市长补充道：“希望通过此次四大宗教团体联合活动，大家能重温生命的珍贵，并关注彼此的困难。” 此次活动将于12日在果川市中央公园举行，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世界主要宗教的领袖每三年聚集一次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自2003年开始至去年已举行八届，下一届大会定于2028年召开。 此次会议名为世界及传统宗教领袖大会（Congress of Leaders of World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s），设有常设秘书处并颁发自设奖项，同时制定了持续到2033年的计划。大会通过的宣言将作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保存。 这一系列会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911恐怖袭击。2001年9月22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恐怖袭击发生11天后访问哈萨克斯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会导致世界分裂，而哈萨克斯坦在此期间提出了让主要宗教领袖聚集一堂的构想。 第一次大会于2003年9月23日举行，来自13个国家的17个代表团齐聚阿斯塔纳。与会者明确表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宗教无关，并决定每三年再次聚会。 会议规模逐渐扩大。去年9月举行的第八届大会吸引了来自约60个国家的100多个代表团，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神道教的代表齐聚一堂。 最引人注目的是2022年第七届大会，教皇方济各亲自到访阿斯塔纳，与阿尔阿兹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阿尔塔耶布、耶路撒冷总主教西奥菲洛斯三世、以色列首席拉比等人并肩而立。然而，原定出席的莫斯科总主教基里尔最终未能到场。 每届大会都会设立一个新机构。第一次大会后成立了秘书处，2006年第二届大会上通过了至今仍作为基本规范的宗教间对话原则。随后成立了宗教领袖委员会并设立了两个奖项，2019年则开设了专门机构，目前运营为国际宗教间对话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terfaith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秘书处在没有大会的年份也会每年召开会议，会议地点设在阿斯塔纳为此大会而建的金字塔形建筑和平与和谐宫。秘书处下属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尔阿兹哈尔、教皇宗教间对话部、莫斯科总主教区等签署了30多项谅解备忘录。 讨论的问题也日益广泛。2022年制定的持续到2033年的发展计划中，贫困、不平等、环境危机和宗教设施保护等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计划中甚至包括可以介入解决争端的条款，这在对话会议中较为少见。 大会的宣言将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注册为大会的正式文件。2022年的宣言也通过哈萨克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处于当年9月被记录在案。 去年，主办方表示联合国的官方活动首次在此次大会的舞台上举行。由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主办的特别会议讨论了如何保护宗教设施，这是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主导的联合国行动计划的延续。 大会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主持，教皇利奥十四世发来了信息。作为主宾的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尔伊萨在演讲中提到了加沙地区的局势。 大会的成果是阿斯塔纳和平宣言。该宣言包含34项条款，根据规定通过多数票而非全体一致通过。秘书处被要求制定有关信仰和气候变化的文件，并指出需要基于人权的国际人工智能规范，同时强调不应使用核武器。宣言中还支持托卡耶夫总统提出的全球和平运动构想，并将哈萨克斯坦定义为宗教间对话的全球中心。 这一大会明确显示出其延续性。自哈萨克斯坦提出这一倡议以来，20多年过去了，世界主要宗教领袖依然每三年聚集一次于阿斯塔纳。 与会者在去年大会结束时决定再次相聚。第九届大会将于2028年在阿斯塔纳举行。※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