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据韩亚银行28日消息，该行与韩国结核协会签署业务合作协议，旨在提升在韩外国人的健康水平与金融服务便利性。此次合作针对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提供开户、海外汇款以及经济金融教育等定制化服务，并整合传染病预防与健康管理等医疗支持，帮助外国人更好融入韩国社会。 根据协议内容，外籍客户前往韩国结核协会运营的医院就诊时，可接受结核病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性筛查，同时还可获得毒品检测折扣券及各类疾病预防接种优惠券。此外，双方还将面向居住在农渔村等金融与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外国人，运营韩亚银行的“移动银行服务车”与韩国结核协会的“移动体检车”，提升金融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韩亚银行外汇事业团团长李政贤（音）表示：“作为外籍客户在韩国生活的重要金融伙伴，韩亚银行通过支持16种语言的外国人专用金融平台‘Hana EZ’应用程序（APP），持续提供多元化的优惠与活动。未来将不断扩大面向外国人的金融服务范围，巩固其作为最便捷、最值得信赖的在韩外国人银行的地位。” 目前，韩亚银行已为外籍客户提供包括全国17家周日营业网点、明洞外籍客户专用服务中心、面向外籍劳动者的文化银行（Culture Bank）、跨国婚姻家庭邀请活动‘Hana Global Sharing Concert’等服务。

据业界25日消息，韩国国家数据中心将于30日发布《2025年12月及全年产业活动动向》报告，公布包括工业生产、消费、设备投资及建筑投资在内的主要经济指标年度与月度数据。 数据显示，去年11月全产业生产环比增长0.9%，在10月大幅下滑（-2.7%）后，仅隔一个月便实现反弹。具体来看，制造业的矿工业生产增长0.6%，服务业生产亦实现0.7%的环比增长。 然而，零售销售环比下降3.3%，创近21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同时，设备投资环比增长1.5%，建筑完工量则大幅增长6.6%。业界普遍预计，全年产业活动走势将与韩国银行（央行）日前公布的《2025年全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数据》基本保持一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韩国实际GDP增长率为1%，同比（2%）出现明显回落。从构成来看，私人消费（从1.1%升至1.3%）与设备投资（从1.7%升至2%）增速均有所回升，但出口总额增幅（从6.8降至4.1%）显著收窄。建筑投资降幅则进一步扩大，从-3.3%扩大至-9.9%。 此外，国家数据中心将于29日公布去年11月人口动向统计数据，内容涵盖出生、死亡、结婚及离婚等统计情况。数据显示，去年10月出生人口为2.1958万人，同比增长2.5%，自前年7月起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反映女性终身平均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同期为0.81人，同比微升0.02人。 同期，婚姻登记数量为1.9586万对，同比增长0.2%，自前年4月以来连续19个月保持增长。然而，无论是出生人口还是结婚登记数量，增幅均呈放缓趋势。具体来看，截至去年9月，出生人口累计增幅仍维持在约7%水平，至10月收窄至约2%；婚姻登记增幅则创下自去年3月下降5.5%以来的最低增长水平。

一项调查显示，与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同龄人相比，韩国年轻人虽认同生育为生活带来巨大的幸福感，但同时对育儿经济负担的担忧也高于上述国家。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1日发布《国外人口政策案例研究》报告，研究于2024年面向韩国、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五国各2500名年龄在20-49岁的受访者实施婚姻、生育及育儿观念调查。 在未婚受访者中，韩国的结婚意愿最高为52.9%，其次依次为瑞典（50.2%）、德国（46.5%）、法国（38.25）和日本（32%）。然而，在被问及生育意愿时，排名出现变化，瑞典最高为43.2%，其次为法国（38.8%）和德国（38.6%），韩国（31.2%）和日本（20.3%）垫底。 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中，韩国人计划平均生育1.74名子女，在五国中垫底。德国和瑞典均为2.35名，法国为2.11名，日本为1.96名。 在被问及生育对生活的影响时，五国受访者普遍认同生育会增加生活的喜悦与满足感。韩国认同率最高达74.3%，法国、瑞典和德国分别为67.9%、64.9%和62.7%，日本为57.5%。 然而在生育对生活的负面影响一问中，认为生育会加重经济负担的受访者比例同样为韩国最高，达到92.7%，其次依次为日本（73.2%）、法国（75.5%）、德国（ 77.6%）和瑞典（65.2% ）。 韩国受访者既强烈认同生育子女为生活带来的情感价值，同时也最担忧生育造成的经济负担。保健社会研究院称，调查显示生育经济负担与韩国较低的总和生育率密切相关，若能缓解对生育的负面观念，同时加强实质性的制度支持，未来生育率仍有出现积极变化的可能。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韩国9月结婚人数同比大增20.1%，创相关统计启动以来同月最大增幅，结婚登记量亦刷新近10年新高。作为出生的前置指标，婚姻数量显著回升，被视为韩国出生人口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增长的积极信号。 韩国国家数据局26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态》显示，今年9月全国共登记结婚1.8462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3005对，同比增长20.1%，为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自2024年3月起，韩国结婚登记已连续18个月增加，规模创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结婚人数达到5.8305万对，同比增加6600对（12.8%）。按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市道的结婚登记均呈增长趋势。分析指出，适婚人口规模回升、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因中秋节日期差异导致的行政统计增加等因素，共同推动结婚数量上升。 出生指标同样回暖。今年9月全国出生人数为2.2369万人，同比增加1780名（8.6%），创下2020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今年累计出生人数达19.104万人，同比上升7%。女性一生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总和生育率）则为0.85。 同月死亡人数为2.8101万人，同比减少1136人（3.9%）。由于死亡人数仍高于出生人数，9月人口自然减少5732人。 另一方面，10月人口迁移规模为44.2万人，同比减少15.2%（7.9万人）。从地区流动情况看，仁川（净流入2512人）、京畿道（2495人）等10个市道呈净流入，而首尔（净流出4705人）、釜山（1244人）等7个市道则出现人口净流出。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近年来，韩国社会婚姻观随着居住形态的演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首尔多个高端住宅区内陆续出现以小区名称命名的婚介机构，引发社会关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韩国婚恋文化的转型，更折射出阶层分化在婚恋市场中的具体呈现。 近日，一家以松坡区高端住宅“Helio City”命名的婚介机构完成注册，成为继“Raemian One Bailey”之后，第二个将高端住宅名称延伸至婚恋服务领域的案例。数据显示，该机构目前已吸纳约200名会员，其中约三分之二为小区住户，其余会员则主要来自周边高端住宅区。 据悉，Helio City共有9510户住户，自2018年入住以来，凭借松坡站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地处江南三区的区位优势，始终保持着高端住宅的市场地位。该小区主力户型近期成交价稳定在30亿韩元区间（约合人民币1455.2万元），为婚恋市场的“同质阶层匹配”创造了自然条件。 类似趋势在江南、瑞草等高端住宅区加速扩散。去年，位于盘浦平均售价约60亿韩元的“Raemian One Bailey”高端住宅区内便出现了由住户自发组织的婚恋团体，并于今年7月正式以公寓名称为品牌注册成为法人机构。该组织初期仅限小区住户加入，被舆论质疑为“专属联姻”，随后逐步扩大招募范围，开放至瑞草、江南、盘浦等地的居民。尽管开始接受外部申请，但仍需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会员费根据服务内容从50万韩元至1100万韩元不等。 此外，道谷洞均价约50亿韩元的“Tower Palace”公寓也出现了类似的住户联谊活动，覆盖该小区1、2、3期及周边富裕住宅区，进一步强化了“高端住宅婚恋市场”新兴生态的形成。 此类新型婚恋模式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人指出，该模式能够确保参与者身份透明、资产水平相近，有助于降低婚恋风险、提高匹配效率。但也有人认为，以居住地作为婚恋门槛将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封闭式的婚恋网络或将强化财富分层结构，使住房不平等直接延伸至婚姻市场，形成“阶层内婚”的固化趋势。 专家分析指出，在住房价格高度分化的韩国社会，住宅小区不仅是资产实力的象征，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识。当住宅与居住区域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最直观标准时，婚恋市场便不可避免地沿着这些界线进行重组。若该趋势持续发展，住房市场的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婚姻市场的分化，从而削弱社会流动性，加剧长期的阶层固化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同一社区内的相亲活动因生活圈相近而有助于提高婚恋效率，但当婚姻被异化为维持阶层地位的工具时，社会公平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居住地成为决定婚恋圈层的关键因素，年轻人的婚姻选择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韩国社会或将不得不面对“社交闭环”所引发的新型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

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在历经十年婚姻纠葛后，正式确定离婚。目前财产分割问题尚待法院最终判决，但这段1988年结婚并维持37年婚姻的夫妻关系，最终画上句号。 随着两人离婚尘埃落定，韩国财界的目光也随之转向崔泰源的事实婚姻对象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崔泰源在法律上已经可以重新办理婚姻登记，因此外界预测两人之间的关系与角色也可能出现变化。 据韩国财界20日消息，大法院（最高法院）本月16日就崔泰源与卢素英的离婚诉讼上诉案作出判决，除卢素英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部分外，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并予以确定。 两人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十年前。2015年12月，崔泰源公开承认与正在同居的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之间育有一名婚外子，并表示与卢素英的婚姻已经破裂，希望离婚。 对此，卢素英回应称要坚定守护家庭，拒绝协议离婚。2017年7月，崔泰源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法律攻防由此展开。2019年12月，卢素英反诉，要求分割包括SK集团股票在内的财产。 诉讼过程中，金熙英在长达十年期间一直被世人称为“同居人”。由于崔泰源与卢素英的法律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她的社会地位与活动范围难免受到限制。 两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拍到同框，还是在2023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晚宴上。随后，金熙英在去年7月，即离婚案二审宣判后不久，辞去T&C基金会理事长职务。 韩国财界普遍认为，金熙英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保持“低调”行事。目前财产分割案件尚在发回重审阶段，加上舆论关注度高，她短期内不会急于以“SK女主人”的身份亮相。 金熙英本月6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欣赏法国艺术家巴尔蒂斯与美国摄影师曼·雷作品的照片后，再未更新任何动态。 崔泰源与金熙英共同创立的T&C基金会，在今年4月把办公室迁入SK集团旗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但金熙英目前仅担任非专职理事，并不需要定期到岗。 财界相关人士分析称，即使外界期待总裁配偶承担一定角色，但崔泰源与金熙英也暂时不会立即办理结婚登记或公开同台亮相。他们可能会在权衡时机与顺序后，谨慎推进接下来的安排。

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