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随着韩国大型企业集团进入第三代及第四代继承阶段，企业创始人家族成员中持有外国国籍的比例显著上升，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国籍，部分人士已实质参与国内企业经营。 企业数据分析机构CEO Score于本月7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底，在62家持有上市子公司股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582名总裁家族成员中，共有41人持有外国国籍，占全体的7%。在包括创业者在内的第一代及第二代总裁家族成员中，外国国籍持有者比例仅为1.7%（3人）。而在作为继承人的第三代及第四代家族成员中，该比例大幅上升至9.4%（38人）。 在上述41名外国国籍持有者中，39人为美国国籍，占据绝大多数；另各有1人持有日本及新加坡国籍。调查进一步显示，其中11人目前担任企业高管职务，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 从集团分布来看，高丽锌业（Korea Zinc）家族成员中持有外国国籍的人数最多。在持有公司股份的47名崔氏家族成员中，共有13人持有美国国籍。除副社长崔周元外，其余人员均未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其次分别为SK集团5人、LS集团4人、晓星集团3人，希杰集团与世亚集团各2人。此外，包括LG、乐天、GS、韩进、现代百货、爱敬、爱茉莉太平洋、HDC在内的10家企业集团各有1名外国国籍家族成员。 CEO Score相关人士指出，本次调查仅涵盖持有上市子公司股份且国籍信息已公开的总裁家族成员，实际持有外国国籍的家族人数可能更多。在拥有美国国籍的Coupang董事长金范锡持续面临“黑发外国人”质疑的背景下，未来有关外国国籍经营者的身份界定与信息披露等问题，或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承受的冲突，即便在社会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后，仍持续对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5日在其学术期刊《育儿政策研究》最新一期刊登的报告《新冠疫情时期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子女社交媒体成瘾的纵向影响》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通过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状况，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基于《韩国儿童面板调查》第13至15轮（2020年至2022年）数据展开，分析对象为在第13轮调查中子女年满12岁、且母亲处于就业状态的726户家庭。研究在衡量工作与家庭冲突时，采用包括“工作时担心孩子安全”等在内的15项指标，并将其区分为“工作—家庭生活冲突”和“工作—子女养育冲突”两类。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态化、照料空缺等因素叠加，使职场妈妈在兼顾工作与家庭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心理负担随之加重。 在社交媒体成瘾评估方面，研究采用包含15个问题的青少年互联网成瘾量表，对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察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其子女在日常生活恢复阶段表现出的社交媒体成瘾程度也越高。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提升育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相反，家庭沟通越为活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风险则越低。不过，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沟通本身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研究团队表示，为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问题，有必要从家庭系统层面改善育儿环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家庭沟通质量。

国会立法调查处日前发布《2025大韩民国不平等综合报告》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因机会差异而注定。报告同时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贫富差距严重性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持进步倾向的民众视其为严重问题的比例是保守倾向者的两倍以上。 该报告引用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初对36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民意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1个国家的民众将“富人拥有过多政治影响力”列为经济不平等的首要因素。然而，韩国受访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高达4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特定人群自出生起就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 这种对机会起点不平等的强烈感知，进一步影响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66%的韩国人预测，子女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父母一代更为困难，而认为会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7%。报告分析指出，这反映了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未来深感不安以及对经济停滞的忧虑。 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时，除哥伦比亚外的其他35个国家（地区）均将贫富差距列为首要问题。近半数（47%）的韩国民众将贫富差距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依次是性别不平等（24%）、种族歧视（17%）和基于宗教的歧视（15%）。 尽管贫富差距被最多人提及，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观点则呈现巨大鸿沟。在韩国受访者中，自认为属进步倾向的群体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严重问题，而保守倾向人群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超过一倍。

在韩国经济结构中，40多岁群体长期承担着就业与消费的中坚角色。然而，最新数据显示，这一代人的就业状况持续走弱，对内需的影响不容忽视。 国家数据处统计门户网站（KOSIS）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40多岁就业人数为615.4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000人，自2022年7月起已连续41个月下降。在整体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仅为21.2%，不仅创下自1995年以来11月基准的最低水平，也被50多岁群体反超，且差距仍在拉大。 专家分析指出，40多岁就业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总量下降密切相关。自2015年5月以来，这一年龄段人口已连续减少逾十年，自2022年12月起每月流失人数均超过10万。同时，作为制造业一线的中坚力量，40多岁劳动者还受到行业结构调整和人工智能（AI）技术引入的冲击，制造业优质岗位已连续17个月减少，就业稳定性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40多岁群体正处于收入与支出双高峰期。《2023年国民转移账户》显示，这一代人在45岁时年均收入可达443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家庭盈余最高可达1748万韩元，房产购置、子女教育和耐用品消费集中。然而，随着就业持续萎缩，上季度40多岁户主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幅仅为1.4%，创近九个季度新低。 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许俊荣（音）指出，40多岁群体的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尤其在疫情前后房价上涨期间，贷款购房者负担更大。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杨俊锡（音）也提醒，由于年功序列工资体系与退休安排的影响，50多岁群体难以完全替代40多岁的消费支撑作用。 业内普遍认为，稳定40多岁群体的就业，是保障韩国家庭消费、维持内需稳定的关键。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如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提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将直接影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5日，在首尔麻浦区首尔西部就业福利Plus中心，求职者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

在高物价与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下，韩国流通业面临经营困境，为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财务压力，从大型流通企业到美妆、食品等领域的多家公司相继启动自愿离职计划。自愿离职计划作为通过提供离职补偿鼓励员工主动辞职的人力资源调整措施，通常伴随一定规模的慰劳金、子女教育补贴等经济支持。但自愿离职对象范围已不仅限于40岁以上员工，更扩展至部分30多岁的年轻职员，反映出当前业内整体面临下行压力。 据韩国流通业界5日信息，GS零售近期面向年满46岁且在职满20年以上的员工推进自愿离职计划。GS零售作为GS集团旗下负责便利店品牌GS25及电视购物平台GS Shop的子公司，向自愿离职员工除支付退休金外，还将额外提供相当于年薪1.5倍的慰劳金，并对离职员工的子女给予最高4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2万元）的学费资助。 乐天集团旗下多家流通及食品子公司近期也陆续实施自愿离职计划，对象主要集中于40岁以上员工。运营便利店品牌7-Eleven的Korea Seven公司在继去年推行后，于今年10月再次启动相关计划，覆盖年满40岁或在当前岗位任职满8年的员工，管理岗位则放宽至45岁或任职满10年员工。同时，乐天会员（Lotte Members）于上月首次推行自愿离职，面向1982年以前出生、在职满5年的员工；乐天七星饮料亦于上月接受1980年以前出生、入职满10年员工的自愿离职申请。相关企业均为自愿离职人员提供包括慰劳金、再就业支援金及子女大学学费在内的综合补贴。 据悉，自愿离职范围已进一步延伸至30多岁年龄层。在美妆行业，LG生活健康为调整线下销售人力，于今年10月面向免税店、百货店等一线销售岗位启动自愿离职计划，申请对象为年满35岁、1990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员工。 此外，三养集团也在近期针对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实施自愿离职。今年8至9月，公司针对办公室职员推进相关程序，提供的补偿包括相当于30个月基本工资，并对在职员工的大学生子女提供最长4年的全额学费资助。对于有意再就业的人员，企业还将提供最长6个月的再就业支援服务，包括就业咨询与职业技能培训等配套措施。

一项调查显示，女性越认为生育后仍能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就越高。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恩智（音）4日在首尔LSW会议中心举行的“2025面板调查学术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2024年“世代与性别（GGS Korea）”预备调查，对19至44岁男女共1059人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群体中，若预期生育后能够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将显著提高；相反，若认为难以维持就业，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尤其在无子女及中低收入女性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男性虽普遍表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但“生育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预期对其意愿影响不大，与女性表现出明显差异。 金恩智表示，这一结果表明，生育意愿并非单纯源于个人价值判断，而是与生育后能否获得稳定的就业条件密切相关。她强调，韩国社会亟须摆脱传统家庭模式，建立一种既能保障持续就业、又能支持家庭组建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项研究也显示，生育正逐步成为女性在劳动市场受阻的关键时点。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瑞贤（音）表示，生育后男性的劳动市场表现并无明显下滑，而女性的就业率、收入和工作时长却持续下降。尤其在就业率与收入方面，生育后的跌幅最为显著，且即使经过10年也难以恢复至生育前水平。 她补充说，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群体在生育后经历的就业与收入下降幅度更为突出，说明性别角色规范正在强化“母职惩罚”的程度和持续性。 在低生育率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学界指出，重建社会信任、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恩贞（音）基于2008年至2024年的女性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从年龄、时期与世代三个维度分析女性对婚姻与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变化。分析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5至35岁女性对婚姻和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出现显著下滑。 金恩贞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世越号”沉船事故、性别冲突加剧等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社会不安情绪与对政府的不信任同步上升，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与生活选择。她表示，应顺应1990年代出生群体更为务实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性改革，减轻婚育带来的职业中断等不利影响，营造使婚育不再被视为社会或经济负担的环境。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韩国9月结婚人数同比大增20.1%，创相关统计启动以来同月最大增幅，结婚登记量亦刷新近10年新高。作为出生的前置指标，婚姻数量显著回升，被视为韩国出生人口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增长的积极信号。 韩国国家数据局26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态》显示，今年9月全国共登记结婚1.8462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3005对，同比增长20.1%，为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自2024年3月起，韩国结婚登记已连续18个月增加，规模创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结婚人数达到5.8305万对，同比增加6600对（12.8%）。按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市道的结婚登记均呈增长趋势。分析指出，适婚人口规模回升、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因中秋节日期差异导致的行政统计增加等因素，共同推动结婚数量上升。 出生指标同样回暖。今年9月全国出生人数为2.2369万人，同比增加1780名（8.6%），创下2020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今年累计出生人数达19.104万人，同比上升7%。女性一生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总和生育率）则为0.85。 同月死亡人数为2.8101万人，同比减少1136人（3.9%）。由于死亡人数仍高于出生人数，9月人口自然减少5732人。 另一方面，10月人口迁移规模为44.2万人，同比减少15.2%（7.9万人）。从地区流动情况看，仁川（净流入2512人）、京畿道（2495人）等10个市道呈净流入，而首尔（净流出4705人）、釜山（1244人）等7个市道则出现人口净流出。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银行（央行）通过分析国家数据处（统计厅）资料，并在24日《韩银消息》报告中指出，妻子收入越高，丈夫越愿意参与育儿与家务；丈夫越早下班，妻子的家务负担也随之减少，这一现象或成为改善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线索。 报告显示，在双职工家庭中，当一方在职场的工作时间变长或工资水平提高时，另一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会相应增加。从性别来看，丈夫和妻子都呈现出工作时间越短、孩子越小，家务时间越长的共同特点，但在其他因素上，男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丈夫的家务时间与自身工资或子女数量无显著关联；相反，妻子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水平则是影响丈夫家务参与的关键因素。对妻子而言，子女数量、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多项因素都会影响家务劳动时间。 报告具体解释称，妻子工资越高，丈夫就越倾向参与育儿和家务；丈夫如果更早下班，妻子的家务时间就会随之减少。报告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丈夫在生计或加班方面承受的压力更大，而妻子往往必须成为承担家务和育儿的“最后防线”。 报告还指出，韩国女性工资水平仅为男性的约70%，性别薪资差距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大。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丈夫在家庭劳动中的参与程度有望提高，并自然带动生育率的回升。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工资上涨会减少生育，但在近年来的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率反而呈现上升趋势。报道对此强调，未来韩国改善性别薪资差距以及推动丈夫准时下班文化的普及，可能成为扭转低生育率的重要“密码”。

在韩国政府接连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急速降温，但房价上涨预期依然持续的态势下，以房产赠与替代市场交易的趋势正日益凸显。政府持续强化税负，若业主继续持有多套住房，将面临高额不动产税与财产税，而若选择出售房产，则需承担沉重的资本利得税。因此，“卖不如赠”的财富传承方式在加速普及。 据法院登记信息广场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高价住宅集中的江南三区（江南、瑞草、松坡）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今年1至10月，首尔地区住宅赠与登记总量为6718件。其中，江南区以572件位居首位，其次依次为阳川区（481件）、松坡区（450件）和瑞草区（430件）。江南三区合计赠与1452件，占首尔全市赠与总量的21.6%。 同时，江南三区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江南区在1月、4月、7月和10月分别登记赠与24件、49件、66件和65件；松坡区同期分别为27件、37件、47件和55件；瑞草区则为27件、32件、50件和53件，均呈逐月递增趋势。 房地产市场分析认为，随着政府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计划对多套住房持有者实施更高的资本利得税，部分业主为规避未来可能加重的高额税负，选择提前通过赠与方式将房产转移给子女。此外，在房价进一步上涨前完成赠与，减轻潜在的资本利得税负担。 汉城大学经济不动产学教授权大中（音）指出，长期积累的住房供应短缺与政府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居民对“持有核心区域优质房产”的资产配置理念进一步增强，推动核心地段房价持续走高。同时，频繁出台的调控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因此，越来越多的多套住房持有者认为，与其将房产对外出售不如以较低价格赠与子女并缴纳相对较低的赠与税，从长远来看更具经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