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是韩国儿童节，位于首尔昌信洞的玩具市场内，挤满了大批带领孩子们选购玩具的家庭。【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认为相较婚育，工作为头等大事。国民统合委员会于今年1月31日至2月14日期间，面向6日2690名年龄在25至44岁之间的男女实施调查，于6日发布《2040家庭劳动分工现状研究》报告，发布上述结果。 受访者认为，人生各项重要任务的重要性中，无论男女均将工作（38.1%）放在首要位置，其次依次为休闲及自我实现等个人生活（23.1%）、恋爱结婚等伴侣关系（22%）和子女（16.8%）等。 但除了工作外，男女的优先顺序有所差异。女性的排序依次为工作（37.6%）、个人生活（24.5%）、伴侣关系（20.9%）、子女（17%），男性依次为工作（38.6%）、伴侣关系（23.1%）、个人生活（21.7%）和子女（16.6%）。 与年龄和性别无关，所有群体均将工作视为头等大事，除40岁出头的女性外，子女在所有年龄段中关注度最低。无论是否养育有子女，所有群体均认为工作最重要。 育有0-5岁子女的女性对工作（30.6%）与子女（29.1%）的关注度基本持平，而男性则认为工作（35.2%）比子女（25.6%）更重要。 对于工作的意义，78%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谋生，62%认为希望在同一职场内工作到退休并受到认可，61.6%认为愿意为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加倍工作。 赞成仅工作最低限度充分保障个人时间和从事不稳定但可以实现自我工作的比例分别为50.5%和39.3%。 对于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必要性，80%的女性和70%的男性表示赞同。大多数人认为母亲工作不会对子女造成负面影响。在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分工的话题上，约70%的男性和约80%的女性表示赞同，尤其是双职工家庭中，男性实际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的程度显著较高。 超半数受访者赞成夫妻间根据收入协调家务和育儿分工。在有关性别歧视的议题上，80.2%的受访者认为因怀孕、育儿导致女性职业中断的问题最为严重，其次为男性育儿和家务参与率较低（72.8%）等。 报告指出，对于女性在劳动市场上进一步活跃和男性参与家庭角色扩大的性别意识变化趋势，男女均表示高度认同。雇佣政策应做出调整，以全职主妇为前提的政策实效性将逐渐被削弱，需要加强以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为基本框架的政策支援。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韩国作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凭借蓬勃发展的K-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然而，在光鲜亮丽的经济成就背后，韩国的教育内卷、职场过劳、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韩国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隐忧。 近日，一则关于“韩国登顶经合组织（OECD）国家压力指数排行榜”的报道在社会引发热议。多项权威调查显示，韩国在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等关键社会指标上均位列前茅，折射出韩国民众普遍承受的沉重心理负荷。 据调查，经济困境（45.8%）是韩国民众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45.5%）、职场压力（38.5%）、健康问题（33.8%）、家庭关系（29.8%）等紧随其后。据悉，韩国30至40岁群体普遍面临着“三明治一代”的双重负担——既要赡养年迈父母，又要抚养未成年子女。 韩国社会正被四大结构性压力所困扰。持续通胀、空气污染、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每10万人21.16例，OECD最高）以及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不足（相关权益保障排名OECD倒数第三）。这些顽疾已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仅从笔者周围的朋友来看，身边同龄人普遍面临着职场竞争、婚恋压力、住房负担以及生育焦虑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动辄数十年的房贷压力直接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压力问题，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坚持规律的运动锻炼、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进行冥想练习以及适当的拉伸运动等，都是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又或者得空与朋友小聚，喝上一杯，谈谈心事，把焦虑悉数抖搂出来，同样能起到宣泄压力的效果。 为了应对社会性压力问题，韩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推进多项支持政策与制度改革，包括在职场推广压力管理项目、扩大心理咨询服务覆盖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旨在提升国民自主调节情绪的能力。然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还需要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将压力视为可管理、可克服的发展课题。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变，对于建设更具韧性的韩国社会至关重要。

在过马路的一家三口【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在当代社会家庭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韩国单亲家庭普遍面临经济压力与时间匮乏的双重挑战。当前政府支持政策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全面覆盖这一特殊群体需求。 29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29日发布的《单亲家庭的时间与经济资源及政策》报告显示，以2022年为基准，韩国单亲家庭数达149万户，经济状况与双亲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由于需独立承担家庭生计与子女养育责任，单亲家庭在收入与资产水平均呈明显劣势。分析显示，以可支配收入为衡量标准，31.4%的单亲家庭处于收入最低的10%区间（第一阶层），另有20%位列收入后20%区间（第二阶层），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单亲家庭属于低收入群体。 在就业单亲家庭中，经济困境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数据显示，69%的就业单亲家庭集中在收入第四阶层及以下区间，跻身收入前10%（第十阶层）的仅占3%。反之，双亲家庭在各收入阶层呈均衡分布现象，低收入家庭仅占16.1%，70.8%的双职工家庭集中于收入第五至十阶层。 在时间资源配置方面，单亲家庭同样面临系统性困境。报告指出，由于单亲家长需要同时兼顾工作、子女养育与家务劳动等多重责任，普遍存在严重的时间贫困现象。特别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单亲家庭，子女照料时间呈持续下降趋势，显示出当前社会支持体系在时间资源配置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尽管政府为应对低生育率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政策焦点主要集中于双职工家庭，未能充分考虑单亲家庭的特殊需求。具体来看，双职工家庭的日均子女照料时间从2004年的68.9分钟增至2019年的83.1分钟。同期，单亲家庭从126.2分钟锐减至60分钟，降幅超过50%。 报告显示，当前单亲家庭支援政策存在多项问题，包括由于申请流程复杂导致政策可及性低、存在支援盲区； 受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制约，单亲家庭难以有效享受时间支持政策；低生育率应对策略缺乏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项措施等。 为此，研究团队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包括放宽制度适用标准，建立渐进式福利体系； 简化行政程序，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完善照护服务体系，扩大非常规时段的支援范围；构建弹性制度框架，建立多样化就业形态；制定符合单亲家庭的时间支持专项政策。 研究团队强调，政府应加强社会认知引导与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实质性政策创新，切实提升单亲家庭的社会融入度与经济稳定性。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去年9月对年龄在45至69岁之间并育有19至34岁子女的1600名中老年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后，9日发布《成年初期亲子关系与社会阶层差异》研究报告显示，66.9%的受访父母认为子女的成败父母也负有责任。 具体来看，58.1%的受访父母基本同意上述说法，8.8%则非常同意。从性别来看，男性的认同率为68.5%，高于女性的65.5%。从年龄来看，55至59岁群体的认同率最高，达到70.1%。从学历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认同率为73.6%。调查还显示，家庭资产规模越大，父母对承担子女成败责任的认同程度也越高。 研究团队指出，由此可见，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成败负有责任，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层面原因。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等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差距，反映出父母普遍认为自己的养育和支援确实会对孩子的成败产生实际影响。 此外，大多数父母认为，与成年子女应当保持各自独立的关系，同时也应给予子女支援。调查显示，76.2%的受访父母认为与成年子女应该建立独立关系，而认为应当维持相互依赖关系的仅占13%。仅由父母单方面支援子女（7.4%）或由子女单方面支援父母（3.4%）的认同比例则更低。 对于是否愿意在特定方面给予子女经济支援，多数父母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在大学教育费用（83.9%）、结婚费用（70.1%）、子女就业前生活费（62.9%）、购房费用（61.7%）等方面，均有较高比例的父母愿意提供支援。此外，还有42.1%的受访父母表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会持续给予子女支援。 关于大学学费应由父母承担这一观点，年轻一代也普遍持同样看法。在对1000名19至34岁青年进行的相关调查中，68.4%的受访青年认为父母应当负担子女大学学费，62.2%认为在自己实现经济独立之前，父母应当提供生活费支援。 对于结婚费用和购房费用，也分别有53.4%和45.1%的受访青年认为应由父母协助承担。即使已经就业，也有46.3%的受访青年认为，父母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帮助理所应当。 7日，在首尔一处图书馆前，一名学生把书包交给家长后在一旁玩耍。【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宪法法院4日裁定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决定将其罢免。这意味着2022年5月10日成立的尹锡悦政府仅持续了1060天便宣告结束。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在近三年的执政期间，始终未能摆脱“第一夫人金建希相关争议”以及朝小野大的不利格局。他最终因宣布紧急戒严这一政治豪赌失利，导致自身政治生涯提前终结。 ▲执政回顾：改革与争议并存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以“去文在寅化”为核心，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将总统办公地点从青瓦台迁至首尔龙山。经济政策方面，他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财政紧缩政策，试图与前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模式划清界限。 尹锡悦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国民年金、教育、医疗以及应对低生育率的“4+1改革”方案。其中，医疗改革影响最为深远。政府决定将2025学年度医学院招生名额增加2000人，以缓解医疗资源短缺，但这一决定遭到医生群体强烈反对，导致大批医生辞职，严重影响公共医疗体系。尽管医学院学生在3月底陆续复课，但医改风波仍未平息。 国民年金改革方面，政府于2024年9月发布国民年金改革方案，提出未来国民年金缴费标准应根据基金收支状况进行自动调整。尽管朝野在改革方案上存有分歧，但在尹锡悦遭弹劾期间，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妥协，通过了将保险费率由9%提高至13%、收入替代率由41.5%上调至43%的修订方案。 教育领域，政府推出“延长课后托管计划”，以缓解双职工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劳动改革方面，政府实施措施减少劳动损失天数，试图改善劳动市场环境。此外，去年韩国新生儿出生率出现九年来首次回升，被视为尹锡悦政府在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上的一项进展。 然而，尹锡悦遭弹劾，使其主导的“4+1改革”进程面临不确定性。 ▲外交政策：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明确” 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与前任政府截然不同的路线，强调“战略明确性”，全面加强与美国、日本的关系。他主张“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外交”，积极推动韩美日合作。 在尹锡悦主导下，韩美两国成立“核磋商小组”（NCG）以应对朝鲜核威胁，韩日恢复“穿梭外交”，并在2023年8月举行的“戴维营三国峰会”上达成安全合作协议。韩美日三国合作加强的同时，韩国国内舆论一度将其形容为“准同盟关系”。 然而，这一外交路线也引发连锁反应，使韩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显著恶化。尹锡悦在任内从未访问中国，双方高层互动有限；与此同时，由于韩国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韩俄关系降至冰点。俄乌冲突期间，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进一步促使朝俄关系迈向准军事同盟。 此外，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再次当选，给韩美关系增添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动摇美欧关系，并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向各国施压。在全球主要领导人纷纷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外交协调时，韩国因尹锡悦遭罢免而缺席国际外交舞台，这被认为是韩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一大损失。 ▲未来展望：政局不稳 变数增加 随着尹锡悦被罢免，韩国国内政局进入不确定阶段。分析人士认为，执政党面临重新整合，而在野党则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此外，外交、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可能面临调整，韩国未来走向仍存诸多变数。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为引进海外优秀人才，韩国政府开始全面支持学历与经验俱全的他国人才进入本国尖端企业，并提供从入境到定居的一站式服务。该计划的核心在于减少海外人才在韩国生活的不便，包括两周内发放签证、减免个人所得税、允许子女入学国际学校等措施。 近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宣布正式实施K-Tech Pass计划。海外高端人才在与韩国尖端企业签订雇佣合同后，在世界百强工科大学硕博毕业、有过世界500强企业或全球研究机构任职经历、年薪达到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三倍以上三个条件中满足其一即可享受政策福利。 满足条件的海外优秀人才可获优秀人才居留（F-2）签证，该签证通过在线申请两周即可发放，无需前往驻外使领馆。此外，优秀人才还享有出入境优待卡、配偶就业许可，以及三年后申请永居的资格。 与此同时，优秀人才在税收、教育及住房方面也享受福利，包括最长十年的50%个人所得税减免、子女可在定员以外入学国际学校，以及享受适用本国公民的全额住房贷款与担保额度。此外，政府还提供金融、通信等行政事务的专属礼宾服务。 本月2日，韩国政府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联合举办K-Tech Pass项目说明会，向半导体、生物医药、二次电池显示器等30多个尖端领域的企业人事部门介绍该计划，并分享海外人才引进经验。 【图片来源 ChatGPT】

20日，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鞭权性东、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鞭朴赞大当天在国会议长禹元植的主持下举行会晤，就国民年金（养老金）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并在当天下午的国会全体会议上获通过。这是韩国自2007年以来18年首次，同时也是1988年出台国民年金制度后的第三次改革。 协议决定将年金缴纳金额（保险费率）从现行的9%提高至13%，从明年起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持续8年。决定年金领取金额的收入替代率从明年起提高至43%，收入替代率是指预计领取的年金金额与加入年金期间平均收入的比例。这一比例在韩国出台国民年金制度当时为70%，1998年第一次改革和2007年第二次改革时先后调整为60%和50%，今年的标准为41.5%，计划到2028年逐渐降低至40%。 服兵役期间追加认可参保时间从现行的6个月增加至12个月，从二胎起根据子女人数最多追加认可50个月的参保时间，头胎和二胎各追加认可12个月，从第三胎起追加认可18个月，并取消上限。 协议还决定将国家保障稳定、持续支付国民年金的内容反映到《国民年金法》中。有关基础年金、退休年金、个人年金等与国民年金有关的多层次收入保障体系改革及财政稳定问题，将成立国会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进行讨论，由朝野协商处理。 特别委员会由国民力量党和共同民主党各6名议员、以及1名非交涉团体人员组成，委员长由国民力量党议员担任，活动期限至今年底，必要时可延长。

外国人以地区加入者身份参加韩国健康保险的费用负担逐年增加。尽管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以下简称“保险公团”）近年来推出多项措施以减轻地区加入者的保险费负担，但外国人未被纳入相关政策范围，导致对制度公平性的广泛讨论。 据保险公团1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过去五年，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每户月均保险费持续上涨。2021年为11.81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88.5元），2022年增至12.477万韩元，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12.751万韩元，2024年达到13.368万韩元，今年更是攀升至13.528万韩元。 相比之下，包括本国人与外国人在内的所有地区加入者的月均健保费呈下降趋势。2020年为9.0864万韩元，2021年为9.7221万韩元，2022年降至9.5221万韩元，2023年进一步降至8.7579万韩元，2024年则达到8.2186万韩元。因此，外国人地区加入者与整体地区加入者的保险费差距逐年扩大，2024年已达到1.62倍。 外国人地区加入者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团对其实施了更为严格的保险费征收标准。自2019年起，保险公团规定，若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个人计算保险费低于上一年度全体健保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则按该平均保险费进行征收。 保险公团对此解释称，由于难以掌握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因此无法根据实际收入征收保险费。然而，这一政策导致收入较低的移民劳工，即使个人承担的保险费较低，仍需至少承担全体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 此外，外国人地区加入者在家庭成员认定上也面临不公平待遇。韩国本国人的家庭成员认定范围较广，包括直系亲属、未婚兄弟姐妹、配偶及配偶的直系亲属等；而外国人则通常仅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被认定为同一家庭成员。因此，即使移民劳工与父母或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也需按每人标准缴纳地区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 在保险费拖欠问题上，外国移民劳工也面临与本国人不同的待遇。若外国人地区加入者拖欠保险费，其保险给付将被暂停，直到全额缴清；而本国人地区加入者即使存在拖欠情况，只要拖欠次数少于6次，或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至少偿还一次欠款，仍可继续享受保险给付。 专家指出，健康保险制度中的歧视性政策可能对移民劳工这一医疗弱势群体的健康、经济状况及居留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专家呼吁，应减少对外国人的歧视性规定，提升健康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以保障所有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图片来源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36个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并于当地时间9日公布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的经济状况会不如父辈。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对未来经济的悲观情绪更为明显。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法国有81%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会比父辈更贫穷，位居首位。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以79%紧随其后。此外，加拿大（78%）、日本（77%）和美国（74%）等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受访者也对未来经济持悲观看法。 韩国受访者的悲观情绪占比66%，与荷兰（69%）和南非（66%）相近。相比之下，印度的受访者对未来经济表现出高度乐观，75%认为下一代会比父辈更加富有。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孟加拉国（73%）、印度尼西亚（71%）和菲律宾（70%）。 调查还显示，各国民众普遍视贫富差距为一项重大问题。在36个国家的受访者中，认为本国贫富差距“非常大”或“较大”问题的受访者占比高达84%。其中，德国和土耳其的比例均为92%，希腊和阿根廷也同为91%。 在韩国，82%的受访者认为本国贫富差距大，这一比例与澳大利亚（82%）、美国（83%）和日本（80%）接近。其中，47%的韩国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问题“非常大”，35%认为“较大”。 韩国受访者对经济两极分化问题的看法受政治倾向影响显著。自称左派的受访者中，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自称右派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35%，在36个受访国家中，差距仅次于美国（46%）和澳大利亚（40%）。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