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中小企业长期人才短缺问题，韩国政府计划推出面向中小企业员工的金融产品，并配套与大型企业持平的福利制度。此举能否助力中小企业转型为“理想职场”引发关注。 中小风险企业部（以下简称“中企部”）在23日的业务报告中提出，计划通过“缩小差距、共生发展”打造理想中小企业。根据这一目标，政府拟推出八年可积攒最高达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1.1883万元）的“青年未来储蓄”，并扩大中小企业福利平台预算规模。 大韩商工会议所发表的《青年职场偏好调查》显示，仅15.7%（多选）受访者倾向选择中小企业，不及中坚企业（36%）的一半。青年群体对中小企业存在负面评价的原因中，“工作量与待遇不匹配”（63.3%）占比最高，其后依次为“难以实现工作生活平衡”（45.3%）、“发展前景不明朗”（43.7%）、“雇佣稳定性低”（39.3%）以及“社会认可度不足”（37%）。 此外，受访者认为改善中小企业就业环境的首要课题是“提高工资水平”（78%），其次为“保障工作生活平衡”（62%）、“构建平等组织文化”（42%）和“营造安全工作环境”（39%）。 据悉，中企部拟自明年起推行“中小企业员工资产积累项目”，预算规模约为6500亿韩元。其中，“青年未来储蓄”面向青年职员与中小企业核心人才，政府计划与中小企业共同承担青年开户首笔启动资金。 韩国政府计划面向中小企业核心人才（企业研究所员工、持有技师资格证者、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等）推出专项补贴，并参与其中与企业共同承担。此外，政府计划对目前有3.2万名加入者的“中小企业员工优待储蓄”项目进一步增加支援，对连续工作满三年的职员发放600万韩元奖金。 福利政策方面，韩国政府计划自明年起把大韩商工会议所运营的中小企业福利平台预算增至510亿韩元，其中包括政府提供的每人10万韩元福利积分等补贴，并计划面向工作环境较差的中小企业提供最高达5000万韩元的福利设施凭证。此外，政府还计划通过与国土交通部协商改善中小企业住房特供制度，确保核心人才优先获得住房机会。 韩国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旻善（音）表示，当前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收入差距显著，导致中小企业人才流失严重，政府亟需持续扩大财政支援力度。

近日，《纽约时报》发表《韩国是如何成为文化强国的？然后呢？》报道，深入剖析韩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与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文章指出，从K-POP、K-Drama到K-Beauty与韩国美食，韩国的软实力正处于历史性的“高光时刻”，但盛世背后也浮现出新的问题与思考：韩国文化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世界主流”？如何才能走得更远？ 不可否认的是，韩流已经不再是昙花一现的流行热潮，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从《寄生虫》斩获奥斯卡，到韩剧《鱿鱼游戏》风靡全球，再到韩妆、泡菜、紫菜包饭进入欧美超市，韩国正在改变世界对亚洲文化的传统认知，并塑造出一个新型文化强国形象。 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欣赏”层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模仿韩国明星的穿搭与妆容、学习韩语，甚至选择到韩国旅游、工作、留学。韩国文化不再是外在的“娱乐消费品”，而是潜移默化渗透到全球各地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如《纽约时报》所言，韩国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尚存距离。相较美国、法国等老牌文化大国，韩国的文化输出尚未实现全面多元的扩展，依旧主要集中在娱乐与消费领域。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为文化传播带来不确定性，导致韩流的传播在部分地区步履维艰。 此外，韩国社会内部对于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的包容也面临质疑。报道中提到泰国籍留学生受韩国文化吸引而选择在韩国工作生活，但也坦言韩国社会对外国人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现实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除了文化输出的力度与广度，还应该在接纳多元、包容差异方面作出表率。 韩流的今天，是政府政策、企业战略、艺术创作和民间热情共同作用的成果。要想让这种影响持续深化，韩国需要更多元的文化表达、更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强劲的全球协作能力。“文化强国”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段持续建设的过程。未来的挑战也不是热度能否维持，而是如何让这份文化力量真正成为全球共鸣、平等对话与人类精神交流的平台。

韩国总统室发言人姜由桢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总统李在明从当天中午11点30分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约30分钟的通话，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后首次与习近平通话。 姜由桢称，习近平对李在明当选第21届韩国总统表示祝贺，愿与韩国新政府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李在明对此表示感谢，并希望韩中两国本着互惠平等的精神，在经济、安全、文化、物资等多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两国元首在通话中就发展韩中双边关系，实质性地造福两国人民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商定加强相互沟通和人文交流提升国民间的友好感情，在经济等实质性合作领域取得让两国国民切身感受到的成果。 两国元首还就将于今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姜由桢称，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为了今年在庆州成功举办APEC会议，韩中两国作为今明两年的主席国有必要展开紧密合作。李在明邀请习近平出席APEC会议，并表示期待双方为发展双边关系更加紧密地交流意见。 总统府官员称，两国元首对无论是通过APEC峰会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有机会就举行会晤达成共识。若习近平出席APEC会议，将是他时隔11年再次访问韩国，可被视为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中国是下一届APEC主席国，两国元首届时可能实现互访。 李在明还在通话中呼吁中方为实现韩半岛无核化以及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对此表示，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方将为此而努力。 姜由桢透露，两位元首都曾在地方任职，政治经历上有共同点，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了通话，并决定以韩国新政府成立为契机，在各领域保持紧密沟通，推动新的韩中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当天发的通稿中称，习近平在通话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建交33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和共同发展。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的中韩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中地理相近，交往历史悠久，经贸、文化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我高度重视韩中关系，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让韩中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李在明政府在文化、体育和旅游领域正面临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与诸多挑战。在全球文化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巩固韩国文化（K-Culture）的国际地位、解决首都圈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资源不均问题，成为新政府亟待应对的核心课题。 尤其在人工智能（AI）与数字转型席卷全球之际，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执行力的文化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同时，因新冠疫情冲击陷入低迷的生活体育和旅游产业，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政策重点。 ▲打造五大文化强国 李在明政府的文化政策将以提升韩国文化的全球竞争力为核心，推动以韩流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实现结构性扩张。其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建设五大文化强国”和“打造3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亿元）规模的文化市场”目标，明确了文化持续增长和产业化发展的施政方向。 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系统性构建与韩流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文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国内创作和产业生态。新政府计划推动多功能复合文化空间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内容生产与流通链条。此外，将强化文化外交战略，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登录数量，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教育支援，并推动文化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强化出口导向的同时，政府将在内容策划、再创作、流通及海外拓展全流程中，建立系统化的综合支援机制。在全球数字平台竞争加剧的环境下，推动本土平台国际化、扩大对内容翻译、二次创作和海外营销的投资。与此同时，为为提升政策执行力，政府也将持续扩大文化预算。 为推动韩国文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将强化打击非法内容流通，完善创作者权益保障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生态。同时，面对生成式AI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政府将提前布局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除流行文化外，政府还将同步调整对传统艺术及基础艺术领域的支持。社会各界普遍呼吁，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美术、文学、出版等纯艺术领域的扶持力度，以丰富文化艺术生态的多样性。 ▲破解地区文化不均 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文化资源差距，是韩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难题。财政投入、专业人才及文化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首尔及周边地区，导致地方居民难以平等享有文化资源，地方创作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新政府将推动以地方特色内容为核心的文化政策转型，减少对短期性和公募项目的依赖，建立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公共投资体系。对于前政府推动国立艺术团体及中央文化机构向地方迁移的政策，也将结合地方实际需求，强化服务功能，确保文化资源真正实现有效下沉。 同时，政府将加快培育文化城市，完善基层公共文化空间，并强化对地方艺术家的创作与居住支持。从中长期来看，还需同步推进地方艺术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建设，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分配与可持续发展。 ▲生活体育复苏与旅游振兴 后疫情时代，政府将着力恢复国民生活体育的常态化运作，加快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面向老年人、青少年及残障人士的定制化项目，提高体育讲师岗位的稳定性，力争迈向“体育福利国家”目标。 与此同时，缩小生活体育与精英体育之间的结构性差距，协调体育团体自治与公共责任，仍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政府还将系统检视并完善支持2036年全州申办夏季奥运会的相关政策体系。 在旅游领域，新政府将把受疫情重创的入境旅游市场作为优先课题，力争重启“外国游客3000万人时代”。为此，将制定更具吸引力的国家旅游战略，构建覆盖交通、住宿、导览等环节的系统化服务体系。同时，强化地方机场联通、推进导览平台多语种化、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以全面提升地方旅游的可达性与便利性。 此外，政府将重点培育韩流旅游、医疗旅游、宗教遗产旅游等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并通过中央与地方协作及整合营销，推动旅游业成为国家品牌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

本月5日是韩国儿童节，小朋友们快乐享受属于他们的节日。【图片提供 韩联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当地时间6日公开《2025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以2023年数据为准，韩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937，在统计的19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0位，较上一年下滑1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HDI指数还仅为0.738，此后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和2012年升至第12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全球上游行列。HDI指数包括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等四项客观指标，用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以2023年为准，韩国人预期寿命为84.33岁，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62年和12.72年，人均GNI为4.9726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准）。 美国HDI指数为0.938，排名全球第17位，但预期寿命为79.3岁，在发达国家中仍属于较低水平。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5.92年和13.91年，与韩国差异较小，但人均GNI远高于韩国，为7.365万美元。 排名全球首位的是冰岛，HDI指数为0.972，预期寿命虽较韩国短1.64年，但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韩国长2.23年和1.19年，人均GNI为6.9117万美元。 排名冰岛之后的依次为挪威（0.97）、瑞士（0.97）、丹麦（0.962）、德国（0.959）、瑞典（0.959）、澳大利亚（0.958）、中国香港（0.955）、荷兰（0.955）、比利时（0.951）等。 日本的HDI指数为0.925，较上一年上升2位，排名全球第23位。中国的HDI指数为0.797，较上一年下滑3位，排名全球第78位。 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是陷入长期内战的南苏丹，HDI指数为0.388，索马里（0.404）、中非共和国（0.414）、乍得（0.416）等继续排名垫底。由于缺乏必要数据，朝鲜未被列入此次排名。 全球整体HDI指数为0.756，基本与上一年（0.752）持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除去全球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和2021年，人类生活质量改善速度创下1990年以后35年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强调，富裕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传统的发展路径争面临挑战和压力，为摆脱生活质量长期停滞的局面，亟需采取果断行动。 本次报告还包括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AI）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全球调查结果，约半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在AI的影响下趋于自动化。6成受访者认为AI将催生新的职业病增加就业，仅13%的受访者认为工作岗位会减少。

据首尔高等法院7日消息，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重审首场庭审日期从原定本月15日推迟至总统大选后的下月18日。 首尔高等法院称，被告人为总统候选人，应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参加选举活动机会，为消除有关审判公正性的争议，将庭审日期变更为总统选举日以后。法院始终坚持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受内外部任何影响和干涉，保障审判独立公正的立场。 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审判第七庭本月2日接手此案，原计划于本月15日首次开庭审理。但李在明的辩护律师向院方提交延期开庭申请书，称根据《宪法》第116条“保障候选人平等选举活动机会”和《公职选举法》第11条“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活动期间免于被拘留和逮捕”的规定，要求将庭审推迟至总统选举日之后。 2021年12月，李在明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演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不认识城南市大庄洞地产开发弊案关键人物金某（已故），在出席国政监查时，声称韩国食品研究院位于城南市柏岘洞的地皮在变更用途过程中受到国土交通部的威胁，涉嫌散布虚假消息被检方起诉。 去年11月，一审法院认定李在明发言属于散布虚假信息，并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但今年3月，二审法院认定李在明发言不属于散布虚假信息，推翻一审判决，判定李在明无罪，检方随即提起上诉。本月1日，大法院（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终审宣判，撤销二审无罪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进行重申。 由于大法院以前所未有的罕见速度对此案做出有罪判断，加之首尔高等法院迅速指定首次庭审日期，引发以共同民主党为中心的批评声浪。院方称，对法院内外质疑进行综合考虑后变更庭审日期，同时通过媒体声明强调，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独立公正的立场。 7日，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在全罗北道与当地民众交流。【图片提供 韩联社】 李在明就庭审被推迟表示，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合理决定。共同民主党对首尔高等法院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国会法制司法委员长郑清来在脸书发帖称：“结束内乱、政权交替、建立民主政府是时代课题，历史洪流无人能阻挡，现在是李在明。” 韩国盖洛普本月4日至5日面向1007名民众实施下届总统热门候选人支持率民调，于7日公布结果显示，李在明为50%，无党籍候选人韩德洙为21%、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金文洙为14%、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为5%。 假设李在明、韩德洙和李俊锡形成三者对决格局，三人的支持率分别为50%、36%和8%，李在明和韩德洙的差距为14个百分点。假设李在明、金文洙和李俊锡形成三者对决格局，三人的支持率分别为51%、33%和8%。

在过马路的上班族【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企女性平均年薪超过男性的70%水平。大企性别薪酬差距呈持续改善态势，但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依然显著。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韩国500强企业进行调查，并于22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以2024年为基准，韩国大企女性员工平均年薪达740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7.9万元），达到男性平均年薪（1.0561亿韩元）的70.1%水平。较2023年的68.6%提升1.5个百分点，较两年前的66.9%提升3.2个百分点，显示出性别薪资差距呈持续缩小趋势。 然而，从平均在职年限来看，性别薪资差距仍然显著。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为9.2年，为男性（11.9年）的77.3%水平。但在薪酬方面，女性仅达到了男性的70.1%，反映出女性在高层职位中的代表性仍不足。Leaders Index分析称，在韩国大企中，女性员工占比仅为26.4%，且多集中于中低层岗位，这一结构性因素直接制约了女性整体薪资水平的提升。 从行业细分来看，贸易、证券、保险、运输和银行等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尤为突出。 在贸易行业，女性员工平均在职年限11.3年，高于男性的10.1年，但平均年薪仅为7000万韩元，不及男性（1.151亿韩元）的60.8%；在证券行业，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10.8年）略高于男性（10.3年），但平均年薪为9900万韩元，仅为男性（1.52亿韩元）的65%水平；在保险业中，男女平均在职年限基本持平，分别为13年和13.1年，但女性的平均年薪为8800万韩元，为男性（1.31亿韩元）的67.5%水平；运输行业中，女性平均在职9.5年，略低于男性（10.2年），但平均年薪为6400万韩元，为男性（9700万韩元）的66.2%水平；银行业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在职年限分别为15.4年与14.5年，男性平均年薪为1.28亿韩元，仍比女性（9700万韩元）高出24.5%。显示出在女性职业稳定性与男性相当甚至更优的情况下，薪资差距仍然显著。 Leaders Index指出，当前韩国大企在薪酬公平性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研究显示，大企在职位晋升及薪资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系统性性别差异，特别是在高管层级的代表性方面，男性仍占据绝对优势。要实现真正的职场性别平等，企业需要从根本上优化人才选拔与晋升机制，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职业发展体系，同时加强对女性管理人才的培养与任用，从而推动职场生态的实质性改善。

一位妈妈在为孩子撑伞【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女性家庭部于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衡量韩国性别平等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性别平等指数”在2023年出现自201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 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国家性别平等指数为65.4分，同比（66.2分）下降0.8分。该指标作为衡量韩国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核心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与评估提供依据。评分满分为100分，代表完全平等，反之则相反。 该指数在首次发布相关数据的2010年为66.1分，此后呈稳步上升态势，2021年一度达到75.4分。然而，2022年该指标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按照新标准重新核算后，2021年指数为65.7分，2022年为66.2分。2023年得分下滑，意味着创自统计以来的首次实质性回落。对此，女性家庭部表示：“由于指标体系发生结构性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的直接可比性存在一定局限。” 从细分领域来看，2023年各板块表现差异显著。具体来看，“教育”领域以95.6分保持领先地位。其次依次为健康（94.2分）、收入（79.4分）、就业（74.4分）、两性平等意识（73.2分）、照护（32.9分）及决策参与（32.5分）。其中，“两性平等意识”领域下滑最为明显，同比下降6.8分至73.2分。“家庭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指标急剧下跌16.4分，从60.1分骤降至43.7分，成为拖累整体指数的主要因素。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性别主流化研究本部长李东善（音）分析指出，“家庭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反映个人主观意识，非定量指标，因此很难明确分析下降原因。” 在“照护”领域得分也略有下降，从33分降至32.9分。据分析，可能与后疫情时代家庭照护负担加重存在关联。疫情期间托育服务中断、远程教育普及等因素导致家庭内部无偿劳动量增加，而现行育儿支持政策的性别差异也可能是潜在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决策参与”领域得分从30.7分上升至32.5分，“就业”领域从74分升至74.4分，“收入”领域则从78.3分升至79.4分，均有所改善。 从地区来看，全国17个地方自治区的性别平等水平呈梯度差异。首尔、大田、世宗、忠南和济州为第一梯队得分区间为74.05至71.57分；大邱、光州、江原和全北位列第二梯队（70.84至69.83分）；仁川、京畿、忠北和庆南为第三梯队（69.76至69.07分）；釜山、蔚山、全南和庆北则处于末位梯队（68.72至67.74分），反映出韩国各地区的性别平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发展态势。

据韩联社23日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最新统计数据，韩国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2022年，韩国的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改善率仅为18.2%，在31个公布相关数据的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8位，远低于成员国平均值31.9%。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数据显示，韩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396，在31个国家中排名第二。然而，税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24，排名下降至第20位。 在OECD成员国中，比利时以48%的改善率位居榜首，芬兰、法国、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紧随其后。相比之下，仅有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墨西哥的改善率低于韩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日本和瑞士尚未公布最新数据。日本在2021年的改善率为34.1%，虽处于中下水平，但仍高于韩国。 近年来，韩国的基尼系数改善率虽有所提升，但仍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期间政府补助金政策影响，改善率达到19%，创历史新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22年回落至18.2%。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改善率持续上升，导致韩国的全球排名自2011年以来持续下滑，从第24位跌至2022年的第28位。 专家指出，尹锡悦政府推行的紧缩财政和减税政策可能进一步削弱收入再分配功能。该政府以“健全财政”为口号，削减文在寅政府时期扩大的总支出增长率，并下调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推动遗产税改革，引发反对党批评其为“富人减税”。 忠南大学经济学教授郑世恩（音）表示，韩国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贫困群体、失业人口以及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的退休群体均面临收入保障问题。他强调，尹锡悦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较文在寅政府时期大幅削弱，若要达到OECD平均水平，政府需重新审视减税政策，并调整国民年金（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增强对退休人群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减少社会不平等。 位于首尔西大门区的国民年金公团首尔北部地区本部【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