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研究院于11日发布的《2024年首尔福利实态调查》报告显示，收入分布中位于前20%的首尔家庭平均总收入达1.248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是后20%家庭收入（2704万韩元）的4.6倍。受访家庭的平均总收入为6423万韩元，高于中位数收入5800万韩元。该研究基于对首尔地区3004户家庭的问卷调查。 调查指出，7.3%的受访者曾因经济困难而面临未能按时缴纳房租、水电费或教育费用，冬季无法正常取暖，或生病时未能及时就医等问题。另有2.3%的家庭因无力承担度假费用、难以维持均衡饮食或缺乏休闲活动，被归类为“贫困层”。这一现象在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尤为显著，该比例达到5.3%。 在生活支出方面，非贫困层家庭的月均生活费为286万韩元，是贫困层（115万韩元，即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50%）的2.3倍。然而，月均医疗支出方面，贫困层为4.2万韩元，高于非贫困层的3.5万韩元。认为医疗支出构成沉重负担的比例在贫困层中达37%，显著高于非贫困层的16.7%。 家庭资产方面，受访家庭平均总资产为6亿韩元，平均负债为4500万韩元，平均净资产为5.6亿韩元。整体来看，38.9%的家庭存在负债情况，家庭平均负债规模为1.1565亿韩元，其中超过半数（58.3%）表示承受还款压力。数据显示，收入房价比（PIR）为11.4，即房屋总价约为家庭年收入的11.4倍；收入租金比（RIR）平均达37.7%，住房负担依然沉重。 在心理健康方面，过去一年内感到抑郁的受访者达23.6%。分年龄段看，老年群体抑郁比例为32.6%，中年为25.8%，40多岁群体为25.1%，青年群体为17.9%。7.7%的受访者表示感到社会孤立，46.6%的受访者表示感到孤独。孤独感在老年群体中最为普遍，达62%，其次为中年（54%）、40多岁（44.9%）和青年群体（36.5%）。此外，在15至29岁青年中，“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尼特族”（NEET）比例达4.6%，较2022年的3.6%有所上升。

近五年来，韩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数量显著增加，增长率超过70%，总人数达8.6万余人，这一现象引发了许多年幼子女家长的深切担忧。青少年抑郁症因其症状常被误认为青春期情绪波动，往往造成诊治延误。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于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4.9983人万人（男性1.8834万人，女性3.1149万人），截至去年增至8.6254万人（男性3.1055万人，女性5.5199万人），增幅达72.6%。其中，10至19岁的青少年患者人数从2020年的4.8645万人（男性1.8012人、女性3.0633万人）增至去年的8.352万人（男性2.9262万人、女性5.4258万人），增加71.7%。 10岁以下儿童患者增幅更为显著，从2020年的1338人（男性822人，女性516人）增至去年的2734人（男性1,793人，女性941人），增幅高达104.3%。相比之下，同期全国抑郁症患者总数从83.7808万人增至110.93万人，增幅为32.4%，儿童与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增长尤为突出。 专家分析指出，青少年抑郁症以往并不常见，然而近年来因学业压力持续加大等因素，该群体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显著增加，导致相关病例数量逐步攀升。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与成人抑郁症相似，包括情绪持续低落、意志力减退，并常伴有食欲下降、失眠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许多孩子会主动抱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或对以往热衷的活动失去兴趣。与成人不同的是青少年抑郁症常伴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焦虑障碍。部分患儿甚至无法自觉情绪异常，而表现为易怒或对小事过度敏感，这类行为容易被误解为青春期的正常反应。 专家强调，青春期情绪波动虽属正常，但若情绪变化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则需警惕抑郁症的可能，并应及时寻求专业治疗。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是否出现对既往爱好兴趣减退、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以及睡眠和饮食模式发生显著改变、社交回避等行为。 首尔大学医院小儿青少年精神科教授金在元（音）指出，部分孩子在小学阶段成绩优异，进入初中后却出现成绩急剧下滑。家长往往首先考虑ADHD，但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抑郁症引发的注意力下降。 为预防青少年抑郁症，应为孩子营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减少对电子游戏和手机的过度依赖，鼓励适量参与体育活动，并确保享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与空间。金在元强调：“许多患儿和家长倾向于将抑郁症归因于个人过失，然而抑郁症是任何人都可能罹患的疾病，重点不应在于追究原因，而应着眼于当前与未来的应对。父母最重要的是避免自责，而是与孩子共同面对，携手走向康复与健康的未来。”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眼下正值韩国的夏季休假期，平时两点一线、朝九晚五的“打工人”们会选择在此时和家人、朋友们出游度假，一来是为平时绷紧的神经放个假，二来也是通过身心充电，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接下来的工作。 但《中国新闻周刊》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46%的网友坦言自己存在“休假羞耻症”，一想到要开口要求休假，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瞻前顾后，既害怕领导不同意，又担心同事们说三道四，明明是理所当然的假期，却感觉像“犯罪”一样。 究其原因，在职场中请假似乎与“工作不积极”、“缺乏责任感”等负面字眼有联系。尤其在亚洲人传统的“集体观念”中，个人的缺席可能会造成集体拉后腿，影响整体工作进度，甚至让领导和同事对自己产生反感。 然而，“休假羞耻症”对个人及社会有着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从个人角度来说，长时间处于精神紧绷、身体超负荷的状态下，不仅令健康亮起红灯出现“亚健康”信号，心理上也会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精神问题，影响工作效率。 “休假羞耻症”是时候成为过去式了，用人单位有必要树立正确理念，认识到员工合理休假不仅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反而能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合理分配任务等方式，让员工安心休假。员工自身也需要改变心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和生活观。工作固然重要，但生活同样不可或缺。休假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调整状态，以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后续工作中，“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但身体离开休息可真不行。 “休假羞耻症”该翻篇儿了，提前安排好工作，和同事做好交接，然后放心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毕竟，人生不只有KPI和加班，还有阳光、海滩、家人的笑脸，以及那个需要偶尔“暂停”一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