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3紧急戒严”至前总统尹锡悦遭宪法法院罢免判决的5个月里，韩国社会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接近3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38亿元），相当于每位国民承担约59.55万韩元。 《中央日报》日前委托檀国大学冲突解决研究中心进行“12·3紧急戒严及弹劾冲突成本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起，至今年4月4日尹锡悦遭宪法法院弹劾，各类社会冲突成本约48.3673万亿韩元。社会冲突类型分为意识形态、劳动、环境、地区、阶层和教育六类。 研究中心依照以下三项标准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公共冲突，分别是参与人数达500人以上、在公共空间至少进行1次100人以上的集体活动、针对同一议题的对立行为持续至少7天。冲突成本计算方式为每日参与人数×每日法定工作时间×最低时薪×冲突持续天数。 在所有冲突类型中，“关于总统弹劾的支持与反对”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成本最高，达到 30.7796万亿韩元（63.5%），其次依次为劳资冲突（31.82%）、环境冲突（2.31%）、教育冲突（2.18%）等。 研究中心称，这显示出戒严及弹劾议题如“黑洞”般吞噬其他社会矛盾，放大政治对立并挤压其他议题空间。檀国大学教授金康珉（音）称，意识形态冲突难以达成明确结论，因此往往持续时间更久、解决难度更。当普通公共议题被“意识形态化”后，原本运作良好的冲突管理系统会立即失效。 他还指出，在另一项调查中，2008年的“疯牛病示威”和2017年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事件被认为对民主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本次戒严事件未获类似评价，这说明本次事件造成的社会疲劳度更高，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反而更低。” 随着相关政治事件的余波持续，韩国社会对政治对立成本的关注预计还将持续升温。

一年前，韩国突然爆发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在政治权力冲突急剧升级的背景下，尹锡悦政府宣布进入全国紧急戒严状态。军队进入主要行政据点，政治体系几乎陷入瘫痪，社会与经济秩序面临严重混乱风险。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海外资本密切观望，韩国经济如同“风前残烛”，濒临信用体系全面崩溃的边缘。 韩国国会随即召开全体会议解除戒严，并通过对尹锡悦的弹劾案。今年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通过弹劾，正式罢免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在震撼全球的紧急戒严事件中，韩国经济一度陷入险境，但随着政治混乱逐渐平息，依靠半导体景气回升和消费复苏等动力，韩国正在尝试再次实现经济腾飞。 李在明在戒严事件7个月后就任总统，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以人工智能（AI）、生物产业等未来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创新经济，作为主要增长战略。韩国必须借此跨越老龄化等结构难题，以及中美竞争导致的全球贸易与经济安全格局变化，从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戒严事件导致韩国多年以来苦心建立的国际信用面临坍塌危机。国家信用评级一旦下降，则会引发连锁反应，对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戒严在宣布之后随即解除，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却接连发出警告，对韩国经济保持谨慎态度毫不放松。 戒严造成的冲击也显著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实际GDP增长率环比降至-0.2%，主要受到消费心理恶化影响。美元兑韩元汇率剧烈波动，从戒严当日下午收盘1402.9韩元攀升至去年底及今年初的1470韩元以上。国会就弹劾对峙期间的去年12月9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盘中跌至2360.18点，为约13个月以来低位。 随着宪法法院宣判罢免总统，韩国经济在政治不确定性中迎来转折。5月总统席位空缺期间与7月新政府成立后推出的两轮合计约45万亿韩元追加预算，为内需复苏提供支撑。其中，第二次追加预算中的约12万亿韩元“民生恢复消费券”使用期限临近，近期零售销售额指数环比上升3.5%，时隔三个月实现反弹。 半导体热潮叠加AI政策推动投资意愿增强。半导体需求预期增长以及中美贸易谈判缓和推动KOSPI首次突破4000点，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等股价创新高。韩国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度回升至0.7%，第三季度进一步上升至1.2%（初步数据）。韩国银行（央行）分别上调今年与明年经济增长预期至1%和1.8%。 在新旧政府交替的国政空白期间，韩国也承受到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李在明上任后紧急推进谈判，最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达成协议，对美国进行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和1500亿美元造船合作投资，以此换取汽车等主要产业关税从25%降至15%。 戒严对韩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已经逐渐消散，但房地产依旧是一大难题。6·27贷款调控与10·15调控区域扩大政策陆续出台，但全租房价一个月内上涨超过2%，首尔公寓价格创下5年2个月以来最大涨幅，市场依旧紧张。 此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贸易政策与居高不下的汇率也是新的挑战。专家认为美元强势可能持续，高汇率有利于出口，但韩国产业结构依赖进口材料加工供应出口企业，因此中小企业的困难可能加剧，需要增强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谈判优势，并扩大政策金融支持。 明知大学经济学教授禹硕振（音）指出，紧急戒严引发的动荡一度令市场波动和消费信心下降，但最终对经济的实质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对韩国经济的冲击更为深远，因此需要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变化，采取前瞻政策和风险管理措施，确保经济稳健运行。

“为彻底铲除无耻的亲朝反国家势力，守护自由宪政秩序，我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去年12月3日深夜10点25分许，时任韩国总统的尹锡悦发表紧急电视讲话，打破了那个平静祥和的夜晚。还没等民众反应过来，“禁止政治活动”、“管控媒体和出版物”、“处决”等本应封存于历史的词语再度登场，令整个韩国陷入恐慌和惊愕之中。 随后，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乘坐军车和直升机抵达国会，用铁锤和步枪砸碎玻璃试图进入，仿佛电影大片般惊心动魄的场面上演，国会一度面临被戒严军全面控制的危急局面。所幸民主被枪弹践踏的悲剧止步于此，突破警察封锁、翻越围墙赶到会场的190多名朝野议员全票通过解除戒严案。从尹锡悦宣布戒严，到戒严部队在凌晨3点半完全撤离国会，这是韩国民主几乎倒退40年，却在悬崖边奇迹般复活的6小时，足以载入史册。 然而戒严解除后，韩国迎来的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危机。尹锡悦拒不认错，抗拒调查，并与检警对峙，引发国家机构间冲突与社会混乱。部分支持者甚至对法院进行打砸，令阵营对立进一步激化。面对不断扩大的危机，国会提出弹劾，宪法法院作出罢免尹锡悦的裁决。提前大选随即举行，李在明当选总统，开始重建新的政治秩序。 这场危机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权力的角力，而是普通公民的挺身而出。冒着严寒深夜赶往国会的他们用身体守住了韩国得来不易的民主，那些挥舞着应援棒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混乱中坚持克制的军警、迅速行动的国会、做出冷静判断的宪法法院，共同构成了阻挡历史“开倒车”的最后堡垒。 但戒严事件也暴露出韩国民主制度的深层脆弱，领导人个体判断失误即可导致社会动荡，部分权力机构的中立原则未能扎根，社会趋于撕裂和对立。李在明政府仍面临修复信任、稳定社会、推进制度改革等多重任务。 戒严一周年回望，那一夜的混乱与惊惧，已成为刻印在韩国现代史上的一段烙痕。它让所有人明白：民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脆弱、易碎，却又因无数人的坚持而坚韧。正是公民的觉醒，制度的韧性，以及社会深处未曾熄灭的自由意志，让韩国在几乎要滑向黑暗深渊的边缘稳住了脚步。

一项调查显示，截至目前，韩国法人企业申请破产的数量超过1800家，因经营困境而难以维系最终倒闭的企业呈持续增加趋势。 韩国法院于本月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韩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法人破产申请1840件。其中10月份申请数量为174件，较9月份的207件略有下降，但整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若本月申请破产件数保持在月均184件，预计全年破产申请数量将突破2000件，超过2022年创下的近十年最高纪录（1940件）。 法人破产意味着企业通过资产清算正式终止经营活动。尽管相关数据未对企业规模进行具体区分，但业界普遍认为，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风险企业及初创公司。 当前，韩国中小企业面临高物价与高利率的双重压力。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长期维持在约1400韩元的水平，导致进口原材料及中间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相比于资本结构更为稳固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应对成本冲击方面显得尤为艰难。一家铝材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尝试减少进口、转向内需市场，但整个产业链已受到破坏，很难找到有效的生存路径。” 金融市场的预警信号也在不断加剧。今年第三季度，韩国企业银行的企业贷款逾期率上升至1.03%，为2010年第三季度（1.08%）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期，四大商业银行（国民银行、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友利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逾期率达到0.53%，创自2017年第一季度（0.59%）以来八年间的最高纪录。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12·3紧急戒严”发生后的过去一年内，被指控为“内乱头目”的前总统尹锡悦为首的主要涉案人员接连落马，正以被告身份等待法律做出的审判，宣判结果有望于明年初出炉。 综合法律界消息，作为“12·3紧急戒严”主案的尹锡悦内乱头目指控审判预计将在明年1月初收尾。 负责审理此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将在明年1月5日、7日和9日三天进行集中审理，包括审讯被告、向检方求双方最终陈述等。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警察厅厅长赵志浩等前军警干部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审理也在进行中。法院计划于12月29日将三起案件合并后进行判决公审，通常在判决公审后一至两个月内进行宣判，预计明年2月有望进行一审宣判。 这将是与“12·3紧急戒严”相关指控被起诉后，历经一年多法院对“最高责任者”和执行任务者首次做出的司法判断。 最早被移送法庭的是被指向尹锡悦建议发起紧急戒严的金龙显，检方在戒严令发布5天后的去年12月8日传唤并紧急逮捕金龙显，随后于同月27日对其提起拘留起诉。 此后，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寅兄、前陆军首都防卫司令官李镇遇、赵志浩、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植等相继被起诉。今年1月26日，韩国检察厅紧急戒严特别调查本部以“涉嫌发动内乱”拘留起诉尹锡悦。目前吕寅兄和李镇遇的案件正在中央地区军事法院进行审理。 李在明政府成立后的今年6月，独立检察组（以下简称独检组）正式挂牌成立，随后以未能阻止尹锡悦实施紧急戒严、事实上放任不管为由，对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和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等国务委员提速诉讼，相关调查提速。 韩德洙已于今年8月29日被不拘留起诉，预计明年1月21日宣判。他将在参与内乱的内阁成员中最早接受法律判决。上月26日，独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李祥敏被指控在戒严当时指示消防厅长切断特定媒体水电。独检组已两度追加起诉尹锡悦，今年7月，独检组以涉嫌妨碍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令等罪名追加起诉尹锡悦，目前此案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负责审理。 上月10日，独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罪、滥权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罪，对尹锡悦、金龙显和吕寅兄提起公诉。 在完成主要调查后，独检组正集中力量对其余国务委员及相关政治人士所涉嫌疑进行查证。上月28日，独检组指控赵太庸涉嫌违反《国家情报院法》政治中立义务、渎职、作伪证、毁灭证据及伪造公文等多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此外，对前法务部长官朴性载、前国民力量党党鞭秋庆镐参与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嫌疑也在进行中。发布支持紧急戒严贴文的前国务总理黄教安、涉嫌参与“三清洞秘密会晤”的前法制处处长李完揆也正在接受调查。 尹锡悦夫人金建希身背多项嫌疑，包括在尹锡悦任期内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案等。独检组认为大部分嫌疑属实，于今年8月29日起诉金建希。 目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希涉嫌接受统一教贿赂、操纵股价等嫌疑进行审理，结审公判将于本月3日举行，当天正好恰逢紧急戒严一周年，独检组将对金建希提出量刑要求，预计此案将于明年年初做出判决 这场必将载入韩国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危机，从爆发、调查到起诉，历经一年多，如今正迎来关键的司法节点。明年初的集中宣判不仅将决定主犯的命运，也将成为韩国在经历政治风暴后，如何面对权力滥用、国家安全与民主制度之间张力的重要检验时刻，最终结果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26日，负责调查“12·3紧急戒严”的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独检组在最后的意见陈述中，将“12·3紧急戒严”定性为“对大韩民国民主主义的恐怖袭击”，国家与全体国民都是受害者。独检组指控韩德洙作为“国政二把手”，本应制止总统滥用职权，却未能阻止非法的紧急戒严宣布，反而提供了协助。 独检组指出，韩德洙涉嫌协助内乱头目、执行内乱重要任务及作伪证三项罪名。独检组强调，韩德洙是“能够阻止此次内乱事态的唯一人选”，但他却背弃了作为全体国民服务者的义务，参与了内乱犯罪行为。 独检组指控韩德洙去年12月3日以保障违法紧急戒严宣布程序正当性为目的，向前总统尹锡悦建议召集举行国务会议。他还为了隐瞒宣布戒严的违法性，与尹锡悦、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在“事后紧急戒严宣布文”上签名后将其废弃。 此外，韩德洙在今年2月宪法法院的总统弹劾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时，就“何时及如何接到戒严宣布文”作了伪证。 独检组郑重指出，“12·3紧急戒严”给国家尊严造成的损害比45年前的内乱更为巨大，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丧失感。独检组主张，韩德洙在戒严宣布前后的一系列行为均参与了内乱犯罪行为，犯罪性质十分严重。 独检组还指出，韩德洙在明知最初戒严宣布文存在法律缺陷的情况下，仍参与了“事后戒严宣布文”的撰写工作,这是“支持内乱计划的具体执行行为”，独检组提出了多项量刑考量主张，包括韩德洙试图通过事后文件弥补程序瑕疵，制作虚假公文书的司法妨碍性质犯罪，还有翻供陈述等不配合态度。 独检组强调，韩德洙毫无悔改之意，必须严加惩处，以免大韩民国再次重演不幸的历史。法院将于2026年1月21日或28日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

26日，负责调查“12·3紧急戒严”的独立检察组以协助发动内乱为由，请求法院判处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这句话原本是阐述人生不同阶段应当具备的品德修养，但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当代政府政策与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正如个人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而日趋成熟，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亦应在持续的改革与完善中不断进步。 韩国消费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是韩国的准政府机构，它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机构。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积极回应民意，致力于构建公平、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文拟通过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比较，分析韩国消费者院在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与启示。 一、韩国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一个专门保护社会中相对弱势消费者权益的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为设立韩国消费者保护院奠定了法律基础，该院于19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消费者保护法》修订为《消费者基本法》，机构随之更名为“韩国消费者院”。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的主要职能涵盖消费者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与安全预防、市场调查、消费者中心经营认证、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与纠纷调解等领域。自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始终秉持“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多元且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担着信息提供、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职责，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韩国消费者院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所具备的制度优势 （一） 通过确立法律地位来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规定：‘ 为有效推动消费者权益增进政策的实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韩国消费者院。’同时，对其主要职能——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信息提供、教育与救济——作出具体规定。换言之，法律通过对韩国消费者院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及组织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为其独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此基础上，韩国消费者院在财务与运营方面保持了持续性与稳定性。虽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研究与执行层面仍能维持其特殊公益性法人的独立地位。这一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政策推进的一贯性与专业性。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协会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承担社会公益职能，但其设立及运行程序尚未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因而，将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纳入相关立法，明确其独立性与稳定性，是保障机构长效运作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具备作为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的专业能力 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是消费者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该院不仅协助政府制定消费者政策基本规划，还负责开发消费者政策指标，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实施。此外，韩国消费者院还可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持续完善。尤其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依据《消费者基本法》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度改进事业业务运作指引》，韩国消费者院有权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和制度改进建议。这一规定为韩国消费者院作为具备专业能力的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表明，该机构已从单纯的政策执行机关发展成为能够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政策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其具体程序和参与范围尚未明确。为使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法律和制度改革中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相关权利和程序作进一步细化。 （三）通过常态化的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 韩国消费者院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对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开展常态化的质量与安全检测。这一机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客观的信息，也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对于涉及消费纠纷的商品，韩国消费者院还通过科学试验查明因果关系，为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韩国消费者院通过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利用自有检测设备对各类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进行常态化检测，从而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与提升社会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虽亦开展商品鉴定工作，但其范围主要限于接到质量投诉后由具备资质的鉴定人受托实施，尚缺乏独立、常态化的检测机制。鉴于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相关，有必要推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自主检测体系，持续开展试验与质量监测工作。 （四）通过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运作，实现消费者纠纷的快速与公正解决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设立并运营“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准司法性机构，旨在实现纠纷的快速与公正处理。一旦调解达成，即具有与“法院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此外，即使调解达成后，当事人未履行调解决定内容，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令，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该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程序简便、成本较低，是推动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赋予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定的纠纷调解职能，但尚未就其具体程序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以切实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体系。 三、期望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提供借鉴与助力 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作为专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政府机构，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各项政策。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韩国消费者院在确保机构独立性、强化政策制定专业性、通过常态化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以及稳定运行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展现出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组织所具备的稳健能力。这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巩固，更体现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成果。 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将为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在完善和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借鉴。 在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期待中韩两国共享制度经验与政策智慧，共同推动消费者保护事业朝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作者个人简历 现）韩国消费者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前）韩国延世大学法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访问学者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

在历经长达一年的诉讼、解约声明与舆论风波后，女团NewJeans的解约纠纷终于迎来关键转折点。 HYBE娱乐旗下厂牌ADOR近日表示，NewJeans成员HAERIN（姜谐潾）和HYEIN（李惠仁）已决定重返公司并恢复活动。紧接其余成员MINJI（金玟池）、HANNI（范玉欣）和DANIELLE（牟智慧）也表明将重返ADOR之意。ADOR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全力推进与成员之间的沟通，力求在尊重双方意愿的基础上顺利达成一致。 NewJeans去年11月与ADOR发生解约纠纷，并以“NJZ”展开独立活动。ADOR主张双方专属合约仍有效，于同年12月向法院提起确认专属合同有效诉讼，并申请禁止成员在诉讼判决前未经公司批准从事演艺活动。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3月批准ADOR提出保全申请，并于5月裁定受理ADOR的间接强制申请。法院于10月就专属合约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ADOR胜诉，确认双方专属合约有效期持续至2029年。 据业界近日消息，NewJeans未对自身败诉的专属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由此，ADOR与NewJeans之间的专属契约关系正式得到法律确认。 近一年，原本处于上升黄金期的NewJeans被迫暂定活动。笔者认为，这场风波真正结束的关键在于接下来成员与公司能否有效推进沟通，解决分歧，让NewJeans尽快重返舞台。事态持续越久，对双方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 NewJeans自出道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颇多人气。但长时间的空白期、粉丝间的分裂情绪以及外界的负面舆论，对团体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另外，不仅是同代团体，新人团体不断涌现，这无疑会影响NewJeans粉丝稳定性与长期发展潜力。 笔者认为，粉丝最渴望的是NewJeans回到舞台、推出新专辑、展现作为艺人的魅力。成员若继续纠结于情绪与理念问题，只会让粉丝屡次失望，并慢慢削弱团体品牌价值。

怪谈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瘟疫。韩国方便面元祖“三养拉面”在1989年“工业牛油怪谈”出现后迅速从国民餐桌上遭到除名。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1997年宣判三养食品无罪，卫生部门也澄清牛油对人体无害，但三养形象早已跌至谷底，此后农心登上行业第一。 类似事件似乎总会重演。2004年“劣质饺子事件”和2008年“疯牛病牛肉风波”都是由“垃圾”“死亡之肉”等恶劣词汇引爆。在科学出面前，情绪已经迫不及待爆发。媒体沸腾，国民愤怒。时过境迁，留下的又是“当时有点过头”的自责。 怪谈普遍都有相似的发展结构：提出质疑、刺激舆论、公众恐慌、猎巫抵制、最终澄清。一句“可能有鬼”，局势就会倾斜。这种怪谈背后盘踞的是信息不对称、制度不信任和报道不客观。民众不了解食品如何生产加工，对未知的不安唯有用想象填补。一旦怪谈加入，想象就仿佛插上翅膀。 “工业用”“垃圾”“内脏组织千疮百孔”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横行。这类表述引发的恐惧不是危险本身，而是想象中的画面。新闻冠以“揭示真相”的旗号，但把伦理强调的“避免滥伤无辜”原则抛在脑后。比歪曲事实更可怕的，是社会情绪过热。 三养食品本月3日推出新品“三养1963”。1963年是韩国首款方便面诞生的年份，11月3日则是匿名举报引发“工业牛油怪谈”的日子。三养食品通过直言曾经的禁忌词汇，正面回击过去遭受的冤屈，这是企业对36年积怨的发声。 怪谈像病毒一样难以根除。社交媒体对冲击和爆料作出反应，传播未经证实的恐惧。虚假信息比媒体误报还要快一步，更正报道却远在盲区。在怪谈时代，新闻媒体的伦理原则至关重要，写出建立信任的报道比煽动恐惧的文章更难。三养食品的案例是媒体和社会必须重新铭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