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韩国作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凭借蓬勃发展的K-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然而，在光鲜亮丽的经济成就背后，韩国的教育内卷、职场过劳、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韩国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隐忧。 近日，一则关于“韩国登顶经合组织（OECD）国家压力指数排行榜”的报道在社会引发热议。多项权威调查显示，韩国在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等关键社会指标上均位列前茅，折射出韩国民众普遍承受的沉重心理负荷。 据调查，经济困境（45.8%）是韩国民众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45.5%）、职场压力（38.5%）、健康问题（33.8%）、家庭关系（29.8%）等紧随其后。据悉，韩国30至40岁群体普遍面临着“三明治一代”的双重负担——既要赡养年迈父母，又要抚养未成年子女。 韩国社会正被四大结构性压力所困扰。持续通胀、空气污染、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每10万人21.16例，OECD最高）以及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不足（相关权益保障排名OECD倒数第三）。这些顽疾已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仅从笔者周围的朋友来看，身边同龄人普遍面临着职场竞争、婚恋压力、住房负担以及生育焦虑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动辄数十年的房贷压力直接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压力问题，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坚持规律的运动锻炼、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进行冥想练习以及适当的拉伸运动等，都是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又或者得空与朋友小聚，喝上一杯，谈谈心事，把焦虑悉数抖搂出来，同样能起到宣泄压力的效果。 为了应对社会性压力问题，韩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推进多项支持政策与制度改革，包括在职场推广压力管理项目、扩大心理咨询服务覆盖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旨在提升国民自主调节情绪的能力。然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还需要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将压力视为可管理、可克服的发展课题。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变，对于建设更具韧性的韩国社会至关重要。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去年9月对年龄在45至69岁之间并育有19至34岁子女的1600名中老年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后，9日发布《成年初期亲子关系与社会阶层差异》研究报告显示，66.9%的受访父母认为子女的成败父母也负有责任。 具体来看，58.1%的受访父母基本同意上述说法，8.8%则非常同意。从性别来看，男性的认同率为68.5%，高于女性的65.5%。从年龄来看，55至59岁群体的认同率最高，达到70.1%。从学历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认同率为73.6%。调查还显示，家庭资产规模越大，父母对承担子女成败责任的认同程度也越高。 研究团队指出，由此可见，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成败负有责任，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层面原因。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等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差距，反映出父母普遍认为自己的养育和支援确实会对孩子的成败产生实际影响。 此外，大多数父母认为，与成年子女应当保持各自独立的关系，同时也应给予子女支援。调查显示，76.2%的受访父母认为与成年子女应该建立独立关系，而认为应当维持相互依赖关系的仅占13%。仅由父母单方面支援子女（7.4%）或由子女单方面支援父母（3.4%）的认同比例则更低。 对于是否愿意在特定方面给予子女经济支援，多数父母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在大学教育费用（83.9%）、结婚费用（70.1%）、子女就业前生活费（62.9%）、购房费用（61.7%）等方面，均有较高比例的父母愿意提供支援。此外，还有42.1%的受访父母表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会持续给予子女支援。 关于大学学费应由父母承担这一观点，年轻一代也普遍持同样看法。在对1000名19至34岁青年进行的相关调查中，68.4%的受访青年认为父母应当负担子女大学学费，62.2%认为在自己实现经济独立之前，父母应当提供生活费支援。 对于结婚费用和购房费用，也分别有53.4%和45.1%的受访青年认为应由父母协助承担。即使已经就业，也有46.3%的受访青年认为，父母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帮助理所应当。 7日，在首尔一处图书馆前，一名学生把书包交给家长后在一旁玩耍。【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日，奈飞（Netflix）原创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在年轻一代之间掀起热潮。该剧讲述出生在韩国济州岛叛逆勇敢的女孩吴爱纯（IU饰）与坚定不移的男孩梁宽植（朴宝剑饰）携手度过人生风雨的故事。 爱纯是一名海女的女儿，她曾经梦想进入大学并成为诗人，但母亲的去世与重男轻女的社会现实让她无奈放弃理想。后来，在丈夫宽植、家人和邻里的支持下，她努力重新振作，坚强生活。 然而，爱纯的悲剧并未就此终结。一次意外中，她的失误导致自己年幼的儿子丧生，她因此陷入自责和绝望。在人生的低谷，去世的母亲在梦里告诉她：“活着，就能活下去。”最终，在家人和邻里的帮助下，爱纯重新出发，继续前行。 这部剧不仅触动韩国年轻一代的心，同时引发海外观众的共鸣。与社会对MZ世代的偏见不同，当代青年并非一味追求“一夜暴富”或“我行我素”的生活，而是渴望一个即使失败也能像爱纯和宽植一样重新站起来的社会。 韩国雇佣信息院近日发布的“躺平”青年统计调查显示，近50万“躺平”青年希望政府提供的就业支援并非单纯的生活补助（50.6%），而是更倾向于职业培训（59.3%）和就业推荐与信息提供（54.7%）。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青年们想要的也从来都不是“鱼”，而是“渔”。 不久前，2000年生韩国女演员金赛纶不幸离世，引发社会震惊。比起她生前与前经纪公司的纠纷，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现在这个过于苛刻的社会。酒驾固然是严重过失，真心悔改也恐怕难以回到曾经的事业巅峰，但社会却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给她。 就像爱纯的信念延续至女儿金明一样，父母一代“活着，就能活下去”的宝贵精神应该成为社会留给青年的财富。面对经济下行、就业竞争、社会压力等诸多挑战，青年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援助，更重要的是机会和环境。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既包容失败、又鼓励奋斗的世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重新出发，迎接未来。 奈飞（Netflix）原创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海报【图片来源 奈飞】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近日，韩国迎来三一节，笔者在当天重温了在三一运动中英勇献身的韩国女性独立运动家柳宽顺的电影——《抗拒：柳宽顺的故事》。被捕后的柳宽顺即使身陷囹圄，依旧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用自己的生命作毕生的抗争，最终，因营养失调及刑讯拷问致死。但她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韩国的历史丰碑上，被后世尊称为“韩国的圣女贞德”。 三一运动又称独立万岁运动，是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爆发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当天，33名民族代表与无数民众举行集会，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要求独立，柳宽顺便是其中之一。三一运动迅速从和平示威演变为人民起义，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众多独立运动家更是奔走全球，为民族独立而呐喊。 为了铭记这段峥嵘岁月及先烈们的崇高精神，韩国政府于1949年将三一节定为法定节假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上下都会为为国家献身的爱国运动家默哀，并举行庄重的仪式。家家户户的窗外，韩国国旗迎风飘扬，以铭记历史。 记得笔者幼时，每逢三一节，左邻右舍都会纷纷挂起国旗，笔者的父母也会早早准备，将国旗挂在窗外，并讲述国旗和节日的深远意义。然而，时光荏苒，如今的景象已大不如前。国旗的踪影难觅，甚至许多孩子对三一节的由来一无所知。对此，笔者心中不免惋惜。 在笔者的童年记忆里，三一节这天，学校老师总会耐心教导如何绘制韩国国旗，并讲解其中的寓意。国旗的四个角落分别绘有乾、坤、坎、离四卦，象征着天、地、水、火。而洁白的底色，则象征韩国人民的纯洁和对和平的无限向往。 笔者认为，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至关重要。我们应当铭记今日的太平盛世，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这样的节日里，我们更应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回望历史长河，缅怀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巨大牺牲的先祖。

20日上午，备受瞩目的科幻电影《编号17》新闻发布会在首尔江南Megabox影院COEX店举行。导演奉俊昊携演员娜奥米·阿基、马克·鲁法洛、史蒂文·元以及制片人崔斗浩共同出席，分享了影片的创作理念与幕后故事。这是奉俊昊继《寄生虫》之后时隔约5年推出的新作，也是他继《雪国列车》《玉子》之后的第三部英语电影。 导演奉俊昊（左起）、演员娜奥米·阿基、马克·鲁法洛、史蒂文·元和制片人崔斗浩出席现场。【图片来源 韩联社】 《编号17》改编自爱德华·阿什顿创作的科幻小说《米奇7号》，讲述了主人公米奇·巴恩斯（罗伯特·帕丁森饰）在地球一事无成，加入星际殖民计划后，启了一段反复死亡又重生的“宇宙打工记”。 奉俊昊在发布会上表示，影片的核心概念“克隆人”与其他同类型电影有着显著区别，尤其是在角色塑造上更具深度。他强调，虽然《编号17》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却充满了人情味。主人公米奇·巴恩斯并非超级英雄或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这种设定让影片更具现实意义。 演员娜奥米·阿基回答记者提问。【图片来源 韩联社】 娜奥米·阿基饰演米奇的恋人Nasha Adjaya。她表示这是一个非常自由且真实的角色，能够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的情感。对于导演奉俊昊，娜奥米·阿基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他比作“父母”，认为他在剧情进展上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也给予演员极大的表演空间。 演员马克·鲁法洛回答记者提问。【图片来源 韩联社】 马克·鲁法洛饰演反派政客Hieronymous Marshall。他坦言，最初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角色，但随着拍摄的深入，逐渐理解了角色的复杂性。谈到导演奉俊昊，马克·鲁法洛称赞他非常细心且细腻，不仅支持演员的创意想法，还亲自绘制故事板，详细描述角色的特征。这种合作方式让他感受到了导演的亲切与专业。 演员史蒂文·元回答记者提问。【图片来源 韩联社】 史蒂文·元饰演米奇的朋友Berto。他表示这是一个不太讨喜的角色，但他努力揣摩人物内在动机，以更细腻的方式呈现角色。他认为，尽管角色本身存在争议，但从导演的整体蓝图来看，这一角色是完美的。对于与奉俊昊的再次合作，史蒂文表示，导演在拍摄过程中给予演员极大的支持，这种合作方式让他受益匪浅。 制片人崔斗浩在发布会上表示，奉俊昊在创作上始终保持一致性，尽管《编号17》的制作规模比以往更大，但导演对作品的掌控力依然令人信服。他还开玩笑地表示，下一部电影的预算可能会减少，但预算的多少并不会影响电影的质量。 发布会最后，主创们共同表达了对影片全球上映的期待。他们相信，《编号17》不仅是一部科幻电影，更是一部能够引发全球观众思考的作品。通过对人性、权力和日常生活的深刻探讨，影片将带给观众独特的情感体验与内心慰藉。 《编号17》将于2月28日在韩国上映，3月7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 电影《编号17》海报【图片来源 华纳兄弟韩国】

韩国低生育率危机持续发酵，高额教育支出成家庭生育"拦路虎"。统计显示，2023年韩国K12阶段学生人均课外教育支出突破历史峰值，教育投入与生育意愿形成强烈倒挂。 韩国统计厅2日发布《中小学教育费调查》显示，2023年全国79%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辅导，较2015年增长近五成，总规模达2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44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在学龄人口从690万人减少至521万人，减少15%的背景下，教育市场规模却逆向扩张：人均月均课外支出从2017年的38万韩元跃升至55万韩元，教育开支占四口之家消费比重攀升4个百分点。 “教育高地”首尔现象尤为突出，2023年人均课外教育支出为每月74万韩元。江南区大峙洞等传统学区，2023年人均月支出达185万韩元，若完成K12阶段教育，家庭需承担约2.7亿韩元。中小学课外教育支出被称为让父母掏空腰包的“吸髓虫”，原因就在于此。 庆熙大学教授金泰勋（音）研究揭示：课外支出每增加1%，总和生育率即下降0.192至0.262%，2007年至2023年生育率下降率（42.9%）中的20%，即7.01至9.56%可以用课外教育支出的增加来解释。课外教育支出每增加1%，会使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减少0.303至0.451%，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减少0.522至0.809%。 面对2023年第四季度生育率首破0.6的“超低生育陷阱”，BBC近期专题报道指出，韩国社会“从4岁开始的天价数学英语课”，折射出“绝不能让孩子失败”的集体焦虑，这种独特的教育军备竞赛正在形成比“中世纪黑死病”更严峻的人口危机。 江南区大峙洞课外教育机构林立【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友利银行23日发布的《青少年生活方式报告》显示，70.3%的青少年定期领取零花钱。其中，按需领取零花钱的占比为24.5%，使用父母信用卡仅为5.2%。 本次报告面向全国3729名14至18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大多数青少年通过“账户或借记卡”领取零花钱。其中，通过本人名下账户或借记卡领取零花钱的比例高达91.4%，而选择现金形式的仅占6.8%。此外，未能办理信用卡的青少年中，使用“青少年专用卡”的比例同样高达91.9%。 从领取零花钱的周期来看，每月领取一次的青少年占73.1%，每周领取一次占21.4%。从零花钱金额来看，对于初中生来说，5万至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3元至507元）以下的比例最高，为40.3%，其次为5万韩元以下（29%）、10万至15万韩元以下（16.7%）。在高中生中，5万至10万韩元的比例最高，为29.2%，10万至15万韩元（27.4%）和20万以上（21%）紧随其后。 报告指出，男生偏爱在游戏或订阅服务等“数字环境”领域进行消费，而女生则倾向于品牌产品或与粉丝文化相关支出。 随着青少年逐渐学会自行管理零花钱，“压岁钱给父母保管”的传统方式正在消失。根据报告，81.8%的青少年选择自行保管压岁钱，而选择由父母代为保管的仅占18.2%。其中，表示父母代管的压岁钱可以取回的青少年占54.8%，而认为无法取回的比例为29.4%。 报告分析指出，青少年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在经历经济活动的初始阶段。他们通过独立计划和管理零花钱的使用，开始逐步体验经济选择的责任感。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发布戒严令，仅在短短6个小时内便遭到国会否决。经历了一夜从戒严到解禁的动荡之后，首尔街头表面上已经恢复正常。韩国民众正面临经济危机。 此次戒严事态直接影响到大多数韩国个体工商户的经营问题。在仁川运营美容院的李女士表示：“此次戒严事态后，顾客明显减少。感觉像是再次经历疫情时期。” 在釜山市政府附近经营餐馆的刘女士表示：“经历了6小时的戒严之后，韩国政局已陷入混乱。当这件事发生时，公务员开始减少外出。公务员是我们的主要客群，担心附近商圈会受到负面影响。” 此时爆发的戒严和弹劾事件不仅使韩国政局动荡不安，也使得国际社会对韩国的未来充满担忧。对此，美国、英国等国家已发布旅行警告，韩国被多国列为“旅行危险国家”。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呼吁本国公民注意韩国的旅行安全。 在韩国长途旅行的中国台湾游客王杰妮表示：“父母和朋友都非常担心。和我一起在韩国旅行的其他国家朋友也很紧张。” 有观点指出，在物价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者纷纷捂紧钱包。若外籍游客的减少趋势变得明显，韩国经济将受到打击。韩国仁荷大学消费者学教授李恩熙（音）表示：“此次戒严事态将对韩国公民和外籍游客的正常生活和心里带来较大的紧张。同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李恩熙还指出：“虽然部分零售企业正在开展年末促销活动，但由于韩国民众在经济上感到压力和疲惫，营销效果未达预期。” 明洞大街【图片提供 韩联社】

韩国财团法人“照顾与未来”委托调研机构Hankook Research面向全国1500名1960至1974年出生的50至64岁成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于28日发表结果显示，1970至1974年出生的受访者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同时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同时还需要为自己的养老担忧，较接近退休或刚退休的60后在健康状况、养老准备和照顾负担方面的主观感受更加负面。 调查显示，76%的70后受访者还在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42%则在赡养父母或配偶的父母。为子女平均每月支出10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562元），为父母平均支出62万韩元。同时承担这两项经济负担的受访者占比高达25%，每月支出总额达到155万韩元。 相比之下，60后中子女已经经济独立的比例较高，仅43%需要继续为子女提供平均每月88万韩元的经济支持，44%则平均每月支出73万韩元赡养父母，两者兼顾的比例仅为15%。 60后中“双重负担者”月均支出（165万韩元）略高于70后，但后者的心理压力反而更大。57%的70后受访者认为抚养子女是沉重的负担，而60后中这一比例仅为46%。赡养父母的负担则更明显，70后达到48%，60后为33%。 关于自身养老准备，70后的压力显著高于60后。70后受访者中80%目前还在工作，但其中56%对工作能否一直持续感到不安，而60后中这一比例为46%。此外，对于领取养老金前的收入空白期，70后受访者中有91%感到忧虑，高于60后的81%。 实际上正在积极准备养老的70后受访者也仅有50%，低于60后的62%。39%的70后受访者预计公共养老金能成为主要养老收入来源，而对此抱有信心的60后占比则更高。 在健康方面，70后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评价也低于60后，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仅占40%（60年代生51%），认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占比62%（60年代生75%）。此外，70后受访者预计自己“健康欠佳”的时间会长达10.5年，显著高于60后的9年。 在60后与70后的全体受访者中，希望在需要他人照顾的老年时期能住在自己熟悉家中的比例均达到半数以上（52%）。两代人普遍认为韩国的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60后受访者中有78%持这一看法，而70后中的比例更高，达到85%。 财团法人“照顾与未来”相关人士指出，随着子女逐渐长大独立，60后的子女抚养压力正在减轻，但70后却需要同时承担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及自身养老的多重压力，这种人生压力巅峰期的负担已经显著影响对自身的健康认知。 【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的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今年6月，总统尹锡悦在会议上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他强调，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运营应对体系，直至低生育率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2，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维持正常的世代更替。在过去，韩国也曾因担心生育率过高而实行节育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生育率曾一度超过5，人口密度极大。1961年，当时的代理总统朴正熙宣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到1971年和1981年将生育率降至2%和1.3%。几乎同韩国经济起飞的时间一致，到199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6%。 进入90年代初期，韩国也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对人口进行控制的讨论。支持政策调整的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拖累社会经济发展，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考虑到韩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极高的人口密度，仍应坚持人口控制政策。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的1994年，韩国成立了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讨论和研究，于1996年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将人重点从控制数量转变为提高人口质量和福利，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 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每况愈下，到了2004年已降至1.2。极低的生育率令引起政府忧虑，韩国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并成立直属总统管理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在多项鼓励生育政策的推动下，韩国生育率短暂回升，从2006年的1.1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从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首次跌破1，2023年创下0.72的新低。 中国和韩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在国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韩国的经济腾飞早于中国，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比中国早了20年左右。与韩国相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严苛，因此人口控制比韩国更为有效。此外，韩国实施一胎化政策不到10年，而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施时间长达30多年。可以预见，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韩国，甚至比韩国更为严重。 中国在2015年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开放“二孩”政策，2021年，中国出台“三孩”政策，之前的“二孩”政策取代独生子女政策用了36年，而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只用了5年。在2016年出现短暂的小高峰后，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3年“七连跌”。2020年中国出生人数仅为1200万人，创下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此后持续下跌。尤其在经历过新冠疫情的流行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去年4月，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去年中国的生育率为0.99，历史首次跌至1以下。这一时间仅仅比韩国晚了5年。去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6，已低于韩国，再将范围缩小至市中心的静安区，生育率甚至跌至0.42，可谓触目惊心。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上月28号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共推出五大项措施。包括：总体要求、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以及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该通知称，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比起口惠而实不至的催生声浪，有不少意见认为，实质的政策导向应该进行调整，即使出台“真金白银”的政策，相较于抚养“四脚吞金兽”的资金投入，生育补贴只是“洒洒水”一般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应对政策导向进行调整，营造宽松安心的生育环境，为养娃的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在这一点上，韩中两国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