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低生育率趋势影响下，幼儿园经营环境持续承压。为应对行业结构性挑战，韩国政府近日启动《构建幼儿园合理供需体系方案研究》课题，预计于今年8月提交最终报告及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完善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强化托育服务整体质量监管。 韩国教育部于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影响，幼儿园行业运营压力显著加剧。据韩国保育振兴院统计，全国幼儿园数量自2013年达到4.377万所后，连续12年呈下降趋势。2018年，幼儿园总数降至3.9171万所，首次跌破4万所；2023年进一步减少至2.8954万所，跌破3万所大关；预计到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将缩减至2.6064万所。 在政府强化公共保育服务供给的政策导向下，民办幼儿园及家庭型幼儿园数量减少尤为明显。家庭型幼儿园数量从2013年的2.3632万所下降至2025年的8664所，减少63.3%；民办幼儿园数量则由1.4751万所减至7653所，缩减幅度接近一半。反之，同期公办幼儿园数量从2332所增至6745所，增幅达189.2%。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明确构建幼儿园供需体系的必要性、提高供需管理实效性、通过完善民办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以强化整体托育服务质量。研究将基于幼儿园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对政府提供停业支援的必要性及政策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制定停业支持对象的标准与程序，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支持方案。 研究还将重点梳理影响幼儿园选择停业的现实障碍因素，围绕各地区托育需求制定适宜的幼儿园供需指导标准，明确公办幼儿园与其他类型幼儿园之间的合理结构比例、适宜新增数量，研究解决区域性供给过剩或服务空白问题的补充方案，并对强制设立标准进行合理调整。 去年，国会通过《婴幼儿保育法》修正案，允许社会福利法人幼儿园在不解散的情况下变更经营目的，并可获得必要的行政与财政支持。韩国私立幼儿园与托育机构总联合会代表全镐淑（音）表示，多数幼儿园园长多年来凭借教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维持运营，部分机构甚至以近乎以公益的方式艰难支撑。他强调，应为那些在现实压力下被迫维系运营的从业者，提供合理的停业路径与制度支持。

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在韩国整体生育率呈触底回升的态势下，各年龄段生育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其中，30至34岁年龄段的生育增势趋于缓和，而35至39岁年龄段的生育率则持续上行，反映出韩国社会婚育年龄普遍推迟、生育主力年龄段逐步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从2024年的46.6‰提高至2025年的51.7‰，已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呈稳定上升态势。同期，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同样保持稳中有升，连续11个月未出现同比下降，平均增加4.4‰。 相比之下，30至34岁年龄段的生育率则出现阶段性放缓。该群体在2024年上半年仍保持较为明显的增长，但在10月、11月连续两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尽管1至11月的累计平均生育率仍达到73.3‰，略高于前一年的71‰，但进入下半年后连续三个月呈走弱趋势，增长动能有所减弱。此外，20多岁群体的生育率呈波动格局。25至29岁年龄段生育率在9至10月间出现小幅回升后，于11月再度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年龄段的生育率总体则维持小幅下滑或持平状态。 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受社会整体婚龄推迟的影响，当前韩国的生育活动主要集中在30岁及以上年龄段，并呈现出进一步向更高年龄段转移的趋势。首次生育年龄普遍推迟至30岁中后期，这一结构性变化正在逐步重塑韩国的人口出生格局。

富荣集团去年向36名生育员工发放了总计36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比前年增加了约29%。自2024年实施每名员工1亿韩元的奖励制度以来，发放金额逐年增加。 富荣集团表示，自2024年引入该制度后，多子女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去年有11名员工因多子女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获得了2亿韩元的奖励。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金额已达134亿韩元。 该制度由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发起，旨在通过企业力量解决低出生率问题。2024年首次实施时，包括2021至2023年的生育案例，共发放了70亿韩元。 富荣集团认为，这一制度不仅是企业福利，还改变了国家低出生率政策的范式，并在推动“生育支持金全额免税”立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重根会长表示：“在低出生率危机中，企业应成为推动力。我们的生育奖励金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希望能像国债偿还运动一样引发更多企业参与。” 此外，李会长在新年仪式上再次呼吁将联合国日（10月24日）重新设为国家假日，以改善与参战60国的外交关系，并提高国家形象。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他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表示，市场应根据供需原则稳定，而非依赖行政指导或金融、税收等冲击疗法。 关于建筑业低迷，他强调需降低成本以建造高质量住房。李会长还透露，今年将启动首尔龙山区二村洞亚洲公寓和城东区纛岛富荣酒店用地的开发计划。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经济人协会与保健社会研究院于本月5日联合发布的《宅青决定因素及社会经济成本估算》研究报告指出，以2024年为基准，宅青引发的社会经济成本约达5.28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宅青是指除怀孕、分娩和残障等特殊原因外，长期近乎足不出户的19至34岁宅家青年群体。 数据显示，2024年宅青规模约为53.79万人，占全体青年人口的5.2%。报告估算，平均每名宅青每年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约为983万韩元，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损失947.2万韩元及政策相关支出35.8万韩元。生产率损失主要源于宅青在生育意愿、经济活动参与度及工作绩效等方面显著低于普通青年，从而造成的潜在经济产出缺口；政策支出则涵盖就业保险相关费用19.17万韩元（包括失业补贴与求职促进津贴）以及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支出16.62万韩元（涉及生活、医疗、住房和教育补助等）。 据调查，休息青年转变为宅青的概率高达17.8%，是就业青年的6.6倍。休息青年指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对近期活动状态描述为“休息”的群体。此外，失业青年求职时间的长短与成为宅青的风险呈正相关。求职超过一个月成为宅青的概率为15.1%；若求职时间延长至14个月，该概率上升至24.1%；若持续失业达42个月以上，成为宅青的概率接近50%。 报告指出，相关政策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层面，而应向前延伸至休息阶段，从源头上阻断青年向孤立和宅家状态演变的风险。在提升对休息青年及宅青支援水平的基础上，应以青年实际需求为导向，推动不同阶段政策措施的系统衔接，构建全周期干预机制。 报告强调，针对休息青年阶段，相关部门应重点优化青年挑战支援项目、拓展就业导向型实践岗位、加强职场适应指导等举措；对于宅青群体，则需完善个案管理体系、扩大专业服务机构覆盖范围，并通过共同生活支持与社会参与项目，促进作息规律重建与社会交往能力恢复。 韩国经济人协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应依托青年未来中心等现有服务平台提升精细化服务能力，同时增加针对青年求职与实践机会的政策供给，以构建更具协同性与实效性的制度支持体系。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受韩国低生育率影响，今年小学入学新生人数预计将跌破30万人。 韩国教育部基于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基础统计、国家数据处人口预测以及行政安全部居民登记人口统计数据综合测算，并于13日公布的《2025年中小学在校生人数报告》显示，今年全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为29.8178万人。 此前，教育部在去年1月的预测中表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将于2027年降至30万人以下。然而，在对居民登记人口、入学率等多重变量重新评估后，该时间点被提前至今年。 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的变化，反映出学龄人口的快速萎缩。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受低生育率等因素影响，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71.35万人下降至2000年的69.9032万人，首次跌破70万。此后，该数值在2008年为53.4816万人，2009年骤降至46.8233万人，在40万区间徘徊一段时间后，近年降幅明显加快，2023年为40.1752万人，2024年降至35.3713万人，去年进一步减少至32.404万人。与2023年相比，今年的预测值在仅三年内减少约25.8%，减少人数达10.3574万人。 教育部指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将持续下降，2027年将降至27.7674万人，2028年为26.2309万人，2029年为24.7591万人，2030年为23.2268万人，2031年预计仅为22.0481万人。2031年的预测规模同比将减少约32%。 从整体来看，全国中小学在校生总数预计将从去年的501.531万人降至今年的483.689万人，正式跌破500万大关。此后将继续下降，预计2027年为466.1385万人，2028年为448.8023万人，2029年为428.0164万人，2030年为405.6402万人，2031年将进一步降至381.1087万人，或跌破400万人。 学龄人口的急剧减少成为韩国教育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受学生人数不足影响，各地中小学相继出现关停现象，非首都圈地区部分大学在招生方面也面临困难。此外，围绕教育部推进的教师编制缩减计划，教师团体提出反对，称其“无异于放弃公立教育”，相关矛盾与冲突持续存在。教育界相关人士表示，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教育界在尽量降低冲击的同时，也应努力减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与摩擦。

一项调查显示，与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同龄人相比，韩国年轻人虽认同生育为生活带来巨大的幸福感，但同时对育儿经济负担的担忧也高于上述国家。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1日发布《国外人口政策案例研究》报告，研究于2024年面向韩国、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五国各2500名年龄在20-49岁的受访者实施婚姻、生育及育儿观念调查。 在未婚受访者中，韩国的结婚意愿最高为52.9%，其次依次为瑞典（50.2%）、德国（46.5%）、法国（38.25）和日本（32%）。然而，在被问及生育意愿时，排名出现变化，瑞典最高为43.2%，其次为法国（38.8%）和德国（38.6%），韩国（31.2%）和日本（20.3%）垫底。 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中，韩国人计划平均生育1.74名子女，在五国中垫底。德国和瑞典均为2.35名，法国为2.11名，日本为1.96名。 在被问及生育对生活的影响时，五国受访者普遍认同生育会增加生活的喜悦与满足感。韩国认同率最高达74.3%，法国、瑞典和德国分别为67.9%、64.9%和62.7%，日本为57.5%。 然而在生育对生活的负面影响一问中，认为生育会加重经济负担的受访者比例同样为韩国最高，达到92.7%，其次依次为日本（73.2%）、法国（75.5%）、德国（ 77.6%）和瑞典（65.2% ）。 韩国受访者既强烈认同生育子女为生活带来的情感价值，同时也最担忧生育造成的经济负担。保健社会研究院称，调查显示生育经济负担与韩国较低的总和生育率密切相关，若能缓解对生育的负面观念，同时加强实质性的制度支持，未来生育率仍有出现积极变化的可能。

一项调查显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责任而中断职业生涯后再次就业的女性中，每10人中就有4人的薪资水平低于中断之前。此外，女性在职业中断后重新求职的平均时间长达四年以上。 首尔市女性家庭基金会面向居住在首尔的2754名19至64岁上班族（女性2045人，男性709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1日发布的《首尔市性别平等就业政策研究》报告显示，因怀孕、生育或照护家庭而经历职业中断后，成功再就业的女性中，有42.5%的受访者表示薪资水平较中断前有所下降。在全体受访者中，565人表示曾因上述原因经历职业中断，其中女性为513人，男性为52人。 关于职业中断后复职薪资水平，表示基本持平的男性比例达53.8%，高于女性的35.9%。在薪资有所上升的比例上，女性为21.6%，男性为21.2%，差距较小。职业中断后再就业的女性中，32.2%的受访者认为新岗位有助于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显著高于男性的15.4%。报告分析称，女性在承担照护责任的情况下，即使薪资有所降低，也倾向于选择更有利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职位。 从职业中断到重新就业所需时间来看，女性平均需48.4个月，男性为20.4个月，显示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导致的职业中断对女性就业连续性的影响更持久。 整体就业结构方面，受访者中正式员工的比例在女性中为65.3%，低于男性的73.6%。女性日均工作时间为7.8小时，也短于男性的8.3小时。在规模小于50人的小型企业就业的比例，女性为56.3%，高于男性的46.4%。女性月平均工资为287.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7万元），低于男性的388.5万韩元。此外，女性因使用育儿假或缩短工时而遭受负面评价的比例达25.9%，同样高于男性的14.8%。 报告强调，许多女性在生育与育儿阶段经历职业中断，即使重新就业仍面临诸多困难。为此，首尔市有必要从缩小性别差距、消除结构性不平等的角度出发，对现有就业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