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离异男女在寻求再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多将“经济实力不足”视为首要问题，而女性则最担忧“外貌缺乏吸引力”。 韩国再婚婚介机构Only You面向532名有再婚意愿的离异男女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7日发布调查结果显示，35%的男性受访者将“经济实力不足”列为主要障碍；而在女性受访者中，“外貌缺乏吸引力”占比最高，达33.9%。 在关于“自身外貌中对再婚最不利的因素”问题，男性提及最多的是“显老”，占26.3%；女性则最多选择“五官普通”，占28.2%。男女受访者中排名第二的不利因素相同，均为“肥胖”，其中男性占24.1%，女性占23.3%。其他被提及的因素中，男性还包括“发量不足”（18.1%）和“身材矮小”（15%）；女性则包括“身材矮小”（18.1%）和“身体比例不佳”（15%）。 Only You表示，再婚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比单身生活更高的幸福感，因此建议有意再婚者不必过分执着于经济条件或外貌等单一条件，而应更注重寻找在沟通交流、相处默契及兴趣爱好等方面更为契合的伴侣。

近五年来，随着女性就业人数增速逐渐高于男性，男女就业规模差距大幅收窄。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增长趋势，性别间参与经济活动程度明显分化，但在就业质量方面仍存在性别鸿沟。 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7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韩国整体就业人数为2896.7万人，较2020年增加188.2万人。其中，女性就业者达1294.4万人，同比增长11.44%；男性则为1602.3万人，仅同比增长3.57%。由此，男女就业人数差距从2020年的385.4万人缩减至今年的307.9万人，同比减少20.1%。 与此相反，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整体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1686.4万人降至今年的1622万人，但男性人数却逆势上升。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609.4万人降至2022年的584.7万人后，连续两年上升至今年的621.5万人；女性则从1077万人持续下降至1000.5万人。由此，男女非经济活动人口差距也从467.6万人缩至37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躺平”群体中，男性较去年同期增加7.9万人，而女性则减少6000人。分析指出，女性就业增长主要得益于行业结构变化。男性偏好的建筑业面临长期雇佣寒冬；而女性较多从事的保健社会福利照护服务业则因人口结构变化持续释放需求。 数据显示，计划在一年内求职的男性主要倾向于建筑业（15.5%）、科学服务业（11.3%）和矿业·制造业（10.9%）；女性则更青睐保健社会福利业（25%）、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7.4%）和教育服务业（11.7%）。不过，建筑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骤减逾20%，订单量也转为负增长；制造业同样受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就业状况持续放缓。 分行业来看，9月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保健社会福利业（10.1%）、教育行业（2.9%）、住宿·餐饮业（1.1%）以及批发零售业（0.7%），而建筑业（-8.4万人）与制造业（-6.1万人）已分别连续17个月和15个月呈现萎缩态势。 然而，分析指出，女性就业人数快速增长，但其中获得“优质岗位”的女性比例有限，性别间的就业结构差距仍有待弥合。

韩国政府正推动“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以缩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的性别薪酬差距。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9日消息，为研讨制度推进方向，政府于7日在首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劳动、经营、女性及法律领域专家出席，就制度内容提出意见。 “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是一项旨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综合性政策，计划公开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性别薪酬实际情况，也是李在明政府的核心国政课题之一。政府自2023年起已在公共部门实施“性别劳动公示制度”，以检视公共机构的性别平等就业状况，未来拟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民间企业。 推动薪酬公示制度的背景在于，尽管韩国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升，性别薪酬差距仍然显著。OECD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女性正式员工的中位收入比男性低29%，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1%），在38个成员国中差距最大。为强化就业平等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已将原由雇佣劳动部负责的部分就业相关事务移交给性别平等家庭部。 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在综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制度实施方向，并通过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或《女性经济活动法》等相关法规，加快薪酬公示制度落地。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因薪酬透明度不足阻碍性别平等文化形成，纷纷引入各类薪酬公示制度。加拿大规定，联邦政府监管的100人以上企业和机关须按雇佣形式、岗位和性别，公开招聘、晋升、解雇情况及薪酬信息。瑞典实施“企业薪酬审计制度”，要求雇佣10人以上的企业整理员工薪资并提交审计结果，劳动者可通过平等机构或工会获取相关信息。欧盟则规定，雇佣2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每年向主管机关申报薪酬信息，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提出的性别薪酬差距质询作出说明。 专家指出，各国劳动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韩国需参考海外经验，设计更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框架。同时，如何让民营企业在无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制度，将成为其能否顺利落地的关键。 性别平等家庭部相关人士表示，薪酬公示制度不应被视为对企业的惩戒措施。政府将重点强化其作为促进企业自我诊断、缩小性别雇佣差距并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作用。

随着网络内容创作的兴起，韩国年收入超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的优兔（YouTube）博主人数激增。 韩国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祖国革新党议员车圭根援引国税厅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申报收入超过1亿韩元的YouTube博主共有4011人，较2021年的2449人增加63.8%。 从性别与年龄分布来看，男性博主共有2088人，其中30多岁达1065人，其次为40多岁（513人）与30岁以下（308人）；女性博主共有1923人，其中30多岁达896人，其次为30多岁（772人）和40多岁（171人）。男女博主均以30多岁群体占比最高。 资料显示，2023年申报收入的YouTube博主总人数为2.4673万人，较2021年增加52%。同期，申报总收入从1.0782万亿韩元增至1.7778万亿韩元，增幅达64.9%。 车圭根指出：“YouTube创作领域正持续多元化，申报人数与收入额逐年上升。国税厅此前表示将对涉嫌逃税的YouTube博主进行税务调查，应防止出现新的征税盲区。”

MZ世代逐渐对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失去热情，对职业的认知逐渐发生改变。曾经“铁饭碗即意味着跻身大型企业”几乎是普遍共识，而如今，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韩国，以往被视为中老年群体主导的乳酸菌销售员与清洁工岗位，正吸引越来越多MZ世代的加入。在中国，则出现“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等新兴就业热点。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叠加，以及职业价值观的转变促使中韩年轻群体重塑劳动市场格局。 1971年，韩国乳酸菌企业hy（原韩国Yakult）为家庭主妇创造就业机会，首次招聘50至60岁女性担任销售员，由此诞生了“乳酸菌大妈”（现称“Fresh Manager”）这一岗位。长期以来，该职位主要面向中老年女性。然而近六年来，申请这一职业20至30多岁年轻人数量急剧增加，激增约30倍，目前已有约600名年轻从业者。在首尔江南、公德等年轻人聚集地，这一趋势尤为显著。 对MZ世代而言，该岗位的吸引力在于弹性工作时间与绩效分配的薪酬制度。此外，由于团队成员多以中老年为主，职场中不仅缺乏排挤现象，反而形成了“家庭般的氛围”，这也成为一大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职业入职门槛低、初期几乎无需投入成本。公司提供制服与电动车辆，甚至协助考取驾驶执照。新员工可直接接手现有客户群，收入相对稳定，且无需特殊技能即可胜任。对于一边备考证书、一边需赚取生活费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理想选择。有门店经理表示，部分年轻员工最初认为乳酸菌行业过于传统，却出于好奇尝试工作后最终选择留下。目前，越来越多20至30多岁的年轻人晋升为门店经理，推动整个行业形象迅速走向“年轻化”。 类似转变也出现在清洁行业。某清洁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员工中MZ世代占比达80%，以20多岁居多，其次为30多岁，男女比例接近1:1。”清洁工作虽然体力负荷较大，但年轻人适应能力更强，成为吸引其加入的重要原因。以往鲜见年轻人的清洁行业，如今20至30多岁从业者数量迅速上升。该类工作不需固定坐班时间，多采用项目制，时间灵活、性别限制小，反而契合当下年轻人对“职业自由度”的追求。 相比之下，以往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竞争激烈程度显著下降，报考人数大幅减少。韩国国家公务员7级考试的竞争比率从2017年的66.2:1降至2024年的40.2:1。由此可见，大企业与公务员等传统“稳定职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够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与更高生活质量的工作。韩国智库研究亦指出，年轻一代在选择职业时，不仅关注薪资水平，更重视“工作中的自主权”，如弹性出勤与业务决策空间。 类似的趋势在中国同样显现。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转向所谓的“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类职业。“铁人三项”指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这类工作通常具有高强度、高灵活性和低门槛的特征，收入水平与劳动量紧密相关。随着外卖和电商行业的迅速发展，相关职业需求大幅上升，成为许多年轻人应对现实压力的普遍选择。“吉祥三保”则包括保安、保洁与保姆。工作稳定，风险低。由于职业上升空间有限，以往多见于中年群体的岗位，如今也逐渐迎来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尤其对于那些更追求“生活稳定”而非高额收入的群体。 韩国的乳酸菌推销员和清洁工，与中国的“铁人三项”和“吉祥三保”，表面上看似乎差异显著，但背后反映出共通的逻辑，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就业压力增大，以及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深刻转变。韩国青年试图摆脱“职场内卷”和超长工时的束缚，而中国年轻人则更多出于应对生活成本与生存压力的现实考量。尽管动机存在差异，双方均转向非传统职业以寻求出路，公司白领已不再是年轻世代的唯一选择。在韩国，“乳酸菌大妈”已逐渐褪去中老年专属的标签；在中国，大街小巷中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 20slab研究所研究员李在昕（音）表示：“如今，‘读好书、进好公司’已不再是年轻人唯一认可的道路。他们越来越重视个人兴趣与天赋的发挥，木工、室内设计、视频创作等新兴职业正受到广泛欢迎，深刻反映出职业认知的转变。” 专家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暂时的就业风向，更代表了职业观念的“结构性转变”。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多次职业转换来积累多元经验，而非终身服务于单一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已不具吸引力。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MZ世代都更加重视对自我生活的掌控与个人生活品质，而非父辈所推崇的“稳定职业”。强调自主性和个人成就感的就业趋势已不可逆转。

随着秋风渐起，韩国婚礼的季节再次来临。近几年，一种名为“请柬聚餐”的婚前惯例在年轻一代之间盛行，并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所谓“请柬聚餐”，就是新人在婚礼前请客吃饭并亲手交付请柬。原本这一做法是出于礼貌考量，而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为几乎不可或缺的社会条约。 调查显示，八成未婚男女表示结婚时会进行“请柬聚餐”，其中大多数人认为亲手递交才算礼貌，这也正是不少人回忆称没见过不进行“请柬聚餐”就办婚礼的原因。然而，这份“礼数”背后，却是不小的经济压力。网上常见新人为“请柬聚餐”花费上百万甚至数百万韩元的案例。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一惯例无疑是婚礼筹备中的一大沉重开支。 更尴尬的是，参加聚餐的亲友也对此感到负担。不少人表示，如果新人事先请吃饭，则自己在婚礼当天给出的礼金也必须相应提高。因此，一场原本温馨的见面，反而演变成为双方的“人情债”。 “请柬聚餐”的流行，折射出韩国社会对礼仪与人情的重视，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就会丧失本质。有专家指出，这并非全新习俗，却在年轻一代的社交文化中逐渐成为“规范”，甚至是必做之事。 我们不能否认“请柬聚餐”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毕竟亲手递交要比一键群发的电子请柬更具有人情味。然而，任何习俗如果变成强制，就可能成为形式主义。新人花费巨大，宾客也倍感压力，这明显已经偏离表达祝福的初衷。 韩国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新人应该拥有更多选择，可以是电子请柬，也可以是小型聚会，而不是动辄数十人、花费数百万的宴席。公众心态也需要转变，不应该以是否进行请柬聚餐来判断礼貌与否。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机构在推动婚姻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如何营造出减少新人结婚额外经济负担的社会氛围。 婚姻的价值在于承诺与结合，而不是繁琐的礼节与支出。“请柬聚餐”是温情还是负担，最终取决于社会能否让这一习俗回归“选择”而非“强制”。唯有如此，“请柬聚餐”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祝福，而不是沉重的包袱。

6日，全球社区平台Exprive在首尔圣水洞KT&G想象空间顺利举办第二届“Exprive Career Exchange（Cx）”，这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外国人职业交流会。本次活动旨在为在韩外国人才和韩国企业搭建交流、招聘及网络互联平台，涵盖化妆品与美妆、时尚、娱乐、科技、市场营销、教育等八大行业小组论坛。 当天下午5点举行的专题讨论“中韩开拓者：从中国到韩国——在商业与文化中架起新桥梁”环节中，四位在韩中国人才分享了各自在电商、文化产业、影视制作和医疗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职业见解，为现场观众提供了宝贵参考。本报记者在讨论前对其中三位嘉宾进行了独家采访。此次专题不仅展示了中韩人才在各行业的实际经验，也为未来跨国合作提供了启示，助力参与者探索中韩合作的新路径。 ▲王小雨：文化产业合作与观众偏好 王小雨负责Exprive的中国业务，曾在华谊兄弟韩国分公司工作，参与韩国网剧和网漫的出口及中国影视内容引进，也曾在旅游资讯网站KONEST工作。她在韩国生活多年，经历涵盖影视制作、博主运营及广告策划等领域。 谈及参与此次交流会的契机，王小雨表示，许多在韩留学生和年轻人才希望留在韩国发展，但在获取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方面存在困难。她认为，自己和在韩多年的前辈们可以起到桥梁作用，不仅为后辈提供行业信息和机会，也帮助有需求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 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王小雨分享了自己参与的中韩项目经验。她曾负责协调由中国演员参与的影视作品制作，并统筹韩国团队提供编剧、导演、服装及后期制作支持。即便在“萨德风波”期间，中韩内容交流受限，制作团队的合作仍持续进行。她也强调，中韩文化产业合作不仅是内容交流，更涉及技术和制作层面的深度融合。 此外，王小雨谈及中韩观众在内容偏好上的差异。她引入的多部中国现代剧在韩国市场反响良好，尤其是由赵露思主演的《我，喜欢你》剧情轻松甜美、男女主角颜值高，非常符合四五十岁韩国观众的喜好。她发现，韩国观众偏爱“甜宠型”剧情，觉得观看中国剧比韩剧更轻松解压；而中国观众则更倾向节奏较快的韩剧。这种差异为中韩内容制作和选片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反映出在跨文化合作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市场观众的观看习惯。 ▲张英平：影视制作经验与中韩合作观察 张英平现任韩国影视公司Viewtyque制片人兼项目经理，专注于电视剧及短视频内容制作。曾在SBS Medianet海外业务团队工作，长期致力于推动韩国文化内容的全球化拓展。 谈及参与交流会的契机，张英平表示，自己在影视行业工作多年，与不少业内人士保持联系。她发现，许多有意进入韩国大型媒体公司的中国年轻人才对行业状况了解有限，因此希望通过分享自身经验，为有志在韩发展的后辈提供实用信息和指导。 张英平指出，韩国影视内容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受欢迎，包括电视剧、综艺和短视频。近年来短剧和短视频迅速兴起，许多海外品牌由中国资本参与出海制作，而韩国提供制作团队和演员，这种合作模式已较为普遍。她强调，中韩合作必须尊重韩国本地文化和制作体系，不能简单照搬中国模式。 谈及中韩合作的挑战，张英平表示，受“萨德风波”影响，部分合作项目受限；此外，韩国制作成本高、内容回收周期长，中国资本有限，盈利难度较大。在韩国，大公司和电视台的制作体系成熟，更注重整体质量与回报比；同时，外国投资方对内容的要求严格，这与行业规律存在差异。因此，她认为，中韩影视合作在内容制作上，需要综合考虑资本投入、制作成本和市场回报等多重因素。 ▲郑红梅：医疗观光与跨文化服务探索 现任Exprive医疗团队经理的郑红梅，曾在医疗观光公司Catch Meinv和无忧爱美网工作，具备医疗团队及跨文化医疗服务管理经验。她在韩国生活已十二年，经历涵盖导游、医院翻译及医疗观光服务等多个领域。 谈及参与交流会的契机，郑红梅表示，她希望分享自己在韩国求职过程中，作为中国人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经验，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聆听其他与会者的实践体会，实现双向交流。 郑红梅指出，尽管韩国医疗水平较高，但外国人在选择医院时仍面临信息判断的难题。“虽然医院信息可以在网上查到，但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医院仍然不易。”她强调，医疗术语的精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这也是她持续学习医疗管理的初衷。 她进一步提到，语言问题虽可通过中文翻译解决，但术后随访和康复指导仍存在盲点，患者常难以联系医院或中介，影响整体就医体验。郑红梅认为，完善服务后的信息衔接和沟通，是未来中韩医疗合作亟需改进的重点。同时，中国审美趋势变化迅速，尤其是上海、深圳的创新风格，也为韩国医疗团队提供新的参考方向。她强调，中韩在经济、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在短期学习和研修项目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尤为重要。 此次Cx活动通过专题讨论和经验分享，呈现了中韩在医疗、文化和影视领域的合作现状与实践经验。王小雨、张英平和郑红梅的分享，不仅揭示了跨文化合作的具体做法，也为人才流动、内容制作和医疗服务提供了参考。参与者通过交流获得职业启示，同时对中韩合作的可能路径和发展空间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反映出两国在多领域合作中的潜力。

据韩国女性家族部5日消息，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对2980家提交2024年度业务报告的公示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去年男女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其中，男性平均年薪为97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女性为6773万韩元，男女之间平均工资差距为30.7%，较前一年的26.3%增加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工资均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女性降幅（-6.7%）大于男性（-0.8%），导致差距扩大。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信息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雇员较多的行业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拉大整体差距。制造业的差距从2023年的20%上升至去年的29.1%，增加9.1个百分点；信息通信业从30.3%升至34.6%，增加4.3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则从30.2%升至31.2%，增加1个百分点。 去年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行业依次为批发零售业（44.1%）、建筑业（41.6%）、信息通信业（34.6%）。差距较小的行业包括艺术体育及休闲相关服务业（15.8%）、餐饮住宿业（17.7%）、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22.5%）。此外，公示企业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1.8年，女性9.4年，性别间的在职年限差距为20.9%，较前一年的23%缩小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344家公共机构的性别工资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平均工资为7267万韩元，女性为5816万韩元，性别工资差距为20%，较前一年的22.7%缩小2.7个百分点。公共机构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0.5年、女性8.4年，性别差距为19.9%，较前一年的29%缩小9.1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在职年限差距缩小通常会带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在去年公示企业中，在职年限差距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女性家族部分析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资不仅受到在职年限影响，还与职位、雇佣形式等多种因素相关。 女性家族部表示，未来在进行性别工资差距分析时，计划纳入年龄、职位、雇佣形式、职业中断与否、职务特性等多重变量，更加精准查明差距原因。同时，女性家族部还计划通过引入“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推动企业公开薪酬信息，努力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全国指标调查机构（NBS）面向全国18岁以上男女1005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于4日公布的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对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国政运营给予积极评价，较两周前（8月18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结果上升5个百分点。负面评价占28%，较上次下降5个百分点。 关于李在明政府的施政方向，6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另有31%的受访者认为“走在错误方向上”。从意识形态分布来看，进步派和中立派中选择“正确方向”的比例分别达91%和65%；而保守派选择“错误方向”的比例达69%。 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43%，较上次调查上升3个百分点。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回升至20%，较上次上升1个百分点，这也是自6月第四周以来该党支持率首次重回20%以上区间。此前，国民力量党在7月第二周的调查中支持率曾跌至19%，创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20%的纪录。祖国革新党支持率为5%，改革新党和进步党则分别为4%和1%。 在主要政策领域的评价中，李在明政府获得积极评价较高的领域依次为福利政策（66%）、外交（62%）、经济（53%）、对朝政策（52%）及房地产政策（50%）。NBS指出，在福利和外交领域，各年龄层的正面评价普遍较高；而在经济、对朝政策及房地产领域，不同年龄层之间的评价差异较为明显。 在外交方面，关于韩日首脑会谈，54%的受访者认为“有成果”，持积极态度；32%则认为“无成果”，持消极看法。对于韩美首脑会谈，58%的受访者给予积极评价，35%持否定态度。 对于国会近期通过的旨在加强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商法》修订案，51%的受访者表示积极评价，31%则持否定态度。而在针对强化工会权益的“黄信封法”方面，49%的受访者给予积极评价，42%持否定意见。 从政治立场来看，不同群体之间意见分化显著。进步派受访者中，积极评价占77%；而保守派则有75%持否定态度，呈明显的两极对立。中间派意见则相对分裂，其中49%持积极态度，43%持否定看法。

韩国统计厅7日发布的《2025年5月经济活动人口高龄层附加调查》结果显示，55至79岁高龄人口达1644.7万人，首次突破1600万，在15岁以上总人口（4573.4万人）中占36%，创自2005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比高龄人口规模增加46.4万人，增幅为2.9%。 数据显示，韩国高龄群体的劳动参与度持续攀升。当前高龄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达60.9%，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自2023年首次突破60%大关后已连续三年保持在该水平以上。具体来看，高龄就业人口达978万人，同比增加34.4万人，就业率上升0.5个百分点至59.5%；失业人口达23万人，同比减少1.6万人，失业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2.3%。 从职业类型来看，高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简单劳务岗位（22.6%）和服务行业（14.5%）。行业分布方面，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13.7%）与制造业（12.5%）成为吸纳高龄就业的主要领域。高龄群体在其职业生涯中最长期任职岗位的平均年限达17年6.6个月，同比增加0.5个月，其中男性平均任职年限（21年6.6个月）显著高于女性（13年8.1个月）。 调查显示，高龄者离开主要工作岗位的平均年龄为52.9岁，其中男性为55岁，女性为51.1岁。目前仍有30.1%的高龄者坚守在长期工作岗位上，平均年龄维持在62.6岁。导致离职的主要原因包括企业经营困难（25%）、健康恶化（22.4%）以及家庭照护需求（14.7%），其中男性多因企业因素离职，女性则更多受健康及家庭因素影响。过去一年中有求职经验的高龄人口占比为20%，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主要求职渠道为雇佣劳动部等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8.2%）以及亲友介绍（29.9%）。 在社会保障方面，过去一年内有51.7%的高龄人口（850.2万人）领取养老金，月均领取金额为8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460元），同比（82万韩元）增长5%。然而性别差距依然显著，男性月均养老金（112万韩元）是女性（59万韩元）的1.9倍。 此外，69.4%的高龄受访者（1142.1万人）表达了继续工作的意愿，期望的平均退休年龄为73.4岁。在就业偏好方面，“工作量与工作时间”成为男女共同关注的首要因素（男性23.9%、女性37.7%）。薪资期望呈性别分化，33%男性期望薪资为300万韩元以上，而21.1%女性则倾向100万至150万韩元区间。 同时，高龄群体的职业培训参与度有所提升，13.7%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参加过职业能力开发培训，其中近八成（78.8%）接受的是企业提供的培训项目，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反映出高龄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的积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