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免费与收费之间 国立中央博物馆及国立现代美术馆等国公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入场费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然而，在这种讨论之前，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博物馆的运营哲学和价值，特别是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设立目的、非营利性和公共性等运营原则，以及在艺术管理方面，收入和支出之外的可持续财务环境的深入分析和讨论。相较之下，因观众众多而需要收取入场费的理由似乎显得单薄，因此让人感到不安。 那么，关于入场费的征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围绕入场费的争论焦点在于，许多人认为降低门槛以便自由享受文化和扩大教育机会，追求自由入场或免费入场是理想的共同体目标。然而，另一方面，提供更高质量的展览和教育项目所需的资金保障，以及免费入场可能威胁到财务稳定，最终导致关闭，这将使观众和居民受损。因此，他们强调美术馆和博物馆在财务上必须保持健康，认为入场费是运营费用的必要保障。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等地的美术馆在取消入场费后，观众人数有所增加，预计节省的入场费将用于纪念品、餐饮、会员等其他消费，以弥补入场费的损失。然而，结果却与预期相反，免费入场后观众不再消费，导致财务损失无法弥补。2006年实施免费入场政策的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观众人数增加了45%。尤其是少数族裔观众的比例增加了三倍，但由于不愿意再消费，收入并未增加。巴尔的摩的另一家主要美术馆——巴尔的摩美术馆（BMA）也同时实施了免费入场，但长期结果显示，两家美术馆的收入均未增加或维持。两家美术馆在实施免费入场后的第一年观众人数有所增加，但在新冠疫情期间，2021年的调查显示，两家美术馆的访客人数均有所下降，沃尔特斯美术馆下降了18.6%，巴尔的摩美术馆下降了12.7%。此后，他们努力恢复，但发现重新吸引曾经的观众是困难的。 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2015-2023年）及现任费城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丹尼尔·韦斯（Daniel H. Weiss）指出：“全国范围内，取消入场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访客增加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他表示：“美术馆和博物馆有道德义务让每个人都能接触，但同时也有财务健康的义务。”他认为，这两种义务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收益性与可及性的关系 曾任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经济与战略咨询公司动态经济战略的负责人约翰·西尔维亚（John E. Silvia, Ph.D.）认为，免费入场实际上对观众没有帮助，只会给机构带来损失，称其为“财务上不明智的做法”。然而，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美国进步派经济学家杰拉尔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则反驳道：“原本愿意支付入场费的人并不会因为免费而进入。” 在入场费与观众人数变化的关系中，疫情成为分析其效果的重大障碍。疫情对依赖观众访问或会员费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造成了重大打击。在新冠疫情期间，常去美术馆、博物馆的人们停止了访问，许多机构在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观众人数方面遇到了困难。这表明，对于那些在疫情前就不常去美术馆、博物馆的观众来说，免费入场并未显著影响他们的访问意愿。 实际上，吸引公众更容易访问美术馆、博物馆的因素，通常被认为是该美术馆、博物馆提供的展览、教育等项目的质量和内容，而非入场费的有无。沃尔特斯美术馆的主要藏品包括来自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古代文物以及中世纪和20世纪之前的欧洲艺术品，这些内容可能吸引特定品味的观众。因此，自1950年以来，巴尔的摩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非裔美国人占约63%，这些内容可能并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也就是说，社会变化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美术馆、博物馆的变化，反而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然而，曾任巴尔的摩美术馆馆长、现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馆长的克里斯托弗·贝德福德（Christopher Bedford）意识到观众群体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在藏品政策和项目规划中。因此，他通过出售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ine）、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白人艺术家的作品，筹集资金以收藏所谓被边缘化的非白人及非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引发争议。然而，这被视为对时代的回应，增加了公平性和多样性的更广泛议题的实践。 主张免费入场的观点强调扩大教育机会和实现文化民主。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接触艺术，这是道德义务，而免费入场则提高了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可及性，增强了文化包容性。曾任惠特尼、达拉斯、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等主要美术馆馆长的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L. Anderson）表示，美术馆和博物馆是通过捐款和基金运营的慈善机构，过高的入场费会降低当地观众的可及性。 因此，实施免费入场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正在采取多种方式来克服财务负担。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IA）拥有超过6万5千件的庞大藏品，向附近三个县的居民提供免费入场，作为交换，获得县收取的房地产评估价值的0.2厘（mill）相当于约0.02%的财产税作为美术馆的支持资金。底特律美术馆通过免费入场和多样化展览及项目，扩大观众参与，考虑到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设立了非裔美国人艺术部门，并增加了多样的解说和互动工具，以改善观众体验。 消除入场费的最有效方法是寻找能够弥补损失收入的捐赠者。2013年，达拉斯美术馆（Dallas Museum of Art, DAM）和2019年洛杉矶当代美术馆（MOCA）在高额捐款的支持下维持了免费入场。著名当代艺术家朱莉·梅赫图（Julie Mehretu）作为惠特尼美术馆的董事，捐赠了200万美元（约合27亿韩元），使所有25岁以下的观众免除入场费。时尚与娱乐品牌顾问及著名收藏家索尼娅·尤（Sonya Yu）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分馆MoMA PS1捐赠了90万美元（约合12亿韩元），使得原本仅适用于纽约市民的免费入场政策在三年内扩展至所有全球访客。许多美术馆通过寻找捐赠者来弥补入场费损失，履行其道德和财务义务。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我们都有责任支持我们共同拥有和受益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博物馆财务与入场费 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入场费征收并不总是能产生良好的、理想的结果。大城市与小城市、游客规模、访问目的、城市的财政自给自足程度等因素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我们在此并未考虑这些差异，单纯主张引入或取消入场费的问题更为严重。 自1970年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实施“自愿支付政策（Pay what you want policy）”，访客人数有所增加，但越来越多的人支付的金额越来越少，入场费收入持续下降。到2004年，观众中有63%支付了美术馆建议的捐款，但到2017年，支付建议捐款的人骤降至17%，导致美术馆的财务赤字严重。因此，2016年的入场费收入在实际价值上远低于2004年，这虽然提醒了美术馆的社会责任，但也证实了其财务上不可持续的事实。最终，自2018年起，美术馆对纽约州居民及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州的学生继续维持“自愿支付”的建议捐款入场，而对其他成年访客则开始收取25美元的入场费，并于2022年7月再次将基本入场费提高至30美元并保持至今。 入场费对美术馆和博物馆运营费用的贡献比例因大城市和小城市、游客数量的不同而异。此外，政府或市、州的经济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对入场费收入的财务贡献较小，而国家或市的支持较多且美术馆、博物馆的自有捐款、赞助、其他租赁及餐饮、书店等运营收入较多时，入场费的贡献度则较小。因此，对于国立中央博物馆或国立现代美术馆等唯一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机构而言，入场费直接回归国库，因此无法统计。尽管如此，突然考虑征收入场费的做法仍令人感到困惑。 在纽约或洛杉矶等旅游中心城市，游客花费数千美元，入场费30美元（约合4万5000韩元）并不会让他们放弃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相反，在外地游客流入和游客较少的小城市中，由于外地游客少，地方居民成为主要客户，因此价格敏感度较高，免费入场对吸引观众更为有效。实际上，游客较少的中西部城市如底特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新辛辛那提、托莱多等地的美术馆大多是免费的。 此外，美国美术馆的入场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因而对美术馆经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沃尔特斯美术馆在收取入场费时，入场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而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则占总收入的29%。SFMOMA预计2024年总收入651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约12.3%）来自入场费。然而，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皮德美术馆（Speed Art Museum）年收入1710万美元中，入场费收入仅为26万1991美元（1.5%）。 因此，大城市的机构入场费在财务中占据较大比重，而以居民为主要客户的小城市则相对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在2024年的总支出预算为701亿韩元，其中自有收入仅为34亿韩元，约占5%。也就是说，入场费收入对美术馆和博物馆运营的影响因其治理和环境条件而极为动态。 传统上坚持免费入场的英国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正讨论对除英国公民外的海外游客收取入场费。2001年工党政府实施的免费政策使观众人数增加了40%，但由于经济衰退，现政府面临的公共财政压力加大，正在考虑对非本国公民的海外观众收取入场费。然而，英国没有强制身份证制度，难以区分英国人和外国游客，这可能导致成本和不便。此外，财务状况良好的机构可以继续维持免费入场，但财务基础薄弱的小型美术馆和博物馆则可能因收费而导致观众减少，从而加重财务困难，因此仍在犹豫。 入场费收入的多少与美术馆和博物馆所在国家的文化政策以及该机构是依赖政府补助还是自有收入的财务运营模式有很大关系。欧洲的国立美术馆整体财务结构中，票务收入比例大约在10%到50%之间，而英国的美术馆由于常设展览全免费，票务收入比例低于5%。 英国原则上不对接受公共预算支持的国立美术馆收取常设展览的入场费。因此，泰特英国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国立英国美术馆的总收入中，票务收入比例低于3%至8%。如此低的比例是因为仅对部分“特别展览”出售有偿票。英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约40%至50%的运营费用由文化体育部的补助和国家彩票基金支持。其余部分则通过美术馆内的纪念品店、咖啡馆运营，以及强大的会员制和捐款来补充。 法国的主要国立美术馆吸引了全球最多的观众，因此票务收入绝对重要。包括政府补助、品牌授权和捐款在内的“总收入”中，入场费收入大约占30%至50%。卢浮宫的入场费在其自有收入中占比最大，但在整体总收入中，政府预算支持、大型企业赞助以及“卢浮宫阿布扎比”等每年带来的巨额品牌使用费、作品租赁费、咨询费、特别展览支持费等数千亿韩元的品牌授权收入，使得其入场费收入的比例并不高。 奥赛美术馆的纪念品销售、企业赞助与合作、场地租赁、品牌授权等所占比例约为70%，这在其自有收入中占据较大份额，因其外部品牌授权收入较少。特别是奥赛美术馆的章程规定，常设展览的入场费收入中，16%必须用于每年新的艺术作品收集。公共预算支持比例达到69%的蓬皮杜中心或东京宫等机构，其入场费在总收入中占比约为15%至25%。这些以现代和当代艺术为中心的机构，国家补助比例相对较高，会员制、租赁、企业合作、教育项目收入的比例较低，因此入场费收入比例低于传统美术馆。 荷兰是欧洲最强烈要求减少政府补助并实现美术馆和博物馆财务自给自足的国家之一。因此，其票务收入比例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约为35%至50%。国立美术馆如国立博物馆和梵高美术馆的票务收入比例略高于平均水平，约为40%至50%，基于每人约20至25欧元的高入场费，票务收入占到50%。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的入场费收入约占总收入的30%左右。这是因为与国立美术馆相比，市政府的支持和现代艺术赞助组织的捐款比例相对较高，导致入场费收入的比例较低。 德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由于建立了以公共补助为中心的稳定财务体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支持比例高达70%至80%，因此总收入中入场费所占比例较低，约为10%至20%。德国的文化艺术机构隶属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文化基金会——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SPK,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在柏林的五个地区中心管理和运营17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及8个文化艺术机构。柏林国立美术馆集团（SMB,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与这些美术馆和博物馆及其总机构之间形成了“集中行政支持”和“个别品牌及学术自主性”共存的有机合作关系。柏林国立画廊（Gemäldegalerie Berlin）、旧国立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汉堡火车站（Hamburger Bahnhof）、新国立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在一个统一的财务系统中运营，其总收入中入场费收入约占10%至15%，大部分预算由政府税收支持。德国的运营治理与法国文化部下的商业性公共机构（EPIC）运营的“国立博物馆联合体（Grand Palais Rmn）”类似。法兰克福的施泰德美术馆（Städel Museum）是德国少见的“市民基金会型”美术馆，除了政府补助外，历史悠久的基金会捐款和基金运营收入占比非常大。因此，其票务收入约占20%至25%，与捐款收入和补助相平衡。 相比之下，日本的国立和公立文化设施财务自给自足政策要求到2025年展览事业费用的自有收入比例从50%提升至2030年达到65%以上，并长期实现100%的目标，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具有强烈的结构调整性质。 日本在2001年行政改革期间，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IAI,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在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下。此后，每年获得政府的“运营费用补助金”，但自法人化以来，预算每年持续减少约1%。而在2003年地方自治法修订后，实施的“指定管理者制度（Designated Management System）”使地方自治体不再直接运营博物馆，而是通过招标将运营权委托给民间企业、非营利组织（NPO）或文化基金会。 同时，强烈要求大幅降低对国家补助的依赖。日本文化厅对国立文化遗产机构、国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三家独立行政法人设定了中期目标，要求在四年内至少40%的自有收入，否则将考虑组织重组或关闭。此外，还要求在五年内引入对外国游客收取更高入场费的双重价格制度，并普遍提高入场费。 对此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批评者担心文化享有权可能会出现两极化。入场费大幅提高将减少低收入群体、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加剧文化不平等。此外，为了实现目标收益率，美术馆和博物馆可能会集中于追求大众化的热门展览，而高学术价值的基础研究或小众艺术展览可能面临萎缩的风险。同时，出于成本控制，减少专业策展人或非正式化可能会损害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和研究能力。此外，日本的文化预算占GDP的比例仅为0.02%，远低于法国或韩国，因而被批评为将国家责任转嫁给公共机构。 然而，政府则主张，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高公共预算的效率是其目标。通过加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独立财务制度，建立自生力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并利用外国游客激增的机会，通过双重价格制度增加外国游客的支出，从而创造收益。 然而，最终这些政策的问题在于，文化设施被视为单纯的收益创造机构与必须维护文化公共性的观点之间的冲突。强调财务自给自足在短期内可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文化的本质价值和社会包容性。因此，日本的政策提出了如何在财务效率与文化民主之间取得平衡的根本问题，这不仅是简单的管理问题，更是对文化政策哲学方向的考验。因此，这种要求被批评为政府限制国民文化享有权的暴力政策。无论如何，入场费对运营的贡献效果因各国、地区和运营治理的不同而各异，这是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 首先要有可持续的治理 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入场费征收问题，即主要国立文化设施的收费及涨价问题，成为焦点，原因在于政府，即企划财政部为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出了“长期冻结或低于市场价格的国立设施使用费将进行现实化”的指导方针，并且总统的主张也进一步推动了政策，认为如果文化设施的入场费完全免费，反而可能降低机构的品位和价值。因此，我们对入场费征收的讨论似乎更多是为了减少因观众众多而造成的拥挤，而非出于提升机构财务自给自足的政策目的，缺乏宏观的文化政策讨论。 此外，长期坚持免费政策的英国，最近也因无法克服持续的财政赤字，开始考虑对外国游客收费，这一变化成为韩国政府重新审视国公立文化机构财务自给自足和收益模型的外部背景。在此背景下，我们在国外支付高额入场费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时，情感上也会产生“为什么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可以免费参观”的疑问，导致讨论的急剧升温，但似乎因选举原因又暂时停滞。 然而，入场费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情感或收入与支出的角度来决定的。最终，为了在收益性与可及性之间找到平衡，入场费的征收与取消应采取多种折衷方式。比如，设定免费参观日、对特定群体的折扣、为地方居民提供税收支持、吸引捐赠者、展览和项目的多样化等都是可行的方案。 博物馆应同时满足“人人可及”的道德义务和“财务健康”的义务，通过符合各城市和机构特性的定制政策，追求文化民主与可持续性。 借此机会，国家应思考其文化政策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作为韩国文化公共性、专业性、象征性的核心文化艺术机构，国立机构应如何在国家运营哲学层面上被看待和处理，最终得出关于入场费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决定的问题。 实际上，讨论入场费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最重要的是，不应仅仅以经济效率或行政便利主义来界定，而应建立反映国家文化认同和哲学的体制。如前所述，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收入与入场费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为什么要收取入场费的彻底审查和思考是必要的。此次征收入场费后，如何使用？如何管理？以及入场费在文化社会学层面的意义等问题，缺乏深入的内化过程，便开始了突如其来的讨论。 目前，我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根本上无法进行营利性业务，也无法吸引赞助或捐款。入场费等收入产生后，机构无法直接使用，全部归还国家财政，即国库。它们没有预算编制的权力，唯一的运营预算来源是国民税收，即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收取入场费又有什么意义呢？政府口口声声要求文化艺术机构提高财务自给自足，却又以保守的制度运作使其无法实现财务独立，这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英国通过“保持距离原则（Arm's Length）”实现国家支持但不干预，通过独立的“委员会（Arts Council）”分配国家资源和彩票基金，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影响，增强自主性和专业性。然而，在经济衰退时，国家财政支持减少，迫使其自我创造收入。 法国和德国则采用文化国家模型（State as Architect），国家全面支持，并在宪法中明确“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s）”，优先考虑公共性和公平性，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然而，这可能导致行政官僚化的担忧，且对急剧的社会变化或大众需求反应迟钝。 荷兰通过社会伙伴关系模型，国家与民间平等协商政策，确保责任和透明度，但通过合理的预算分配和机构的责任与透明度，实践最高的财务自给自足。美国则通过市场促进者模型（Market Facilitator），最小化直接支持，重点通过捐款、税收优惠等间接支持，激活民间捐赠，展现经营效率和市场营销能力，但也存在商业化的担忧和基础艺术的萎缩等局限。 然而，韩国的文化政策在这些原则性政策模型中，往往是随时随地应用不同的原则，现实中在不同原则下运营。即使是文化部下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也在一般行政机构、责任运营机构、特殊法人等不同治理结构下运营。国立文化艺术机构在缺乏一致的哲学和原则的情况下，因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而导致混乱、紧张和危机加剧。 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图书馆、国立韩文博物馆被归为一般行政机构，处于公务员轮岗制度下，专业性下降；国立现代美术馆和国立剧院则作为责任运营机构，面临效率和收益的压力；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则不是政府直属机构，而是特殊法人形式的基金会。如此一来，韩国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各不相同，每当有讨论时，往往只关注法人化或入场费征收等技术性和财务性手段，而忽视了机构的象征性和专业性等本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入场费征收问题，犹如穿着高跟鞋却在脚上划伤。 因此，在考虑征收入场费之前，更重要的是要决定原则。然后根据这些原则，审查入场费等细节。为了实现合理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统一，首先需要确立韩国式文化国家与保持距离的融合模型的哲学。在考虑人口减少、地区消亡和文化两极化危机的情况下，基本的公共性应由国家负责，但为了运营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机构领导的任命和项目规划应当保护免受政治潮流或行政官僚的干预。 其次，法律和制度地位应合理统一。应制定国立文化机构法，将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现代美术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核心机构按性质分类，类似于英国的“非部门公共机构（NDPB,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y）”或法国的各美术馆作为具有艺术自主性的独立法人，但在市场营销、商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支持和管理的联合系统，考虑国家统一管理的巨大文化内容企业和网络的运营方案。同时，通过规定统一的运营原则和公共性指导方针，克服以效率为主的责任运营机构制的弊端。第三，应从文化基本权利的角度重新定义入场费的意义。应从国民税收建立的空间如何享有文化权利的问题入手，保持常设展览的全面免费，并对特别策划展览收取合理费用，制定明确标准。 最终，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行政效率问题，更是国家选择何种文化哲学的问题，是在公共性与专业性、效率与民主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统一的体制。入场费只是屋顶，首先要决定如何建立支柱，才能形成屋顶的形状，而现在却只讨论屋顶的形状，令人感到无奈。※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双刃剑：免费与收费之间 国立中央博物馆及国立现代美术馆等国公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门票收费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然而，在这种讨论之前，更重要的是思考博物馆的运营哲学和价值，特别是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设立目的、非营利性、公共性等运营原则，以及在艺术管理方面，如何实现可持续的财政环境。当前的讨论往往仅停留在“观众太多，应该收费”的表面理由上，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因此让人感到不安。 那么，关于门票收费，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什么呢？围绕门票的争论，首先有观点认为，降低门槛以让更多人自由享受文化和扩大教育机会，追求免费入场是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目标。然而，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展览和教育项目，必须确保资金来源，而免费入场可能会威胁到财政稳定，最终导致博物馆关闭，从而损害观众和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强调美术馆和博物馆在财政上必须保持健康，认为门票是运营费用的必要来源。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等地的博物馆在取消门票后，观众人数确实有所增加，预计节省的门票收入会通过纪念品、餐饮、会员费等其他消费来弥补。然而，结果却与预期相反，免费入场后，观众的消费并没有增加，导致财政损失。2006年实施免费入场政策的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观众人数增加了45%。尤其是少数族裔观众的比例增加了三倍，但他们却不愿意再进行额外消费，收入并未增加。巴尔的摩的另一家主要博物馆——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Baltimore Museum of Art, BMA）也在同一时间实施了免费入场，但长期结果显示，两家博物馆的收入均未增加或保持。两家博物馆在实施免费入场后的第一年观众人数有所增加，但之后在疫情期间，2021年的调查显示，两家博物馆的访客人数均有所下降，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下降了18.6%，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下降了12.7%。此后，他们努力恢复，但发现重新吸引曾经的观众非常困难。 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2015-2023年）和现费城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CEO）丹尼尔·韦斯（Daniel H. Weiss）指出：“全国范围内，取消门票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观众增长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他表示：“博物馆和美术馆有道德义务让每个人都能接触，但同时也有财政健康的义务。”他认为，这两种义务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收益性与可达性的关系 曾任美国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经济与战略咨询公司动态经济战略的负责人约翰·西尔维亚（John E. Silvia, Ph.D.）认为，免费入场实际上对观众没有帮助，反而对机构造成损害，是“财政上不明智的做法”。然而，进步派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杰拉尔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则反驳道：“原本愿意支付门票的人并不会因为免费而入场。” 在门票与观众人数变化的关系中，疫情成为分析其影响的重大障碍。疫情对依赖观众访问或会员费的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造成了重大打击。在新冠疫情期间，常去博物馆的人们停止了访问，许多机构在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观众人数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也证实了对于那些在疫情前就不常去博物馆的观众来说，免费入场并未显著影响他们的访问意愿。 实际上，吸引公众更容易访问博物馆的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博物馆提供的展览、教育等项目的质量和内容，而非门票的有无。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包括美洲、欧洲、中东、亚洲的古代文物以及中世纪和20世纪之前的欧洲艺术品，这些内容可能吸引的是相对专业的观众。因此，自1950年以来，巴尔的摩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非裔美国人占约63%，这些内容可能并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换句话说，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反而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然而，曾任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馆长、现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馆长的克里斯托弗·贝德福德（Christopher Bedford）意识到观众群体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在藏品政策和项目规划中。因此，他通过出售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ine）、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白人艺术家的作品所获得的资金，购买了所谓的被边缘化的非白人及非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引发了争议。然而，这被视为对时代变化的回应，增加了公平性和多样性的实践。 主张免费入场的人强调教育机会的扩大和文化民主的实现。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应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接触艺术，这是道德义务，而免费入场则提高了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可达性，增强了文化包容性。曾担任惠特尼、达拉斯、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等主要美术馆馆长的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L. Anderson）认为，美术馆和博物馆是通过捐款和基金运营的慈善机构，高昂的门票会降低当地观众的可达性。 因此，实施免费入场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正在尝试多种方式来克服财政负担。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IA）拥有超过6万5000件的庞大藏品，向附近三个县的居民提供免费入场，作为交换，获得县收取的房地产评估价值（Assessed Value）0.2毫（mill）相当于约0.02%的美术馆支持金。底特律美术馆通过免费入场和多样化展览及项目，扩大观众参与，考虑到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设立了非裔美国人艺术部门，并增加了多样的解说和互动工具，以改善观众体验。 消除门票的最有效方法是寻找能够弥补损失收入的捐赠者。2013年，达拉斯美术馆（Dallas Museum of Art, DAM）和2019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在高额捐款的支持下维持了免费入场。著名当代艺术家朱莉·梅赫图（Julie Mehretu）作为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董事，捐赠了200万美元（约合27亿韩元），使得所有25岁以下的观众免除入场费。时尚与娱乐品牌顾问、著名收藏家索尼娅·余（Sonya Yu）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分馆MoMA PS1捐赠了90万美元（约合12亿韩元），确保全球所有访客在三年内均可免费入场。许多美术馆正在寻找捐赠者，以实现弥补门票损失的道德义务和财政义务。总之，重要的是“我们都有责任支持我们共同拥有和受益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博物馆的财政与门票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门票收费并不一定会产生理想的结果。大城市和小城市、游客规模、访问目的、城市的财政自给能力等因素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而我们在讨论时往往忽视了这些差异。 自1970年以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实施了“自愿捐款政策”（Pay what you want policy），虽然访客人数增加，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支付较少的金额，导致门票收入持续下降。到2004年，63%的观众仍然支付了博物馆建议的捐款，但到2017年，这一比例急剧下降至17%，导致博物馆财政赤字严重。因此，2016年的门票收入在实际价值上远低于2004年，这虽然提醒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但也证明了其财政上不可持续。最终，从2018年起，博物馆对纽约州居民及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州的学生继续保持“自愿捐款”入场，而对其他成年访客收取25美元的门票费用，并于2022年7月再次将基本门票提高至30美元并保持至今。 门票对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营费用的贡献比例因大城市和小城市、游客数量的不同而异。此外，政府或市、州的经济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对门票收入的财政贡献较小，而国家或市的支持较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自有捐款、赞助、其他租赁及餐饮、书店等运营收入较多时，门票的贡献度则较小。因此，对于国立中央博物馆或国立现代美术馆等仅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机构，门票收入直接回归国库，统计数据也难以掌握。尽管如此，突然考虑征收门票仍令人感到困惑。 在纽约或洛杉矶等旅游城市，游客花费数千美元，门票30美元（约合4万5000韩元）并不会阻止他们访问博物馆和美术馆。相反，在外地游客较少的小城市，地方居民是主要客户，因此价格敏感度较高，免费入场对吸引观众更有效。实际上，游客较少的中西部城市如底特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新辛辛那提、托莱多等地的美术馆大多是免费的。 此外，美国美术馆的门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差异很大，因此对美术馆经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沃尔特斯美术馆在收取门票时，门票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而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则达到了29%。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预计2024年总收入651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约12.3%）来自门票收入。然而，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皮德美术馆（Speed Art Museum）年收入1710万美元中，门票收入仅为26万1991美元（1.5%）。 因此，大城市的机构门票对财政的贡献较大，而以居民为主要客户的小城市则相对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在2024年的总支出预算701亿韩元中，自有收入仅为34亿韩元，约占5%。也就是说，门票收入对美术馆和博物馆运营的影响因其治理结构和环境条件而极为灵活。 传统上坚持免费入场的英国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正考虑对除英国公民外的外国游客收取门票。2001年，工党政府实施的免费政策使观众人数增加了40%，但由于经济衰退，现政府面临的公共财政压力加大，因此正在考虑对非本国观众收取门票。然而，英国没有强制身份证制度，难以区分英国人和外国游客，这可能导致成本和不便。此外，财政状况良好的机构可以维持免费入场，但财政基础薄弱的小型美术馆和博物馆则可能因收费而导致观众减少，从而加剧财政困难，因此对此持谨慎态度。 门票收入的多少，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文化政策以及该机构是依赖政府补助还是自有收入的财政运营模式。欧洲国立美术馆的整体财政结构中，门票收入占比大约在10%到50%之间，而英国的美术馆由于常设展览全面免费，门票收入占比不到5%。 英国原则上不对接受公共预算支持的国立美术馆的常设展览收取门票。因此，泰特英国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国立英国美术馆的总收入中，门票收入占比在3%到8%之间。这一比例较低的原因是仅在部分“特别展览”中出售门票。英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约有40%到50%的运营费用由政府文化体育部的补助和国家彩票基金提供。其余部分则通过美术馆内的纪念品店、咖啡馆运营，以及强大的会员制和捐款来补充。 法国的主要国立美术馆吸引了全球最多的观众，因此门票收入占绝对比例。包括政府补助、品牌授权、捐款在内的“总收入”中，门票收入大约占30%到50%。卢浮宫的门票收入在其自有收入中占比最大，但在整体总收入中，政府预算支持、大型企业赞助，以及“卢浮宫阿布扎比”等每年带来的巨额品牌使用费，作品租赁费、咨询费、特别展览支持费等数千亿韩元的品牌授权收入，使得其门票收入的比例并不高。 奥赛博物馆的门票销售收入占其自有收入的约70%，这是因为其外部品牌授权收入较少。特别是奥赛博物馆的章程规定，常设展览门票收入中16%必须用于每年新艺术作品的收购。公共预算支持比例达到69%的蓬皮杜中心或东京宫等机构，其门票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5%到25%之间。这些以现代和当代艺术为主的机构，国家补助比例相对较高，会员制、租赁、企业合作、教育项目收入的比例较低，因此门票收入比例低于传统美术馆。 荷兰是欧洲最强烈要求减少政府补助、实现美术馆和博物馆财政自给自足的国家之一。因此，门票收入比例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约为35%到50%。国立美术馆如国立博物馆和梵高博物馆的门票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约为40%到50%，每人约需支付20到25欧元的高门票费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的门票收入约占总收入的30%左右。这是因为与国立美术馆相比，市政府的支持和现代艺术赞助机构的捐款比例稍高，导致门票收入的比例较低。 德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由于建立了以公共补助为中心的稳定财政体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支持比例高达70%到80%，因此门票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通常在10%到20%之间。德国的文化艺术机构隶属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文化基金会——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SPK,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在柏林的五个地区中心管理和运营17家美术馆和博物馆及8个文化艺术机构。它们在统一的财政体系下运营，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10%到15%左右，使用的预算大部分由政府税收提供。德国的运营治理模式与法国文化部下的商业性公共机构（EPIC）运营的国立博物馆联盟（Grand Palais Rmn）相似。法兰克福的施泰德美术馆（Städel Museum）是德国少见的“市民基金会型”美术馆，除了政府补助外，历史悠久的基金会捐款和基金运营收入占比非常大。因此，门票收入约占20%到25%，与捐款收入和补助相平衡。 相比之下，日本的国立和公立文化设施财政自给自足政策，要求到2025年展览事业费用的自有收入比例从50%提高到2030年65%以上，长期目标是达到100%，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而转变为强有力的结构调整政策。 在2001年，韩国引入责任运营机构时，日本通过行政改革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IAI,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体制。此后，每年获得政府的“运营费用补助”，但自法人化以来，预算每年持续减少约1%。2003年地方自治法修订后，实施的“指定管理者制度（Designated Management System）”使地方自治体不再直接运营博物馆，而是通过招标将运营权委托给民间企业、非营利组织（NPO）或文化基金会。 政府对降低国家补助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日本文化厅对国立文化遗产机构、国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三家独立行政法人设定中期目标，要求在四年内至少用自有收入覆盖40%，否则将考虑组织重组或关闭。此外，计划在五年内引入对外国游客收取更高门票的双重价格制，并要求全面提高门票。 对此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批评者担心文化享有权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门票大幅上涨将减少低收入群体、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从而加剧文化不平等。此外，为了实现目标收益率，博物馆和美术馆可能会集中于追求大众化的热门展览，基础研究或小众艺术展览的学术价值可能会受到压制。还有人指出，出于成本控制，减少专业策展人或非正式化可能会损害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和研究能力。此外，日本的文化预算占GDP的比例仅为0.02%，远低于法国或韩国，因而被批评为将国家责任转嫁给公共机构。 另一方面，政府则主张其目的是减少长期的国家财政负担，提高公共预算的效率。通过加强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独立核算制度，建立自生力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并借助外国游客激增的机会，通过双重价格制增加外国游客的支出，从而创造收入。 然而，这种政策最终暴露出文化设施被视为单纯的盈利机构与应维护文化公共性之间的冲突。强调财政自给自足在短期内可能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文化的本质价值和社会包容性。因此，日本的政策提出了如何在财政效率与文化民主之间取得平衡的根本性问题，这不仅是简单的经营问题，更是对文化政策哲学方向的考验。因此，这种要求被批评为政府限制国民文化享有权的暴力政策。总之，门票对运营的贡献效果因国家、地区和治理结构的不同而各异，这是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 首先要有可支配的治理结构 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门票收费问题，即主要国立文化设施的收费及涨价问题，成为了焦点。这是因为政府即企划财政部希望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出“长期冻结或低于市场价格的国立设施使用费需要现实化”的指导方针，并且总统也表示，文化设施如果完全免费，反而可能降低机构的品位和价值，从而获得政策支持。因此，我们关于门票收费的讨论，似乎更多是为了减少因观众过多而造成的拥挤，而非出于提高机构财政自给能力的政策目标，缺乏宏观的文化政策讨论。 此外，长期坚持免费政策的英国，最近也因长期财政赤字而开始考虑对外国游客收费。这一海外政策的变化，成为韩国政府重新审视国公立文化机构财政自给能力和收益模型的外部背景。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在国外支付高额门票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为什么外国游客在我们国家却可以免费参观，这种情感因素也交织在一起，导致讨论迅速升温，但因选举原因又暂时停滞。 然而，门票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情感或收入与支出的考量。最终，为了在收益性与可达性之间找到平衡，门票的征收与免除应采取多样化的折中方案。比如，设定免费观展日、对特定群体的折扣、为地方居民提供税收支持、吸引捐赠者、丰富展览和项目等都是可行的方案。 博物馆应同时满足“人人可达”的道德义务和“财政健康”的义务，通过符合各城市和机构特性的定制政策，追求文化民主与可持续性。 借此机会，国家应思考其文化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作为韩国文化公共性、专业性、象征性的核心文化艺术机构，国立机构应如何在国家运营哲学层面上被看待和处理，最终得出关于门票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决定的问题。 实际上，在讨论门票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不应仅仅以经济效率或行政便利主义来定义，而应建立反映国家文化认同和哲学的体制。正如前面所述，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收入与门票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为什么要收取门票的问题需要深入审视和思考。此次征收门票后，如何使用？如何管理？以及门票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学意义等问题，缺乏深入的内化过程，便开始了突兀的讨论。 目前，我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根本上无法进行盈利业务，也无法吸引赞助或捐款。门票等收入产生后，机构无法直接使用，全部归国家财政，即国库。它们没有自主编制预算的权力。唯一的运营预算来源是国民税收，即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门票又有什么意义呢？政府口口声声要求文化艺术机构提高财政自给能力，却又以保守的制度运作，阻碍其财政独立，原因何在？ 英国通过“保持距离原则”（Arm's Length）来实现国家支持而不干预，独立的“委员会（Arts Council）”负责分配国家资源和彩票基金，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影响，增强自主性和专业性。然而，在经济衰退时，国家财政支持减少，迫使其自我创造收入。 法国和德国则采取文化国家模型（State as Architect），国家全力支持，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s），优先考虑公共性和公平性，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然而，这也可能导致行政官僚化的担忧，可能对快速的社会变化或大众需求反应迟钝。 荷兰通过社会伙伴关系模型，国家与民间平等协商政策，确保责任和透明度，通过合理的预算分配和机构的责任与透明度，实践最高的财政自给能力。美国则通过市场促进者模型（Market Facilitator），最小化直接支持，重点通过捐款、税收优惠等间接支持，激活民间捐赠，展现经营效率和营销能力，但也存在商业化的担忧和基础艺术的萎缩等局限。 然而，韩国的文化政策在这些原则性政策模型中，往往是随时随地应用不同的原则，现实中在不同的原则下运营。即使是文化部下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也在一般行政机构、责任运营机构、特殊法人等不同的治理结构下运营。这样，韩国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在缺乏一致的哲学和原则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下运营，导致混乱、紧张和危机加剧。 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图书馆、国立韩文博物馆被归为一般行政机构，处于公务员轮岗制度中，专业性下降；国立现代美术馆和国立剧院则作为责任运营机构，面临效率和收益的压力；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则不是政府直属机构，而是特殊法人形式的基金会。如此一来，韩国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各不相同，每当有讨论时，往往只关注法人化或门票收费等技术性和财政性手段，而忽视了机构的象征性和专业性等本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讨论门票收费问题无异于“穿着鞋子抓脚背”。 因此，在考虑门票收费之前，更重要的是关于原则的决定。根据这些原则，进一步审查门票等细节是必要的。为了实现合理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统一，首先需要确立韩国式文化国家与保持距离的融合模型的哲学。在考虑到人口减少、地区消亡、文化两极化危机的情况下，基本的公共性应由国家负责，但为了运营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机构领导的任命和项目规划应受到保护，避免政治潮流或行政官僚的干预。 其次，法律和制度地位应合理统一。应制定国立文化机构法，将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现代美术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核心机构按性质分类，类似于英国的“非部门公共机构（NDPB,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y）”或法国的各美术馆作为具有艺术自主性的独立法人，但在市场营销、商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支持和管理的联合系统，考虑国家统一管理的巨大文化内容企业和网络的运营方案。同时，通过规定统一的运营原则和公共性指南，克服以效率为主的责任运营机构制的弊端。第三，应从文化基本权利的角度重新定义门票收费。应从国民税收所建立的空间中，如何享有文化权利的问题入手，保持常设展览的全面免费，仅对特别策划展览收取合理费用，制定明确标准。 最终，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行政效率问题，更是国家选择何种文化哲学的问题，是在公共性与专业性、效率与民主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统一的体制。门票只是屋顶而已，首先要决定支柱如何建立，才能形成屋顶的形状，而现在却只讨论屋顶的形状，令人感到无奈。※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双刃剑：免费与收费之间 国立中央博物馆及国立现代美术馆等国公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门票收费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然而，在这一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博物馆的运营哲学和价值观，尤其是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设立目的、非营利性、公共性等运营原则，以及在艺术管理方面，如何实现可持续的财务环境。当前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因为观众多而拥挤，所以需要收费”的表面理由上，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这让人感到不安。 那么，在考虑门票收费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呢？围绕门票的争论，首先有观点认为，降低门槛以便让更多人自由享受文化和扩大教育机会，追求免费入场是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目标。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展览和教育项目，必须确保资金来源，而免费入场可能会威胁到财务稳定，最终导致博物馆关闭，最终损害观众和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强调美术馆和博物馆在财务上必须保持健康，认为门票是运营费用的必要来源。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等地的美术馆在取消门票后，观众人数有所增加，预计节省的门票费用会用于纪念品、餐饮、会员等其他消费，以弥补门票收入的损失。然而，结果却与预期相反，免费入场后，观众的消费并未增加，导致财务损失。2006年实施免费入场政策的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观众人数增加了45%。尤其是少数族裔观众的比例增加了三倍，但由于不愿意再消费，收入并未增加。巴尔的摩的另一家主要美术馆——巴尔的摩美术馆（BMA）也在同一时间实施了免费入场，但长期结果显示，两家美术馆的收入均未增加或保持。两家美术馆在实施免费入场后的第一年观众人数有所增加，但在疫情期间，2021年的调查显示，两家美术馆的访客人数均有所下降，沃尔特斯美术馆下降了18.6%，巴尔的摩美术馆下降了12.7%。此后，尽管努力恢复，但一旦观众停止光顾，重新吸引他们的难度也得到了验证。 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2015~2023年）及现任费城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CEO）丹尼尔·韦斯（Daniel H. Weiss）指出：“全国范围内，取消门票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观众增长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他表示：“美术馆和博物馆有道德义务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但同时也有财务健康的义务，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价值。” 收益性与可及性的关系 曾任美国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经济与战略咨询公司动态经济战略的负责人约翰·西尔维亚（John E. Silvia）认为，免费入场实际上对观众没有帮助，反而对机构造成损害，是“财务上不明智的做法”。然而，进步派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杰拉尔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则反驳道：“原本愿意支付门票的人并不会因为免费而入场。” 在分析门票与观众人数变化的关系时，疫情成为了一个重大障碍。疫情对依赖观众访问或会员费的美术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造成了巨大打击。在新冠疫情期间，常去美术馆、博物馆的人们减少了光顾，许多机构在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观众人数时遇到了困难。这表明，对于那些在疫情前就不常光顾的观众来说，免费入场并未显著影响他们的访问意愿。 实际上，吸引公众更容易访问美术馆、博物馆的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展览、教育等项目的质量和内容，而非门票的有无。沃尔特斯美术馆的主要藏品包括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古代文物及中世纪和20世纪之前的欧洲艺术品，吸引的是一些具有专业品味的观众。因此，自1950年以来，巴尔的摩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非裔美国人占约63%，这可能使其内容难以引起广泛共鸣。换句话说，社会变化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美术馆、博物馆的变化，反而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然而，曾任巴尔的摩美术馆馆长、现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馆长的克里斯托弗·贝德福德（Christopher Bedford）则意识到观众群体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在藏品政策和项目规划中。因此，他通过出售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ine）、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白人艺术家的作品，筹集资金以收藏所谓被边缘化的非白人及非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引发了争议。然而，这被视为对时代的回应，增加了公平性和多样性的实践。 主张免费入场的人强调扩大教育机会和实现文化民主。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应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接触艺术，这是道德义务，免费入场提高了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可及性，增强了文化包容性。曾担任惠特尼、达拉斯、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等主要美术馆馆长的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L. Anderson）认为，美术馆和博物馆是依靠捐款和基金运营的慈善机构，高昂的门票会降低当地观众的可及性。 因此，实施免费入场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正在探索和尝试多种方式来克服财务负担。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IA）拥有超过6万5000件作品，为附近三个县的居民提供免费入场，作为交换，该县征收的房地产评估价值（Assessed Value）0.2毫（mill）中的约0.02%作为美术馆的支持资金。底特律美术馆通过多样化展览和项目，扩大观众参与，考虑到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设立了非裔美国人艺术部门，并增加了多样的解说和互动工具，以改善观众体验。 消除门票的最有效方法是寻找能够弥补损失收入的捐赠者。2013年，达拉斯美术馆（Dallas Museum of Art, DAM）和2019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在高额捐赠的基础上维持了免费入场。著名当代艺术家朱莉·梅赫图（Julie Mehretu）作为惠特尼美术馆的董事，捐赠了200万美元（约合27亿韩元），使得25岁以下的所有观众都可以完全免除门票。时尚与娱乐品牌顾问、著名收藏家索尼娅·余（Sonya Yu）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旗下专注当代艺术的MoMA PS1捐赠了90万美元（约合12亿韩元），使得原本仅适用于纽约市民的免费入场政策扩展到全球所有访客，为期三年。许多美术馆正在寻找捐赠者，以弥补门票损失，履行其道德和财务义务。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我们都有责任支持我们共同拥有和受益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博物馆的财务与门票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门票收费并不总是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大城市与小城市、游客规模、访问目的、城市的财政自给能力等因素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而我们在讨论时往往忽视这些差异。 自1970年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实施“自愿捐款政策”（Pay what you want policy），虽然访客人数增加，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支付较少的金额，导致门票收入持续下降。到2004年，63%的观众仍然支付了美术馆建议的捐款，但到2017年，支付建议捐款的人数急剧下降至17%，使得美术馆的财务赤字严重。因此，2016年的门票收入在实际价值上远低于2004年，这虽然提醒了美术馆的社会责任，但也证明了其财务上不可持续。最终，从2018年起，美术馆对纽约州居民及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州的学生继续维持“自愿捐款”政策，而对其他成年观众则开始收取25美元的门票，2022年7月再次将基本门票提高至30美元并保持至今。 门票对美术馆和博物馆运营费用的贡献比例因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游客数量而异。此外，政府或市、州的经济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对门票收入的财务贡献较小，而国家或市的支持较多，以及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自有捐款、赞助、其他租赁及餐饮、书店等运营收入较多时，门票的贡献度则较小。因此，对于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或国立现代美术馆而言，门票收入直接回归国库，因而无法进行统计。然而，突然考虑征收门票的做法让人感到困惑。 在纽约或洛杉矶等旅游城市，游客花费数千美元，门票30美元（约合4万5000韩元）并不会让他们放弃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相反，在外地游客较少的小城市，由于当地居民是主要客户，价格敏感度较高，免费入场对吸引观众更为有效。实际上，游客较少的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如圣路易斯、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新辛辛那提、托莱多等地的美术馆大多是免费的。 此外，美国美术馆的门票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对美术馆经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沃尔特斯美术馆在收取门票时，门票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而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则占到总收入的29%。SFMOMA在2024年总收入6510万美元中，门票收入为800万美元，约占12.3%。然而，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皮德美术馆（Speed Art Museum）年收入1710万美元中，门票收入仅为26万1991美元（1.5%）。 因此，大城市的机构门票对财务的贡献较大，而以居民为主要客户的小城市则相对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在2024年预算总支出701亿韩元中，自有收入仅为34亿韩元，约占5%。换句话说，门票收入对美术馆和博物馆运营的影响因其治理结构和环境条件而极为动态。 传统上坚持免费入场的英国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正讨论对除英国公民外的外国游客收取门票。2001年，工党政府实施的免费政策使观众人数增加了40%，但由于经济衰退，现政府的公共财政负担加重，正在考虑对非本国游客收取门票。然而，英国没有强制身份证明制度，难以区分英国人和外国游客，这可能导致成本和不便。此外，财政状况良好的机构可以维持免费入场，但财务基础薄弱的小型美术馆和博物馆则可能因收费而导致观众减少，从而加剧财务困境，这也是他们犹豫的原因。 门票收入的多少与美术馆和博物馆所在国家的文化政策，以及该机构是否以政府补助为主或以自有收入为主的财务运营模式有很大关系。欧洲国立美术馆的整体财务结构中，票务收入比例大约在10%到50%之间，而英国的美术馆由于常设展览全面免费，票务收入比例低于5%。 英国的国立美术馆原则上不收取公共预算投入的常设展览门票。因此，泰特不列颠、泰特现代、国立英国美术馆的总收入中，票务收入比例低于3%至8%。如此低的比例是因为仅对部分“特展”收取门票。英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约40%至50%的运营费用由政府文化体育部的补助和国家彩票基金支持，其余则通过美术馆内的纪念品店、咖啡馆运营，以及强大的会员制和捐款来补充。 法国的主要国立美术馆因其吸引了全球最多的观众，门票收入绝对重要。包括政府补助、品牌授权、捐款在内的“总收入”中，门票收入大约占30%至50%。卢浮宫的门票收入在自有收入中占比最大，但在整体总收入中，政府预算支持、大型企业赞助，以及“卢浮宫阿布扎比”等每年带来的巨额品牌使用费，作品租赁费、咨询费、特别展览支持费等数千亿规模的品牌授权收入，使得其门票收入占比并不高。 奥赛美术馆的门票销售收入在其自有收入中占约70%，这是因为其外部授权收入相对较少。尤其是奥赛美术馆的章程规定，常设展览门票收入中16%必须用于每年新艺术作品的收集。公共预算支持比例达到69%的蓬皮杜中心或东京宫等机构，门票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5%至25%之间。这些以现代和当代艺术为中心的机构，国家补助比例相对较高，会员制、租赁、企业合作、教育项目收入的比例较低，因此门票收入比例低于传统美术馆。 荷兰是欧洲最强烈要求减少政府补助、实现美术馆和博物馆财务自立的国家之一。因此，门票收入比例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约为35%至50%。国立美术馆如国立博物馆和梵高博物馆的门票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约为40%至50%，基于每人约20至25欧元的高门票，门票收入占比可达50%。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的门票收入约占总收入的30%左右，这比国立美术馆的市政府支持和现代艺术赞助组织的捐款比例稍高，因此门票收入的比例较低。 德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由于建立了以公共补助为中心的稳定财务体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支持比例高达70%至80%，因此门票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约为10%至20%。德国的文化艺术机构隶属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文化基金会——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SPK,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在柏林的五个地区中心管理和运营17家美术馆和博物馆及8个文化艺术机构。它们在统一的财务体系中运营，门票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0%至15%，大部分预算由政府税收支持。德国的运营治理与法国文化部下的商业性公共机构（EPIC）运营的“国立博物馆联合体（Grand Palais Rmn）”类似。法兰克福的施泰德美术馆（Städel Museum）是德国少见的“市民基金会型”美术馆，除了政府补助外，历史悠久的基金会捐款和基金运作收益占比也非常大。因此，门票收入约占20%至25%，与捐款收入和补助相平衡。 相比之下，日本的国立和公立文化设施财务自立政策要求在2025年之前将展览业务费用的自有收入比例从50%提高到2030年达到65%以上，长期目标是实现100%，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属于强制性结构调整政策。 在2001年韩国引入责任运营机构的时期，日本通过行政改革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IAI,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每年获得政府的“运营费用补助金”，但自法人化以来，预算每年持续减少约1%。自2003年地方自治法修订后，实施的“指定管理者制度（Designated Management System）”使地方自治体不再直接运营博物馆，而是通过招标将运营权委托给民间企业、非营利组织（NPO）或文化基金会。 同时，政府对降低国家补助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日本文化厅对国立文化遗产机构、国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三家独立行政法人设定了中期目标，要求在四年内至少40%的自有收入，否则将考虑组织重组或关闭。此外，计划在五年内引入对外国游客收取更高门票的双重价格制度，并要求全面提高门票。 对此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批评者担心文化享有权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门票大幅上涨将减少低收入者、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文化不平等将加剧。此外，为了实现目标收益率，美术馆和博物馆可能会集中追求大众化的热门展览，基础研究或小众艺术展览的学术价值可能会受到压制。还有人指出，出于成本节约，减少专业策展人或非正式化可能会损害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和研究能力。此外，日本的文化预算占GDP的0.02%，远低于法国或韩国，国家责任转嫁给公共机构的批评也随之而来。 然而，政府则主张，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高公共预算的效率是其目的。通过加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独立财务制度，建立自生力强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并借助外国游客激增的机会，通过双重价格制度增加外国游客的支出，从而创造收益。 然而，这些政策最终在于文化设施是单纯的收益创造机构与应维护文化公共性之间的观点冲突。强调财务自立短期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文化的本质价值和社会包容性。因此，日本的政策提出了如何在财务效率与文化民主之间取得平衡的根本问题，这不仅是简单的管理问题，更是对文化政策哲学方向的考验。因此，这种要求被批评为政府限制国民文化享有权的暴力政策。无论如何，门票对运营的贡献效果因各国、各地区及运营治理的不同而各异，这是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 首先要有可支配的治理结构 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门票收费问题，即主要国立文化设施的收费及涨价问题，成为了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政府，即企划财政部，提出了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的指导方针，表示“长期冻结或低于市场价格的国立设施使用费将进行现实化”，并且总统的主张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政策，认为如果文化设施的入场费完全免费，反而可能降低机构的品位和价值。因此，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征收门票的讨论，似乎更多地是为了减少因观众过多而造成的拥挤，而不是出于提高机构财务自立度的政策目的，缺乏宏观文化政策的讨论。 此外，长期坚持免费政策的英国，最近也因无法克服持续的财务赤字，开始考虑对外国游客收费。这一海外政策的变化，促使韩国政府重新审视国公立文化机构的财务自立和收益模型。在此背景下，我们在国外支付高额门票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时，为什么外国人来韩国却可以免费参观的情感问题也交织在一起，讨论似乎迅速升温，但因选举等原因又暂时停滞。 然而，门票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情感或收入与支出的角度来决定的。最终，为了在收益性与可及性之间找到平衡，门票的征收与否应采取多种折衷方式，而不是一刀切。可以考虑的方案包括免费观展日、特定群体的折扣、为当地居民提供税收支持、吸引捐赠者、展览和项目的多样化等。 博物馆应同时满足“人人可及”的道德义务和“财务健康”的义务，通过符合各城市和机构特性的定制政策，追求文化民主与可持续性。 借此机会，国家应思考其文化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作为韩国文化公共性、专业性和象征性的核心文化艺术机构，国立机构应如何在国家运营哲学层面上被看待和处理，最终得出关于门票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决定的问题。 实际上，在讨论门票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最重要的是，不应仅仅以经济效率或行政便利主义来界定，而应建立反映国家文化认同和哲学的体制。正如前面所述，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收入与门票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为什么要收取门票的问题需要深入的审视和思考。此次征收门票后，如何使用？如何管理？以及门票在文化社会学上的意义等深层次的内化过程，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目前，我国的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根本上禁止开展盈利业务，也无法吸引赞助或捐赠。门票等收入产生后，机构无法直接使用，全部归国家财政，即国库回收。机构也没有预算编制的权力。唯一的运营预算来源是国民税收，即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征收门票又有什么意义呢？政府一方面要求文化艺术机构提高财务自立度，另一方面却以保守的制度运营，阻碍其财务独立，原因何在？ 英国通过“保持距离原则”（Arm's Length）支持国家，但不干预，通过独立的“委员会（Arts Council）”提供国家资金和彩票基金，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影响，增强自主性和专业性。然而，在经济衰退时，国家财政支持减少，机构也面临压力，要求其创造自有收入。 法国和德国则采用文化国家模型（State as Architect），国家全力支持，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s），优先考虑公共性和公平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高品质文化。然而，这可能导致行政官僚化的担忧，且对快速的社会变化或大众需求可能反应迟钝。 荷兰通过社会伙伴关系模型，国家与民间平等协商政策，确保责任和透明度，通过合理的预算分配和机构的责任性与透明度，实践最高的财务自立。美国则通过市场促进者模型（Market Facilitator），最小化直接支持，重点通过捐赠、税收优惠等间接支持，激活民间捐赠，展现经营效率和市场营销能力，但也面临商业化的担忧和基础艺术的萎缩等局限。 然而，韩国的文化政策在这些原则性的政策模型上，往往是随时随地应用不同的原则，现实中在不同原则下运营。即使是文化部下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也在一般行政机构、责任运营机构、特殊法人等不同的运营治理下运作。这样，国立文化艺术机构在没有一致的哲学和原则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下运作，导致混乱、紧张和危机加剧。 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图书馆、国立韩文博物馆被归为一般行政机构，在公务员轮岗体制下，专业性下降；国立现代美术馆和国立剧院则作为责任运营机构，面临效率和收益的压力；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则不是政府直属机构，而是特殊法人形式的基金会。这样，韩国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各不相同，每当有讨论时，关于法人化或门票征收等技术性和财务性手段的讨论占据主导，而机构的象征性和专业性等本质价值却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讨论门票征收问题无异于“穿着鞋子抓脚背”。 因此，在考虑征收门票之前，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原则进行决策。根据这些原则，需对门票等细节进行审查。为了实现合理的国立文化艺术机构治理统一，首先需要确立韩国式文化国家与保持距离的融合模型的哲学。在考虑到人口减少、地区消亡、文化两极化危机的情况下，基本的公共性应由国家负责，但为了运营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机构长的任命和项目规划应受到保护，免受政治潮流或行政官僚的干预。 其次，法律和制度地位应合理统一。应制定国立文化机构法，将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现代美术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核心机构按性质分类，像英国的“非部门公共机构（NDPB,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y）”或法国的各美术馆一样，成为具有艺术自主性的独立法人，但在市场营销、商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管理，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内容企业和网络。通过规定统一的运营原则和公共性指导方针，克服以效率为主的责任运营机构制的弊端。第三，应从文化基本权利的角度重新定义门票的征收。应从国民用税建立的空间中，探讨如何享有文化权利的问题，保持常设展览的全面免费，而仅对特别策划展收取合理费用，制定明确标准。 最终，国立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治理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行政效率问题，更是国家选择何种文化哲学的问题，是在公共性与专业性、效率与民主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统一的体制。门票只是屋顶，首先要决定支柱如何建立，才能形成屋顶的形状，而现在却只讨论屋顶的形状，令人感到无奈。※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房地产市场的消费心理在首都圈迅速回暖。尽管全国指数仍处于平稳状态，但首都圈已进入上升阶段，与非首都圈之间的温差愈发明显。 根据国土研究院于16日发布的《2026年5月房地产市场消费者心理调查》，全国住房市场消费心理指数为114.9，较上月上升3.1点。首都圈为122.1，上升4.5点，保持上升态势，而非首都圈仅上升1.2点，达到106.3。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住房市场消费心理差距扩大至15.8点。 房地产市场整体消费心理也呈现类似趋势。全国房地产市场消费心理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2.7点，保持平稳状态。然而，首都圈为118.4，上升3.9点，转入上升阶段。非首都圈则仅上升0.9点，达到103.3，差距扩大至15.1点。 在交易市场中，首都圈的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全国住房交易市场消费心理指数为116.7，较上月上升4.7点，转入上升阶段。首都圈为125.2，上升6.1点，首尔则为135.6，较上月激增10.7点。特别是首尔住房交易心理突破135这一上升阶段的标准，分析认为买方心理的恢复势头更为强劲。 在5月的区域住房价格水平调查中，认为首尔住房价格“非常高”的回答占4.1%，认为“稍微高”的占51.3%，认为价格上涨的回答总计达到55.4%。考虑到全国范围内上涨的回答仅为27.4%，首尔的体感上涨趋势相对明显。 从地区来看，住房交易消费心理指数的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光州，达到13.9点。其次是首尔10.7点，济州6.4点。而忠南则下降5.0点，釜山也下降2.6点。交易心理的恢复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均匀扩散，而是集中在首尔、首都圈及部分地区。 在租赁市场中，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差距也得到了确认。全国住房租赁市场消费心理指数为113.2，较上月上升1.7点。首都圈为119.0，上升3.0点，保持上升态势，首尔也上升至124.2，增加4.8点。而非首都圈仅上升0.2点，达到106.3。 租赁供需不平衡在首尔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首尔的租赁住房租赁比较动态中，认为“想租房的人很多”的回答占65.8%，而认为“想出租的人很多”的仅占8.9%。在租赁价格水平调查中，认为首尔租赁价格上涨的回答为64.3%，同时确认了租赁需求的优势和价格上涨的认知。 相比之下，土地市场的走势与住房市场有所不同。全国土地市场消费心理指数为79.1，较上月下降1.9点，继续处于下行阶段。首都圈为85.0，非首都圈为76.2，均处于下行状态。尽管住房交易和租赁心理有所恢复，但土地市场仍然处于萎缩的氛围中。 业内人士表示：“以首尔为中心的交易心理快速恢复，加上租赁供需不平衡，可能导致首都圈主要地区的交易量和价格走势相互影响。然而，非首都圈的恢复力度较弱，土地市场也仍处于下行阶段，因此市场整体的温差在短期内将持续。”

安特罗皮克、开放AI、谷歌AI高管首次共同出席G7峰会……讨论前沿AI治理 开放AI的山姆·奥特曼、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和安特罗皮克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德伊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G7峰会上首次共同出席。三大A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亮相G7舞台，这是首次。奥特曼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个人邀请首次参加G7，开放AI方面表示期待在此次会议上达成关于AI基础设施、网络与生物领域前沿AI风险、青少年安全等自愿承诺的协议。马克龙总统积极吸引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以使法国成为AI中心。 安特罗皮克与美国政府就迈托斯与费布尔5出口管制争议展开谈判 安特罗皮克的高级技术团队于16日在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正在就解除对AI模型的访问限制进行谈判。安特罗皮克于12日收到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指令，要求全面禁止外国人访问最新模型迈托斯5和费布尔5，因而暂停了对该模型的访问。事件起因于亚马逊研究人员在测试模型时发现了绕过网络攻击相关限制信息的漏洞，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杰西将此直接报告给白宫。白宫还指出，中国相关势力未经授权访问迈托斯的情况也是发布控制命令的原因之一。 安特罗皮克对此表示：“如果这一标准维持不变，整个行业的新前沿模型发布将几乎不可能。” SpaceX创下750亿美元的历史最大IPO……重塑为AI基础设施公司 SpaceX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每股135美元出售5亿5550万股，筹集了750亿美元（约103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最大企业公开募股（IPO）记录。上市首日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与苹果、微软、英伟达并肩。安特罗皮克与SpaceX-xAI数据中心签订了每月12.5亿美元的AI计算租赁合同，谷歌则签订了每月9.2亿美元的租赁合同。SpaceX通过在2月收购xAI获得了Grok AI模型和Colossus数据中心，计划利用IPO资金扩展卫星、增强发射能力，并建立轨道AI计算基础设施。 “2026年技术行业裁员14万2000人”……与AI投资扩大相互交替 2026年，技术行业累计裁员人数达到14万2000人，盈利的大型企业也开始裁员以筹集AI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甲骨文在强劲业绩发布后裁员1万人，并立即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AI数据中心扩展。TD科文分析师预计，仅此次裁员就将产生80亿至1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这些资金将直接用于购买GPU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反，开放AI则成立了一个规模达4万亿韩元的企业分配公司，计划招聘数百名企业现场部署工程师，逆势而上。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房地产市场难以解读，购房同样困难。政府推出的政策也同样复杂。 2017年6月，文在寅政府启动了控制房价的计划。通过8·2政策将首尔全境划为投机过热地区，加大对多套房持有者的转让税，并预告实施重建超额收益回收制度。同时，大幅降低贷款额度以抑制杠杆。官方理由是“保护实际需求和抑制短期投机需求”。 然而，四个月后，政府却向多套房持有者开放了登记出租的激励措施。这意味着在施压出售的同时，提供了合法的逃避途径，形成了利益冲突的设计。 随后，政策以“精准施策”的名义变得更加细致。9·13政策提高了综合房地产税，进一步收紧了多套房贷款，并对租赁经营者的贷款也进行了限制。12·16政策则禁止对市值超过1.5亿韩元的公寓进行住房抵押贷款，并进一步降低了9亿韩元以上部分的贷款价值比。税收、贷款、申购、重建、转让、租赁经营者管理等监管范围不断扩大。 然而，在文在寅政府上任三年后，首尔公寓的中位数交易价格从6亿600万韩元飙升至9亿2000万韩元。根据实际交易价格指数，三年累计涨幅超过45%。在此期间，国土交通部长并未更换，金贤美前国土交通部长创下了历任部长中任期最长的记录。 这一记录并非成就，而是一种枷锁。 错误导致的长期留任 再次提及金贤美前部长的名字，并非为了审判过去，而是因为新政府再次选择了强有力的房地产监管，现在有必要回顾金贤美体制的失误。金允德国土交通部长是否能够摆脱金贤美曾陷入的陷阱？他能否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 金贤美体制的问题并不在于政策不足，反而是政策过于繁多。问题在于未能修正诊断。当时国土部的判断相对明确，长期的住房供应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住房普及率也提高，首尔及首都圈的入驻量并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房价上涨的原因被认为是投机需求、多套房持有、差价投资、流动性和对不动产收益的期待。 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政策方向固化为监管。通过税收加紧、贷款限制、提高重建门槛和限制交易的方式不断重复。并非没有供应政策，推出了首都圈30万套、第三期新城、首尔市中心闲置土地、公共设施综合利用、交通枢纽及准工业区的利用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更像是对外环公共用地和几千至几万套的部分供应，而非直接满足首尔核心需求的大规模市中心供应。 市场信号却截然不同。首尔核心地区的需求并未减少，受欢迎地区新公寓的稀缺性愈发加剧。随着监管的增加，房源被锁定，需求则转向更安全的资产。然而，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承认供应不足的论调。2020年7月，金贤美前部长甚至表示不认为住房供应不足。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能有效供应给实际需求者。直到同年11月，才承认了公寓供应减少的情况。 更换的时机已经出现过多次。政策出台数十次，价格依旧未能回落，随着监管的增加，房源被锁定，供应不足的争论逐渐成为市场的焦点。2019年后继任者被提名时，2020年大选胜利后，2020年夏季供应转型被提及时，机会都曾出现。然而，金贤美前部长却被继续留任。留任并非决定，而是默认。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留任成为一种结构，换人则需要名分、候选人和时机的三重成本。 如果诊断错误，就必须修正。然而，修正诊断的前提是首先承认错误。承认意味着更换，换人则意味着失败的正式化。在这一等式成立的情况下，部长更换成为政策修正的手段，而非政权失败的宣告。文在寅政府成为了这一等式的囚徒。 最终，换人是在2020年12月底进行的，距政权任期还有1年4个月。继任的变昌洙部长在上任五周后推出了规模为83万6000套的2·4供应政策。虽然数字庞大，但时机已晚。然而，作为供应政策核心执行主体的LH公司随即卷入了光明·始兴新城的提前投机疑云。政权缺乏处理的时间和政治资本。迟来的转型不仅是方向问题，更是时机问题。 不能将金贤美前部长的失败归咎于变昌洙。变昌洙体制几乎是迟到转型的结果。金贤美体制应更早承认供应不足的诊断，并更快修正监管单一的框架。更换部长本可以是修正的一个方法，但却被解读为承认失败，因此被推迟。在此期间，市场已走得更远。 相似的起点，再次积累的压力 五年过去了，李在明政府成立。 起点奇妙地相似。口号是“根除房地产不当收益，转变为生产性经济结构”。通过10·15政策将首尔全境和京畿道12个地区划为监管区域和土地交易许可区，并在今年5月重新启动了对多套房的重税政策。这是对多套房持有者的退路进行收紧的设计。 然而，市场却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在交易萎缩的情况下，少量房源以高价交易，这一悖论在监管后再次熟悉地重演。李在明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首尔公寓价格根据房地产院的统计也出现了两位数的涨幅，超过了文在寅政府初期一年的涨幅。 租赁市场也不容乐观。多套房的监管减少了租赁房源，减少的租赁供应导致租赁不安，而租赁不安又转向了购房需求，这一链条并不陌生。这是2020年租赁法实施后曾经经历过的一次循环。2026年和2027年将是因开工量骤降而导致入驻量进一步减少的时期，租赁市场的压力将在短期内持续积累。 不久前，关于内阁改组的传闻也浮出水面。在首尔市长选举失利后，围绕房地产政策全面修正的讨论与国土部部长更换的传闻交织在一起。金允德部长上任不到一年，通常的更换时机来看显得过早。然而，围绕首尔房地产市场的房源锁定、过热和租赁供需不安的责任论也难以回避。 李在明总统在就任一周年的记者会上并未否认改组的可能性，但也表示尚未对哪个部门进行多么细致的审查。虽然并未直接提及金允德部长的留任，但也不容易被解读为立即更换的言论。 金允德部长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责任论。他在6月4日地方选举次日的晚上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与韩国住宅协会讨论住房供应推进方案的消息，并表示“国民主权政府对住房供应的意志坚定而明确”。他还表示，在实现9·7政策住房供应目标之前，将与供应现场保持沟通，打通堵塞的部分，并迅速补充必要的部分。 在首尔市长选举失利的原因中，房地产被提及，国土部部长再次确认了供应的决心。国土部部长对房价和租金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领域。 金允德的另一考验，均衡发展 尤其是金允德作为部长的特质并不仅限于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考虑到他是首位来自全罗北道的国土部部长，其均衡发展和国土空间重组的任务超出了简单的部门事务。公共机构第二次地方迁移和第五次国家铁路网建设计划便是典型例子。缓解首都圈的集中，重新建立地方支点是新政府国土政策的核心。 这些任务已经超出了部长个人的兴趣，进入了国家治理的时间表。在总统的工作报告中，均衡发展和公共机构迁移的重要性也被公开讨论，国土部将公共机构第二次迁移视为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金允德部长也表示将在9月之前明确轮廓，表明不再将其视为长期任务。 公共机构迁移是地区间利益直接冲突的问题。在总选举前夕提出会产生巨大影响，若推迟过久则后续程序难以处理。倒推2028年4月的总选举，必须在今年内确定大框架是自然而然的计算。第五次国家铁路网建设计划也是地方选举后积压的全国铁路民怨的集合体。某些线路的加入与否，瞬间将引发地方政治和地方政府的同时行动。 在此，金贤美前部长与金允德部长的决定性差异显现出来。 金贤美前部长被束缚于单一的房地产任务中。随着这一任务的失败，部长更换变得愈发困难。更换部长意味着承认失败，而不更换则意味着失败的积累。在无法修正错误、无法执行转型、无法承认失败的结构中，政策越多，失败也越大。 金允德部长则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更容易。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管理房价和租金的不安。如果在监管市场的同时，租赁不安和房源锁定加剧，金允德部长同样难以逃避责任。另一个是将均衡发展和法定计划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不可避免地被评估为金允德部长的成就。 最终，金贤美前部长的案例表明，部长的评价不在于坚持了多久，而在于是否按时实现了所承担的责任。在管理房地产不安的同时，均衡发展的时间表也要落实。这是金允德部长需要证明的责任。※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首尔公寓及租金上涨趋势愈加明显，而地方市场则持续下滑，住房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愈发严重。 根据韩国房地产院于15日发布的《2026年5月全国住宅价格动态调查》，全国住宅交易价格较上月上涨0.21%。其中，首都圈上涨0.46%，首尔上涨0.90%，而地方则下降0.02%，显示出区域间的温差明显。 首尔房价的上涨主要集中在重建项目、交通便利区域及大型社区等受欢迎的地区。首尔住宅交易价格的上涨幅度从4月的0.55%扩大至5月的0.90%。 按自治区来看，成北区以1.36%的涨幅位居首位，随后是松坡区（1.19%）、广津区（1.18%）、城东区（1.07%）、西大门区（1.06%）和诺原区（1.05%），均在1%左右的涨幅。 相对而言，地方市场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光州下跌0.52%，济州下跌0.17%，五大广域市整体下降0.09%。只有蔚山（上涨0.33%）和全北（上涨0.21%）等少数地区出现上涨。 租赁市场同样以首尔和首都圈的强势表现为主。全国租金上涨0.35%，首都圈上涨0.61%，首尔上涨0.91%。特别是首尔的租金上涨幅度已与交易价格的上涨幅度相当。房地产院表示，优质居住条件的区域，如大型社区和交通便利的地方，租赁需求持续增加。 在首尔租赁市场中，松坡区以1.62%的涨幅创下最高纪录，随后是城东区（1.44%）、诺原区（1.40%）、成北区（1.30%）和道峰区（1.13%）。 月租金的上涨趋势也在继续。全国月租金上涨0.35%，首尔上涨0.81%。在首尔，松坡区（1.30%）、诺原区（1.40%）、城东区（1.27%）等地的月租需求集中。 韩国房地产院表示：“首尔及首都圈对新建及重建项目的需求集中，尽管部分地区出现观望态势，但整体趋势仍为上涨。”同时指出，“租赁市场也因交通便利和新建项目的租赁需求增加而持续出现上涨交易。” 业界分析认为，随着首尔房价和租赁市场的双双上涨，首都圈与地方、新建与旧房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在短期内可能会持续。特别是首尔的交易价格上涨率（0.90%）与租金上涨率（0.91%）接近，显示出实际需求仍在持续流入。※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李在明总统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上，他关于房地产的言论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李总统表示：“我认为成功地抑制了房价上涨的压力。首尔的房地产政策总是受到批评，但我认为其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他还提到关于租赁市场的问题，称“租赁贷款的增加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并对租赁贷款表达了批评的看法。在税制方面，他指出：“我国的持有税较低。我们不会仅通过税收来控制市场，而是会将税制、金融和供应政策结合起来一起发布，税制方面可能要到七月才能落实。” 简而言之，这表明现政府认为自己至今表现良好，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监管政策。尽管市场期待在地方选举结果的推动下，房地产政策会有所放松，但政府似乎仍然保持税制收紧的可能性，同时维持金融监管，并继续推进供应政策。 然而，市场如何看待这一切则是另一个问题。政府认为已抑制了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市场的实际感受却有所不同。自李在明就任以来，首尔的公寓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区域的成交价格屡创新高。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以及麻浦、城东、铜雀、广津等所谓的准江南地区和汉江带，涨势愈演愈烈。 根据李在明就任一年来的数据，首尔公寓的累计涨幅达14.73%。相比之下，诺穆亨政府为11.68%，文在寅政府为9.41%。尽管利率相对较高，但考虑到入住房源的不足和租赁市场的不安，未来四年依然令人担忧。 在此次首尔市长选举中，房地产问题也是关键因素。围绕汉江带的选民情绪变化分析显示，税负和资产价值问题引发了敏感反应。同时，租赁市场的不安也刺激了2030年轻人的居住焦虑，成为政治变量。 当政府将租赁市场的危机定义为正常化，并表示将进一步限制租赁贷款时，原本旨在保障民众居住稳定的房地产政策目标似乎消失了，只剩下抑制江南房价的执念。 税制争论同样如此。总统提到我国的持有税水平较低，但评估标准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看法。国际比较中，持有税的比例可能较低，但在首尔主要地区，房产持有者所感受到的综合房地产税和财产税负担却相当沉重。 实际上，交易税和持有税合并后的整体房地产税比例为2.67%，在英国为3.43%，加拿大为3.02%，我国位列第三，且高于美国和日本，远高于OECD平均的1.27%。 统计数据往往容易陷入只选择自己想看和有利的数据的误区。认为成功抑制房价上涨和租赁市场正常化的说法，恐怕难以得到首都圈居民的认同。 政府似乎并不是在保障民众的居住稳定，而是在阻止股市资金流入房地产，并希望将房地产资金转移到股市以进一步刺激股市。供应并不是简单的努力就能迅速实现，而贷款已经收紧到极限。 最终，市场关注的是政府将实际推出什么政策。目前讨论的政策工具包括加强综合房地产税、减少非居住一户家庭的长期持有特别扣除、额外贷款限制等。然而，金融监管已经实施到相当程度，多套房屋的转让税也已恢复。供应的扩大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因此政策工具的选择可能比预期的要有限。 如果江南房价上涨导致民心动摇和支持率下降，那当租赁和月租房源减少、价格上涨时，真正的问题才会出现。 无房租户仍然表示需要租赁贷款，而政府则认为租赁贷款是市场扭曲的原因。如何缩小这一差距，将成为未来房地产政策最重要的课题。 最终，市场关心的不是能抑制房价多少，而是这项政策是为了谁。如果政府所说的市场稳定与民众所感受到的居住稳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那么围绕房地产政策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政府究竟是在为谁敲响警钟？

近5万亿韩元的非居住一户家庭租赁贷款面临双重冲击。金融监管机构正在考虑缩减持有监管区域公寓的借款人保证金的方案，同时银行融资利率也飙升至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保证金缩减，银行的贷款风险加大，资金成本上升，租赁贷款的利率和额度压力不可避免。 根据金融监督院于14日向民主党议员李仁永提交的资料，截至3月底，单一住房借款人的银行租赁贷款余额为13.2万亿韩元，共计8.9万笔。其中，持有首尔、果川和龙仁等监管区域公寓的借款人余额为4.9万亿韩元。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关注的租赁贷款资金接近5万亿韩元。 预计金融监管机构将在下个月发布针对这些借款人的租赁贷款监管措施。主要手段包括降低住房城市保障公社、韩国住房金融公社、SGI首尔保障等保障机构的保证比例。保证比例降低后，保障机构的补偿范围缩小，银行承担的风险加大。这将导致银行加强贷款审核标准，并可能改变借款人的利率条件。 对于现有借款人，限制贷款到期延长的方案也在考虑之中。对于被归类为投机性的借款人，不仅新贷款受到限制，现有贷款的延长也将受到限制。然而，考虑到租赁贷款的结构性特征，关于将租赁贷款本金的一部分纳入总债务偿还比率（DSR）计算的方案预计将被排除在此次监管之外。 问题在于，保证金缩减的讨论与银行融资利率的快速上升同时进行。保证比例降低后，银行的贷款风险加大，而资金成本的上升将进一步加大对借款人的利率压力。银行债券五年期利率在11日达到了4.473%，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监管机构正在调整投机性判别标准，以确保因工作、教育等实际需求而持有住房但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借款人不受监管。因为在非居住一户家庭中，因工作调动或子女教育等不可避免的原因使用租赁贷款的情况也存在。 金融界人士表示：“即使制定了投机性判别标准，但在保证金缩减和利率上升共同作用的情况下，租赁贷款借款人的利息负担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首尔北部小型公寓的租金上涨率达到12年半以来的最高点，租房市场的价格不安加剧。由于房价急剧上涨，购房门槛提高，加之新建租赁房源急剧减少，导致失去去处的新婚夫妇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需求集中在老旧小型公寓上。 根据韩国房地产院的统计，6月第二周（截至6月8日）东北区（包括强北、道峰、诺原、成北、中浪、东大门、成东、光津区）60~85㎡公寓的租金上涨率为0.47%。这是自2013年10月第三周（0.67%）以来的最高上涨率，时隔约12年6个月。汉江以北14个自治区60~85㎡公寓的租金在同一时期也上涨了0.40%，同样创下12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东北区，尤其是老旧大型小型公寓的租金迅速上涨。根据国土交通部的实际交易数据，首尔强北区美亚洞“三星乐天河2期”59.38㎡的租金在本月12日以6亿韩元的历史最高价成交，比之前的最高价上涨了7000万韩元。此前，成北区“吉音新城8期（乐天）”59.9㎡的租赁合同也在6日以6亿8000万韩元的租金签署，较之前的最高价上涨了3000万韩元，创下同一平米标准的新高。 东北区小型公寓租金的急剧上涨，导致首尔整体公寓租房市场也出现波动。首尔整体60~85㎡公寓的租金上涨了0.36%，这是自2015年3月第四周（0.36%）以来的最高涨幅，显示出由于长期的租房困境，价格不安已经扩散至全市。 成北区吉音洞某房地产中介的相关人士表示：“受欢迎地区的新建和准新建租房已经迅速消耗，市场上几乎没有新房源。”他指出：“相对便宜的东北区老旧公寓吸引了新婚夫妇等初期实际需求者，导致价格持续上涨。” 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小型公寓新供应的急剧减少。根据房地产114的数据，今年在首尔入住或即将入住的60㎡以下小型公寓仅有7975套，较去年（16780套）减少了52.5%。尤其是从明年开始，小型公寓的入住量将减少至4700余套，短期供应缺口将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房价急剧上涨和人口结构变化，小型公寓的需求大幅增加。根据房地产评估专业公司Realhouse的统计，今年1至5月，首尔59㎡以下小型公寓的首轮申请平均竞争率为62:1，远高于中大型公寓的46.9:1。 韩国建筑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恩亨表示：“近期小型公寓租金的高涨是需求增加与供应减少双重压力的结果。”他解释道：“近十年来，多房产者的监管持续，导致租赁供应减少，资金实力相对不足的需求层自然只能转向小型和中小型公寓。” 他还指出：“考虑到光化门、钟路、江南等主要工作集中地的可达性，东北区的受欢迎程度仍高于西北区，导致租赁需求集中，从而引发价格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