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视为“锦上添花”的副业，正逐渐成为韩国职场人的“生存标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长期被视为稳定收入来源的主业，在经济增长放缓、岗位收缩以及技术替代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稳定性正在被重新审视。一场围绕收入结构与职业安全感变化的调整，正悄然在韩国就业市场展开。 韩国求职平台Incruit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20至30岁上班族拥有副业，近半数全职员工在主业之外另有收入来源。副业已不再只是兴趣延伸，而成为应对高物价与薪资增长停滞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单一收入来源难以覆盖家庭开支，越来越多职场人开始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额外收入。副业收入从“补充”逐渐转变为“保障”，成为分散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式。 笔者认为，副业的普及并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业增长动力的减弱。近年来韩国新增就业岗位多集中在低薪、短时及非正规领域，而制造业等传统稳定岗位持续收缩。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职场结构。银行、媒体、制造及电商等行业纷纷引入生成式AI与自动化系统，招聘流程也越来越依赖算法筛选。尽管AI尚未引发大规模失业，但其对岗位替代的潜在影响，已使初级文职与标准化岗位群体的职业安全感明显下降。 在技术变革与经济压力叠加作用下，韩国就业形态正出现新的变化。“主业+副业”的收入结构逐渐普及，单一职业终身制的观念逐步淡化。同时，灵活就业不断扩大，工作时间趋于碎片化，但收入波动与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越来越多年轻职场人开始重视可迁移技能与多元收入来源，对企业的依附程度也有所降低。 笔者观察到，副业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场人提供了分散风险的空间，但也折射出主业稳定性的削弱。当主业难以提供稳定收入和成长机会时，多元收入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现实选择。从短期看，这是一种务实的适应方式；但从长期看，也可能使职业路径更加碎片化，并对技能积累与职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随着3月14日白色情人节临近，韩国主要便利店纷纷围绕知名角色知识产权（IP）推出限量主题礼品，掀起一场IP营销竞争。与以往以情侣消费为主不同，今年便利店的白色情人节营销进一步拓展至家庭、朋友及职场同事等多元消费群体，通过差异化产品吸引更广泛顾客。 据行业5日消息，GS25本次白色情人节活动以热门动画《奇妙萌可》为核心IP。针对周末家庭客流增加的特点，推出头饰、日记本、毛毯等角色组合套装，并同步销售相关周边商品。此外，GS25还推出白葡萄酒专题以及零食、果冻等促销活动，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 CU则重点打造超级IP合作，包括《天线宝宝》和《精灵宝可梦》。以天线宝宝为主题的背包、化妆包、钥匙扣等周边商品全面上市，同时在便当、甜品中附赠限量贴纸，增强收藏属性。位于奥林匹克广场店的概念门店还设置拍照区，展示相关主题商品。宝可梦系列商品则采用像素艺术设计，并将产品线扩展至钥匙扣及多种生活用品。 7-Eleven则聚焦年轻消费者喜爱的角色IP，以Hello Kitty为代表，同时推出了《柔美的細胞小将》以及DOOHAMBBA!等受到MZ世代（1980 年初至 2000 年初出生者）喜爱的角色。 鉴于情人节期间IP商品销售表现亮眼，7-Eleven今年白色情人节活动提前启动并增加库存。其中，采用独家艺术设计“草莓Hello Kitty”的礼品行李箱套装上市仅5天即告售罄。此外，该公司还结合社交媒体流行的“冰冻软糖”趋势推出相关促销活动。 E-Mart24则结合开学季特点，强化“友情礼物”概念。通过热门表情包角色奶油泡芙兔推出独家企划商品，并扩大小容量便捷产品线，满足朋友及同事之间轻量化赠礼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白色情人节消费群体从情侣向家庭、朋友和职场同事拓展，将高知名度IP与日常商品相结合的营销策略，有助于便利店在节日零售竞争中吸引更多客流，同时提升品牌活跃度与顾客黏性。

主要经济团体将在本月底召开年度大会，讨论业务方向和重要议题。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植的五连任以及四大集团总裁是否重返韩国经济人协会会长团成为关注焦点。此外，韩国商会因遗产税假新闻事件而可能进行的高层更换也备受关注。据经济界消息，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商会和韩国贸易协会等四大经济团体将在2月24日至27日召开年度大会，讨论今年的业务计划和预算案，并总结去年的业务报告。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将于24日召开大会，决定孙京植会长的五连任问题。孙会长自2018年起任职，已连任四届，若再次连任，将成为任期最长的会长。由于协会没有连任限制，只要孙会长愿意，五连任是可能的。孙京植1939年出生，因年事已高，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连任。面对即将实施的工会法修正案等诸多经济议题，他被认为是能够有效传达企业界立场的最佳人选。孙会长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积极向政府反映企业界的意见，被评价为成功的沟通桥梁。一位经济界人士表示：“孙会长在职场活跃了约65年，拥有广泛的人脉，并将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从劳资关系特化团体提升为综合经济团体。他是少数能够与政府直接沟通复杂议题的人物。”韩国经济人协会将于27日召开理事会及年度大会。由于会长柳真去年成功连任，本次大会将主要讨论去年的业务成果和今年的计划。四大集团总裁重返会长团的可能性不大。韩国贸易协会将于25日在首尔三成洞COEX召开年度大会，公布2025年业务成果，并确定2026年计划和预算。会长尹振植的任期至明年2月，尚未讨论新任会长选举。韩国商会也将在月底召开年度大会，报告主要业务计划和策略。会后，崔泰源会长将讨论高层更换事宜。此前，崔会长因遗产税假新闻事件提出五项改革措施，并预告将重新任命高层。经济界人士称：“过去每逢政权更替，经济团体领导人常被更换，但今年即使任期将满，也没有明显的更换迹象。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和企业界都需要更实务型的领导人。”※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一项调查显示，在产后约一年内的育儿阶段，女性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经济负担，而是身心层面的双重疲惫。尽管社会普遍将“经济压力”视为推迟怀孕与生育的主要原因，但对于经历生产不久的女性而言，身体与心理的疲惫感更为突出。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去年8月18日至9月1日，面向2024年有生育经历的1003名女性进行关于育儿困难的问卷调查，并于19日发布结果显示，48.8%的受访者将“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列为首要困难，占近半数。其次依次为养育成本过高（18%）和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17.8%）。 根据是否为首次生育，受访者的回答呈现出一定差异。全体受访者中，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为738人，生育第二胎及以上女性为265人。在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中，50.1%认为身心疲惫最为困难，而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的群体中，该比例为45.2%，略低于前者。反之，养育成本高的占比在初产女性中为16.7%，在经产女性中则升至21.6%，显示出多子女家庭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更为明显。 调查显示，包括产后休假在内，能够维持就业状态的女性仅占52.7%。从就业状态变化来看，因生育而由就业转为失业的职业中断女性占25.1%；持续处于未就业状态者为19%；由未就业转为就业者仅占3.2%。在产后辞职的主要原因中，缺乏值得信赖的托育机构占比最高，达26.3%；其次依次为难以有效利用工作与家庭平衡制度（24.8%）以及相比职场工作，更重视育儿价值（18.3%）。 与女性相比，配偶的就业状况变化较小。数据显示，2024年生育前后，92.4%的丈夫持续保持就业状态。报告指出，这反映出在子女出生这一关键节点上，男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上的差异依然显著。

在写字楼密集的首尔光化门地区，午饭时间后人手一杯咖啡似乎已成职场人的“标配”，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奶茶取代了咖啡。在首尔钟阁一家台式奶茶店门口，每到午休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中国茶饮品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陆韩国市场，掀起新一轮的“奶茶中国风”。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扩张步伐明显加快。沪上阿姨、喜茶、蜜雪冰城、茶百道等品牌相继在明洞、建大、弘大等年轻人聚集的核心商圈开设门店。在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门店的霸王茶姬也已成立韩国法人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将在韩国开出首店。 这些奶茶品牌在韩国扩张策略各有特色，沪上阿姨去年在建国大学附近试营业后，经过两个月的市场反应测试，正式于11月开出首店。喜茶则采取高端路线，自2024年在江南“寸土寸金”的狎鸥亭商圈开设首店后，已在首尔主要商圈布局六家门店。蜜雪冰城则以大学为中心，开设14家直营店，目前未有开放加盟的计划。茶百道自2024年进军韩国市场后，目前门店已扩展至18家，计划在今年扩张至50家。 去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霸王茶姬韩国法人近期将注册资本从1亿韩元扩大至13亿韩元，人员招聘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开店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中国奶茶品牌集体选择韩国作为海外扩张的重要阵地，背后有着深刻的市场逻辑。首先，中国内需市场饱和倒逼品牌出海。 中国茶饮市场已进入高度竞争阶段。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奶茶（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门店总数超过40万家。一条商业街上聚集十几家奶茶店已是习以为常的景观。一线城市的茶饮门店密度已达饱和状态，新品牌进入门槛极高。 相比之下，韩国茶饮市场仍处于增长期，欧睿国际（Euromonitor）数据显示，韩国茶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1.1万亿韩元增长至2024年的1.58万亿韩元，近4年内约增长44%，被流通业界视为咖啡之后的新“蓝海”。 其次，韩国消费者对流行趋势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且对亚洲文化产品的接受度较高。对于中国品牌而言，韩国市场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产品和文化输出的实验室。如果能在消费者严格、口味挑剔的韩国市场获得成功，将极大增强品牌进军其他国际市场的信心。 第三，韩中两国消费群体的高度重叠与互补。 中国奶茶品牌的主要目标客群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与韩国主流消费群体高度重合。此外，韩国每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今年乐观估计将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中国品牌可以利用既有的品牌认知度，快速打开市场。 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并非简单复制中国的成功模式，而是实施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由于韩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品牌主动公开卫生管理流程。喜茶弘大店每日在Instagram账号分享闭店清洁后的店内状况，直观展示卫生现状，甚至推出“口味不满意可更换”政策，这在韩国餐饮业中并不常见，有效提升了品牌可信度。 考虑到韩国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在甜度偏好上的差异，大多数品牌都增加了甜度选择范围，并提供更多低糖选项。沪上阿姨特别强调“可根据口味调节甜度”的特点，满足韩国年轻消费者对定制化的需求。 部分品牌尝试将韩国本土元素融入产品。在传统珍珠奶茶中加入韩国有名的济州柑橘、柿子等本地水果，或推出限量版韩国特色口味，平衡了中国品牌特色与本地偏好。 此外，在门店选址上，中国奶茶品牌多选择留学生和中国游客集中的区域开设首店，如建大、明洞等地，再利用这些“桥头堡”向主流商圈扩散，降低了初期拓展市场的难度。 韩国素有“咖啡共和国”之称，欧睿国际提供的数据显示，韩国人均每年消费咖啡405杯，是全球平均水平（152杯）的2.7倍。中国奶茶品牌的进入，为韩国饮品市场提供了差异化选择。将茶饮与年轻人的社交、下午茶、探店打卡等场景深度绑定，扩大了茶饮的消费场景和频次。 但部分韩国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仍存在担忧，近期社交媒体上偶尔出现关于中国品牌卫生标准的质疑声音。如何持续建立信任，仍是中国品牌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在进军韩国市场初期，大部分消费者会抱着“尝鲜”的想法买单，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超越简单的产品复制，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约六成职场人已在日常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AI）工具，AI正逐步成为职场中的“常态化助手”。 全球AI协作平台Notion去年9月30日至10月3日期间面向480名具有AI使用经验的职场人及自由职业者实施调查，于本月2日发布结果显示，61.5%的受访者表示已在工作中使用AI工具，这一比例高于AI在日常辅助（46.7%）、学习与自我提升（33.5%）以及休闲娱乐和兴趣爱好（33.1%）等领域的使用率。 具体应用场景方面，AI主要应用于资料检索（25%）、信息摘要（15.4%）、文字润色（13.5%）、报告及文档撰写（9.8%）以及翻译（9.8%）等。 从年龄分布来看，35至39岁群体是AI在工作中使用最为积极的年龄段，使用率高达71.7%。该群体在“AI契合日常工作需求”的认知程度以及“每周使用AI工具6天以上”的比例方面，均高于其他年龄段。 25至29岁群体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均广泛使用AI。除工作领域外，该年龄段在日常辅助（53.3%）、日常对话（38.3%）及心理咨询与情绪疏导（28.3%）等方面的AI使用比例尤为突出。 多数受访者对AI辅助工作方式表示满意，并有意今后继续积极使用。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借助AI工具可减少简单、重复性工作的耗时，使其能够更专注于创意性和战略性任务，明显提升了工作效率。 此外，89%的受访者认为，AI工具将为未来的工作方式带来积极变化。 不过，调查也显示，阻碍AI工具在职场中全面普及的主要因素包括对结果可信度的担忧（41.6%）、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顾虑（30.1%），以及AI生成结果缺乏一致性（23.7%）等。因此高达97.5%的受访者表示，会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验证和编辑后再用于工作。 Notion表示，韩国职场人普遍将AI视为协助工作的“同事”，但对于完全依赖自动化仍持审慎态度。Notion韩国代表朴大成（音）表示，工作的未来已经在韩国逐步实现。AI正在承担简单、重复性的任务，而人类则可以更加专注于战略思考、创造力与协作，职场环境的革新已开启。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增长倡议（SGI）28日发布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与企业生产力：现实与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调查以全国3000余名20岁以上在职人员为对象，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已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 生成式AI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在性别、年龄、行业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呈现明显差异。数据显示，男性、年轻群体、高收入者和白领岗位的生成式AI使用率较高。从行业来看，信息通信业的使用率最高，达77.6%，其次为专业服务及科学技术行业（63%）。按企业规模划分，大型企业（300人以上）的使用率为66.5%，较中小企业（300人以下，52.7%）高出13.8个百分点。 从具体业务领域来看，生成式AI主要用于“文件撰写与摘要整理”，且使用频率越高，在专业性和创造性工作中的应用比例越大。调查显示，生成式AI使用者普遍认为，若没有AI辅助，平均需要额外工作8.4小时。这意味着生成式AI可使工作时间平均节省约17.6%。 另一方面，未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的受访者主要原因是“效率不高”和“缺乏使用技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型企业中，选择“公司制度性限制”作为主要原因的比例达25.5%，明显高于中小企业的12.3%。 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李昌根（音）表示：“研究结果表明，生成式AI的生产力效果并不取决于是否引入AI系统，而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他强调，要将生成式AI的生产力提升真正转化为企业增长动力，不能仅停留在硬件或软件投资层面，而应通过政策扶持，提升劳动者的应用能力。 SGI建议，为提升企业生产力，企业和政府需提前推进相关对策，包括构建以提升应用能力为核心的企业支持体系、按职业发展阶段重新设计能力结构并培养人才、营造有利于生成式AI应用的政策环境。 报告指出，个人生产力要转化为组织绩效，必须在加大AI工具投入的同时，加强用户能力培养。报告还指出，企业需以AI应用为前提重新设计组织与人事制度，政府也应考虑不同职业阶段的差异，配套推进能力重塑与人才培养政策，尤其要重视对职场新人的转型教育以及对资深员工的角色拓展支持。 SGI方面表示，虽然生成式AI的应用正以劳动者为主体快速扩散，但企业制度建设仍显滞后，中小企业在安全体系构建和应用指引制定方面尤为受限。因此，推动生成式AI普及不仅需要提升技术竞争力，还需在应用准则标准化、安全与数据治理以及应用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综合性政策支持。 SGI院长朴良洙（音）表示：“AI转型将对企业的人力、组织和文化带来结构性变化，并伴随大量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的战略判断以及中长期视角下的前瞻布局至关重要。”

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与创业振兴院于20日共同发布的《2023年初创企业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韩国初创企业数量达490.2万家，同比增长1.5%。初创企业数量自2021年的454.9万家增至2022年的483万家，2023年首次突破490万家大关。初创企业是指成立未满7年的企业。 截至2023年，初创企业数量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829.9万家）的59.1%。其中，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共计97.9万家，占全体的20%。从行业分布来看，信息通信业（15.9万家，12.5%）、科学与技术服务业（22.2万家，6%）、教育服务业（19.89万家，3.2%）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初创企业数量增长显著。 同时，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14.9万家，16.3%）、批发与零售业（141.2万家，4.7%）、农林牧渔业（6.7万家，4.7%）等行业的初创企业数量也均实现稳步增长。 在创业者年龄结构方面，20至39岁的青年创业者成立的企业共计135.2万家，同比增长2.2%，增幅高于初创企业整体水平（1.5%）。初创企业从业人员达833万人，占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总量（1911.8万人）的43.6%，平均每家企业雇佣1.7人，同比减少2.2%。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从业人员为249.9万人，占全体的30%，平均每家企业员工数为2.6人。 初创企业的总销售额为1134.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亿元），占中小企业总销售额（3301.3万亿韩元）的34.4%，同比下降4.3%。其中，技术基础产业销售额为320万亿韩元，占28.2%，平均每家企业为3.3亿韩元。 关于创业动机，83.2%的创业者表示主要基于过往职场经验进行创业。曾经历创业失败后再次创业的企业占29%，平均再创业次数为2.2次。在创业准备过程中，资金筹措困难被视为最主要的障碍因素（53.7%），其次分别为对创业失败的担忧（45.9%）以及创业相关知识、能力与经验不足（36.7%）。 此外，64.8%的创业者表示，追求更高经济收入是他们选择创业的重要动因。创业所需启动资金平均为2.06亿韩元，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95.2%），同时也利用银行及非银行机构贷款（28.3%）和个人借款（8.8%）等途径。从经营绩效来看，初创企业平均营业利润率为5.7%，净利润率为4.2%，金融费用占比为2.3%，曾开展海外业务拓展的初创企业占整体比例的2.7%。 中小风险企业部创业政策官赵京元（音）指出，2023年随着新冠疫情趋稳、社会生活逐步回归常态，创业活动规模有所扩大。然而，受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影响，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依然严峻。为此，政府将在今年协同相关部门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创业扶持预算，总额达3.5万亿韩元，并通过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助力创业企业实现从复苏到实质性增长的关键跨越。

韩国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18日表示，该团体委托民意调查机构Global Research，于去年10月1日至14日对全国1000名年满19岁的上班族开展“AI技术发展与就业岗位替代”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八成受访上班族担忧，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扩散，劳动市场的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具体来看，77.9%的职场人士表示担心AI扩散会加重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差距。在AI取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方面，每两人中就有一人（48.2%）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其中，20多岁群体的忧虑最为明显，占58.1%；30多岁为49.1%，40多岁为47.3%，50多岁为43.2%。 对于AI可能取代工作的时间，41.1%的受访者预计需要五年以上，36.3%认为为三至五年。 此外，调查显示，83.3%的受访者认为，应强化社会安全网，以应对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化。约七成受访者支持，对因AI获利的企业征收税款，并将其用于公共利益。 调查总结指出，应将保障社会成员权利的讨论与AI技术的扩散同步推进，以防其成为侵犯劳动权益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