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8日，在釜山海云台BEXCO举行的“求职博览会”上，青年求职者在积极参与面试。【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社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幸福鸿沟”现象，国民忧虑、压力等负面情绪同比显著上升。尤其是，受学费、房租等经济压力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韩国行政研究院对全国8251名19岁以上成年人进行实态调查并发布《国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韩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平均为6.8分（满分10分），与去年几乎持平（6.7分），“生活满意度”为6.06分，低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6.69分）0.63分。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指标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担忧”指标从3.4分升至4.1分，“忧虑”指标从2.8分升至3.5分。 幸福感指数还出现富者愈愉，贫者愈郁的现象。调查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不足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52元）的幸福指数从去年的6.1分降至6分，而最高收入群体（月收入超过600万韩元）则从6.8分升至7分，两者差距扩大至1分，创历史新高，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凸显。 从年龄维度分析，19至39岁群体幸福指数为7分，40至59岁为6.8分，60岁以上群体为6.6分，呈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趋势。8.6%的受访者表示“身体不适时无人照料”，8.3%的受访者反映“情绪低落时无人倾诉”。 此外，家庭收入水平与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呈正相关，家庭收入越低，越认为“社会地位水平越低”。去年最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分数为4.9分，虽较去年微升0.1分，但与最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从0.9分扩大至1.2分。最高收入群体认知从5.7分升至6.1分，上升0.4分。 在国民认同感方面，“国家自豪感”平均得分为3.1分（满分4分），与去年持平，其中50岁以上群体评分最高。但“社会支持”（第83位）和“社会自由度“（第99位）等指标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调查显示，韩国社会歧视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依次为雇佣歧视（2.8分）；残疾、学历、经验、经济地位歧视（2.7分）；年龄、国籍、种族歧视（2.6分）等。社会矛盾方面，“保守与进步的理念冲突”以3.1分位居首位，但较去年（3.3分）有所缓和。其他主要矛盾包括贫富矛盾（2.9分）、劳资矛盾（2.8分）、代际矛盾（2.7分）以及性别矛盾（2.6分）等。 此外，经济压力指标呈现恶化趋势。表示经历经济困境的受访者比例显著增加。为筹集学费而借款者从2.5%升至4.7%；因房租上涨被迫搬家者从2.3%升至4.6%；因医疗费负担放弃治疗者从2%升至3%；拖欠公共费用者从2.1%升至2.5%。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韩国在人均GDP（第25位）和预期寿命（第3位）等指标上表现优异，但其幸福指数在143个国家中仅排名第52位。专家指出，收入水平固然影响幸福感，但社交关系、社会活动等非经济因素同样至关重要。数据显示，韩国自杀率持续攀升，每10万人中自杀率从2022年的25.2人升至2023年的27.3人，在OECD国家中居首。对此，专家认为，韩国政府应当着力构建保障个人自由与平等权利的社会环境，持续改善劳动条件，通过综合性政策干预来缩小社会分化，提升国民整体福祉水平。

韩国人生活满意度居经合组织下游。【图片提供 韩联社】 新冠疫情后持续上升的韩国人生活满意度时隔4年重新下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居下游。 统计厅24日发布《国民生活质量2024》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人生活满意度为6.4分，较上一年下降0.1分。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对客观生活条件主观满意程度的指标，以0至10分进行计算。 韩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2013年的5.7分持续上升至2018年的6.1分。2019年下降至6分后，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稳定或略有上升，但2023年时隔4年再次下降。 具体来看，家庭关系满意度从2022年的64.5%下降至2023年的63.5%。人际关系信任度从2022年的54.6%下降至2023年的52.7%，对机构的信任度从52.8%下降至51.1%。业余休闲时间从2022年的4.2小时减少至4.1小时。 就业率（62.7%）、大学毕业生就业率（70.3%）、社会团体参与率（58.2%）等指标较2022年有所改善，持续保持上升势头。 生活满意度因收入水平不同而出现差异。收入低于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70元）的家庭生活满意度仅为5.7分，低于平均水平0.7分。收入在100万至200万韩元、200万韩元至300万韩元的家庭分别为6.1分和6.2分。收入在600万韩元以上的家庭满意度为6.6分，高于平均水平。 按年龄划分，19-29岁和30-39岁生活满意度均为6.5分，40-49岁为6.6分，而50-59岁和60岁以上分别为 6.4分和6.2分，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线上。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韩国人2021年至2023年的生活满意度为6.06分，较经合组织平均水平（6.69分）低0.63分。在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仅高于土耳其、哥伦比亚、希腊、匈牙利和葡萄牙等。 报告还显示，每10万名韩国人的中的自杀率从2022年的25.2人上升至2023年的27.3人。韩国自杀率在2011年达到31.7人的峰值后逐渐回落，2017年下滑至24.3人。此后反复升降，2023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创下自2014年（27.3人）以后9年来最高水平。从性别来看，男性自杀率为38.3人，女性为16.5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自杀率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根据经合组织的国际比较数据，2021年韩国每10万人中有24.3人自杀，居经合组织之首。其次是立陶宛（18.5人）和斯洛文尼亚（15.7人）。 2000年以后，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自杀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自杀率较高的拉脱维亚、匈牙利、爱沙尼亚和芬兰等国持续下降，目前均低于15人。

16日傍晚，年仅25岁的韩国演员金赛纶在家中身亡，警方初步确认为自杀，现场未发现遗书。金赛纶2001年以童模身份出道，2009年通过电影《旅行者》开启童星生涯。次年，她凭借出演元斌主演的电影《孤胆特工》广为人知，并凭借该片荣获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新人女演员和最佳人气女演员双提名。随后，她积极参演各种影视作品，逐步确立演员地位。 2022年，金赛纶涉嫌酒驾逃逸接受警方调查，最终遭到2000万韩元罚款。酒驾的确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法律之外，舆论的审判却从未停止。从出演作品惨遭删减，到尝试复出屡屡受挫，甚至连她兼职的咖啡店都遭受网暴，她的人生仿佛被按下“永久暂停键”。 演员金赛纶的离世再次让公众聚焦一个沉重的话题——当个体犯错后，是否还有在社会生存的余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助理教授罗钟浩（音）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我们的社会就像《鱿鱼游戏》一样，毫不犹豫地抛弃犯错或落后的人，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这一评价直击痛点，让人不得不反思，在这个信息传播飞速、舆论气势汹涌的时代，我们是否正在亲手制造一个又一个悲剧？ 金赛纶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舆论迅速分裂。一部分人悼念她的离世，另一部分人却冷漠认为这是咎由自取。这种情绪并不陌生，在过去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已经有过太多类似的冷漠和攻击。社交媒体的普及令舆论的力量空前强大，而人们往往更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忽视个体改过自新的可能。金赛纶犯错后，法律已经对她作出裁决，但舆论却无限“追加刑期”，让她无处可逃。 “她只是犯了错，却被逼上绝路。”罗钟浩教授的这句话，直接道出问题的本质。我们的社会真的可以给犯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还是仅仅停留在用道德批判来清算一个人的人生？不论是演艺圈还是普通人，我们都需要思考惩罚的边界在哪里？一个人犯错后，是否应该永远被驱逐？如果每一次失误随之而来的都是社会性死亡，那么还有谁敢承认错误，还有谁能真正改过自新？ 金赛纶的悲剧并非个例。在她之前，已经有太多在舆论压力下选择结束生命的案例。当舆论的利刃一次次无情地划向个体，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过刽子手？社会应该建立允许改正错误的宽容机制，而不是留下单一的惩罚选项。否则，类似的悲剧还会一再上演。 【图片来源 金赛纶个人Instagram】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一项调查显示，2023年韩国因试图自杀自残而入院的患者超4.6万人，其中近半数为10至20多岁的青年。 国立中央医疗院于1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接受的583.676万名急诊患者中，因试图自残自杀入院的患者达4.6359万名。从性别来看，女性达2.9607万人，占63.9%，男性为1.6752万人。试图自杀自残的患者从2021年的4.2366万人小幅减少至2022年的4.1955万人，但2023年回升10.5%。 从年龄段来看，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均20多岁的青年相对较多。从因自杀自残而入院的件数分析，20多岁和10多岁分别为1.2592件和8308件，分别占全体的27.2%和17.9%。10至20多岁共达2.09万件，占全体的45.1%。此外，30多岁为6590件，40多岁为6159件，60多岁为3441件，70多岁为281件，80岁以上为1839件。 在全体急诊患者中，因自杀自残而死亡的件数达2289件，其中50多岁和40多岁等中年人较多，分别为372件和348件。试图自残自杀的方式中中毒、割伤、刺伤、窒息最多。在所有年龄段中，试图通过中毒来自杀自残的人数居首。

大田市教育厅为遇害学生设立的灵堂。【图片提供 韩联社】 本月10日，大田市的一所小学发生教师杀害学生的恶性案件，7岁的一年级小学生金荷娜（音）在课后托管班被老师持刀刺死，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震惊韩国。连日来，从国会议长、朝野党首，到荷娜生前最喜欢的足球队运动员和爱豆，以及大批普通的市民，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哀悼小天使。 作为家中有年龄相仿小朋友的妈妈，我在一开始看到这则新闻标题时不敢点进去看详情。很难想象本应在最安全的学校里，孩子宝贵的生命被她最信任和尊重的老师夺走。自杀未遂的凶手在陈述中表示：“我不在乎是哪个孩子，我就想和他（她）一起死。”冷血的发言令人不寒而栗。 经初步调查，凶手从2018年起接受抑郁症治疗，曾申请半年的停薪留职但去年提前返岗，出于病情考虑校方在排课时将其排除在外，导致凶手心生不悦，从而欲发泄不满。 这并不是一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偶发事件，对于每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课后托管班本是学校帮助家长分担带娃后顾之忧，也是家长们最信任的地方，却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实在令每一位家长揪心不已。 悲剧发生后，政府表示将推进制定对教师聘任前后进行精神疾病检查义务化的《荷娜法》（暂定名），若发现有关疑似症状，立即停止工作并强制接受治疗。对于因精神疾病休假后返岗的教师，适用严格的审查标准，并加强课后托管班教室与家长之间的实时联络程序。 校园，应该是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乐园，而不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噩梦之地。悲剧已经发生，我们无法挽回逝去的小生命，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是留给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