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经常难以入睡或容易醒来，并且醒来后无法再次入睡，这可能不仅仅是疲劳，而是“失眠症”。睡眠不仅是休息，更是维持大脑和身体功能的必要生理过程。睡眠分为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功能。深度睡眠阶段有助于大脑和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和清除废物，而浅睡眠阶段则与情绪调节和记忆巩固有关。这两个阶段的平衡被打破可能导致疲劳积累，并影响大脑健康和情绪稳定。失眠症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包括脆弱性因素、诱发因素和持续因素。高龄、女性、家族史、焦虑和抑郁等心理脆弱性增加风险。严重压力或急性疾病、疼痛等事件可能成为失眠的诱因。生活习惯也很重要。长时间躺在床上或在床上使用电视和智能手机会向大脑传递“床=清醒空间”的错误信号。过度担心“今晚一定要睡着”以及过多的午睡也会干扰睡眠并导致失眠慢性化。睡眠对环境变化也很敏感。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深度睡眠，湿度过高或过低也会干扰睡眠。此外，日照变化可能影响睡眠时间和结构。顺天乡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教授尹智恩表示：“失眠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觉醒调节机制异常。”过度的觉醒信号会使深度睡眠转换困难，并可能与神经递质系统的不平衡有关。治疗方面，非药物方法优先。慢性失眠症推荐认知行为疗法（CBT-I）作为一线治疗。刺激控制疗法建议仅在困倦时上床，若无法入睡则离开床，以纠正错误条件反射。睡眠限制疗法通过调整床上时间以提高睡眠效率。放松训练通过腹式呼吸或渐进性肌肉放松来降低身体觉醒。使用安眠药需谨慎。一些研究提出安眠药与痴呆风险有关，但目前尚无直接因果关系。长期或大剂量使用可能增加认知功能下降或跌倒风险，合并多种药物使用时副作用风险也增加。因此，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适当剂量。尤其是老年人，生理变化会影响睡眠。随着年龄增长，深度睡眠减少，调节睡眠-觉醒节律的褪黑素分泌也减少。疼痛、夜尿、慢性疾病和药物使用可能加重睡眠障碍。应评估并适当治疗伴随疾病，而非简单归因于年龄。良好的睡眠习惯是基础。保持规律的就寝和起床时间，白天进行轻度运动和晒太阳，午睡限制在15分钟以内，避免晚间摄入咖啡因和过量饮酒，睡前避免强光刺激，保持安静、黑暗和适宜温湿度的卧室环境都有助于改善睡眠。尹教授强调：“睡眠障碍不仅仅是不便，还与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密切相关。健康的睡眠是维持大脑和心理健康的关键，因此需要早期诊断和系统治疗。”※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一项研究显示，到2034年，韩国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速预计将降至“0%”水平，就业市场即将进入长期停滞阶段。在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人工智能（AI）技术快速普及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作用下，韩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深刻转型。分析指出，推进劳动市场灵活化改革，并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就业战略，已成当务之急。 韩国雇佣劳动部近日召开就业政策审议会议，就《2024至2034年中长期人力供需展望》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根据预测，15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在2024至2029年间预计累计增加34.6万人，但自2030年起将转为下降趋势，至2034年减少约21万人。整体来看，2024至2034年间，经济活动人口增幅仅为13.6万人，相当于2014至2024年增幅（256.3万人）的二十分之一，增长放缓态势显著。 在就业人数方面，预计将从2024年的2857.6万人增至2029年的2894.2万人，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至2034年降至2863.9万人。意味着未来十年间，就业人数累计增量仅为6.4万人，年均增幅徘徊于0%区间。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作出未来十年就业增长近乎停滞的预测。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表示，这一趋势并非短期经济波动，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深刻变化的信号。 若上述人力供需展望成为现实，2024年至2034年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1.6%，低于韩国产业研究院所设定的2%长期增长预期。然而，分析指出，若韩国青年、女性和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提升至日本当前水平，则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望提高0.4个百分点，同期就业人数亦可增加122.2万人。 研究表明，2030年起就业人数与经济活动人口同步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导致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缩减。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预计到2034年将升至31.7%，劳动力高龄化进程明显提速。此外，在AI应用普及与线上平台经济加速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技术密集型、高技能岗位将有所扩张，而批发零售、制造业生产类岗位则可能持续面临岗位收缩压力。 对此，雇佣劳动部表示，将加强对“休息”青年等就业脆弱群体的政策应对，扩大以AI为基础的职业培训规模，推进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同时强化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者转岗与再就业支持机制建设，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与包容性。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4日发布的《高龄就业动向》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55至64岁高龄人口的就业率达70.5%，同比（69.9%）小幅增长。在人口结构持续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是自1983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首次突破70%。高龄就业率反映55至64岁人口中从事有收入劳动的人口比例，是观测高龄群体经济参与程度的重要依据。 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韩国高龄就业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水平。2013年该比率上升至64.4%，2022年进一步达到68.8%，此后保持稳步攀升态势。雇佣劳动部指出，随着高龄就业规模整体扩大，高龄就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同时，高龄人口失业率由2024年的2.4%下降至2025年的2.1%，下降0.3个百分点，延续近年来的下行趋势。2025年高龄者经济活动参与率也升至72%，同比（71.6%）小幅提高，创历史最高纪录。经济活动参与率涵盖范围包括已就业人员及正在积极求职的失业人口，全面反映该群体参与劳动市场的意愿。 从人口结构来看，2025年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中，55至64岁高龄者所占比例达18.4%，相当于每五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一名为高龄者。雇佣劳动部进一步指出，随着第二次婴儿潮世代（1964年至1974年出生者）逐步进入退休阶段，未来韩国经济活动人口不足的担忧持续加剧。该世代人口规模约为954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8.6%。 面对高龄劳动者数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韩国国会就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65岁展开讨论。尽管劳资政三方均普遍认同延长退休年龄具有必要性，但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劳动界主张退休年龄应与养老金领取年龄挂钩，统一上调至65岁；资方则倾向于由企业自主采用“退休后再雇用”等弹性聘用机制。共同民主党在“退休年龄延长特别委员会”中提出了三套阶段性推进方案，建议逐步实施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制度，并对在65岁前达到原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辅以1至2年的再雇用过渡安排。然而，因劳资双方反对意见持续，折中性立法方案至今未能形成。 共同民主党提议在今年6月地方选举结束后，于6月底前继续推动相关讨论，使得原定去年完成的立法进程前景趋于不明。共同民主党表示，后续将通过实务协商努力缩小各方分歧。

韩国时尚企业荧址（Hyungji）集团14日宣布，旗下校服品牌Elite已与中国科技企业上海众帅机器人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就可穿戴机器人联合研发及市场拓展展开合作。 双方计划面向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的中韩市场，联合开发契合老年人身体特征与生活方式的可穿戴协作型机器人。此次合作将结合Elite在版型设计与材料技术方面的经验，提升产品的穿戴舒适性，并同步推进高功能性面料的研发，相关技术将应用于产业用防护装备以及面向老年群体的助行辅助产品。 众帅机器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在步行辅助、康复医疗及工业防护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实力。通过此次合作，众帅机器人将进一步强化面向中韩市场的定制化产品开发，而Elite则将依托其对老年消费市场的理解，在产品设计、流通渠道及市场验证等方面提供支持。 荧址集团方面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国市场布局，优先切入企业对企业（B2B）高性能防护装备领域，并逐步拓展至老年助行机器人等企业对消费者（B2C）产品，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公司已将老年可穿戴机器人确立为未来新增长引擎，并着手推进相关业务布局。

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近来，老龄化不再是单纯人口问题，而是拉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一项研究显示，若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水平。 据学界14日消息，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研究委员宋京浩（音）于去年6月发布题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龄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延长退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及人均劳动时间等评估各因素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当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时，人均GRDP将减少约14%。同时，假设60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即不存在老龄化现象，1990至202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达约6.47%，较实际年均增长率高出1.75个百分点。 此外，若未出现老龄化现象，2020年的人均GRDP有望比目前水平高出约64%至71%。 展望未来，形势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2%，预计在2050年达到52.8%。在潜在增长率维持在3%的前提下，考虑到老龄化因素，2020至205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21%。 分因素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约90%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生产率走低，高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却呈上升趋势。报告推测，这可能与公共部门主导的老年就业项目有关。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报告指出，应对老龄化所采取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延长工作年限层面，而应转向以生产率和岗位适配性为基础的弹性用工政策。换句话说，政策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报告还强调，有必要同步推进高龄劳动者的岗位转换与工作内容重设，并扩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及新技术教育项目，强化产业内部配置激励机制。

近日，笔者在下班途中目睹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与现场混乱场面，令人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无常。该事故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共造成15人伤亡，肇事者为一名年过七旬的出租车司机。该事故再次将高龄运输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问题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65岁以上运输从业人员引发的交通事故增加18%，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激增47%。尤其在出租车行业，涉及高龄从业者的事故从3279起增至3662起，死亡人数由15人上升至28人，几乎翻了一番。 为应对相关风险，此前韩国政府推出驾驶证自愿返还制度，试图通过温和引导的方式降低高龄驾驶比例。然而，截至去年，驾驶证返还率连续五年未能突破2%。部分地方政府也曾研限制75岁以上人员申领个人出租车执照，但迫于行业人手短缺、从业者生计保障及潜在权益争议等现实因素，该方案最终未予实施。 舆论普遍认为，单纯以年龄为标准限制高龄驾驶者的出行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由于运输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年轻群体普遍对该行业望而却步，导致高龄从业人数持续增加。在出租车、公共交通等领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以合同制形式续聘已成为常态。 据统计，去年个人出租车司机中，65岁以上人员占55%；若扩大至60岁以上，占比攀升至76%。在劳动力持续流失的背景下，运输行业对高龄从业者的依赖持续加深。对众多高龄司机而言，继续手握方向盘是维持生计的现实需要。 高龄驾驶事故并非仅由个人身体机能衰退所致。多位专家指出，道路环境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包括复杂的道路设计、夜间照明不足、道路标识不清晰，以及交通信号体系和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反应能力相对下降的高龄驾驶者尤为不利。 笔者认为，高龄司机事故频发，表面上是个人驾驶风险问题，实则折射出人口结构变迁、行业用工困境与交通安全制度长期滞后等多重系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在保障公共出行安全的同时，兼顾高龄从业者的生计与尊严，成为超高龄化社会治理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韩国劳动研究院于28日发布的《第27年度韩国家庭与个人经济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韩国国民在工作日的就业时间减少约20%，而与亲友的社交活动时长则增加2至3倍。 调查显示，韩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主要由睡眠、劳动和休闲三大类活动构成。在工作日，包括就业与通勤在内的工作相关活动占据每日相当比重，平均时长为4.85小时；而在周末，休闲及社交活动时间则显著增加。周日平均休闲时间达333.7分钟（约5.6小时），反映出民众倾向于在周末弥补工作日的休闲不足。睡眠方面，周末平均睡眠时间较工作日多出20至40分钟，体现出劳动者在周末集中恢复因工作日累积疲劳的生活模式。 过去十年间，劳动时间缩短、休闲与社交活动时间延长，成为最显著的变化趋势。以工作日为基准，主要劳动时间从320.2分钟（约5.3小时）减少至259.5分钟（约4.8小时），下降约1小时，降幅达20%。分析认为，这是劳动时间缩短政策逐步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普及，以及社会整体“工作与生活平衡”意识不断增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社交活动时间大幅增加。工作日社交时间从35分钟增至102.2分钟，周日则从79.1分钟增至167.1分钟。然而，子女照护与家务劳动时间在过去十年间未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出家庭内部无偿劳动负担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从性别角度观察，女性仍在家务与育儿活动中投入更多时间，而男性在劳动中所占比重更高。不过，与十年前相比，男性参与家务与照护的程度有所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度也显著上升，显示出性别角色分工结构呈缓慢变化趋势。 按年龄段分析结果显示，青年群体以休闲与人际交往为中心，中年群体以兼顾工作与家庭为主，高龄群体则转向以休息与家庭为核心，体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分析指出，韩国国民的生活模式正逐步从以往的“劳动中心结构”向“休闲与家庭中心结构”过渡。 此外，对家庭经济状况及薪资劳动者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家庭年均总收入为611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万元），月均约510万韩元；月均生活支出为277万韩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万韩元；月均储蓄额为77.3万韩元。薪资劳动者的月均工资为319.6万韩元，其中女性为241.9万韩元，相当于男性（369.6万韩元）的66.1%。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阶段，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面临就业困难的青年群体也纷纷选择自主创业，却因经营不善迅速陷入债务困境，难以偿还贷款。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的《2024年个人经营者债务》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规模小幅下降，但贷款逾期率却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增幅显著。2019年至去年，银行贷款逾期率仅从0.12%升至0.19%，但非银行贷款逾期率却从0.91%飙升至2.1%，增幅超过一倍。 韩国银行（央行）数据显示，去年中小企业运营资金贷款的平均利率在银行为4.8%，而储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超过8%，进一步加重了个体工商户的偿债压力。 数据显示，29岁以下青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余额虽然不高，但逾期率却高于所有年龄层。去年青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达1.29%，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 从贷款逾期情况来看，整体借款人中每100人有2.32人处于逾期状态，非银行机构的这一比例为3人。青年经营者的情况更为严峻，每100名青年借款人中近4人（3.71%）出现逾期；若使用非银行贷款，逾期率更高达4.34%。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个体工商户与微型商户的财务风险被视为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去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比达22.8%，在33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七，远高于日本（9.2%）和美国（6.1%）。 随着“婴儿潮”群体进入退休阶段，未来10年韩国每年约有100万人退休，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选择经营餐厅或便利店。央行预计，60岁以上个体工商户人数将从去年的214万增至2032年的248万。 在此背景下，专家指出，应制定更加系统化和长期化的应对政策。央行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个体工商户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未能实现规模化，建议通过"服务业规模化"扩大适合高龄群体的正规就业岗位。 仁荷大学教授韩宰埈（音）指出：“债务减免政策只是常用手段之一，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振兴内需、提升整体消费与经营环境才是治本之策。” 世宗大学教授金大钟（音）则认为，韩元贬值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但个体工商户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现金流压力严重。政府应优先推出公共费用补贴、税收减免等短期措施，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