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在首尔钟路区世宗路十字路口上班族们在过马路。【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日，韩国围绕“每周4天工作制”的讨论再度升温，该议题由在野党提出，旨在探索劳动时间的合理缩短路径。 自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以来，将“每周4天工作制”法制化的呼声不断高涨。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为此提出了四大核心提案：推动“每周4天工作制”法制化、制定并实施缩短劳动时间的政策与蓝图、提供事业支援、设立并运营国家劳动时间委员会以及推动劳动时间体系的转换。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劳总）也积极响应，提议限制工作时间延长，并强化休息权的保障。 然而，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对此持谨慎态度，指出在当前经济困境下，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劳动界则坚持认为，为了提升工作与生活质量，实现生活的均衡，实质性的劳动时间缩短势在必行，并呼吁尽快展开相关立法讨论。反之，经营界则普遍担忧工作时长缩短将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持反对立场。 韩国调研机构工作市民研究所近期针对1000名上班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1%的受访者支持将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减少至35至36小时，63.2%的受访者则赞同引进每周4天工作制。据调查，以2023年为基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年均工作时长为1742小时，而韩国为1874小时，明显高于平均值。 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不断向国会提出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的诉求，并援引了国外成功案例以增强说服力。两大劳总指出，英国公共部门地方自治团体此前实施的每周4天工作制实验结果显示，员工辞职率减少39%，平均应聘人数增加53%。以法国物流流通企业LDLC为例，该企业从2019年起试运营了为期两年的“每周4天工作制”，结果显示同比销售额增加36%，离职率也从2019年的11%减少至2022年2%。韩国Severance医院同样进行了为期1年的实验，结果显示病房护工的辞职率减少3.6%至6.2%。 尽管如此，经营界仍持反对意见，认为缩短工作时间将导致劳动生产力和竞争力下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劳动政策本部长黄龙渊（音）指出，韩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较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约20%以上，在此背景下引进“每周4天工作制”将引发包括企业竞争力下降、人力资源确保困难、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薪资矛盾激化以及业务投入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他还强调，目前海外主要国家推行的“每周4天工作制”大多仍处于实验阶段，除了比利时之外，鲜有政府全面实施并立法的先例‌。他还进一步主张，与发达国家依据职务价值和成果来决定薪资不同，韩国的工资体系主要是基于工龄和工作时间，因此在实际缩短工作时间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优先考虑灵活调整工作时间制度的方案，并着手改善以年薪为基础的工资体系。 此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面向200家企业高管实施的“企业所期望的雇佣劳动法立法方向"问卷调查中，也凸显了企业家的担忧。对于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可能给劳动市场和劳资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忧情绪最为显著，占比高达34.3%‌。在劳资双方分歧尖锐的态势下，金文洙提出了逐步改善工作时间制度的方案，包括将每周延长劳动时间的限制从12小时减少到8小时、将年假从1年15天增加至20天、以及将1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逐步缩短至36小时乃至32小时等。 有观点认为，由于核心立法课题众多，因此“每周4天工作制”提案可能会被搁置，难以立即付诸实施‌。专家们同样对这一制度的实现可能性持怀疑态度。高丽大学劳动研究生院教授金成熙（音）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全面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存在诸多限制，以周期为基础的劳动法实施将附带各种严苛条件，即便只是部分实施，也仅适用于公司规模较大、经营状况相对优越的企业，这无疑损害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全面实施弹性工作制更为切实可行‌。 高丽大学劳动研究生院教授金成熙（音）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全面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存在诸多限制，以周期为基础的劳动法实施将附带各种严苛条件，即便只是部分实施，也仅适用于公司规模较大、经营状况相对优越的企业，这无疑损害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他认为全面实施弹性工作制更为切实可行‌。而支持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的工作市民研究所所长金钟镇（音）则建议，在过渡期允许弹性工作制，将1周工作时间缩短至36小时，以期在3至4年内实现平稳过渡，最终实现落实。

【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韩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两个月维持2%的涨幅，符合物价稳定目标（2%），但部分“菜篮子”价格波动依然显著。受韩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400韩元中段的影响，进口物价承压，进一步推高通胀压力。 韩国统计厅6日发布的《消费者物价动向》报告显示，2月CPI为116.08（2020年=100），同比上涨2%，较1月的2.2%小幅回落。自去年10月CPI涨幅降至1.3%的低点后，11月回升至1.5%，12月进一步升至1.9%，并于今年初突破2%。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口径，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8%，扣除农产品和石油价格的CPI同比上涨1.9%，较1月的2%略有下降。 尽管整体物价涨幅有所放缓，但服务物价仍呈现不稳定趋势。其中，外出就餐价格上涨3%，除外出就餐的服务价格上涨2.9%，分别拉动整体物价上升0.43个百分点和0.57个百分点。 此外，石油类价格上涨6.3%，加工食品价格上涨2.9%，分别推动整体物价上涨0.2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食品企业在新年后陆续上调出厂价，加工食品价格涨幅达到去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2%）。 从具体品类来看，尽管基数效应可能导致统计数据与消费者实际感受存在差异，但生活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6%，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涨幅；而新鲜食品指数同比下降1.4%，为2022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农产品价格同比下降1.2%，但畜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3.8%和3.6%。此外，由于收成不佳，萝卜和白菜价格分别大幅上涨89.2%和65.3%，成为推高农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 2日，市民在首尔某大型超市购物。【图片来源 韩联社】

26日，在仁川某医院产房，医护人员正在照顾新生儿。【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得益于韩国人口相对较多的30多岁人群的积极推动，总和生育率时隔9年小幅回升。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对结婚和生育的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但有观测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由于30岁女性人口下滑，生育率的增长势头或将遭遇阻滞。有人指出，应尽快着手建立专门应对人口危机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 统计厅于27日发布的《2024年出生死亡统计》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从2023年的0.72上升到2024年的0.75，同比增加0.03。去年新生儿数为23.83万人，同比增加8300人（3.6%）。合计生育率和新生儿数自2015年以后时隔9年转为增加。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中，仍处于最低水平，不到OECD平均总和生育率（1.51）的一半（0.76）。 政府方面预测，新生儿数与出生率的增长趋势将在短期内得以延续。预计今年总和生育率将继去年之后增加0.04人，达到0.79。同时，新生儿数量有望增加逾1万人，达约25万人。这一积极变化主要归因于出生人口激增的1991年至1995年间出生者步入29岁至33岁的生育黄金期。具体而言，每千名女性人口中，30多岁女性的比例达到70.4，同比增加3.7人。受此影响，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重也时隔37年首次出现下降。 近期，结婚件数也呈增加趋势。去年结婚件数为22.2422万件，创自2019年以来5年来的最高值。与前一年相比，增加14.9%，是自1970年开始年度统计以来的新高。然而，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发布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5年出生人口年均达70万人，而1996年开始剧减至60万人。 此外，结婚数量的增加也为出生率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去年，韩国结婚总数达到22.2422万件，同比增加14.9%，创自2019年以来的新高。然而，1991年至1995年间出生的人口年均达70万人，而自1996年起则急剧下降至60万人。统计厅人口推算结果显示，2年后，30多岁女性人口将逐年减少，或将导致生育率增势再遭遇阻滞。 有人指出，为了维持生育率持续增加，有必要成立能够保障支援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旨在强化政策效果。在政局动荡之前，朝野一直就新设人口部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是紧急戒严事态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有专家指出，为了维持生育率的持续增长，必须尽快成立专门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以确保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支援。此前，在政局稳定时期，朝野双方已就新设人口部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然而，自紧急戒严事态发生后，该计划的推进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对此，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周亨焕（音）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国会增加的预算为零，当前几乎无预算可用，因此对于能否继续实施人口政策表示怀疑。

韩国银行（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于25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从3%下调至2.75%。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时隔2年4个月基准利率首次降至2%区间。 央行自去年10月启动降息周期，首次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3.25%，并于11月进一步下调至3%。上月，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韩国国内戒严及弹劾事态引发的政治动荡，以及韩元贬值等因素，央行决定暂停降息。而本月，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央行对此表示：“尽管外汇市场的警惕情绪依然存在，但在物价上涨率趋于稳定、家庭债务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大幅下降。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次决定下调基准利率。” 同时，央行将今年韩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9%下调至1.5%，低于经合组织（OECD）的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2%、韩国政府的1.8%以及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1.6%。 央行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年底紧急戒严事态加剧政治不确定性。央行还考虑到特朗普关税政策对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补充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进展缓慢也对此次预期下调产生了一定作用。 此外，央行维持明年经济增长预期1.8%不变，并保持今年和明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预期均为1.9%。 25日，在位于首尔中区的韩国银行总部，行长李昌镛主持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图片提供 韩联社】

韩国人生活满意度居经合组织下游。【图片提供 韩联社】 新冠疫情后持续上升的韩国人生活满意度时隔4年重新下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居下游。 统计厅24日发布《国民生活质量2024》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人生活满意度为6.4分，较上一年下降0.1分。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对客观生活条件主观满意程度的指标，以0至10分进行计算。 韩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2013年的5.7分持续上升至2018年的6.1分。2019年下降至6分后，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稳定或略有上升，但2023年时隔4年再次下降。 具体来看，家庭关系满意度从2022年的64.5%下降至2023年的63.5%。人际关系信任度从2022年的54.6%下降至2023年的52.7%，对机构的信任度从52.8%下降至51.1%。业余休闲时间从2022年的4.2小时减少至4.1小时。 就业率（62.7%）、大学毕业生就业率（70.3%）、社会团体参与率（58.2%）等指标较2022年有所改善，持续保持上升势头。 生活满意度因收入水平不同而出现差异。收入低于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70元）的家庭生活满意度仅为5.7分，低于平均水平0.7分。收入在100万至200万韩元、200万韩元至300万韩元的家庭分别为6.1分和6.2分。收入在600万韩元以上的家庭满意度为6.6分，高于平均水平。 按年龄划分，19-29岁和30-39岁生活满意度均为6.5分，40-49岁为6.6分，而50-59岁和60岁以上分别为 6.4分和6.2分，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线上。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韩国人2021年至2023年的生活满意度为6.06分，较经合组织平均水平（6.69分）低0.63分。在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仅高于土耳其、哥伦比亚、希腊、匈牙利和葡萄牙等。 报告还显示，每10万名韩国人的中的自杀率从2022年的25.2人上升至2023年的27.3人。韩国自杀率在2011年达到31.7人的峰值后逐渐回落，2017年下滑至24.3人。此后反复升降，2023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创下自2014年（27.3人）以后9年来最高水平。从性别来看，男性自杀率为38.3人，女性为16.5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自杀率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根据经合组织的国际比较数据，2021年韩国每10万人中有24.3人自杀，居经合组织之首。其次是立陶宛（18.5人）和斯洛文尼亚（15.7人）。 2000年以后，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自杀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自杀率较高的拉脱维亚、匈牙利、爱沙尼亚和芬兰等国持续下降，目前均低于15人。

韩国老年贫困率看似有所改善，实际上并未出现好转迹象，反而逐渐恶化。保健福祉部和统计厅3日公开e-国家指标资料显示，2023年以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率（老年贫困率）为38.2%。 可支配收入是指可以自由消费或储蓄的收入，是从个人收入中扣除税金等，再加上养老金等公共转移收入后的金额。相对贫困率是指全体老年人口中收入水平低于中位收入50%（相对贫困线）的人口比例。 从性别来看，2023年男性老年贫困率为31.8%，女性为43.2%，明显更高。这一数据远高于韩国整体相对贫困率14.9%和劳动年龄人口（18至65岁）相对贫困率9.8%（男性9.7%，女性10%）。 2013至2019年的六年内，韩国老年贫困率从接近50%持续降至40%出头，2020年首次降至38.9%，进入30%区间。2021年进一步降至37.6%，较2020年下降1.3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持续。看似逐渐好转的老年贫困率在2022年转减为增至38.1%，较前一年上升0.5个百分点，2023年进一步恶化至38.2%，上升0.1个百分点。 韩国老年贫困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据OECD《2023年养老金概览》资料，以2020年为基准，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收入贫困率为40.4%，是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4.2%）的近3倍。在OECD成员国中，老年收入贫困率达到40%以上的国家仅韩国一个。 韩国老年贫困率与年龄也呈正相关。在66岁以上老年人口中，66至75岁老年人收入贫困率为31.4%，而76岁以上老年人收入贫困率高达52%，也就是说每2人中就有1人属于贫困阶层。 韩国老年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其他年龄阶层更为严重。66岁以上老年人口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76，高于全体人口（0.331）。这与OECD成员国老年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6）低于全体人口（0.315）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数值越接近1，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图片来源 韩联社】

13日，在首尔中区的韩亚银行总行汇率板上，实时显示韩元兑美元汇率指数。【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外金融机构整体对韩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趋于悲观。 韩国国会政务委员会所属的共同民主党议员金铉正从产业研究院收到的资料显示，国家未来研究院（IFS）预测今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1.67%，是韩国国内金融机构中的最低预测值。较八大全球投资银行（IB）于上月末统计的平均预测值（1.7%）低0.03个百分点。国家未来研究院作为2010年12月成立的民间智囊团，其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国家未来研究院在报告中指出多项影响韩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变数。国内方面，政局动荡、金融市场不稳定、家庭及企业高负债、经济增势放缓、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严峻挑战。国外方面，美元强势、贸易纷争、地缘政治风险扩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以及高利率持续等因素，均对韩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研究院预测，受上述变数的综合影响，今年建筑投资将减少1.16%，出口增长率也将仅达1.43%。 据分析，今年全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预计达1.47%，低于目标水平（2%），韩元兑美元汇率则预计达1449韩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研究院强调，有必要更正预算，将追加预算重点用于技术开发、技术人力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领域，以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受目前政局动荡影响，预计其他金融机构也将相继下调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测值。韩国银行（央行）于去年11月将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从2.1%下调至1.9%，预计今年2月将进一步进行下调。而IB于去年12月将11月末发布的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测值1.8%下调0.1%。 同时，韩国主要金融机构国会预算政策处、产业研究院、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现代经济研究院分别预测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2%、2.1%、2%和1.7%。海外金融机构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提出的预测值分别达2.1%和各2%。 金铉正表示，紧急戒严风波导致汇率暴涨和经济增长萎缩，已使韩国经济亮起红灯。为了挽救陷入泥潭的经济，应尽早结束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政局，以稳定国内政治环境，为经济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下简称“联合国”）于9日（当地时间）发布的《2025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韩国今年和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均为2.2%，比去年预测值高出0.2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转向内需。实际工资增长和金融成本下降等因素将为韩国经济复苏提供支持。 报告指出，由于美联储下调基准利率，预计今年韩国银行（央行）将进一步降息。但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央行将综合考虑通胀压力和汇率等因素。 2023年，韩国韩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率为3.6%，到去年降至2.3%。报告预计，今年和明年的CPI增长率将分别为1.6%和1.8%，保持在1%左右的水平。 联合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数据高于韩国政府、全球投资银行（IB）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 根据韩国政府于本月2日发布《2025年经济政策方向》报告，预测今年韩国GDP增长率为1.8%。这一预测值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韩国开发研究院（KDI，2.0%）、亚洲开发银行（ADB，2.0%）和韩国银行（1.9%）等机构的预测。 此外，全球投资银行对韩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纷纷出现下调。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八家全球投行对韩国明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预测为1.8%，较一个月前下降0.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从2.2%下调至1.8%；瑞银（UBS）从2.1%下调至1.9%；野村证券（Nomura）从1.9%下调至1.7%；摩根大通（JP Morgan）从1.8%下调至1.7%。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汇丰银行（HSBC）则分别维持1.8%和1.9%的预测不变。 【图片提供 AI】

【图片来源 AI】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女性在就业市场的表现，近二十年来持续滞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对OECD的38个成员国女性（15至64岁）雇佣指标进行分析并于6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以2023年为基准，韩国女性雇佣率和经济活动参与率分别为61.4%和63.1%，在OECD成员国中处于下游（38个国家中分别位列第31位）。 ‌纵观过去二十年的数据变化，韩国女性的就业状况改善缓慢，排名下滑明显‌。自2003年至2023年，韩国女性的雇佣率虽从51.2%升至61.4%，但排名却从第27位下滑至第31位，下降了4个名次。同期，经济活动参与率虽略有上升，从53%增至63.1%，排名仅上升1位至第31位，仍徘徊于OECD国家的下游水平，排名区间停留在31至35位之间，显示出韩国在提升女性就业参与度方面的进度相对迟缓‌。 据调查，韩国有子女的女性雇佣率较其他经济和人口规模相似的主要发达国家要低。以2021年数据为例，韩国养育未满15岁子女的女性的雇佣率仅为56.2%，在“3050俱乐部”中垫底。“3050俱乐部”即人口在5000万以上、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全球有7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韩经协认为，韩国在平衡家庭与工作方面显著不足。 ‌韩经协指出，育儿和家务负担是阻碍韩国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通过与女性雇佣率超过70%的德国、日本、英国对比结果显示，韩国在提供灵活劳动环境和家庭补贴及福利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为改善这一状况，韩经协提出需加强保育设施及服务，扩大育儿补贴，以减轻家庭照顾负担，促进女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