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首尔市基于统计厅人口普查、人口动向调查等统计数据，对婚姻与离婚趋势、家庭价值观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并于15日发布的《首尔市民婚姻与家庭形态变化》报告显示，自2023年新冠疫情趋缓以来，首尔市民结婚数量连续两年呈增长态势，而离婚数量则持续下降。 自2000年（7.8745万件）以来，结婚数量长期处于下行通道，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急剧减少，从2020年的4.4746万件下降至2022年的3.5752万件。然而，这一趋势自2023年起出现逆转。尽管2022年结婚数量创下历史新低，但2024年回升至4.2471万件，较2023年（3.5324万件）增长16.9%，实现连续两年正增长。同时，初婚平均年龄进一步推迟，男性为34.3岁，女性为32.4岁。 国际婚姻在整体婚姻中占比约10%。2024年首尔市登记的国际婚姻共计4006件，其中韩国丈夫与外籍妻子的组合为2633件，外籍丈夫与韩国妻子的组合为1373件。目前，多元文化家庭总数约7.8万户，家庭成员人数超过20万。外籍配偶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日本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比例亦呈上升趋势。 离婚方面，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2000年离婚件数达3.2499万件，自2010年代中期起降至2万件以下，2024年进一步减少至1.2154万件。此外，离婚平均年龄显著提高。2024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为51.9岁，女性为49.4岁，较2000年（男性40.8岁，女性37.4岁）上升超过10岁。60岁以上“黄昏离婚”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上升至2024年的25%左右。 截至2024年，在首尔所有家庭类型中，单人家庭数量约166万户，占39.9%，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两人家庭占26.2%，四人家庭占12.3%）。随着首尔于今年7月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02%），老年人家庭比例也突破30%。 “非亲属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6万余户增至2024年的12万余户，增幅超过一倍，反映出由朋友、同事、生活伴侣等非婚姻、非血缘关系构成的共同居住模式正逐渐普及，尤其在20至30岁年龄段人群中增长显著。 同时，有婴幼儿的家庭及单亲家庭数量呈减少趋势。有婴幼儿的家庭从2016年的35万余户下降至2024年的20万余户，八年间减少超过40%。同期婴幼儿人数也从44万余人降至24万余人，体现出持续的低出生率态势。单亲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32万余户减少至2024年的28万余户，其中“母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68%，“父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16%。 首尔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单人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定制化照护、居住与福利政策，并积极研究将多元文化家庭与非亲属家庭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的方案。在政策方向上，将为青年群体提供住房与就业支持，推动中年群体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并强化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首尔市数字都市局局长姜玉贤（音）表示：“通过此次分析，我们确认了新冠疫情后家庭结构与价值观正在发生迅速变化。首尔市将积极推动防止社会孤立与孤独、保障青年住房稳定、营造育儿友好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确保所有市民均不被边缘化。”

同事结婚应该随多少份子钱？这是困扰职场人的一大问题。近期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职场人认为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0元）较为合适。 Incruit本月20日至22日面向844名职场人进行调查，于26日发布结果显示，以个人名义参加婚礼并用餐的情况，61.8%的受访者认为10万韩元比较合适，32.8%认为5万韩元，另有3.2%和1.4%的受访者选择5万韩元以下和15万韩元。 无论是私下交情颇深的同事，还是工作上有交集的同事，都认为10万韩元的份子钱较为合理。与2023年调查时相比，对于仅在工作中有接触的同事，5万韩元曾是份子钱的主流标准，但随着近年来物价上涨，份子钱也水涨船高。 【图片来源 ChatGPT】

最近，51岁韩国男星郑雨盛与35岁模特文佳庇之间曝出隐秘关系和意外的私生子，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郑雨盛回应称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却拒绝与文佳庇结婚。对此，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的讨论热火朝天，不乏调侃称，“生娃可以，结婚不行”的逻辑既荒诞又高深。 在多数人看来，成为父亲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与孩子的母亲组成家庭。郑雨盛的选择却打破这一常识，他试图把“父亲”这一角色与“丈夫”这一身份分开，仅承担生物学意义上的责任，却不愿进入婚姻关系。究竟是出于对婚姻的畏惧，还是对自由的渴求？这一切让公众对婚姻观开始更深的思考。 郑雨盛（左）与文佳庇【图片来源 网络】 当下韩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单人家庭数量、低结婚率和低出生率挑战，但年轻一代之间不乏对于“建立关系”的渴望。他们即使不想结婚，也不代表愿意孤独终老；即使放弃婚姻，也并不等于拒绝养育。数据分析机构PMI日前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婚姻意愿与建立关系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同居关系能够享受类似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福利，5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选择这种制度，支持率达到一半以上。 在1000名受访者中，459人目前单身、离异或丧偶，其中仅31.6%有意在未来缔结合法婚姻，而44.9%无婚姻意愿。在无意结婚的受访者中，有7.1%表示支持制定《生活伴侣法》。在韩国，想要组建家庭但又不愿结婚的人群正在增加，传统婚姻制度难以满足日渐多样化的需求。 同居关系在体感上可能与事实婚姻相似，但在有子女的情况下，法律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如果同居伴侣可以在育儿方面享受法定父母的权利，合法休产假和育儿假、在育儿机构登记为合法监护人，或者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时享受税收优惠，这种《生活伴侣法》就能有效支持非传统形态的家庭。 在有制度保障同居状态下生育和抚养权利的情况下，1000名全体受访者中的40.7%表示即使不结婚也愿意生育，还有35.1%的受访者对非婚生育持积极态度。非婚生育包括未婚个人生育和未婚伴侣共同生育，通过精子捐赠手术生育的在韩活动日本艺人藤田小百合就是未婚个人生育的典型案例。 藤田小百合与通过精子捐赠诞下的儿子Zen【图片来源 网络】 韩国统计厅此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6万多名13岁以上受访者中，67.4%认为男女可以不结婚而同居，37.2%认为可以非婚生育。尤其是在20多岁群体中，42.8%认为无需结婚即可生育，较2014年的30.3%显著提高12.5个百分点。 目前韩国社会依旧习惯视婚姻为生育的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女性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都不考虑生育。与合适的人一起生活到双方同意分开为止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把情感纽带固定在婚姻制度中并需要同通过法律手续来改变关系，难免会有人对此感到抗拒。 韩国法律并未明令禁止非婚生育，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限制。根据《生命伦理与安全法》第24条，医疗机构在实施胚胎生成技术时须获得配偶同意。未婚女性接受精子捐赠并不违法，但现行法律尚无明确保障相关权益的条款。此外，韩国妇产科学会的《辅助生殖伦理指南》规定仅允许法律婚姻或事实婚姻伴侣接受精子捐赠，因此未婚女性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无法实现生育。 在韩国社会逐渐开始接受多元家庭形式的背景下，婚姻和生育的传统关系正在面临转型。与此相比，韩国的法律与政策至今从未认真考虑过未婚女性生育的可能性，更未意识到应该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韩国生育率已经多年全球垫底，尊重个体选择权，接纳多样化的家庭形式，也许会是提高出生率的一条有效途径。

韩国半岛未来研究院与民调机构Embrain合作，面向全国2000名20至49岁男女进行结婚和生育深度认知调查，并于1日公布结果显示，近43%的受访者没有生育意愿，但其中约44%提出假如政府政策和企业福利大幅增加，可能会考虑生育。 在受访的1164名未婚男女中，53.2%有结婚意向，27.4%无结婚意向，19.4%尚不确定。无结婚意向的受访者中女性（34.6%）占比高于男性（21.5%）。关于不愿结婚的原因，男性主要回答“经济情况不稳定”（20.1%），而女性则主要回答“一人生活更幸福”（17.6%）。 无生育意向的受访者在整体中占比42.6%，其中女性（52.9%）多于男性（33.1%）。从年龄来看，不愿生育的比例在40岁以上人群中最高，达到63.9%，其次是30多岁（35.2%）和20多岁（23.6%）人群。 对于不愿生育的原因，女性回答依次为“没有必要”（13.9%）、“经济能力不足”（12.7%）、“子女教育费用过高”（10.7%）等。男性回答则依次为“就业状态不稳定”（17.9%）、“经济能力不足”（16%）、“没有必要”（10.5%）等。 目前无结婚或生育意向的部分受访者提出，如果政府政策和企业福利增加，可能会重新考虑结婚与生育问题。在544名无结婚意向的未婚男女中，38.6%表示政府政策和企业福利增加后可能会改变想法；而61.4%则表示会始终坚持不婚立场。在1245名无生育意向的受访者中，44.1%表示政府政策和企业福利大幅增加后会考虑生育；而55.9%则表示会坚持不生育。 在政府的低出生率改善政策中，“增加育儿休假和薪资支援”获得73.4分（满分100分），排名最高。其后依次是“父母津贴和儿童津贴月度支援”（70.5分）、“降低儿童医疗费用”（68.4分）、“儿童看护支援项目”（68.3分）和“增加国公立幼儿园与托儿所数量”（63.7分）。 在企业福利方面，“子女学费支援”（72分）得分最高，其后依次是“育儿费用支援”（70.7分）、“自动育儿休假制度”（69.9分）、“缩短育儿期间工作时长”（69分）和“男性育儿休假义务化”（68.8分）。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