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学生的抗议活动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学校应当是什么样的地方。法国的学生和工人们用身体力行给出了答案。他们走上街头，呼吁增加教师配备和改善恶劣的学校环境，甚至包括一些名校的学生也参与其中。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学校，而是为了捍卫教育作为共同权利的热烈宣言。

相比之下，韩国的教育争论则显得截然不同。围绕地方教育财政拨款，政府、教育界以及各自利益的家长们的目光紧紧相对。法国的抗议活动在询问共同生活的教育条件时，我们的拨款争论却偏向于财政的分配与保障。政府和教育界都应首先回答如何用这些资金改变孩子们的生活。主体的差异必然导致视野的差异。当法国在质疑国家的责任与社会正义时，我们却沉迷于如何削减和保留的细微数字之中。

这是一种小贪大失的表现，也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小贪”在于将削减或保留预算本身视为成果，而“大失”则是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当我们被眼前的账本所束缚，把预算这一手段置于教育目的之上时，重要与轻微的界限完全颠倒了。

我们所要维护的社会究竟是什么？单纯地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社会吗？追求相同利益的群体在利益发生变化时就会如同沙堡般崩溃。真正的社会是在于意识到他人的生活就是我生活的条件，并在共同生活的责任上建立相互关系。如果将他人视为自己成功的工具或必须跨越的障碍，那么即使有人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也不会存在。

这一切的起点在于人类的“自然性”。人类是需要吃、住、休息的有机存在，无法在没有他人照顾的情况下成长。完全承认每个人的成长速度和局限性是人性的基础，而在我所接受的照顾中将其回馈给他人的关系中，社会性才得以生长。将这种照顾和关系性不仅仅寄托于家庭和个人，而是通过制度加以保障，这正是教育的公共性。

然而，我们却将孩子们自然的成长过程打断，强迫他们参与无尽的竞争。我们将减少睡眠以提高成绩，将踩踏朋友以提升身价视为成功。2023年西伊初事件发生时，我曾主张教师的集体行动将成为改变我们社会的巨大火种。这是对这一扭曲结构的紧急警告，若任其发展，教育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崩溃。

现实的发展远比我们预想的要惨烈。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因自杀结束生命的中小学生人数为214人，2024年为221人，2025年为244人，逐年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并不能将这一增长归咎于孩子们个人的问题。在这一悲惨的指标面前，继续强迫教育竞争，难道是成年人应有的责任吗？以消耗人与关系为代价推进的“可持续增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在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被挤压的人的不安与绝望加深了社会的裂痕，最终成为仇恨与歧视的政治养分。

教育改革应从彻底颠覆这种愚蠢的算计开始。如果能够保护拨款，就应当用这笔资金将教师的时间完全还给孩子们，并建立能够包容危机学生的坚实关系网络。如果要重新调整预算，首先应回答如何恢复教育关系。现在需要削减的不是教育预算，而是扼杀孩子们的无序竞争和消耗性的行政万能主义。

我们应当从将自我欲望与世界对齐的“自我（Ego）”的生活，转变为在世界中深刻发现自身责任的“自我（Self）”的生活。法国学生与工人的团结以及韩国狭隘的拨款争论严厉地质问着我们：为了保护人和社会，竞争的利益究竟要放弃到何种程度？如果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失去社会，那绝对不是划算的买卖。重建共同生活的社会，这才是教育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