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韩国未婚女性对于与所谓“Young Forty”男性交往感到心理负担。 婚恋机构DUO于本月14至19日面向1000名25至34岁未婚女性开展问卷调查，并于30日公布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表示对与“Young Forty”男性发展恋爱关系持犹豫态度。在原因方面，33%的女性担心对方“刻意显得年轻或否认实际年龄”，30%认为“代际差异导致沟通困难、难以共鸣”，另有25%则担忧对方“态度可能过于强势”。专家指出，这些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固有观念的影响。 在关于“Young Forty”男性整体形象的提问中，负面认知同样占据主导。44%的受访女性认为这类男性“带有强势感”，40%认为“代沟显著”，35%则认为外貌或气质“略显老派、缺乏吸引力”。不过，也有部分女性对该群体给予积极评价，其中39%认为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更为稳定，31%肯定其外貌形象与自我管理能力，14%则认为他们的责任感与认真态度具有吸引力。 DUO方面分析指出，在建立恋爱好感的过程中，“年龄”本身并非决定性因素，相比之下，持续的自我管理能力与责任感等内在特质更具影响力。 不同年龄段女性对“Young Forty”男性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30至34岁女性中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17%，高于25至29岁女性的11%。在“是否考虑与Young Forty男性结婚”的问题上，25至29岁女性中仅有11%表示认可，而30至34岁女性中这一比例达到26%，两者差距显著。报告认为，年龄越大的女性越倾向于重视关系的稳定性与现实条件。 关于与“Young Forty”男性自然接触的途径，56%的受访女性认为主要发生在职场或工作关系中，其次为兴趣爱好活动（16%）以及网络社区与社交平台（16%）。尽管有观点认为职场关系较难发展为恋爱，但调查也显示，在相亲等私人场合中，“Young Forty”男性的积极特质反而更容易被察觉，从而有助于关系的推进。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9月结婚人数同比大增20.1%，创相关统计启动以来同月最大增幅，结婚登记量亦刷新近10年新高。作为出生的前置指标，婚姻数量显著回升，被视为韩国出生人口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增长的积极信号。 韩国国家数据局26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态》显示，今年9月全国共登记结婚1.8462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3005对，同比增长20.1%，为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自2024年3月起，韩国结婚登记已连续18个月增加，规模创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结婚人数达到5.8305万对，同比增加6600对（12.8%）。按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市道的结婚登记均呈增长趋势。分析指出，适婚人口规模回升、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因中秋节日期差异导致的行政统计增加等因素，共同推动结婚数量上升。 出生指标同样回暖。今年9月全国出生人数为2.2369万人，同比增加1780名（8.6%），创下2020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今年累计出生人数达19.104万人，同比上升7%。女性一生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总和生育率）则为0.85。 同月死亡人数为2.8101万人，同比减少1136人（3.9%）。由于死亡人数仍高于出生人数，9月人口自然减少5732人。 另一方面，10月人口迁移规模为44.2万人，同比减少15.2%（7.9万人）。从地区流动情况看，仁川（净流入2512人）、京畿道（2495人）等10个市道呈净流入，而首尔（净流出4705人）、釜山（1244人）等7个市道则出现人口净流出。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近年来，韩国结婚准备的第一关“妆造摄影”费用暴涨，婚纱消费开始进入海淘和二手交易时代。随着结婚成本飙升，“婚礼通胀”一词逐渐流行，MZ世代（1980年代至2000年代生人）顺势掀起一股“性价比婚礼潮”。 流通行业近日消息显示，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上的韩国今年二三季度婚纱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0%以上，头纱、披肩、花束等婚礼配饰在第三季度的交易规模也较前一季度暴增40%以上。 目前，全球速卖通上登记的婚纱款式超过3000种，最低价格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起，畅销价位在6万至8万韩元区间。留下售后评价的用户中，有不少表示“性价比高”“实物比照片好”。 韩国国内二手交易市场同样火热。在二手交易平台“胡萝卜市场”上，“婚纱”关键词的搜索次数在去年较2023年增长15.8%，今年又较去年增加23.8%。除了婚纱以外，发箍、皇冠、头纱等婚礼饰品的交易也十分活跃。实际交易中，“1万韩元婚纱”“免费借出分享”等实用帖文多达数百条。 在MZ世代准新人之间，婚礼准备的核心价值已经完全转向“性价比”。与其高价租借婚纱，不如在网上低价购买，用于拍摄或婚礼当天穿一次后，再通过二手平台转卖，以此节省成本。 消费趋势专家指出，现在的MZ世代追求的是“有限预算内的最大满足”，结婚也不例外。婚礼不再是人生中的一场奢华盛典，而是符合个人价值观的理性消费体验。他还分析称，所谓“婚礼通胀”不仅是物价上涨，更是在质疑传统婚庆产业的惯例，年轻一代试图摆脱高成本打包式结构，开始自主选择。 过去，婚纱是婚礼的象征，也是“家族体面”的象征；现在，婚纱成为展现个性与品味的表达工具。随着“自助婚礼”“迷你婚礼”“小型婚礼”等强调意义胜于规模的婚礼形式兴起，婚纱的“低价·海淘·二手”也逐渐成为自然选择。 婚庆行业相关人士表示，婚纱已经不再是炫耀的工具，而是个人选择的象征；婚礼也从“取悦他人的活动”转变为“表达自我的舞台”。他补充道，经济现实正在让婚礼文化变得更加务实，未来婚庆产业结构可能会全面转向效率导向。 像全球速卖通、胡萝卜市场之类的在线平台，正在降低婚庆产业的门槛，引领“婚礼自主化”。过去由婚礼大厅、婚纱店、影楼主导的“打包市场”格局，现在逐渐由个人自由设计的婚礼模式所取代。 通过线上平台购买婚纱，并不仅是为了省钱。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主挑选、转卖、分享体验的时代，社交媒体上“婚纱海淘分享”“自助婚礼Vlog”等内容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这就是全球电商动摇传统婚庆产业的典型案例。 此外，二手交易的活跃也是“循环消费”的体现，婚礼这种一次性活动因此转变成为可持续消费。业内普遍认为，“婚礼通胀”并非短暂的流行，而是结构的变化。婚纱价格飙升的背后，不仅是材料成本上升，还包括人工费、服务费、场地费的全面上涨。人们正在其中试图寻找新的平衡点。 业内人士指出，婚礼费用上涨是整体服务价格同步上升造成的结构现象，消费者寻找替代方案是市场的自然反应。现在海淘与二手平台的普及打破传统束缚，婚礼也从奢华表演转向理性选择，“婚礼通胀”正在折射新一代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的变革。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正在以党论推进一项所谓“禁止中国人三大购物法”，声称中国人利用韩国医保、选举权及房地产交易制度的漏洞，导致韩国人遭受“逆向歧视”。然而，本报对国民力量党所指的“逆向歧视”逐一进行了求证，结果发现多数主张与政府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或现行制度相去甚远，实为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 ▲中国人“白嫖”韩国医保？ 有关中国人“白嫖”医保的争议在韩国时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在提出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说明中称，以2023年数据为准，中国人在韩缴纳健康保险总额8103亿韩元，使用保险支出为8743亿韩元，出现约640亿韩元的赤字。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保健福祉部长官郑银敬日前在出席国政监查时亲自辟谣，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统计，去年中国人在韩缴纳医保盈余为55亿韩元。虽然2023年前确有赤字，但自去年4月《健康保险法》修订实施后，身份验证与被抚养人资格审查标准加强，财政状况大幅趋稳。且2023年的统计存在误差，中国人医保收支当年赤字实际为27亿韩元，远低于公开的640亿韩元。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人健康保险收支自2016年后连续8年保持盈余，截至2024年总体盈余为9439亿韩元。 ▲外籍居民投票干涉韩国内政？ 另一争论焦点是外籍居民的投票权，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恩慧在国政监查会议上表示，哪怕是外国国籍，只要取得韩国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即使不在韩国居住也可以进行投票。但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持有永居权的外国人若在两年重新入境期间未回国，外国人登记信息将被注销，因此长居海外者无法进行投票，且地方选举本不适用海外投票制度。 根据檀国大学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的外籍居民中，83%为结婚移民者或旅韩同胞，即所谓的与韩国“特殊关系人”，包括持有F4签证、F5永居权，以及结婚移民，上述人员与韩国公民有家庭或血缘关系，或通过法务部规定的资格审查与居住年限，具有长期定居意愿，享受准国民待遇。 ▲“包租婆”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根据金恩慧的说法，中国人是在韩外国人中持有土地和住宅最多的群体，是房地产投机的最大玩家，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根据国土交通部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外国人住宅持有规模确实以中国人居首，但若按照土地面积计算，美国人占比52.5%以绝对优势居首，中国人仅占7.9%。 93.4%的外国人仅拥有一处不动产，拥有三处以上者仅占比1.3%，且江南三区等地的豪宅购房者中，美国和加拿大国籍占比更高。 金恩慧还声称，中国人不受韩国贷款规定限制，靠投机倒把成为“包租婆”，从韩国人手中收房租。这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外国人在韩国境内申请购房贷款时，与本国人一样适用LTV、DSR、DTI等金融监管标准。 还有说法称中国人可在本国银行贷款避规，但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中国人每年境外汇款上限为5万美元，几乎不可能获得境外购房贷款。 ▲对华免签将导致间谍及犯罪激增？ 国民力量党议员朱晋佑主张，韩国政府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入境无疑是为间谍发放活动通行证。 上月29日起至明年6月30日，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性入境免签政策，但政府同时强调，这一免签制度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查与管控。免签政策仅适用于经法务部批准的韩国旅行社组织的中国团队游客，在入境韩国前须完成电子入境申报与高风险群体筛查等流程。 同时，旅行社必须在出发前24小时通过法务部HiKorea网站登记团队名单、住宿、护照信息等。法务部会据此自动筛查高风险与潜在非法滞留者，若被归类为风险群体将直接被拒绝入境。 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国民力量党主导的这一法案表示出担忧，国民力量党试图以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不仅会严重损害韩国的国际声誉，还可能加剧其国内种族歧视问题，加之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当前两国双边关系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此类法案最终或将百害无一利影响韩国自身利益。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

受长期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影响，韩国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规模首次被70岁以上老年群体超越。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2日发布的《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20多岁人口为630.2万人，同比减少19.3万人，降幅为各年龄层中最大。同期，10岁以下人口减少19.2万人，40多岁人口减少16.9万人。自2020年创下703万峰值以来，20多岁人口已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 尽管每年减少幅度因外国人数量变动略有波动，但整体降幅仍维持在14万至21万人之间。受此影响，去年20多岁人口规模首次低于70岁以上群体（654.3万人）。 从各年龄层分布来看，50多岁人口最多（871.3万人），其次为40多岁（780.9万人）和60多岁（779.1万人）。与30年前20多岁人口曾位居首位的时期相比，如今韩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20多岁群体并未因人口减少而获得更多机会，反而面临就业困难和岗位不足的压力。数据显示，今年8月，20多岁就业率为60.5%，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自去年8月（61.7%）以来已连续12个月保持低位。同期，失业率达到5%，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创下自2022年（5.4%）以来三年新高。 专家指出，大企业倾向优先录用有经验的员工，同时公开招聘减少，而更多岗位通过非固定或合同形式招聘，使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更难在职场站稳脚跟。韩国经济人协会对销售额排名前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去年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8.1%具备工作经验，较上年（25.8%）上升2.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导致制造业低迷，加之建筑业持续不景气等外部因素，优质岗位供给也出现紧张。 随着20多岁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逐渐削弱，外界对韩国经济活力下降的担忧也不断加剧。若这一群体难以在社会立足，结婚人数和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人口结构恶化的风险。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金光石（音）表示：“20多岁人口减少及就业困难，正直接影响韩国经济活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将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近期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今年7月，新生儿与结婚登记数量分别创近4年及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显著。 韩国统计厅于24日发布的《7月人口动向》数据显示，7月新生儿数量为2.1803万人，同比增加1223人（5.9%）。以7月为基准，创自2021年（2.2364万人）以来的最高值，但若以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数据为基准，仍处于历史第四低的水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累计新生儿数量为14.7804万人，同比增加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自去年7月起，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结婚登记数量亦呈回升态势。7月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加1583件（8.4%），为2016年7月（2.1154万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4月起，结婚登记数量已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统计厅分析指出，结婚与出生人口的增长受到婚姻总量回升、政府多项生育育儿支持政策以及30多岁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存在明显不均衡。首都圈的新生儿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其中，首尔市增长9.7%，仁川市增长11.9%，京畿道增长7.8%，均超过全国均值。相比之下，多数非首都圈地区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增幅。蔚山、光州、全南等地的增长率介于5%至6%之间，全北、忠南、庆南及大田等地则低于5%。世宗、庆北、济州的增幅维持在1%至2%之间，而江原道更是出现0.5%的负增长。 在非首都圈地区中，仅大邱（9.8%）、忠北（9.7%）和釜山（7.7%）等少数地区的新生儿增幅接近首都圈水平。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地区年轻人口规模的不同以及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差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韩国20至39岁人口共计1325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55%（729万人）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因此，婚姻与生育呈向首都圈集中的结构性特征。 专家指出，当前数据尚不足以认定低出生率趋势已发生根本性扭转，此次增长更可能是经济回暖、适婚年龄人口增加以及政策推动共同作用下的短期反弹。尽管如此，在经历了长期下降之后，韩国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时隔10年首次出现回升，显示出相关政策已初步显现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结婚登记数量增加、政府出台各项生育补贴政策推动韩国单月新生儿数量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势头。今年7月新生儿数量创下近4年来新高，结婚登记数量则达到近9年高峰。 韩国统计厅24日发布的人口动向显示，7月新生儿总计2.1803万人，同比增长5.9%。单月新生儿数从今年1月起维持在2万多人以上，虽然6月略有回落，但7月迅速实现反弹。今年前7个月，累计新生儿人数达14.7804万人，同比增长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实现增长，增幅创下实施此项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自去年7月起，韩国单月新生儿人数已连续13个月增长。统计厅分析称，这一趋势与整体婚姻数量增长、政府各项生育鼓励政策，以及30岁出头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有关。 7月的总和生育率为0.8，较1年前增长0.04，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从地区来看，首尔、釜山等13座城市的新生儿数量增长，光州、世宗等4座城市减少。 7月婚姻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长8.4%。创下自2016年7月（2.1154万件）后近9年最低水平，自去年4月后连续1年4个月增长。 7月死亡人数为2.7979万人，同比下降0.7%。离婚数量为7862件，同比减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