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世宗大路附近行驶的车辆【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年来，韩国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社会各界对加强老年驾驶者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仅去年就发生了多起由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严重交通事故，如7月份68岁司机逆行导致的事故及12月份74岁患有痴呆的司机引发的汽车冲撞事故等。尽管部分事故归因于车辆故障，但高龄驾驶者的疏忽和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随着媒体对高龄驾驶者交通事故的频繁报道，部分人士提出“应修改法律，禁止75岁以上人群驾驶”的强硬主张。然而，韩国道路交通公团交通事故分析系统（TAAS）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2023年的五年间，韩国共发生103.7516万起交通事故，其中65岁以上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事故达17.418万起，占全体的16.42%。从年龄层来看，50岁年龄段的驾驶者引发的交通事故最多，达24.2076万起，占23.34%，其次是40岁年龄段，达18.5628万起，占17.89%。65岁以上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事故数量位居第三。 但单纯以事故数量来比较不同年龄层的驾驶风险并不全面，因为韩国40至50岁年龄段的人口基数较大。据调查，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事故虽然数量上不及中年驾驶者，其事故的严重性更高。过去五年中，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交通事故导致3678人死亡，占所有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4632万人）的25%。尽管高龄驾驶者的事故数量相对较少，但事故致死率却显著高于其他年龄层。 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高龄驾驶者引发的死亡事故比例逐年上升。据韩国警察厅预测，到2030年，韩国高龄人口将达到1306万人，其中48%（约498万人）将持有驾照；到2040年，高龄人口将增至1724万人，其中76.3%（约1316万人）将持有驾照。 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驾驶者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也会逐渐下降。韩国安全学会发布的《高龄驾驶者认知反应时间研究》指出，驾驶者的认知反应能力在51至55岁之间开始下降，55岁之后下降速度加快。此外，韩国道路交通公团发布的《高龄驾驶者主要交通事故情况及因素分析》报告指出，视力下降是高龄驾驶者的主要特征之一，尤其是视觉范围的缩小，显著增加了事故风险。 报告中，对65岁以上和25岁以下驾驶者的交通死亡事故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高龄驾驶者在交叉路口左转时发生事故的概率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交叉路口的信息处理需求较大，而高龄驾驶者的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弱。然而，仅以年龄为由剥夺高龄驾驶者的驾驶权利，将严重侵犯老年人的出行自由，尤其是考虑到韩国约有20%的公交车、出租车和货车司机为65岁以上的高龄者，若剥夺驾驶权将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生计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韩国《道路交通法》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者每三年需更新一次驾照，更新时需进行基本的健康检查和痴呆症状评估。国会立法调查处认为，现行的驾照更新要求较为宽松，应当通过实际的驾驶能力评估和加强认知功能检查来进一步严格管理。韩国政府近期决定在年内引入虚拟现实（VR）驾驶能力自我诊断测试，评估高龄驾驶者的认知能力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若测试结果显示驾驶能力显著下降，将引导驾驶者主动放弃驾照。此外，韩国各地方政府为鼓励高龄驾驶者自愿放弃驾照，推出了财政补贴政策，但补贴金额仅为10万至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至1500元），导致近年来驾照自愿返还率始终未能超过2%。 在海外，许多国家已采取更为严格的高龄驾驶者管理措施。美国大部分州均实行缩短驾照更新周期、医疗评估、道日本则规定71岁以上人群每三年需更新一次驾照，70岁以上人群在更新驾照时需接受老年人驾驶培训，75岁以上人群还需接受认知功能检查。若驾驶者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记录，还需进行现场驾驶评估。 韩国在应对高龄驾驶者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时，需在保障老年人出行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多方位参考海外制度，以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一项调查显示，近5万名韩国老年人每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949元）的国民年金（养老金），生活节奏相对悠闲。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于11日发布的《国民年金统计报告》显示，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的高额养老金领取者达4.9374万人，占全体（699.5544万人）领取者的0.7%。反映出国民年金制度逐年完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福利受益群体。 从性别分布来看，高额养老金领取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8.2%（4.8489万人），而女性仅占1.8%（885人）。据分析，这是由于过去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较低，且多从事薪资水平较低的岗位，加之婚姻、生育等因素影响，导致符合高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 自1988年国民年金制度首次实施以来，高额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呈显著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8年首次出现月领取额超过200万韩元的领取者（10人）后，逐年递增，2019年为98人，2020年437人，2021年1355人，2022年5410人，2023年激增至1.781万人。 这一增长趋势与国民年金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参保年限的累积以及基础年金金额随物价指数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以2022年标准为例，参保269个月可领取70万至80万韩元，285个月为80万至90万韩元，300个月为90万至100万韩元，341个月为100万至150万韩元，385个月可达150万至200万韩元。随着参保年限累积，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提高。 所属于国民年金公团的国民年金研究院日前面向8736名全国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2月公开的《第10次国民养老保障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健康状态下，单人养老所需最低生活费为月均136.1万韩元，适当生活费为192.1万韩元。 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国民年金最高领取金额达289.355万韩元，月领取额超过100万韩元的领取者达86.4398万人，但全体领取者的平均月领取额仅为65.6494万韩元，仍难以满足基本养老生活需求。

韩国政府近年来对面向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基础年金发放标准进行了持续的微调，然而，随着超级老龄化时代的加速到来，用国民税金支付的基础年金领取标准备受争议。有人指出，当前制度下，生活状况相对优越的老年人仍在持续领取基础年金，引发社会对于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质疑。 保健福利部透露，当前基础年金主要面向65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且其收入需低于整体水平的70%。若家庭月收入及所持财产均低于既定标准，则有资格领取基础年金。政府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收入状况、财产水平、实际生活状态以及物价上涨率等，对领取标准进行年度修订，以确保其合理性与时效性‌。 韩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每5名人口中就有1名是老年人，人口老龄化态势极为严峻。以去年12月末为基准，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高达1024.455万，占全体居民登记人口（5122.1286万人）的20%，意味着韩国已正式迈入超级老龄社会。然而，与上一代不同，“婴儿潮”（1964至1974年）一代在步入老龄社会时，已在一定程度上做好了养老准备，其收入和资产水平相对较高。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韩国60岁以上高龄多重负债者激增。 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的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成训于28日从韩国银行收到的资料显示，60岁以上多重负债人贷款余额在去年第三季度达到8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30.3亿元），较2023年的72.8万亿韩元上涨10%以上，多重负债者是指在3家以上金融机构贷款的借款人。 同期，30岁以下多重负债者贷款余额从140.5万亿韩元减少至134.4万亿韩元，减少4.3%；40多岁多重负债者贷款余额从189.8万亿韩元减少至186.5万亿韩元，减少1.7%；50多岁多重负债者贷款余额从163万亿韩元减少至156.2万亿韩元，减少4.2%。在全体年龄层中，仅60岁以上负债者贷款余额有所增加。 从各年龄层多重负债者人数来看，60岁以上多重负债者人数从2023年60.2万名增加至去年第三季度末的63.4万名，增加5%以上。同期，30岁以下从138.3万名减少至137.6万名，减少0.5%；40多岁从134.4万名减少至131.9万名，减少1.9%。50多岁人群从119.6万名增加至120.3万名，但增幅仅0.6%。 从人均负债来看，30岁以下和40多岁人群的增加趋势尤为迅猛。30岁以下年龄层人均银行贷款余额在去年第三季度末为7314万元，较2023年的6999万元增长4.5%。40多岁的人均贷款余额也从1.0567亿韩元增加至1.103亿韩元，增加4.1%。50多岁人群人均贷款余额从9033万韩元增至9210万韩元，增加2%，60岁以上人群人均贷款余额从7618万韩元增至7753万韩元，增加1.8%，增长率相对较低。 朴成训表示：“随着内需不振长期化，以高龄层和30至40多岁为中心，家庭负债进一步加剧。因此，政府亟需采取有力措施，以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并积极致力于稳定家庭负债的管理工作。"

‌ 随着韩国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经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银发经济针对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总体呈现出产业覆盖面广、业态形式多元、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备受关注。 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量显著增长与老年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老年综合护理企业Caredoc日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本年度韩国老年产业的关键词被概括为“G.R.A.N.D.S”，具体包括老年公寓市场的蓬勃发展（Growth of Housing）、老年资产管理的金融创新（Retirement Finance）、长期疗养保险服务的优化升级（Advanced Care）、引进海外人力资源的新体系（New System for Global Workers）、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机制（Distinguish the Best）以及社会福利工作岗位的显著增加（Social Care Jobs）等六大方面。 在老年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的背景下，银发经济所蕴含的发展潜力与市场前景愈发广阔。特别是建设与房地产相关行业，正积极投身于以老年人为目标受众的“老年住宅”事业，致力于打造适宜老年人居住、便于就医、交通便利的优质居住环境。行政安全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23日，韩国65岁及以上居民登记人口已达1024.4550万人，占总人口的20%，标志着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因此，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预测认为，位于综合医院周边的公寓，即所谓的“医院圈公寓”，将引领房地产市场新趋势。 据调查，目前高龄人口能够舒适生活的住宅供应量却严重不足。住宅产业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0岁及以上老年家庭达775万户，占全体的36%。然而，老年人专用住宅却仅有约9000户，而配备有适合老年人居住设施的标准住宅也仅约2.1万户，针对老年人供应的住宅更是不足，仅约3万户，不到全体住宅供应数的1%。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韩国各大建筑公司逐步将业务重心转向扩大针对老年人的住宅事业。老年住宅是专为高龄人口设计的居住空间，包括老年福利住宅、老年公寓以及配备专业设施的老年适居公寓等，预计老年住宅市场规模将逐年扩大。据推测，本年度入住老年住宅的规模将达到1461户，与2023年的9006户相比，实现大幅增长。政府去年发布的《老年人居住区活性化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将分阶段扩大老年住宅的供需规模，以支持老年产业的繁荣发展。 ‌随着“婴儿潮”（1946至1964年）一代步入高龄社会，因较高的收入和资产水平以及庞大的净资产规模，使他们成为了各大产业竞相争夺的潜在消费群体，老年资产管理市场也因此备受瞩目，各大金融企业积极推出针对性产品，以期进一步拓展老年人的经济影响力‌。 “婴儿潮”一代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已做好了养老准备，因此对稳定养老的投资和资产管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各大金融企业纷纷推出针对老年人的特色金融产品。去年，韩亚金融推出“Hana Next年金（养老金）计划”、信荣证券推出“APEX家族服务”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多元化的创新金融产品相继推出，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投资选择，也进一步推动了老年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 得益于政策的持续完善与优化，老年疗养及护理市场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自今年起，长期疗养保险费用有所上调，在家护理使用限度扩大，并推出了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疗养和护理需求。同时，为解决护理人力不足问题，政府正积极探讨引进海外护理人力的方案，计划通过扩大签证范围，允许更多外籍劳工（包括外同胞签证F-4持有者）在护理领域就业，以缓解护理人力资源的紧张状情况。 在这一背景下，老年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逐渐显现。随着老年产业的不断创新与升级，具备专业基础、强大竞争力并提供差别化服务的企业通过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持续壮大市场，巩固老年产业中的领先地位‌。 此外，随着对社会福利工作岗位的关注度提升，政府计划扩大老年“互”理事业和针对老年护理支援事业等，旨在为希望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产业的持续革新与发展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上月24日，在首尔钟路区爱心助老供餐点，老人们在排队取餐。【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政府近年来对面向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基础年金发放标准进行了持续的微调，然而，随着超级老龄化时代的加速到来，用国民税金支付的基础年金领取标准备受争议。有人指出，当前制度下，生活状况相对优越的老年人仍在持续领取基础年金，引发社会对于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质疑。 保健福利部于7日透露，当前基础年金主要面向65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且其收入需低于整体水平的70%。若家庭月收入及所持财产均低于既定标准，则有资格领取基础年金。政府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收入状况、财产水平、实际生活状态以及物价上涨率等，对领取标准进行年度修订，以确保其合理性与时效性‌。 韩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每5名人口中就有1名是老年人，人口老龄化态势极为严峻。以去年12月末为基准，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高达1024.455万，占全体居民登记人口（5122.1286万人）的20%，意味着韩国已正式迈入超级老龄社会。然而，与上一代不同，“婴儿潮”（1964至1974年）一代在步入老龄社会时，已在一定程度上做好了养老准备，其收入和资产水平相对较高。 随着多数老年人群资产金额的逐年攀升，收入低于70%的水平也随之上涨。以单人家庭为例，2014年，低于70%的老年收入标准为8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90元），即月收入低于或等于此标准的老年人便可领取基础年金。然而，这一标准随后逐年上调，2016年上调至100万韩元、2018年升至131万韩元、2020年148万韩元、2021年169万韩元、2022年180万韩元、2023年202万韩元、2024年升至213万韩元等，呈逐年上涨趋势。今年能够领取基础年金的最低收入标准更是达到了228万韩元，同比增加15万韩元，较11年前上涨2.6倍。据统计，65岁以上老年群体平均劳动收入同比上升11.4%，而基础年金领取收入标准涨幅则达到12.5%。 此外，政府为了保障收入低于70%水平的老人基础年金领取率达标，不断放宽月收入计算标准。在计算年金领取收入时，仅将日常劳动收入纳入考量范围，而日用劳动和公共工作岗位（包括老人工作岗位）的收入则全部排除在外，使得部分高收入老年人也能获得基础养老金。以2025年为基准，月收入高达437万韩元的独居老人也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引发广泛争议。多数专家指出，鉴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低生育率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现行的基础年金制度在财政上已难以持续维持。他们强调，政府应适时修改基础年金的领取标准和对象规模，并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收入状况、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制定更加精准和合理的领取标准，以确保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20%。这意味着每五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原本预计超老龄化社会将在明年到来，但实际情况比预期更早。 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的数据，截至本月23日，国内65岁及以上的居民登记人口为1024.455万人，占总人口（5122.1286万人）的20.0%。联合国（UN）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划分为三个阶段：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龄社会，20%以上为超老龄化社会。 实际上，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自2008年达到10%以来，用16年的时间增长至20%。韩国在2017年8月进入老龄社会，仅7年后便迈入超老龄化社会。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国家从老龄社会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分别为：日本10年、美国15年、德国36年、英国50年。 韩国快速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与出生率持续下降密切相关。202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创历史新低。特别是第四季度，总和生育率首次跌入0.65的区间。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女性一生中平均预期生育的婴儿数量，这一数据的急剧下降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与此同时，随着婴儿潮一代（1955年至1963年）逐渐步入老年阶段，老龄化速度显著加快。从2023年开始，尤其是“1958年属狗”一代进入老年人口行列，使老年人口增长达到顶峰。 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后，韩国面临着多重课题亟待解决。劳动力人口的萎缩可能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随着领取国民年金的老年人口增加，有分析指出，到2055年国民年金财政可能枯竭。此外，医疗费用的激增也将威胁健康保险体系的稳定性。老年人照护需求快速增长，已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专家们呼吁应前瞻性地调整老年年龄标准。目前韩国65岁的老年定义基于1981年制定的《老年人福利法》，与联合国和德国俾斯麦时期的标准一致。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有专家提出将老年年龄标准提升至70岁的建议。与此同时，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也需加快推进。晚年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收入丧失带来的经济困境。为此，国家应制定政策鼓励银发一代继续融入劳动市场，从而减轻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 24日，在首尔钟路区塔洞公园圆觉寺的老人免费食堂前，老人们排起了长队。【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