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韩国雇佣信息院在首尔中区职业能力审查评价院召开2025年度青年雇佣论坛第一次会议，会上发布一项面向3189名拥有一年以上“躺平”经历青年的实态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平均“躺平”时长为22.7个月，其中约11%休息4年以上，首都地区大学毕业生与非首都地区大学毕业生“躺平”比例差异并不大。 从受访青年的上一份工作来看，制造业（14%）、餐饮住宿业（12.1%）等小型企业和个体商户占比最高，达42.2%。工作经验越少、失业时间越长，以及曾经从事低薪资、低技能、不稳定工作的青年，更容易持续处于“躺平”状态。 受访青年选择“躺平”的最主要原因为缺乏合适的工作岗位，占比38.1%（多选），其后依次为接受教育与自我提升（35%）、职业倦怠（27.7%）和心理及精神问题（25%）。调查还显示，77.2%的受访青年认为“躺平”状态令人不安。 随着“躺平”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这是一段“煎熬期”而非“充电期”，并逐渐丧失求职意愿。同时，也有84.6%的受访青年认为工作对人生非常重要，57.3%相信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于希望政府提供的就业支援，受访青年更倾向于职业教育与培训（59.3%）和就业推荐与信息提供（54.7%），生活补助（50.6%）相对次要。 韩国劳动研究院指出，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青年就业差距正在加剧“躺平”现象。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首都地区青年就业集中度明显上升。受庆南造船业等制造业衰退及首都地区知识型产业崛起的影响，2020年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就业差距扩大至31.7%。 近年来，青年就业逐渐向首都地区知识型产业和线下服务业集中，而曾经从事上述行业的青年也成为“躺平”群体的主要构成。此外，首都地区青年的平均工资也更高，自2016年以来，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工资差距已超过7%。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该扩大面向青年群体的心理咨询支援，尽早介入，防止“躺平”状态长期化。韩国政府计划通过全国120所大学就业中心全面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服务需求，对（预）毕业生提供更早期、更全面的就业支援。 研究表明，毕业后4个月以上未就业的青年更容易进入“躺平”状态，政府计划为这一群体提供就业体验、职业培训及国民就业支援制度等综合援助。韩国雇佣劳动部雇佣政策室长李政翰表示，根据本次青年就业论坛的调查结果，政府会优化相关政策，帮助青年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在劳动力市场中稳定就业。 上月14日，在首尔麻浦区首尔西部雇佣福祉中心，一名青年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近5万名韩国老年人每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949元）的国民年金（养老金），生活节奏相对悠闲。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于11日发布的《国民年金统计报告》显示，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的高额养老金领取者达4.9374万人，占全体（699.5544万人）领取者的0.7%。反映出国民年金制度逐年完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福利受益群体。 从性别分布来看，高额养老金领取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8.2%（4.8489万人），而女性仅占1.8%（885人）。据分析，这是由于过去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较低，且多从事薪资水平较低的岗位，加之婚姻、生育等因素影响，导致符合高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 自1988年国民年金制度首次实施以来，高额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呈显著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8年首次出现月领取额超过200万韩元的领取者（10人）后，逐年递增，2019年为98人，2020年437人，2021年1355人，2022年5410人，2023年激增至1.781万人。 这一增长趋势与国民年金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参保年限的累积以及基础年金金额随物价指数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以2022年标准为例，参保269个月可领取70万至80万韩元，285个月为80万至90万韩元，300个月为90万至100万韩元，341个月为100万至150万韩元，385个月可达150万至200万韩元。随着参保年限累积，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提高。 所属于国民年金公团的国民年金研究院日前面向8736名全国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2月公开的《第10次国民养老保障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健康状态下，单人养老所需最低生活费为月均136.1万韩元，适当生活费为192.1万韩元。 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国民年金最高领取金额达289.355万韩元，月领取额超过100万韩元的领取者达86.4398万人，但全体领取者的平均月领取额仅为65.6494万韩元，仍难以满足基本养老生活需求。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上班族中，年均额外收入超过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13万元）的人数已突破80万人。 26日，隶属于国会保健福利委员会的祖国革新党议员金宣旼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获取的《近3年间各年度健康保险加入者及保险费征收现状》资料显示，以每月缴纳的健康保险费用为基准，2024年，韩国上班族中通过利息、分红、租赁等非薪资方式赚取额外收入超过2000万韩元的人数达到了80.4951万人，占全体上班族（1988.3677万）的4%，凸显出韩国高收入上班族群体相对较多。 根据韩国《健康保险法》第69条及71条规定，自2011年起，拥有额外收入的上班族在每月缴纳健康保险费的基础上，还需额外缴纳月薪外保险费。此前，月均额外收入好过7200万韩元才需缴纳相关保险费，但随后于2018年调整至3400万韩元，2022年更是进一步下调至2000万韩元，征收标准呈现出收紧的趋势。据统计，这些拥有额外收入的高收入上班族，平均每月需追加负担约15.2万韩元的额外保险费。 随着收入保险费征收标准的不断强化，缴纳额外保险费的上班族人数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从2019年的19.4738万人增至2020年的22.9731万人，2021年进一步增至26.4670万人，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58.7592万人。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16日发布《韩日欧企业规模工资水平国际比较》报告显示，韩国大企业年薪（不含加班薪资）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为8.713万美元，在22个调查对象国家中排名第五。 购买力平价是一种调整汇率以比较两国货币价值和物价水平差异的指标，用于比较实际经济实力。韩国的工资水平比日本（5.6987万美元）高出52.9%，比欧盟20国的平均水平（8.0536万美元）高出8.2%。 从企业工资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看，韩国大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当于GDP的156.9%，较欧盟平均水平（134.7%）和日本（120.8%）分别高出22.2个百分点和36.1个百分点，在22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希腊（166.7%）和法国（160.6%）。 韩国大企业的工资涨幅也较高。2002年韩国大企业年薪为274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79万元），2022年增至7061万韩元，涨幅高达157.6%。相比之下，欧盟大企业同期工资上涨84.7%，而日本大企业工资反而下降6.8%。 此外，韩国的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较其他国家更大。以大企业工资为100计算时，韩国中小企业工资水平为57.7%，低于欧盟平均水平（65.1%）和日本（73.7%）。2002年这一比例在日本为64.2%，韩国为70.4%，欧盟平均为76.6%。 本次调查中的大企业标准分别为韩国企业500人以上，日本和欧盟均为1000人以上。中小企业标准为韩国和日本企业10至99人，欧盟企业10至49人。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经济调查本部长河相佑（音）表示，韩国大企业工资处于最顶级水平，主要受到年功序列工资体系和强势工会推动的统一薪资增长影响，如果没有生产力支撑，工资增长则无法持续，因此需要转向以职务和绩效为基础的薪资体系。 林立在首尔市中心的写字楼【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银行（央行）10日发布《AI与韩国经济》报告指出，积极引进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A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减少导致的经济萎缩问题。同时，预计约一半的韩国劳动人口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应用AI的影响，因此受益或惨遭替代。 报告根据模型模拟分析得出，AI的应用有望使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1%至3.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4.2%至12.6%。此外，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导致劳动人口供应减少，2023年至2050年韩国GDP预计下降16.5%。如果成功利用AI提升生产和产出，GDP降幅可能缩小至5.9%。 韩国银行同时就AI对各类职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基于职业的AI暴露度（工作任务遭AI替代的可能性）和AI补充度（职业因社会或物理属性而在AI替代危险中受到保护的程度）。比如，法官和外科医生的AI暴露度较高，但由于人类决策至关重要，导致AI补充度也高，因此未来也由人类从事的可能性较大。 一般而言，AI暴露度高且补充度低的职业更容易遭AI取代，而AI暴露度和补充度都高的职业则有望借助AI提升生产力并提高薪资水平。分析显示，韩国约27%的劳动人口属于“高暴露度、低补充度”群体，即容易遭AI取代或收入减少；另有24%属于“高暴露度、高补充度”群体，即会从AI中受益。总体来看，超过51%的劳动人口预计受到AI应用的显著影响。 具体来看，通信相关销售人员、法律与审计事务人员、客户咨询及其他事务人员、统计事务人员、秘书及行政助理等职业由AI替代的可能性较高。医疗专业人员、建筑及采矿机械操作人员、运输服务人员、建筑结构技工等职业由AI替代的可能性较低。 报告指出，相较其他发达国家，韩国的AI应用条件较为优越。在全球165个国家中，韩国的AI准备指数排名第15位，其中创新与经济融合（第3位）、法规与伦理（第18位）、数字基础设施（第18位）表现突出，但在人力资本利用及劳动市场政策（第24位）方面有待改善。 韩国银行【图片来源 韩联社】

【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日，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AI）深度求索（DeepSeek） 在AI推理模型领域实现技术突破，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不仅展示了中国的AI实力，更正面打破了美国对中国制裁与打压下难以持续发展的错误认知。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DeepSeek的技术突破无疑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一成就不仅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有力证明，更是对全球科技格局的一次深刻重塑。各国企业在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的态势下，为保持中立并最大化自身利益，纷纷采取灵活的迂回战略市场布局。其中，新加坡最具代表性。英伟达公司在新加坡的销售业绩显著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通过迂回方式出口至中国市场。面对技术领域的激烈较量，企业始终将利益置于首位，即便面临政府的重重限制与压力，仍坚持优质且高附加值的产品路线。 中国的AI实力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基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及国家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博士全炳瑞指出，尽管包括韩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有偏见，认为中国是抄袭偷取技术的“缺德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在AI及量子计算等前端技术领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实力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且每年都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犹如巨龙腾飞，韩国和日本在AI及量子技术方面已被中国拉开了一段距离。全炳瑞还强调，虽然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仍位居首位，堪称世界之最，但中国的追赶速度和实力不容小觑。然而，仍有众多西方国家以傲慢的姿态小看中国实力，这无疑是缺乏远见。 从AI指数来看，中国已达到美国的62%水平。此外，在运营环境、政府投资等方面，中国亦仅次于美国，展现出了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即使是七国集团（G7）的综合技术水平也远低于中国。而韩国作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其AI实力仅为中国的66%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1%水平。 DeepSeek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缩影，更是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崭露头角的标志。据悉，在AI推理模型领域，中国除DeepSeek以外，还持有13个以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无疑为中国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前股市整体低迷的宏观环境下，幻方量化凭借DeepSeek大模型的强大支撑，通过市场深度分析和数据精准建模，在股市进行高频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盈利效果。DeepSeek专注于研发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不仅具备类似人类的思考与学习能力，更超越了传统AI仅执行简单指令的局限。该模型性能已逼近美国顶尖的AI模型，但研发成本极低，展现出卓越的成本效益。 DeepSeek在自然语言理解、高质量文本生成以及复杂深度推理方面的出色表现，不仅令国内外媒体为之震惊，更被西方媒体誉为“AI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象征着技术革新与突破的新纪元。DeepSeek掀起关于算力优化、推理效率和开源生态的新一轮讨论。 全炳瑞表示，量化交易是固定的程序化策略，而AI的引入相当于把死程序变成了灵活的智慧大脑。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通过降低成本、技术创新及优化模型性能和效率，使得DeepSeek的模型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降低使用门槛，为小型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了更广阔的AI应用机会，极大地拓宽了AI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空间。全炳瑞认为，中国年轻创业者的信念与前瞻思维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思考。他们准确把握了AI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路径。相比之下，韩国年轻人虽然享有相对优渥的薪资条件，却常因房贷、养老等现实压力而畏惧，不敢于挑战，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愈发减少。 ​DeepSeek继推出R1大型语言模型后，接连发布“Janus-Pro”和“JanusFlow” 两款多模态框架，再次在业内引起热议。不仅展示了DeepSeek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实力，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和高效化的AI服务。面对DeepSeek的强劲攻势，Open AI推出全新推理模型系列 o3-mini以应对挑战。然而，根据最新的基准测试结果显示，o3-mini在性能上并未能全面超越DeepSeek的R1模型，Open AI大受重创。 二战后，全球新技术基于硅谷诞生。因此，“美国革新，中国效仿”被视为技术产业发展的定式。然而，随着AI时代的到来，中国的AI技术实力迅速崛起，并在某些领域与美国顶尖模型并驾齐驱。此次DeepSeek冲击推翻了美国对中国技术根深蒂固的认知与偏见，更迫使美国不得不承认低估了中国的技术实力。在美国政客和企业一味强调和质疑中国“抄袭”和“安全风险”之际，中国悄然成为全球软实力大国，在电子商务、移动金融科技等数字金融领域逐渐领跑其他国家。

韩国行政安全部2024年12月24日发布居民登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024.455万，在全国总人口5122.1286万中占比20%。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人为老年人，韩国就此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 联合国（UN）把老龄化社会分为三个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为“老龄化社会”，14%为“老龄社会”，20%为“超老龄社会”。韩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迈入“老龄社会”，随后时隔仅7年就成为“超老龄社会”。韩国原本预计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社会”阶段，但实际提前两年。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过渡时间要长得多，法国用时115年，美国73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韩国如此快速的老龄化进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适应压力。 据韩国统计厅2019年的预测，截至2067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升至46.5%，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而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8.6%。换句话说，韩国的老龄化速度预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可能成为全球“最老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尤为显著。韩国2024年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为0.76，创下全球最低纪录。随着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社会生产能力下降，税收缩减，而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失衡直接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 尤其是养老金制度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近年来，围绕“养老金改革”的争议不断，不少专家呼吁通过提高缴费率或延迟领取年龄来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此，韩国政府去年提出把养老金缴费率从目前的9%逐步提高到19%。 伴随医疗技术的进步，韩国国民的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6岁增至2023年的83.6岁，许多65岁以上老人依旧具备劳动能力，对此有专家提出把“老年人”的定义从65岁逐步提高至75岁。 针对延迟退休的问题，韩国国会已提出多项法案建议，包括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5岁，并分阶段实施。目前有提案建议从2027年开始逐步延长退休年龄，2032年后统一成65岁。 同时，韩国人权委员会也呼吁政府上调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认为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的必要措施。实际上，这一举措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因此需要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支援以及灵活的政策实施方式等配套措施。 日本的《老年人雇用安定法》或许值得韩国借鉴。日本把法定退休年龄定为60岁，但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延长雇用，并鼓励65岁以上老人的灵活就业。通过调整薪资水平与岗位职责，日本成功实现高龄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99%的日本企业已经延长员工的实际退休年龄至65岁。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但也有专家认为，这同时为韩国提供产业转型的契机。前芬兰总理埃斯科·阿霍指出，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是危机，而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他认为，通过延长劳动年龄、激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韩国完全可以把老龄化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 韩国也已经迈入需要像日本一样认真思考延长退休年龄的阶段，但在实施相关政策时，可能产生的边缘冲突与副作用等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讨论。如何在提前进入的“超老龄社会”挑战中寻找机遇，科学应对老龄化问题，直接决定韩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去年12月，在位于首尔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前，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成员正在举行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的国会立法敦促记者会。【图片来源 韩联社】

【图片来源 AI】 一项调查显示，入职韩国大型企业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显著增长，300人以上规模企业起薪首超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于12日发表的《韩国大学毕业生起薪分析及韩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较》报告显示，以2023年为基准，韩国300人以上企业大学毕业生起薪（不含加班费等额外劳动报酬）平均为5001万韩元。该数据基于34岁以下大学毕业生新职员所获得的工资及特殊绩效薪酬（包括定期奖金、绩效奖金）总和计算得出。 数据显示，韩国全体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675万韩元，300人以下企业的平均起薪（3238万韩元）仅达300人以上企业起薪的64.7%水平，凸显出企业规模对薪资水平影响‌显著。具体来看，30至299人规模的企业平均起薪为3595万韩元，5至29人规模的企业为3070万韩元，而不满5人的企业则仅为2731万韩元。若将额外绩效纳入薪资，全体企业的总起薪平均为3810万韩元，其中，300人以上企业的总起薪为5302万韩元，30至299人企业为3735万韩元，5至29人企业为3138万韩元，不满5人企业为2750万韩元。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经济调查本部长河尚宇（音）表示：“大企业受工会溢价及高入职标准的影响，整体起薪水平均在高位。大企业有必要适度控制起薪的上调幅度，转而建立基于工作价值和成果进行合理奖励的工资体系。” 此外，500人以上规模的韩国大企业大学毕业生起薪，较日本大企业（1000人以上）高出许多‌。研究团队针对29岁以下大学毕业生进行的分析显示，以购买力评价（PPP）汇率为基准，韩国大企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为5.7568万美元，较日本大企业的3.6466万美元高出57.9%。从全体企业层面来看，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以PPP汇率为基准）为4.5401万美元，同样高于日本（3.4794万美元）。 河尚宇指出：“韩国大企业的起薪不仅远高于日本大企业，且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起薪差距也十分显著。这一状况加剧了劳动市场内工作岗位的不匹配问题，并导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年薪差距日益扩大。”

近期，随着韩国物价持续攀升，个人薪资已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促使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投身于多重职业，以弥补收入缺口。在此背景下，“副业”成为20至30岁上班族的热议话题，其中，“共享住宿”以其独特的魅力，日渐受到广泛关注与参与。 共享住宿，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屋主将闲置房间出租给旅行者并获取相应报酬。代表性平台包括爱彼迎（Airbnb）、Wehome以及短期租赁平台33M2、Live Anywhere等。 国税厅日前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的祖国革新党议员车圭根提交的资料显示，共享住宿所创造的收入从2020年的2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93万元）增至2022年的223亿韩元，短短3年内实现近十倍的惊人增长。调查显示，过半收益源自20至30岁的年轻群体。随着共享住宿回报率极高的消息不胫而走，年轻一代将其作为副业经营的热情空前高涨。仅需在线上上传房源信息，即可将闲置房屋转化为“摇钱树”，这一模式俨然成为年轻人手中创造现金流的高效“流量密码”。 20至30岁年龄层的收益尤为突出，达97.34亿韩元，占总收益的43.6%。通过共享住宿年收入逾1亿韩元的年龄段中，20至30岁人群也最多，从2020年的2人增至2022年的22人。40岁以上人群收入达55.11亿韩元，位居第二，50多岁（32.56亿韩元）和60多岁（38.6亿韩元）人群紧随其后。从3年内的共享住宿收入增势来看，50岁人群表现尤为亮眼，从2020年的1.7亿韩元增至2022年的32.56亿韩元，实现超过19倍的惊人增长。同期，60岁以上人群共享住宿收入从2.72亿韩元增至38.6亿韩元，增加14倍；40多岁人群从6.99亿韩元增至55.11亿韩元，增加7.8倍。 然而，共享住宿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并非全然积极，副作用亦逐渐显现。据统计，瞒报漏报海外共享住宿平台收入的现象严重，占比高达67.4%，无疑给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具体来看，截至2020年至今年8月为止，未申报就通过爱彼迎等海外平台运营共享住宿而被查获的案例仅在釜山就达615件，济州以473件紧随其后，其次依次为仁川（70件）、首尔（69件）、庆北（50件）、庆南（47件）、江原（38件）等，凸显了行业监管与合规性建设的紧迫性。 尽管共享住宿市场在促进内需经济发展方面，通过与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紧密协作展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版图的不断拓展，对税收监管体系薄弱环节的忧虑亦随之加深。车圭根强调，尽管地方自治团体每年加强对非法住宿场所的监管，但共享住宿领域的相关信息并未实现与税务部门的定期交流与共享，直接导致通过共享住宿渠道获取高额收入的行为激增，成为了税收征管中的盲区。此前，国税厅虽已针对非法住宿等行为展开了追缴行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规则及税收系统的有力支撑，此类问题仍然频发。 专家警告称，若政策制定与制度建设无法跟上市场的快速发展步伐，将可能因管理不善而引发一系列混乱局面。共享住宿以其低廉的成本、可观的利润、便捷的顾客吸引方式以及无需雇佣员工的运营模式，成功吸引了大量拥有房产资源的年轻人及中老年群体的关注与参与。然而，如何合理设定政策监管的边界，成为了一个复杂且棘手的难题。此外，运营者还需保障顾客安全及维护设施完好，一旦遭遇顾客投诉或设施损坏，如何妥善进行赔偿处理亦需纳入考量。尽管共享住宿作为副业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但其背后的运营压力及时间消耗同样不容忽视。 共享住宿的盈利能力深受当地经济状况及旅游需求波动的影响。在旅游需求旺盛的地区，共享住宿有望收获持久的经济回报；反之，则可能面临收益不稳定的风险。因此，尽管共享住宿作为副业极具吸引力，但潜在的法律责任、设施管理挑战、不稳定的收益模式等面临多重挑战，为了确保经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周密的规划与持续的管理不可或缺。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求职青年每10人中就有4人认为今年下半年就业门槛较上半年更高。青年们在求职过程中更加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多数偏好年薪在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5.6万元）左右的首都地区工作岗位。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面向全国1000名20至34岁待业青年进行《待业青年求职现状调查》，并于27日发布结果显示，对于今年下半年就业环境，43.1%的受访者认为较上半年恶化，认为有所改善的仅占6.7%。对于就业环境恶化的原因（多选），74.7%的受访者认为是经济持续低迷，其次为青年失业加剧导致就业竞争加剧，占比71%。 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多选）方面，69%的受访者表示缺乏与岗位相关的工作经验和职业发展机会。对于企业在招聘过程中的主要考量因素，54.3%的受访者认为是与岗位相关的工作经验。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指出，求职青年已经意识到岗位经验的重要性，但在求职过程中获得与岗位相关经验或职业发展的机会依旧不足。 对于理想工作的判断标准（多选），59.2%的受访者选择工作与生活平衡，其后依次是完善的员工福利制度（54.2%）和公平的薪酬机制（50.1%）。对于理想薪资水平，50.5%的受访者选择年薪3000万至4000万韩元。理想工作地点方面，61.2%的受访者希望在首都地区工作。 此外，42.6%的受访者在求职过程中使用过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其中60.1%主要用于撰写自我介绍书。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就业与社会政策本部长林永泰（音）表示，求职青年希望摆脱职场中的资历导向文化，转向关注绩效的评价和薪酬体系，同时也更加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求职过程中，青年缺乏获得岗位经验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因此需要加强企业主导的职业培训计划，并与就业服务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为青年应对就业挑战提供有效支援。 20日，在釜山海云台区BEXCO第二展厅举行的“2024釜山ICT工作岗位博览会”上，求职青年正在接受求职指导。【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