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LG化学在与中国正极材料龙头企业容百科技韩国子公司载世能源的专利博弈中取得阶段性胜利。韩国专利审判院已就载世能源提起的三项核心专利无效请求作出裁决，认定LG化学相关专利有效。LG化学进一步向法院申请专利侵权禁止临时禁令，若该禁令获法院支持，载世能源在韩年产7万吨的生产基地或将被迫停摆，预计将对全球三元正极材料供应体系产生连锁影响。 据业界本月3日消息，LG化学于上月16日正式向法院提交对载世能源的禁令申请。载世能源为容百科技在韩国设立的子公司，容百科技目前是全球NCM（镍、钴、锰）正极材料主要生产商之一，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次法律行动源于双方围绕核心电池材料技术的长期争议。载世能源此前对LG化学三项关键专利提出无效审判请求，其中两项涉及正极材料晶体结构取向性技术，一项涉及材料表面成分比例调控技术，被视为影响电池能量密度与循环寿命的核心环节。韩国专利审判院经审理后驳回其请求，确认LG化学相关专利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后续侵权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自2024年以来，LG化学与载世能源之间的专利交锋持续升级。LG化学于当年8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专利侵权禁止诉讼，指控对方多款产品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载世能源则坚持“技术自主”立场，通过无效审判和舆论回应展开反制，双方一度陷入僵持。 然而，专利审判院维持LG化学专利有效裁决，并驳回载世能源无效请求，LG化学在此轮法律对抗中取得胜诉。业内分析指出，若临时禁令获法院批准，载世能源相关产品将面临立即停止生产与流通，位于韩国忠州的年产7万吨规模工厂可能陷入实质性停产状态。该产能约可满足70万辆纯电动汽车的电池需求，一旦供应中断，或将波及日韩乃至欧美多家电池与整车企业，进一步加剧全球动力电池材料供应紧张态势。 当前，全球正极材料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LG化学在该领域拥有超过2000项相关专利，长期致力于提升锂离子电池性能，并持续投入先进电池材料的研发，以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LG化学表示，其专利是支撑韩国高性能电池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核心技术，公司在依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将积极探索专利许可等合作模式，推动产业良性发展。 业内专家指出，如何在技术保护与产业协作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韩中电池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双方企业的专利争议走向不仅关系到各自商业利益，也可能对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韩国大伦律师事务所旗下的美国律所SJKP于当地时间8日在纽约曼哈顿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就近日发生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对电商巨头Coupang母公司“Coupang Inc.”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集体索赔诉讼。 此前，Coupang于上月29日公布，约有3370万条用户账户信息被泄露，泄露内容包括姓名、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地址及部分购物订单信息。 大伦代表理事金国一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Coupang总部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企业。我们将借助美国司法体系的强力裁决机制，查明此次事件的真相，并确保受害者获得相关赔偿。” 金国一还指出，美国诉讼将独立进行，与正在进行的韩国相关诉讼无关。如果韩国侧重于消费者损失赔偿，那么美国则将围绕上市公司治理失灵和违反披露义务问题展开。目前有约200名同时参与韩国与美国的相关诉讼，且参与人数持续增长。 SJKP所属律师塔尔·赫斯伯格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诉讼的核心在于厘清Coupang总部并非仅是一个单纯的控股公司，而是在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及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投资等关键领域行使了决策权，这一关系必须被揭示。他补充道：“我们将通过美国证据开示制度，要求Coupang总部提交相关资料。” 金国一表示，Coupang总部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难以通过韩国民事诉讼程序查明。美国方面的诉讼将重点关注美国总部与韩国法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总部在其中具体承担的职责。 同时，Coupang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导致平台用户数急剧下滑。同时，其他电商平台用户则出现显著增长，尤其以凌晨配送为核心竞争力的电商平台增长明显。 据业界与韩国数据服务提供商“IGAWorks Mobile Index”9日发布的数据，Coupang在本月5日的日活跃用户数量（DAU）为1617.7757万，较1日的1798.8845万减少逾180万人次。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前一周最大与最小DAU差距约为55万，而事件发生后一周的差距扩大至约181万，显示出用户流失幅度明显扩大。 相对而言，其他电商平台DAU均呈上升趋势。Gmarket在事件前的日均DAU约为130万，至本月3日已增至170.7456万，较前一周同期增长约40万，增幅达28.12%。11街的DAU从130万左右增至159.6741万，较前周增加约21万（15.58%）。SSG.com同期DAU也从约40万上升至47万余，增幅9.05%。 其中，以“凌晨配送”闻名的Kurly增幅最为突出。其DAU从平均60万左右，在1日激增至88.5038万，涨幅超过46%，此后保持在80万以上。杂货配送平台Oasis Market也从约5万增至7.7753万（39.41%）。 业界预测，随着Coupang用户流失，Kurly、Oasis Market等具备凌晨配送业务的平台，以及正在强化配送网络的其他电商企业有望持续受益。

“为彻底铲除无耻的亲朝反国家势力，守护自由宪政秩序，我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去年12月3日深夜10点25分许，时任韩国总统的尹锡悦发表紧急电视讲话，打破了那个平静祥和的夜晚。还没等民众反应过来，“禁止政治活动”、“管控媒体和出版物”、“处决”等本应封存于历史的词语再度登场，令整个韩国陷入恐慌和惊愕之中。 随后，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乘坐军车和直升机抵达国会，用铁锤和步枪砸碎玻璃试图进入，仿佛电影大片般惊心动魄的场面上演，国会一度面临被戒严军全面控制的危急局面。所幸民主被枪弹践踏的悲剧止步于此，突破警察封锁、翻越围墙赶到会场的190多名朝野议员全票通过解除戒严案。从尹锡悦宣布戒严，到戒严部队在凌晨3点半完全撤离国会，这是韩国民主几乎倒退40年，却在悬崖边奇迹般复活的6小时，足以载入史册。 然而戒严解除后，韩国迎来的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危机。尹锡悦拒不认错，抗拒调查，并与检警对峙，引发国家机构间冲突与社会混乱。部分支持者甚至对法院进行打砸，令阵营对立进一步激化。面对不断扩大的危机，国会提出弹劾，宪法法院作出罢免尹锡悦的裁决。提前大选随即举行，李在明当选总统，开始重建新的政治秩序。 这场危机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权力的角力，而是普通公民的挺身而出。冒着严寒深夜赶往国会的他们用身体守住了韩国得来不易的民主，那些挥舞着应援棒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混乱中坚持克制的军警、迅速行动的国会、做出冷静判断的宪法法院，共同构成了阻挡历史“开倒车”的最后堡垒。 但戒严事件也暴露出韩国民主制度的深层脆弱，领导人个体判断失误即可导致社会动荡，部分权力机构的中立原则未能扎根，社会趋于撕裂和对立。李在明政府仍面临修复信任、稳定社会、推进制度改革等多重任务。 戒严一周年回望，那一夜的混乱与惊惧，已成为刻印在韩国现代史上的一段烙痕。它让所有人明白：民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脆弱、易碎，却又因无数人的坚持而坚韧。正是公民的觉醒，制度的韧性，以及社会深处未曾熄灭的自由意志，让韩国在几乎要滑向黑暗深渊的边缘稳住了脚步。

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