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新闻的曲折情节及其惊悚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作家想象力的时代，像柴静一样嗅觉敏锐同时拥有优异传播平台的记者，理所当然有机会为我们提供《看见》这种内容丰富的读物。
当然，如果仅仅局限于呈现，还不足以提供营养，因为有时过度的呈现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对生活的真相彻底泄气。这时，思考就成为救场的良药。这种思考，不可以是坐在第一排发出的时事评论。像柴静这样，肯把自己的幼稚与困惑暴露出来，肯交代自己走麦城时的灰头土脸，甚至肯承认自己也曾在镜头前土崩瓦解，她的的思考才会与读者的成长节律暗暗相合，从而为自己赢得成色十足的喜爱和敬意。
从中央电视台的“时空连线”到“新闻调查”，《看见》覆盖的时间长达十年，话题涉及非典、奥运、地震，以及其他众多社会热点问题。柴静也知道，我们并不指望她把这十年的社会运演描述为一种线性的进步。事实上，出路焦虑几乎困扰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位智商正常的成年人，柴静自不例外。在《看见》中，她至少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出口，强调自我选择，最终自我负责。
“不人云亦云”，这正是新闻前辈陈虻对柴静的赞许，也可以是一种期望。在采访重庆土地操纵案时，柴静发现，被举报者固然罪有应得，但起初义愤填膺的举报人最终也被证实不当得利。在这种时候，揭黑已退居幕后，如何让自己不对人本身失望，可能才是柴静面临的最大任务。以媒体为武器担当社会良心，对一切丑恶发起挑战，这看起来有风险，但却是相对容易的。发现新闻中的人，对世道人心的复杂给予足够的理解以免褊狭与误读，这才是从自由战士到“伟大记者”的必经之途。
在《看见》热热闹闹的首发式上，《读库》主编张立宪谈及自己参与《看见》的成书过程，表现得深情款款。白岩松永远机智，永远乐观，相信“起码一切没有变得更糟”。崔永元与柴静的一段对话可能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崔永元说：“这本书写了很多新闻经历，你很果断。”柴静不动声色地说：“换个词儿。”崔永元说：“你相信你所写的吗？”柴静说：“不敢相信，但把怀疑写出来也是有价值的。”在一片喧嚣和热闹声中，要特别细心，才能听到两颗孤独的灵魂在轻轻相叩，发出了清越的回声。
柴静答问
亚洲经济：您在书中说：“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可是他人经受的苦痛，是分散在成百上千人肩头的，如果您一个人去经受，会不会造成伤害？
柴静：我觉得，我并不会和他们一样去承受具体的苦痛，我只是强调，他们心灵上经历的这些，我自己能经验到，而不是与自己无关。他们经受的东西，我一定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即使我们的际遇不一样，现实的情况不一样，但我们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憧憬、害怕，种种东西是一样的。
亚洲经济：我们知道，心理咨询师经常接触个人心理病灶，时间长了也会陷入困惑，因此在咨询师之上还有督导师，负责为咨询师清扫心灵。那么，作为一名长时间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接触社会负面内容会偏多一些，您一般把什么人当成自己的督导师呢？
柴静：最好的督导师就是自己，自己对自己要有反思和关照。比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观察，自我清理。自己跟自己讲述，就有很好的舒缓作用。还有，我在书里写过一个心理医生，她给别人做辅导，同时她也向我坦诚说起自己童年的境遇。她从小寄养在别处，长大之后回到父母身边，与姐姐争夺母亲的爱，非常难过。所以到50多岁，她先后收养两条狗，来体会她姐姐当年的心情。人为什么痛苦，往往是因为在僵化的角色中不能互换，你陷在一个模式当中动不了，像水泥一样固化了，痛苦，僵硬。但你一旦能够与其他角色置换，那种僵化的痛苦就消失了。就像我说的，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因为这时，痛苦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独一无二了，我们都在共同承受，我们可以在共同体中找到心灵寄托和归属。
亚洲经济：比如，您在书中这样写：“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这种场景，早年间很平常；如今，却成了梦中的仙境。在您看来，以后真的不会再有了吗？
柴静：不知道别人的故乡怎么样，我的故乡很难。我也问过环保厅的“老头”，还有没有可能恢复。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行了。听了这话很难过，当时就哽在那儿了。因为我总觉得，如果现实可以做某些改变，还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亚洲经济：人人都知道环保很重要，可面对现实，却好像人人都无能为力，这种无解的困局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柴静：我觉得，首先是要务实。如果你让人们抱过高的预期却实现不了，这是最难受的。“老头”那句话，实质上让我的脚站在地上了。我以前有预期，当我意识到这种预期不可实现的时候，反而有一种解脱。我这一代人看不到，但我们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意识问题，我们的民族是由一个一个具体人构成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命运，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变化，但是当你不再去想影响或改变别人，而是把我手头的事情做好，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随着个人的完善而进步。
亚洲经济：早年，往上走的过程中，接受过很多批评，您当时会有一种心态。今天，成就和名气，都已经是客观事实了，这时候，还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可能还很尖刻，那么您的心态和从前会有什么不同吗？
柴静：对我批评还算是一以贯之的态度吧，或者，比以前还要稍微好一些。陈虻批评我的时候我是很逆反的，跟他对抗，就觉得你凭什么管我？现在呢，我书里最后一章里写到过博客留言，其中有读者批评我很尖刻，另外一个读者就批评他，说你说话怎么那样呢。他们都是普通的读者。我自己最庆幸的是就是这些年与读者、观众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你可以看我前天的博客，写完之后有很多批评意见，我回复了二三十条，他们讲的有道理，我就按他们的意见，把文章一一修订过来。我以为我已经改完了，结果第二天又收到一封长信，把我整个文章复制下来，把每个标点符号都改过，然后再贴还给我，还问我：你改了吗？这个世界到哪儿去找这样的读者来批评你？他们都是陌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心里的感激是很深的，因为我没有违背当初做这个行业的初衷。那天签售的时候，与读者相擦而过的一两秒钟，有人就说，我不是为了你来的，而是为了你所做的事情。是啊，是因为我们相互都认同的事情本身，我们才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从不敢轻慢。
亚洲经济：崔永元建议您做读书节目，您认真考虑过吗？可以在演播现场形成争论，让节目具有戏剧性，带动更多不读书的人读书，以抵抗眼下的信息碎片化，您觉得这样会不会更有意义？
柴静：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很喜欢现在的节目。在现在的节目之外，还能在博客上经常谈到书，这也是一种补偿和享受，我觉得很开心。还有一点，比如说在博客上写一本书，其实我是蛮主观的，像我写野夫，写冯唐，写李娟，写何伟，我都没有顾忌，因为我不是为了出版人，也不是为了作者，就是为了我自己，看完一本书之后把感触写出来，这种没有目的性的写作是最好的。我也不是要启发别人或者带领别人，我只是说出我自己。如果有人看了有共鸣，那他去买吧，那是他的事。我觉得，读书是最不应该掺杂功利的，要做一个节目，就会有很多顾虑。
亚洲经济：莫言得诺奖以后，有记者问他，奖金用来做什么，他很实在，说买房。那么您的《看见》也会有一笔收入，准备用来做什么呢？
柴静：他们还没有把钱给我（大笑），所以我还没有什么打算。
文/王元涛
图片说明
001：众星捧月，左三为白岩松，左六为周云鹏，右一为罗永浩
002：本报记者专访柴静
003：崔永元闪亮登场
004：柴静深情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