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央行）通过分析国家数据处（统计厅）资料，并在24日《韩银消息》报告中指出，妻子收入越高，丈夫越愿意参与育儿与家务；丈夫越早下班，妻子的家务负担也随之减少，这一现象或成为改善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线索。 报告显示，在双职工家庭中，当一方在职场的工作时间变长或工资水平提高时，另一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会相应增加。从性别来看，丈夫和妻子都呈现出工作时间越短、孩子越小，家务时间越长的共同特点，但在其他因素上，男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丈夫的家务时间与自身工资或子女数量无显著关联；相反，妻子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水平则是影响丈夫家务参与的关键因素。对妻子而言，子女数量、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多项因素都会影响家务劳动时间。 报告具体解释称，妻子工资越高，丈夫就越倾向参与育儿和家务；丈夫如果更早下班，妻子的家务时间就会随之减少。报告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丈夫在生计或加班方面承受的压力更大，而妻子往往必须成为承担家务和育儿的“最后防线”。 报告还指出，韩国女性工资水平仅为男性的约70%，性别薪资差距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大。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丈夫在家庭劳动中的参与程度有望提高，并自然带动生育率的回升。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工资上涨会减少生育，但在近年来的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率反而呈现上升趋势。报道对此强调，未来韩国改善性别薪资差距以及推动丈夫准时下班文化的普及，可能成为扭转低生育率的重要“密码”。 【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女性家族部6日公布性别薪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去年上市公司或公共机构员工性别薪资差距自2019年开始公布以来首次缩小至30%以内。 根据《两性平等基本法》，女性家族部把两性平等周（9月1日至7日）中的一天定为两性平等薪资日，并自2021年起开始公布性别薪资统计数据。2021年首次公布2019年和2020年的性别薪资差距。 此次调查对去年提交至电子公告系统（DART）的2647家上市公司业务报告和公开在公共机构经营信息公开系统（ALIO）中的339家公共机构性别薪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男性员工平均年薪为985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53万元），女性员工为7259万韩元，性别薪资差距为26.3%，较前一年（30.7%）下降4.4个百分点，为开始统计以来首次降至20%区间。 女性家族部分析称，去年女性工资增幅（20.6%）超过男性（13.6%），薪资差距因此缩小。此外，去年女性就业比例（27.7%）和女性平均工作年限（9.1年）较前一年略有上升，也是缩小差距的原因之一。去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工作年限分别为11.9年和9.1年，性别工作年限差距为23%，较前一年（25.1%）缩小2.1个百分点。 性别薪资差距较小的行业有艺术体育及休闲服务业（16.5%）、教育服务业（18.5%）、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19.5%）。性别薪资差距较大的行业有商业设施管理支援及租赁服务业（46%）、批发及零售业（43.7%）、建筑业（43.5%）。 在公共机构中，男性员工平均年薪为7849万韩元，女性为6074万韩元，性别薪资差距为22.7%，较前一年（25.2%）缩小2.5个百分点。公共机构男性平均工作年限为14.1年，女性为10年，性别工作年限差距为29%，较前一年（31.5%）减少2.5个百分点。 为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女性家族部正在实施多项措施，包括通过“女性新就业中心”提供防止女性职业中断的服务，持续推进“家庭友好认证制度”，扩大政府对育儿服务的支援以及增加育儿服务人员等。 女性家族部次官申英淑表示：“女性的工作年限增加，性别薪资差距缩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计划多方面加强对在职女性的就业保障和职业发展支援，推动建立男女共同照顾家庭和共同工作的职场文化。” 首尔街头的上班族【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韩国女性选民表示在未来的选举投票中会考虑女性政策，而具有相同认知的男性选民仅占三分之一。这种差距在20多岁选民中尤为显著。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以1474名女性选民和1526名男性选民共3000人为对象，针对第20届总统选举和第8届全国同步地方选举进行调查，并于23日发布的“不同年龄女性选民投票行为变化与政策投票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选举中会考虑女性政策的女性占比52.7%，而男性中的这一比例为34%，较女性低18.7%。 从年龄和性别来看，投票时考虑女性政策的20多岁女性占比（53.9%）较同龄男性（22.4%）高出30%以上。30多岁女性（56.2%）也比男性（29.3%）多出近一倍。相比之下，对该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60多岁男性（47.3%）与同龄女性（51.2%）相差不大。 对于最需要的女性政策，87.4%的女性选民选择“预防和根除对女性的暴力并保护受害者”（多选），而男性选择“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婴幼儿的看护责任”占比最大（79%）。 二三十多岁年轻女性的政治活动参与也较为积极。以党员身份参加政党活动最多的年龄为女性20多岁（7.3%）和男性30多岁（14.4%）。参与游行示威最多的女性多为20多岁（10.6%）和30多岁（10%），男性多为40多岁（16.5%）和50多岁（15.2%）。 关于上一次总统选举期间的投票是否受到家人影响的问题，在909名回答“是”的受访者中，半数以上表示受“配偶”影响最大，其中女性（54.5%）比男性（44.9%）高出近10%。 在问及上一次总统选举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女性政策和公约时，50.5%的受访者（女性55.7%和男性45.4%）回答没有或不知道。其次是回答废除女性家族部的受访者占比32.7%（女性24.4%和男性40.8%）。 此外，赞成强化性别平等政策的比例分别为女性78.1%和男性70.5%。研究组强调，调查结果显示赞成性别平等政策的男性比女性少，但已有相当一部分男性选民支持性别平等，选民的这一态度反映出“公职候选人应对性别平等持有高度关注”。 选举投票认证【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政府正推动“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以缩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的性别薪酬差距。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9日消息，为研讨制度推进方向，政府于7日在首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劳动、经营、女性及法律领域专家出席，就制度内容提出意见。 “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是一项旨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综合性政策，计划公开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性别薪酬实际情况，也是李在明政府的核心国政课题之一。政府自2023年起已在公共部门实施“性别劳动公示制度”，以检视公共机构的性别平等就业状况，未来拟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民间企业。 推动薪酬公示制度的背景在于，尽管韩国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升，性别薪酬差距仍然显著。OECD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女性正式员工的中位收入比男性低29%，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1%），在38个成员国中差距最大。为强化就业平等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已将原由雇佣劳动部负责的部分就业相关事务移交给性别平等家庭部。 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在综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制度实施方向，并通过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或《女性经济活动法》等相关法规，加快薪酬公示制度落地。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因薪酬透明度不足阻碍性别平等文化形成，纷纷引入各类薪酬公示制度。加拿大规定，联邦政府监管的100人以上企业和机关须按雇佣形式、岗位和性别，公开招聘、晋升、解雇情况及薪酬信息。瑞典实施“企业薪酬审计制度”，要求雇佣10人以上的企业整理员工薪资并提交审计结果，劳动者可通过平等机构或工会获取相关信息。欧盟则规定，雇佣2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每年向主管机关申报薪酬信息，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提出的性别薪酬差距质询作出说明。 专家指出，各国劳动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韩国需参考海外经验，设计更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框架。同时，如何让民营企业在无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制度，将成为其能否顺利落地的关键。 性别平等家庭部相关人士表示，薪酬公示制度不应被视为对企业的惩戒措施。政府将重点强化其作为促进企业自我诊断、缩小性别雇佣差距并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作用。 去年4月8日，参加民主劳动总工会联盟举办的“传承世界妇女节精神全国劳动者大会”的人员在首尔钟路至大学路方向的街道上游行，手举写有“消除性别薪酬差距”的标语牌。【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