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开设韩语班的外国中小学数量在最近4年间增长逾50%，学习韩语的学生人数也突破23万人。随着文化影响力扩大及赴韩留学需求增加，全球韩语教育热度持续升温。 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文洙10日从教育部获取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在海外当地正规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韩语课程（包括正规课程及课外课程）的学校共2777所，同比增加9.9%。相关学校数量从2021年的1806所增至2022年的1928所、2023年的2154所、2024年的2526所，并于去年进一步增至2777所，4年间累计增长54%。 学习韩语的学生人数也持续增加。2021年为17.0563万人，去年增至23.6089万人，4年间增长38%；仅2024年至2025年一年间就增加6.1%。设有韩语班的国家数量也从2021年的42个增至去年的47个。 仅从最近一年新增学校数量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增加68所，为增幅最大的国家，其后依次为斯里兰卡（43所）、越南（37所）、菲律宾（26所）、巴西（24所）和美国（21所）。不过，部分国家的韩语教育基础仍较薄弱，捷克、意大利、挪威、格鲁吉亚、埃塞俄比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目前仅有1所学校开设韩语班。 教育部分析认为，韩流热潮与赴韩留学需求增加，推动了海外韩语学习需求持续扩大。同时，韩国政府对韩语班运营费用、教材普及及当地韩语教师培养的支持，以及韩国教育院在当地开展的宣传与合作，也对相关增长产生影响。教育部长官崔教振今年3月曾先后访问菲律宾和越南，并表示将持续扩大对当地韩语教育的支持。 金文洙表示，海外当地正规中小学开设韩语班的数量在4年间增长超过50%，反映出韩流热潮与政府支持政策相结合所带来的成果。他还指出，政府财政项目中的“海外中小学韩语课程采纳支持项目”预算在2025年一度缩减，但今年再次增加，未来仍有必要持续扩大相关预算支持。 巴拉圭学校的韩语课堂【图片来源 韩联社】

首尔大学冠岳校区 【图片提供 韩联社】 韩国教育部推进的“打造10所首尔大学”政策进入实质性阶段。据教育界16日消息，教育部计划从全国9所区域重点国立大学中选拔3所作为首批战略性集中扶持高校，最快有望于今年下半年公布最终结果。 据悉，教育将从上半年起分阶段启动选拔程序。预计于5月初正式公布《国立大学培养项目及AI重点大学基本规划》，明确3所重点大学的选拔标准和评审方式。 此后各高校需在7月初前提交申请，经评审后最终入选结果将在产业通商资源部“增长引擎领域”相关方案敲定后正式对外公布，预计最终结果将在今年下半年中后期揭晓。 入选的3所高校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的财政支持。其中在产业增长引擎领域及人工智能（AI）人才培养方面，将连续5年每年投入500亿韩元，若再加上学校整体建设经费，实际支持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教育部计划在完成选拔后立即启动扶持项目，3所高校将于第四季度成立特色研究院，并建设包括品牌学院及AI重点大学，形成一体化扶持体系。 其余6所未入选高校预计每年的财政支持在300亿至400亿韩元之间，这意味着高校之间的财政差距最多可能拉大至3倍以上，因此各高校正加紧按照评估标准进行前期准备。 这一项目不仅是高校之间的竞争，也将涵盖地方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能力。包括定向就业合同学科、企业参与课程体系、产学联合研究所运营等内容，都将成为重要评分指标。 考虑到地区均衡发展，外界普遍预测3所高校可能按照从以下3个区域中各选1所：中部圈（江原大学、忠南大学、忠北大学）、岭南圈（庆北大学、庆尚国立大学、釜山大学）和湖南·济州圈（全南大学、全北大学、济州大学）。 预计岭南圈竞争最为激烈。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釜山大学位列400多名，庆北大学位列500多名，整体竞争力相对突出。而在湖南·济州圈，全北大学因现代汽车对新万金的投资计划备受关注，而全南大学则因光州与全南的行政整合政策背景被视为有力候选。

随着技术升级与服务品质提升，韩国集体供餐正由传统保障型餐饮，转型为面向全球市场的输出型产业。日前，“2026优质团餐·餐饮产业展”在首尔江南区COEX开幕。作为韩国团餐及餐饮领域的重要专业展会，现场集中展示了食材供应、自动化烹饪设备及卫生管理体系等最新成果。自动炸制设备、大型洗碗机及紫外线消毒装置等产品广受关注，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也显著强化了食品安全与卫生水平。与此同时，围绕降低碳排放、减少有害气体的环保技术加快应用，成为行业新的竞争焦点。 在技术与管理优势带动下，韩国团餐企业海外业务持续扩张。数据显示，三星Welstory、Ourhome、现代Green Food三大企业海外销售额已由2022年的593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约28.3亿元）增长至去年的7042亿韩元。按当前趋势，行业海外销售规模有望在2029年首次突破1万亿韩元。 从市场反馈来看，韩国集体供餐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度不断提升。社交媒体上，韩国学校及企业食堂的餐食因营养搭配均衡、卫生标准严格而受到海外用户好评。业内人士指出，以HACCP为代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其在国际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相关设备企业也在加快出海。部分具备油烟与有害气体控制技术的设备厂商，已接到来自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市场的合作需求，出口前景持续向好。 分析认为，韩国团餐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既源于韩流文化带动与技术积累，也与国内市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人力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出海正成为行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 21日，在首尔江南区COEX举行的2026优质团餐·餐饮产业展。 【照片来源 韩联社】

【图片由ChatGPT生成】 近年来，韩国社会围绕“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愈发引人关注。传统意义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曾被视为韩国社会的重要通道——即便出身普通家庭，只要成绩优异，仍有机会进入名校、获得体面职业，从而实现人生逆转。然而，从近年的数据与个案来看，这一“向上流动”的路径正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出现结构性阻滞。 一项基于韩国高校数据的分析显示，首尔地区主要大学的国家奖学金受惠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24年第二学期为例，首尔大学国家奖学金受惠率仅为19.11%，远低于全国46.06%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该校超过八成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类似趋势也出现在多所名校之中，呈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的正比例关系。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结构、教育体系与社会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虽然韩国高等教育通过统一考试进行选拔，似乎具备形式上的公平性。但实际上，竞争早已前移至更早阶段。课外补习、国际课程、语言培训、语言研修等“隐性教育投入”成为决定性因素，而这些资源高度依赖“钞能力”。 韩国父母对于教育的热情全球闻名，拥有庞大的课外教育市场，优质补习机构费用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持续承担。同时，从小学乃至学前阶段开始的“履历竞争”，如英语能力、竞赛经历、海外背景等，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差距。 在这一背景下，高考更像是对既有差距的“最终筛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起点”。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考试之前似乎便已基本定型。 除经济因素外，韩国教育体系内部也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精英路径”。数据显示，首尔大学近一半新生来自外国语高中、科学高中、私立高中等。这些学校在招生、培养及升学指导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成为通往顶尖大学的重要通道。 这一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选拔时间的前置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学生在初中阶段即面临分流，而家庭背景在这一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信息更充分、资源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为子女规划出“最优路径”。 与此同时，这些精英高中本身也形成了资源集聚效应——不仅教学质量更高，还拥有成熟的升学网络与经验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进入名校的概率。由此，教育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强化既有优势，形成路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差异并未在进入大学后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延续。来自特定高中的学生在入学后往往迅速形成稳定的社交网络，通过聊天群等形式维持紧密联系。这些网络不仅提供情感支持，还成为分享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渠道，例如共享课程资料、分享考试经验、实习机会推荐等。 这种基于共同背景形成的“熟人网络”，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当关键资源主要在特定群体内循环时，其他学生即使具备能力，也可能因缺乏渠道而处于不利地位。 更进一步，这种网络还可能延伸至就业阶段，通过前辈推荐、内部消息等方式影响职业机会分配，从而将教育阶段的优势延续至劳动力市场。 除资源差异外，文化与心理层面的分化同样不可忽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消费习惯、价值观念乃至日常经验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对兼职工作的看法等，都可能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 这些差异容易在无形中转化为社交壁垒。一方面，部分学生可能因格格不入而主动退出社交圈；另一方面，刻板印象与标签化认知也可能加剧群体之间的疏离感。 当“普通高中”“小城市出身”等标签被频繁提及时，背后反映的并非个体差异，而是社会对不同教育路径的价值排序。这种文化层面的再生产，令阶层边界更加稳固。 综合来看，韩国“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已经超越个体努力的范畴，演变为结构性问题。经济资本决定教育投入，教育体系强化路径分化，社会资本影响机会分配，而文化认同则进一步巩固差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闭环”：高收入家庭 → 优质教育资源 → 顶尖大学 → 优势就业机会 → 再生产高收入家庭。 不仅是韩国，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中美等国家。美国的研究表明，在超级名牌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家庭收入在前1%的人占比超越了来自后40%的家庭。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对中国高考保送生和自主招生的研究也表明，这些学生家庭主要来自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小镇做题家”上升的路径被一再挤压，社会陷入阶层固化的风险。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与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正在无形中收紧向上流动的闸门。这警示我们,若任由教育完全沦为“钞能力”的竞技场，社会不仅将失去活力，更可能因机会的剥夺而滋生对立与撕裂。 打破这一困局，需要政府以更有力的公共政策干预早期教育不平等，学校应警惕校园内的“隐性分层”，而社会则需要重建多元化的成功标准，让“贵子”不再仅由学历、职业或收入定义，而是回归到对个体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尊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实现这一理想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