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一项调查显示，在遭遇或目睹职场霸凌的受害者中，每十人中就有三人选择“不予应对”，既未提出质疑也未进行举报。多数受害者因担忧在公司内部遭受不利对待或负面评价而保持沉默。此外，近两成受害者最终选择辞职离开所在企业。尽管韩国实施禁止职场霸凌制度已逾六年，但由于业务行为中“合理范围”的判断标准仍不够明确，制度执行效果有限。专家指出，应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提升实际效力。 韩国国会气候能源环境劳动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渭相于15日发布的《2024年禁止职场霸凌制度实态调查》结果显示，在去年接受调查的1000名劳动者中，有288人（28.8%）表示在过去一年间曾遭遇或目睹职场霸凌行为。 从性别与年龄分布来看，不论男性或女性，30多岁群体遭遇职场霸凌的比例均为最高。具体来看，16.9%的30多岁男性及24.1%的同年龄段女性表示曾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职场霸凌。按职务级别划分，代理职级（21.1%）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职员级（17.6%）、科长与次长级（17.4%），以及部长级及以上职级（9.7%）。 被指认为施害者的对象中，直属上司（不含高管）占54.5%，超过半数；其次为同事，占38.2%。从霸凌类型来看，辱骂（150人）最为常见，其次依次为排挤与诽谤（130人）、强迫行为（91人）以及歧视（76人）。在应对方式上，选择“与同事商量”的比例最高，为45.5%（131人），但选择“不予应对”的比例也达31.3%（90人）。 关于未采取应对措施的原因，受访者普遍表示担心身份或事件曝光后可能遭受不利待遇或指责，同时也忧虑加害者不会受到应有惩处。在遭遇或目睹霸凌的群体中，有17%的人选择以“辞职”作为应对方式。 韩国《劳动基准法》自2019年7月16日增设禁止职场霸凌条款以来已超过六年，然而该制度仍被批评为实际效果不彰。其中，业务行为中“合理范围”的界定模糊被视为主要问题之一。由于雇主与劳动者对于合理工作内容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积极应对职场霸凌面临现实困难。 此外，对政府相关支援制度的认知度较低亦构成一大挑战。调查显示，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韩国雇佣劳动教育院的职场霸凌预防与应对教育支持、地方劳动行政机构的举报处理机制，以及劳动者援助项目（EAP）咨询服务等，然而表示完全不了解这些政策的受访者比例高达30%。 关于《职场霸凌禁止法》实施后的变化，37.8%的受访者认为“未见明显改善”。金渭相强调，应完善制度渠道，使受害劳动者能够在不担心不利后果的情况下，直接向劳动委员会等机构申请救济，从而提升制度的实效性与公信力。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去年因涉嫌儿童虐待而被警方立案的教师人数同比减少约27%。 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陈善美23日从警察厅获取的数据显示，去年教师涉儿童虐待被捕案件数为512起，较2023年（698起）下降约27%，今年1至8月已累计360起，预计与去年水平相近。本次数据统计不仅包括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也涵盖幼儿园教师。教师涉嫌虐待儿童案件数从2020年的161起持续大幅上升，2021年达303起，2022年增至645起，2023年达到698起峰值后，在去年出现转折。 这一趋势与整体儿童虐待逮捕量变化趋势相同。全国儿童虐待逮捕案件数从2020年5551起跃升至2021年1.1572万起，2022年（1.197起）和2023年（1.3015万起）保持高位后，去年回落至1.2786万起。 分析认为，2020年9月发生“郑仁被虐死亡案”后社会举报意识高涨，推动2021年起相关逮捕量激增；而2023年7月首尔瑞草区西伊小学教师死亡事件后出台“教育厅意见提交制度”，有效减少针对教师的不实举报。 根据教育部2023年8月发布的《教权恢复及保护强化综合方案》，同年9月起实施“教育厅意见提交制度”，要求接到儿童虐待举报时，须由管辖教育监督人员提交正式意见，判定教师行为是正当的生活指导还是构成虐待行为。数据显示，自制度实施至今年2月28日，共有1065起教师相关举报需提交意见，其中近70%（738起）被认定为正当生活指导。 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不仅是教育厅意见制度发挥了作用，法律中也明确规定正当的生活指导不属于儿童虐待。随着社会认知逐渐转向尊重教师教育活动，相关案件逐渐减少。 陈善美议员指出：“教育厅意见提交制度实施后，教员儿童虐待立案数量下降，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今后仍需细致管理，避免教师因正常教学活动而遭受不当举报。” 【Gettyimagesbank】

上班族【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日，韩国政府围绕“每周4.5天工作制”及延迟退休等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已率先引入并实施四天工作制，展现出对劳动市场新趋势的积极响应。业界分析认为，此类实践有望为韩国劳动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示范案例。然而，若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推行此类制度，仍需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支持，并推动劳资双方在观念上达成共识。 据业界8日消息，目前韩国多家企业正自主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以提升工作灵活性。其中，SK电信与SK Square是实施该制度的主要代表企业，其推行的“快乐星期五”制度允许员工在两周内工作满80小时后，于周五享受休息。 此外，SK电信还设立了“Next Career”制度，面向50岁以上或工龄满25年的员工提供最长两年的带薪休假，以助其规划职业生涯及人生发展。休假期间，员工仍可享受部分工资、子女教育补助及医疗补贴等福利。休假结束后，员工可自主选择返回岗位或正式退休，从而为高龄员工探索新的人生路径提供制度支持。 SK海力士则通过实行“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Engineer）”和“荣誉工程师（Honored Engineer）”制度，选拔不受退休年龄限制的优秀技术人才。获选员工可不受职级与年龄约束，参与重大技术攻关和中长期研发项目，并承担知识传承与培养后辈的职务。 三星电子则推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在完成月均40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可自主安排上下班时间。同时，三星还为育有三名及以上子女的员工提供退休后再聘机会，经评估后可续签劳动合同，最长聘用期为两年。LG电子也实施了类似的自律型工作时间管理制度，允许员工在保障每周工作40小时的基础上自由决定出勤时间，该制度获得了员工的广泛好评。 大型企业外，企业培训机构HuNet早在2022年7月率先引入“四天工作制”。实施一年后，该公司招聘竞争率上升3倍以上，当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调查显示，93.5%的员工对该制度表示“满意”，94.1%的员工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地方政府中，济州道和蔚山市中区也通过灵活用工方式实施了“4.5天工作制”。 企业界普遍认为，此类劳动制度的转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相关实践有望成为行业标杆。然而，由于不同企业在经营环境与财务实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面推广仍面临一定挑战。专家指出，无论是缩短周工时还是延迟退休，都应通过营造宽松自主的制度氛围予以推动，而非依赖强制性立法。同时，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才是根本解决方案。为此，企业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AI）转型，劳动者则应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韩国劳动生产率仅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77%，劳资双方需协同努力，共同转变观念。 世宗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金大钟（音）强调：“企业应借助AI实现管理效率最大化，员工则须显著提升工作专注度与投入感。政府也需考虑对积极推动制度转型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随着新政府上台，去年由尹锡悦政府主导、外卖平台与入驻商家共同制定的“共生费用制度”将迎来重整。由共同民主党主导的“守护乙方的民生实践委员会”（乙支路委员会）正通过外卖平台社会对话机制，着手重构制度框架，推动以减轻店主经营负担为核心的费用体系改革。 据业界17日消息，乙支路委员会已明确改革方向，计划打破现行框架，围绕配送费、中介手续费及支付手续费等关键环节，构建更加合理的新型费用体系。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多数参与方认为，现行制度在设计上存在诸多局限，难以有效反映店主的实际经营压力。我们将以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重建制度基础。” 据悉，自上月底起，乙支路委员会便通过外卖平台社会对话机制，与店主团体“公平平台社长协会”及主要外卖平台企业持续协商，围绕减负方向探讨新一轮共生方案。协商过程中，韩国最大外卖平台“外卖的民族”曾提出，对单笔金额在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9元）以下的小额订单，将中介费、支付费及配送费等总手续费控制在订单金额的35%以内。乙支路委员会方面正就该方案进一步调整，以更贴近店主诉求，为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然而，现行制度下的调整效果并未获得各方一致认可。根据去年“共生协议体”达成的协议，“外卖的民族”与Coupang Eats自今年2月26日及4月1日起，分别将中介手续费从9.8%下调至销售额排名前35%的商家为7.8%、中位层为6.8%、末位为2%。但与此同时，配送费用却出现最高上调500韩元的情况，引发店主团体质疑“减负反而加压”。对此，时任共生协议体委员长、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正熙（音）也指出：“现行方案与商家最初提出的诉求存在明显差距，也难以体现公平仲裁原则。” 围绕改革议题，乙支路委员会计划在7月前与“外卖的民族”展开正式磋商，广泛听取店主对小额订单手续费等关键问题的意见。随后将协商范围扩大至Coupang Eats等其他平台企业。委员会方面表示，虽然目前将协商期限暂定至7月，但若平台方展现出合作意愿，将考虑灵活延长讨论时间。 业界普遍认为，新政府将比前届政府更积极推动外卖平台制度改革。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提出制定《在线平台公平化法》，包括手续费上限等具体改革措施，显示未来政策将朝立法与制度化方向推进，构建更加明确的平台监管体系。 对此，国务总理候选人金民锡13日表示：“尹锡悦政府依赖自律监管的机制已宣告失败，政府与国会应更加积极介入，为制度完善提供实质性支撑。”而“外卖的民族”方面则回应称：“比起全面推翻，我们更倾向于在现有制度基础上逐步修正。” 观察人士指出，未来改革的实质进展，将取决于平台企业的参与度以及政府的协调能力。当前外卖平台生态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相关制度走向备受关注。 9日，在首尔江南区一处繁华街道上穿行的外卖配送员。【图片来源 韩联社】